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部队始终高度重视宣传工作的开展。各级政治部门除了设置有专门负责宣传教育工作的机构外，军、师、团还专门成立新闻报道组，负责调查、了解、总结、撰写、宣传部队动态、工作进展、成功经验、先进典型，在内部宣传的同时及时通过《解放军报》等军队报刊和地方省以上媒体进行报道。团级报道组一般有1至2名新闻干事和2至3名新闻报道员。能进入报道组的人员既是受到高度重视、充分信任和重点培养，同时又具有巨大的工作压力和随时被淘汰的可能，因为每年必须要在军队报刊和地方省以上媒体刊发一定数量的稿件，所以报道员的工作是光荣而艰辛的。
——题记
几十年来,我保存着一个很厚的大本子,那是我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在报刊发表的部分新闻稿件、各类文章及书法作品的剪贴。每当我打开它，从前到后一页一页地翻阅，仿佛回到了从事宣传报道工作那一段又一段既艰辛又快乐的难忘岁月，看到了我在宣传写作的道路上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真切感受到宣传报道工作给予我的长期历练和不断提高，衷心感谢那些曾经给我以许多指导和帮助的师长、编辑、记者和战友。
我热心宣传报道工作是很早的事了，记得上中学时就经常负责班级墙报、黑板报和重要活动展览的编排工作，以及搜集、整理好人好事报送学校广播站。由学校回乡当农民后，在忙于农活的同时，也注意了解农村的新鲜事、有意义的事，及时归纳整理向有关宣传部门投稿。后来被乡里(当时叫公社)选为通讯报道员，专门为乡、县广播站和省报撰稿，参与全乡重要活动和先进典型的宣传报道工作，曾被评为县级优秀新闻报道员。当时和我一起在乡里从事新闻报道的同事，后来有的成了县广播电视台的领导，有的成了省报的高级记者、编辑，还有的担任了县局级领导干部。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参军入伍，由江淮大地来到了塞北燕山，随部队先后在河北、天津、北京地区工作过。记得我刚入伍时，战备形势极为严峻，我所在的团刚从繁华的天津移防到河北省丰宁县一个偏僻的山乡，没有营房，连队驻扎在各个村庄，上自团部首长下到班排士兵都分住在老乡家里。时值冬季，天气严寒，条件简陋，吃的大多是粗粮，副食蔬菜紧缺，烧炕取暖和连队烧火做饭用的木柴也要靠我们星期天去几十里外的林场用背包绳子拖回来。当时部队执行临战训练任务，起早贪黑快速练习“三打三防”，即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空袭;同时进行“两忆三查”，即忆阶级苦、忆民族恨，查思想、查工作、查斗志。在这紧张艰苦的临战训练中，我不仅迅速实现由普通青年到军人的转变，对我所热心的宣传报道工作也没有放弃，积极写稿向上级机关反映连队“三打三防”训练中的先进典型，主动为连队“两忆三查”教育绘制了几十幅图表和宣传画，参与组织全营的军民联欢活动。
1971年9月，我被调入团报道组担任报道员，在领导和老同志的帮助指导下，我很快进入了情况。那时我有使不完的劲，起早贪黑地收集各种资料，一有时间就下连队了解情况，发现典型的人和事就加班加点地写出来。比如，我们团七连是个英雄连队，曾获淮海战役“大王庄战斗模范连”、抗美援朝“一等功臣连”等荣誉称号，1964年全军大比武中又涌现出闻名全军的“徐国栋班”，当时有“南有郭兴福，北有徐国栋”之美誉。多年来，七连官兵始终士气高昂，连队建设标准高，样样工作争第一，在执行生产任务的情况下，官兵仍时刻牢记军队使命，强化战斗队思想。为了探讨七连的根本经验，我到七连实际体验，与大家深入交谈，掌握第一手材料，写出了七连干部战士学习运用科学理论观察分析形势，认清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强化战备观念的稿件，很快被《解放军报》刊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我到团报道组才一个月的事，也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大报上发表文章，令我欢欣鼓舞，做好新闻报道工作的信心大增。
我们团八连也是一个具有历史荣誉的单位。1948年，解放山东兖州战役前夕，连队遵照上级指示，进行了政治教育和战前练兵。指战员们冒严寒，卧冰雪，从实战需要出发，练思想，练技术，练作风。战斗打响后，他们急行军187里，突破敌人坚固城防，直插敌人的心脏，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最后和兄弟部队一起，全歼敌人一个军，活捉敌军长，荣获了“兖州战斗模范连”的光荣称号。八连还涌现了每战必争先、爆破显神威的“爆破大王”、上了《中华名人大辞典》的全国战斗英雄韩安才等一批模范人物。在新的形势下，八连党支部坚持用我军的根本宗旨、任务、纪律和优良传统教育引导部队，用连队的光荣历史和模范人物激励部队，做到了结合形势及时讲，联系实际经常讲，突出重点反复讲，形势变、任务变、环境变、人员变，优良传统教育永不变。为报道八连的事迹和经验，我不满足平时对八连情况的了解，而是背起背包住到连队，和干部战士同学习、同生活、同训练，一道忆传统、讲连史、谈认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八连的经验。稿件寄给报社不久，编辑部便提出了修改意见。当时，八连已离开原驻地去60里外执行战备任务了，我二话没说，立即赶到八连，利用连队工作间隙，进一步了解情况。当天晚上，我伏在油灯下改稿，困了就到屋外活动活动，用凉水洗洗头，振作精神继续改稿，直到天亮，改稿完毕。这份改稿交给报社，很快就在《解放军报》头版上刊发了，《战友报》、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及《承德日报》也先后采用，给部队、地方的政治思想教育提供了经验，起到了促进作用。
