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风烛残年，儿女随我漂泊，社稷变迁，美人色衰，而我却一意孤行。这不仅仅是地理上，而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们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了财富。
看到儿子蹒跚学步的录像带，心有所动——那是旅行的开始。其实，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
我家原住长安街，在我眼里它如江似海，汽车像巨轮。在父亲牵领下跨越长安街，我的天地从四合院扩展到对面的中山公园，亭台楼阁大树藤蔓深入梦中。上了幼儿园，红砖楼房高耸入云，老师个个硕大无比，须仰视才见。后旧地重游，才发现那楼房矮小颓败，老师们转眼都成了小老太太。
我家后来搬到阜城门，即如今的二环边上。我家后窗面对荒野——城春草木深。八岁那年暑假，母亲带我去上海看望病重的外公。第一次坐火车，心如汽笛般激动。那时没有长江大桥，半夜过江，火车分段拖上渡轮，上岸再挂钩伸直。上海和北京完全不同，是我想象中的大都市。黄浦江边，我看到真正的轮船和军舰。这些见闻成了我跟伙伴们吹牛的本钱。
我家又搬到德胜门内三不老胡同，那原是郑和的家宅。邻居家男孩儿一凡和我同岁。大概受到郑和阴魂的冥冥召唤，我们结伴出游，主要路线之一是去王府井，来回步行三四个钟头。我们像土地丈量员一样，丈量着古老的城市。一路上，一凡谈起他刚读过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敲响了周游世界梦想的大钟。
有一天，我在学校操场发现一辆破自行车，无锁亦无主人，顺便“借用”。骑车出入革命洪流，如虎添翼。第一次“拥有”自行车的感觉真好，虽说车身锈，轮胎旧，辐条少，一根麻绳牵动着含混的车铃。但骑在车上居高临下，甚至会对步行者产生鄙视——看来人的腐化是多么容易。得意忘形，我沿大下坡撒把滑行，一个马趴摔在警察岗楼前，膝盖胳膊肘血肉模糊，引来众人围观。没过多久，那辆自行车神秘地消失了。
大串联，这全国青少年的集体免费旅行，彻底改变了一代人的视野及思维方式。它让我，一个17岁的少年整天脸热心跳。南下广州，东进上海，西望长安，千里长江一线穿。除了抄大字报搜集各地革命动向，当然了，也顺便游山玩水。路上我们认识了一帮北工大的学生，结伴而行。正要从上海返回北京，发现火车站瘫痪，铁轨上坐满了各地H卫兵。于是我们和北工大的同学共同组织纠察队，打电话警告同样瘫痪的上海市委，和铁路局造反组织交涉——第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终于出发了。由于严重超员，车厢空气污浊，行李架上和座椅下都睡满了人。我常睡在椅子背脊上，把头卡在两个挂衣钩之间保持梦的平衡。火车走走停停，三天三夜才到北京。
有了大串联这碗酒垫底，再去哪儿都不在话下。1967年初夏，几个同学在教室闲聊，异想天开，约好去天津玩玩。第二天一早，在永定门外的京津公路集结。一行六七人，高举一条别满毛主席像章的手绢拦车，试图贿赂司机。可司机们无动于衷，风驰电掣而过。背水一战，我们背对车流的方向横坐，拦住公路，司机只好刹车。而卡车开往别的地方，把我们抛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绝望中见到有两个姑娘正搭车，上前求援。这帮大小伙子埋伏在路沟，听见一辆卡车由远到近，刹车，于是蜂拥而上。司机捶胸顿足地诅咒，无奈。
到了天津，白天东游西荡，晚上睡火车站广场，与乞丐酒鬼为伍。晒了一天的水泥地像热炕，盖上毯子暖乎乎的。一张当年在天津的合影：大家懒洋洋的神情，好像在享受午后的阳光;只有一人目光坚定，胳膊交叉，一只脚恨不得伸出照片以外。当时就说这小子有官相，后来果然做了高官。
“上山下乡运动”来得突然，让我们措手不及。与大串联的免费旅行不同，这可是背井离乡，户口一迁走，就永远甭想再回来了。北京火车站送行的一幕，撕心裂肺。那是我们那代人彼此告别，并与时代告别的时刻。
我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和别的知青一起被大卡车拉到河北蔚县，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下了班，骑着跟老乡借来的毛驴，沿乡间小路来到山脚下。那阵子正背古诗词。慢是一种心境，小毛驴把我带向古诗词的深意中。春节公休回北京，大家穿皮大衣挤满敞篷卡车，迎朔风，浑身冻得僵硬，却欢声笑语。
父亲去了湖北的干校，母亲带妹妹去了河南的干校。每年12天法定探亲假外加倒休。我先去干校，然后转道走访名山大川。那是第一次自费旅行。盘缠不够了，我从庐山步行六七十里到九江，与一个乡下孩子同路。最难忘的还是从上海到大连头一次乘轮船的经验。我睡五等舱大通铺，邻居是哑巴，我们用笔和手势交谈。我多半站在后甲板，眺望波涛和海鸟。进入深海，海水近墨色。水平线遥不可及，心向往之。
扒火车成为那年月的时尚。插队的同学互相传授经验，各有高招。我和刘羽去五台山朝圣，回京的路上钱花完了，到大同找朋友借了十块钱，但还是决定扒车。我和刘羽不时交换目光，像地下工作者，端着茶缸交叉走动，避开乘警。我们嗓子冒烟，腿肚子转筋;车轮飞转，而时间仿佛停滞了。眼看快到北京，刘羽提议在远郊的小站下，我认为那样目标反而大。我们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他还是跟我到了北京站，下车往出口相反方向走，然后翻墙。
80 年代初， 我在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工作。为撰写“ 大运河”、“松花江”和“长城”等旅游专题系列，我以记者身份沿途采访，一直追溯到源头。那是利用工作之便的旅行。在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上，我搭乘小客轮，和满脸刀刻般折皱的老船长拉家常。黄昏时分，汽笛突然拉响，在贫瘠的土地上回荡，空旷而凄凉。
自1987 年春起，我和家人在英国住了一年多，常去欧洲。三人旅行与单身旅行、情人旅行完全不同，与中年心境吻合——如歌的行板。女儿尚小，我们在教她飞翔，在暴风雨来临以前。
1989年我终于成了孤家寡人。轻装前进，周游世界的梦想不仅成真，而且一下大发了：居无定所，满世界飞来飞去。仅头两年，据不完全统计，就睡了100多张床。就像加速器中的粒子，我的旅行近乎疯狂。它帮我确定身份：我漂故我在。
航空港成了我生活的某种象征，在出发与抵达之间，告别与重逢之间;在虚与实之间，生与死之间。航空港宽敞明亮，四季如春，有如未来世界向我们敞开。我在其中闲逛、读书、写作、瞌睡，用手机打电话，毫无顾忌地打量行人。而我，跟所有乘客一样，未曾相识也永远不会再相见。我们被吸进巨大的金属容器，射向空中，体验超重或失重的瞬间。
从长安街那边出发的男孩到此刻的我之间，到底有多远?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我们这代人违背了古训，云游四方，成为时代的孤儿。有时深夜难眠，兀自茫然：父母风烛残年，儿女随我漂泊，社稷变迁，美人色衰，而我却一意孤行。这不仅仅是地理上，而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们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了财富。
看大地多么辽阔，上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