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最近两篇文章是逼出来的。诸君可能会好奇，一个世界于你漠不关心的人，有什么存在可以逼迫你呀?呵呵，我有简单的生活，但又喜欢胡思乱想，把那些胡思乱想真诚地记录下来是我的愿望。我最近思考了很多，内心总不大平静，想真诚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是困难的。我写作前会极力平复自己的情绪，即便如此，写作《我是女人》那篇文章时，我的情绪仍是激荡与忐忑的。我昨天刚写完《我的两个世界观》，为何急不可耐地写续篇呢?我必须如实告诉诸君，我家女儿要进入高三了，明年要参加高考了。即使全世界于我漠不关心，然我亦有不能抛弃的基本责任与义务。我大概要静下心来关注下孩子的学习了，因此我担心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精力写作了。我同样担心如此匆匆，会不会因而失掉了真诚的态度。我或许要找寻另的说词了，我本就是水一水，想多了不累吗?于是，我就坐到了电脑前，缓缓地打出了“再论两个世界”几个字。我的内心始终如此撕扯着，依此看来，我的两个世界观便越发显出些正确来。
最近连续几天，曾任某省作协副主席的某作家给我微信发同一个链接。原来他在参与“当代诗人奖”评选，他希望我投他一票。写到这里，我突然有种强烈的道德撕扯感，我或许真有必要为他投上一票，虽然我内心抗拒这样做。我不妨更直白点，既然意识到了这件事，这便不是于我漠不关心了。朋友们，我现在便去为这位老作家投下一票。为了减弱我内心的道德撕扯，我只好美其名曰，仅代表诸君中某一位认可他作品的人。我投票回来了，是第18310票。我为何这么快就完成了投票呢?其实很简单，正如老作家对我的叮嘱：“先点一下再点一下。”康德曾说：“一个人永远要这样行动，把人性(无论是自己身上的人性，还是他人那里的人性)当作目的本身而不是当作纯粹的手段。”换言之，康德反对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把他人当作纯粹的工具。因为这样做就是对人的“利用”，就是对个人尊严的无视。现实里我们很难完全践行，特别是当下这个绝望的社会。我们不妨回头捋一捋。老作家邀我投票，我投了，我感觉做了一次工具人。我为了规避内心的道德撕扯，假装以诸君中的一位的名义去投票，这里便有人被我选定为工具人。倘若按照康德的说法，我是不道德的，简直有点无耻。那我们再来说说康德吧，我看这位老爷子也经常在两个世界里撕扯。康德说：“有两样东西令我充满敬畏，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然而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于是他又说了这样一番话：“如果没有信仰，我们的不公经验就必定会让我们感到沮丧，从而远离道德。”如此可见，令康德敬畏的不止两样东西。康德以三大批判著名，后来者亦有以批判康德三大批判而闻名的。这里我要笑一下这位老爷子了，他终究逃不掉工具人的命运。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文中出现了一个“绝望的社会”的提法。坦白讲，这种绝望来自我内心的悲观主义。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个热搜：“俞敏洪称很多年轻人没有退身之所。”俞敏洪在直播对话心理学教授彭凯平时表示，实际上现在人的退身之所变少了，甚至没有了。现在城市的孩子，如果失业了或者找不到工作，他们立刻连房子都没了，因为很多人没有房子，租房子住。即使回到家乡，可能在家乡也没什么资源的。很多人只能往前进，没有退身之所，这对他们造成了心理上的严重不安全感和伤害。这段文字，让人们看到了年轻人的绝望。今天还有个热搜：“官方回应洒水车朝两边摊贩喷水。”我看了视频，喷水时，没有摊贩撤摊和躲避，新闻里这样表述：“全程没人反抗，也没有人制止。”其实不撤摊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小贩见了城管就跑的时代似乎已经远去了。我又想起另一个热搜来，就三个字“北师大”。我点进去看，相关信息很少，大多语焉不详，我就不做展开了。不过我至少看到了两个绝望，底层摊贩的绝望和基层管理者的绝望。正如网友对此事的评论：“如此执法不对，占道经营也不对，双方都难。”
最近一篇题为《除了胡锡进，没人关心经济了》的公众号文章在朋友圈中被广泛转发。文章里有这么一段内容：“部分网民关心经济的方式是：企业可以破产，但不可以裁员;企业可以破产，但不可以加班。至于什么叫中国经济?他们不懂，也不关心，他们唯一关心的中国经济就是芯片和所谓的硬核科技，至于衣食住行，都太俗不可耐了，不重要，当然，如果他们叫的外卖晚了十分钟，他们可是会骂娘的，骂起外卖小哥来比谁都狠。”据说马化腾也转发了，并配了一段文字：“这段描述太形象了。”对于这篇文章的观点，胡锡进回应说：“关心经济的岂止老胡!请不要给我戴高帽。”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直发笑，如此一来三人便都被架在火上烤了。文章观点得到了马化腾的赞许，而马化腾代表资本，因此文章作者便是在为资本说话;马化腾一向为人低调，倘若真的参与了此次转发，那他资本家本性便暴露无遗了;胡锡进自然不用说了，他已经如坐针毡了。我又要大放厥词了，这个世界是荒诞的也是绝望的，我们便生活在这样的两个世界里。
