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昨晚再一次梦到被狗咬，在我们老家那地方，梦狗咬，是凶梦。凶梦别于噩梦，噩梦梦境恐怖，凶梦征兆凶险。我原本不信梦境会有征兆，可自从有一年，夜里梦到被狗咬，白天往往状况不断，我便相信凶梦。
早上迷迷糊糊醒来，脑子里仍旧萦绕着昨夜梦境。我明明回老家的旧院子看望父亲，突然院门上蹿出一只狗来，一下子咬住了我的手，费了好大劲才将狗嘴扳开，将手拉出，顺势攀爬到院门楼子上，那狗仍对我穷追不舍，又咬住了脚后跟，我仍旧往开扳狗嘴。梦到自己狗嘴脱险后，还惦记着应该去打防疫针，却醒了。
醒了，我才知道自己又做几年前那种凶梦了，心想着，起床前万万不可与别人说话。父亲曾经教给我破解凶梦的方法，说夜里梦到凶梦，早上起来千万别说话，在纸上默默写上一句话，将纸贴到旭日高照的西墙上就能解破噩运。
我惟恐别人走进办公室来和自己说话，憋一口气在一张公用信笺上草草写下一句偈语：夜梦不祥，写在西墙，太阳一照，化为吉祥。我耷拉着头将那张纸贴在院子西边土墙上，迷迷瞪瞪看公用信笺上红色字迹分外逼真地在晨风中一上一下飘动，心中仍旧想着那个梦境。
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桌子后面零乱的床铺和床铺上面一张张钉在墙壁上的图标，我又泛起呆来。那图标像一面面旗帜，在这间石窑洞里为我树起了人生历程中第二个航标。刚参加工作时，单位张副处长作为我的直接上司，对我说过，我们这些当干部的，一定要注重“三面”，即纸面、桌面、墙面，这“三面”就是当干部的航标，如果“三面”搞不上来，即使把工作做到底，也是事倍功半。张副处长和我讲这些话时语重心长。后来我慢慢品味，觉得这“三面”就像我们村上人常说的一句话——会做的，不如会说的。我考公务员入机关，年轻人天性孟浪，只会做，不会说，入职刚过见习期，张副处长说年轻人需要锻炼，便安排我到A县土沟村扶贫。住入这间办公室兼宿舍的石窑洞后，再次想起张副处长那句语重心长的话，我不敢怠慢，将自己办公室的墙面好好武装一番。我的航标由省城的机关搬到了这个满眼是黄土的山村窑洞。
再次将目光投向窗外，看那张在晨曦风中微微抖动的公用信笺，目光却被一阵疾走而来的身影挡住了。还没等我回过神来，门被哗地一下推开。
“岳书记，你昨天回来得晚了吧，我一早起来才看到你的汽车。”那个身影带着一股寒气一下子杵在我面前，像山一样，让我不由自主从椅子上跳起来。
我也弄不清为啥自己的表情转换得这么快，刚才还一脸忧郁，这会儿却堆出了笑容，几乎要握住那人的手说：“不早了，路上堵车，我进村时，全村没一家灯亮的，连狗也睡了，不愿叫几声!”
我的调侃，让那人发出几声干沙沙的笑声。他仍旧急火火地说：“早知道你昨天回来，我们就不半夜三更开会了，昨天夜里，我们又开了一阵会!”
他的话让我原本多云转晴的心情，突然间不啻晴天霹雳。我一脸尴尬地说：“怎么，你们又背着我开小会了?”