我们团八二炮连居住深山，远离上级单位，他们发扬艰苦奋斗和独立自主精神，高标准开展工作，尤其是他们继承发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持久开展学雷锋活动，热情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帮助支持驻地发展生产，军民关系非常融洽。根据部队和地方领导的安排，我和驻地丰宁县报道组的周舟同志(后任承德日报文艺部主任、著名作家)一起步行几十里山路到了这个连队，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在掌握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反复研究和甄酌，写出了一篇较有质量的通讯，很快被发表在《战友报》和《河北日报》上，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也同时播放。通过这次联合采访，我和周舟同志因新闻报道结缘成了好朋友，几十年来经常联系，后来在宣扬部队典型方面又有了多次合作。
1973年,我们团战士吕德元在山洪爆发时，冒着生命危险在激流中抢救落水群众，荣立一等功，我们采写的吕德元事迹长篇通讯，被《解放军报》《战友报》等多家媒体刊发。报道“渡江模范营”把传统教育与战备教育结合起来，使干部战士牢固树立永远是战斗队思想的稿件，被《战友报》以较大篇幅刊发。总结撰写的理论学习经验和体会的稿件，被《人民日报》《河北日报》《承德日报》刊发。
在团报道组工作期间，军政治部报道组张光本等新闻干事先后多次来我们部队检查指导宣传报道工作，进行传帮带，具体指导我们如何调查研究、掌握材料、研究规律、抓准问题、组织文字、修改把关等等。师政治部也多次组织我们进行宣传报道业务培训，及时下达每个阶段的宣传报道提纲。此外，经部队推荐，我还在北京大学参加过培训，在人民日报社学习工作了10个月。这些都对我做好宣传报道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当时，在团报道组与我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后来有的是国家某大银行的运行总监，有的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有的是部队和地方政府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
1974年3月，我离开了团报道组，先后从事过文化电影、理论宣传、政治教育、群众联络、党团组织建设等工作，虽然不再专门做宣传报道工作了，但我仍保持着宣传报道工作的敏锐性和主动性，发现好的线索就积极主动地调研、写稿，实在忙不过来，就将线索提供给专门从事宣传报道工作的同志。但更多的还是结合本职工作搞报道，在完成内部材料的基础上，改写成外部的宣传报道稿件。
1978年底，我在某团一营蹲点10多天，专题调查研究基层党支部建设问题，通过调查报告和工作建议，为领导和机关抓基层提供了参考依据。同时，还总结和采写了该营机枪连党支部重视对党员发展对象的教育、培养和考察工作，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的报道稿件，被《战友报》刊登。
1979年5月，某团三连担负军、师“三打(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训练的先行试点任务，我作为师机关工作组成员，主要负责与连队一起探讨“三打”训练中的政治工作，在完成先行试点任务的同时，还根据三连针对“三打”战术技术综合训练缺乏教案、器材、场地和经验等问题，引导干部战士破除单纯依赖上级的等、靠、要思想，立足现有条件，开展科学练兵和勤俭练兵，有效推动“三打”训练深入开展的情况，写了一篇稿件，很快被《战友报》刊登。
这个时期，我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战友报》《中国国防报》《中国社会报》《北京日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天津日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河北日报》、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等军内外媒体发表稿件15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