群里曾有人提起司马南，我QQ里有位好友常在空间里大骂司马南，网络上有人称呼司马南为“司马老贼”。基于我对世界的漠不关心，我并没有在意这些，但司马南的名字常听到，我以为他和金一南、金灿荣及沈逸之流是一路货色。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说话的分寸拿捏得很到位，称得上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若究其因，那便是大浪淘沙的结果。我从道德上是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正如我不苟同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批判一样。我们直面如此荒诞与绝望的社会，精神胜利法无疑为生命留出了一个缺口。我前天看到一篇推送的司马南博文，标题是：“利用小偷抓小偷，司马南建言中纪委。”司马南微博中这样写道：“调动腐败官员的积极性，相信小偷抓小偷，土匪逮土匪，往往更有效。健全制度堵塞漏洞，人家也是过来人。抓了那么多贪官在监狱里不用，人才的巨大浪费啊。”诸君若问我的看法，我只能说，说得好像有道理，又好像一点道理也没有。我是一个闲人，并不会去探究个中深意。不过我倒联想起一篇题为“一些基层干部年纪轻轻就熬日子盼退休”的文章。文章分析称，存在一些这样的年轻干部：明明只有三四十岁，干起工作却抱着五六十岁的“老同志心态”，年纪轻轻却总是摆出一副熬日子、盼退休的架势，严重影响基层工作运转。惰性因何而来?一是逃避高压工作环境，二是晋升“天花板”难破，三是物质激励不足。如此看来，司马南要么不聪明，要么揣着明白装糊涂。这种逆人性的建议可以满足部分人胃口，却是大而无当的。我们必须承认，腐败因私有制而诞生，并伴随私有制到永恒。诸君是不是又闻到了一股绝望的味道呢?我想起了一个热议：“建议专家不要建议。”我或许可以说一句，这是个无解的世界。
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德州校园枪击案发生后，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在参议院发表演讲。他情绪激动地质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干什么?”墨菲说：“这些孩子不是‘不走运碰到了’，这种事只会发生在这个国家。任何其他地方的孩子去学校的时候，都不会想到今天我会被枪击。其他地方的家长也不会向自己孩子解释，就像我对孩子说的那样，为什么他们被关在厕所里被告知5分钟不要发出声音，只是为了防止坏人进屋。”我们再看看司马南对此说了些啥。他在微博里写道：“刚刚结束访问亚洲行程，沉浸在朝中国发狠撒野兴奋中的美国总统拜登，面对19具尸体向全国发表讲话：‘我们必须问一问这个国家，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站出来反对枪支游说团体?我们必须有勇气站出来对抗这个行业。以上帝的名义，我们的脊梁在哪里?我们有勇气站出来反对枪支游说吗?现在是时候将这种痛苦转化为行动了。’内病外治的拜登其实束手无策，每一次面对枪击案死者及其家属，总统的说法都差不多，讲稿是可以通用的。”这位司马先生，叙事方式很独特，将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硬拉扯到了一块。倘若谈及扯谈这点，我不敢揶揄司马先生，在诸君心里我大抵是有过之无不及，但如此生拉硬扯，的确是不道德的，甚至有点无耻。拜登的表态有愤怒也有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气息弥漫开来。
接前文，俞敏洪谈话里还这样表示，在中国人脉关系就是财富，如果完全没有人脉，一切凭着公事公办的方式想把事情做成，难度是比较大的。正如一位网友评论司马南反腐建议时所说：“情商高这个词越来越时髦，越来越受追捧，是社会庸俗化的体现。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清正廉洁的人被边缘化，坚持原则被视为不近人情，而溜须拍马、善于拉关系走后门为自己或他人谋利益的损公肥私者，为腐败行为提供便利甚至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者，被誉为情商高的范例，这是国家最大的隐患。”美国人和中国人面临的绝望是一致的，倘若要为此说些什么，我只能说，人心坏了，队伍不好带了。康德为宗教信仰辩解道：“我们看到，作恶者享福，为善者受苦。为了坚持我们对道德的忠诚，我们必须相信，道德行为最终会与幸福相容。这不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信仰像道德本身那样，必须是理性的信念。”哲学家穷尽毕生精力总结出来的文字，在人性面前不堪一击。很多美国人有宗教信仰，然而大部分民众还是支持分裂世界，把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和人排除在他们的关照之外。中国当下的困境，与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面对如此割裂的世界，你让我生出些信念与理想来，岂不是与虎谋皮。这篇文章很多问题的答案在前一篇文章里，倘若诸君有兴趣，可以去找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