贵州盘县两河乡，山险地高。如果逢着雨季，路就泥泞不堪。这是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乡民们一辈子的愿望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走出这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许多年过去了，愿望似被山压着，难以实现。
雨季的某一天，四个城里来的大男孩放弃了都市绚烂的霓虹灯，投入山的怀抱。不是旅游，不是新奇的探险，而是实实在在地生活。他们将在这里度过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以自己的智慧、热情为山里孩子上课，做孩子们小学、初中，甚至高中的老师。一年、两年，于一个人长长的一生实在算不得什么。但为了这一两年，他们将放弃高薪、舒适的工作---合资企业里不允许停薪留职，他们只有辞职，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已失去原来的工作。还有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在山里教书工资低得可怜，为了给孩子们订阅报纸杂志，他们实际上用的是父母寄来的钱。在这一两年里，他们同时担任几门课的老师，他们不仅教孩子们知识，也让孩子们渐渐养成卫生文明的好习惯——贫穷可以没有鲜艳时髦的衣服，但贫穷不是黑黑的指甲、不是拖着鼻涕不擦、不是满脸汗渍污垢不洗……周末的时候，他们也不让自己闲着，踩着泥泞的路，爬几个小时的山去学生家家访。他们觉得老师有责任了解学生更真实的一面，这样才能更好地教孩子们知识与人生……
这四个男孩都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志愿者。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组织的行动——志愿者行动。
是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看到中央电视台播放这个“志愿者行动”的故事的。就这么偶然的巧合，屏幕上的四个男孩形象竟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且以一种朴实的方式，直达我的灵魂。
是的，灵魂，我们很久不谈灵魂了。灵魂是什么呢?山里其实也有老师，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就这几位，也算是山里的秀才了。他们有的只是小学毕业，就来教小学;有的刚初中读完就教初中，最高的学历也仅高中毕业。他们本来是可以继续念下去的，说不定念完高中还可上大学，从此可以脱离这个穷山恶水的小乡村。可他们终于没有舍得离开，乡亲们的一次次真心的呼唤挽留住了他们。乡亲们说：“你们走了，谁来教这些孩子们哪!大家都盼着娃们出息……”
他们就这样义不容辞地留下了，从此吃住在简陋的临时校舍，做着孩子们的“王”。张老师既是两河乡小学、中学的教师，又是孩子们的校长。当四个城里男孩不远万里来到学校的时候，张老师正在教学生们念一首诗。见到新来的老师，他憨憨地笑笑，表示对新老师真切的欢迎。城里男孩问张老师：“你住哪儿?”张老师又是憨厚地一笑，指指教室后面搭出来的木棚。城里男孩提出能否到里面看看，张老师带着歉意的笑，说：“里面很乱，没有灯。”围在一旁看热闹的孩子听了开心地大笑，说：“张老师房子的隔壁是猪圈，白天猪常常要拱进来。”
镜头闪回。一个女孩正在教训三个比她小的小男孩。小男孩似乎并不服气，无所谓地向远方茫然斜视。女孩很生气，对站在一旁了解情况的城里老师解释：“你看，他们三个多次不交作业，而且还撒谎……”女孩其实自己也只十七八岁，扎着两根小辫，刚初中毕业。
就是这么几位放弃继续升学机会而把全身心投入在孩子们身上的乡村教师感动了城里来的四个大男孩。城里男孩决定以自己的行动为孩子们做一点什么。一年、两年，也就一两个365天，可对他们却可以用分秒来计算。在这片贫瘠的土壤里，他们要用爱心为孩子们播撒精神的种子;他们要让孩子们明白，有书读是一个人的幸福，而为了对得起这份幸福，不应该向老师、父母敷衍;他们还要让孩子们懂得，山区的贫困可以用知识来改变，因此一旦学有所成，首先想到的应该不是走出山里，而是带着知识回到山里……志愿者在行动。一两年后，又一批的志愿者会加入到前任志愿者的行列。无数个贫困地区的学校因为他们的加入，将散发出新的希望与亮光。于是在心中扪心自问：倘若我也有资格、有能力成为一名志愿者，我会舍下一两年的城市生活，去山区教书吗?
能，还是不能?我在心灵两端徘徊，竟迟迟不敢做出选择。在那一刻，当我的灵魂受着四个男孩的牵引、震颤时，我的确不假思索选择了“能”。而当我再冷静地回想初始的选择时，我竟犹犹疑疑地开始放不下眼前的一切：父母、亲朋、工作。到底还是抛不开生活中的种种杂念啊，否则，我怎么这么瞻前顾后?似乎很久没有这样让自己的灵魂痛苦了。在记忆深处，“灵魂”这个词渐渐被我们遗忘。灵魂在我们的脑海里，究竟以怎样一种形式存在?它能左右我们的思想、意志吗?西藏的一位年轻僧人曾对作家马丽华说：“灵魂像气，也像风，实际存在而无形……”
倘若灵魂真是这样一种存在，那么我们会不会因为它的无形而懈怠了对它的追求和关注?我想我们的确是在渐渐改变。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事、物，因着阅历和年岁的渐长，我们慢慢抱以习以为常的不屑或者干脆视而不见;而那些曾经让我们唾弃的尘世的红红绿绿，有时竟成为我们眼前一份实实在在的诱惑。生活的实质有时常让我们将心底的一点温暖、一点感动失落于红尘，我们变得现实和迟钝，时时忽略了其实和我们同在的美好。
此刻，久违了的灵魂竟像梅檀香风，怡悦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