“你那铁杆老搭档没给你汇报?”他盯着我，也许从表情上看出了我内心的变化，便嘿嘿笑了。语气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一脸狡黠，说：“那你就等他给你汇报吧!”说完，也不管我是否还想和他说什么，一下子将头从门上探出去高喊：“半生家，半生家，给岳书记做好饭了没——”他的喊声能让半个村的人听到，给我做饭叫“半生家”的女人，就住在隔壁院里，他这一嗓子出去，估计能震下人家墙皮来。
看着他疾走到隔壁院里的身影，我无奈地摇摇头。说实话，自来土沟村扶贫后，我真是怕了他这种捉摸不定的人。
此人叫张三槐，也算村上一霸。他走起路来能踢倒山崖，嗓门高得能震落瓦片，对你好，能割身上一块肉给你吃，闹起矛盾，三头牛也拉不回来。可是，他要是动起脑筋来，满脑子的鬼点子让你防不胜防。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刚进村时，带头将我赶出村的是他，现在一大早上来看望我，关心我起居饮食的，仍旧是他。
我刚来土沟村，工作热情相当高涨。由省城到乡村，虽然工作和生活环境一下子跌到了冰点，可想想下基层锻炼，用张副处长的话讲，无异于镀金，便十分积极接受了张副处长的安排。何况我原本就出生在农村，这种满眼黄土的生活环境再熟悉不过。
乡党委和单位的人送我进驻土沟村担任第一书记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全村8个党员，仅有3个在村，就连村党支部书记还是前一夜乡党委临时通知才回村的，其他两个党员，一个满嘴仅剩三颗牙，一个走路靠着三条“腿”，都是七十开外的老人。但这种局面并没有让我气馁。在村上安营扎寨后，第二天我就到县城里做了几块牌子，一个人丁丁当当捣鼓了半天，将牌子钉到我所居住窑洞的门框上。我始终记着张副处长的教诲，不敢忘记“三面”理论的积极意义，想着，招牌一挂，就意味着我这个第一书记开始工作了，即便是县乡的领导下来检查工作，一看这一溜新的牌子，也会对我的工作肯定三分。
那天，我的举动招来了村上十几个看热闹的老人，他们围在不远处的土坡上用奇异的目光打量我，有的老人还向别人打问我是干什么的。他们有的将我说成是收购粮食的外地“侉子”，有的将我说成是供销社贩卖化肥的商贩。他们口齿不清，耳朵又聋，仍旧饶有兴趣猜测和打听我的情况。这种场面，在村里，大多数发生在孩子们中间，看到陌生人进村，孩子们便会结伙成群跟在后面，叽叽喳喳议论半天。可惜，现在村上几乎看不到一个小孩，取而代之是一群六七十岁老人让寂静的村落里多了几处人声。
我原准备向他们介绍我在村上的职责，可等我钉完牌子后，他们大多数人已回了家，有几个年纪稍微小一点的走进村委会院子向我问长问短。我告诉他们，我是省里派来扶贫的，是村上的第一书记。几个老人哟哟地点头问我：那铁槐的支书不当了?我知道他们说的铁槐，就是村支部书记张铁槐。就说：铁槐仍旧是村党支部书记，我是第一书记，是组织上派我帮助村上做工作的。我说了半天，他们也没弄明白我的意思，不过，嘴上却一个劲地“哟哟”着，好像十分赞成我的到来。
谁知牌子钉出去刚过一夜，第二天就被一伙人砸得稀巴烂。带头砸牌子的就是张三槐。那家伙边砸，边气势汹汹对我说：我们土沟人不要这些牌子板子哄人的东西，我们也不认识你这第一书记，你要是真想住在我们村，就给我们解决路的问题，水的问题!你要解决不了，就不要拿这些牌子吓唬我们，最好趁早滚出我们村!
我想和他们理论几句，他们根本不搭茬，说话的语气稍重一点，那家伙的眼睛瞪得和牛眼睛没有两样，那样子似乎能吃了我。我没法和他们沟通，只好去找支书张铁槐。可是张铁槐当天就回城了，他在城里工地上有活干。那天，我开上自己下乡前专门买的二手车，准备去乡上找领导反映这些问题，走到半道上，我便犹豫了。我是省机关派驻下来的第一书记，刚入村第一天就被村民撵出来，去乡上又能怎样。乡里如果能解决村上的矛盾，组织上为什么还要从省机关抽调我来当第一书记呢?我停下车来，独自站在公路旁看那处远离的山村，想着刚才村民围攻我的场面，想着村支书悄无声息外出打工，再想想我实在不愿意一副狼狈相去乡上求助，那一刻，我感到空前的无助与愤怒，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从心底升起。我感觉到自己的眼睛里突然间流出泪来，在空旷的山野中，第一次感觉到春季的山风依然是那么冰冷刺骨。这是我下乡扶贫以来第一次流眼泪。
那天原想着回省城见领导，车到了高速路口，抬头看到路牌上标着家乡的名字。倏忽间，一种思乡的情愫迅速弥散心头，细细一想已有两个月不回老家了，家中的老父亲尽管有哥哥姐姐照顾，可每年我至少回去几趟。于是，我索性不去想扶贫中所遇到的挫折，老父亲仍旧生活在农村，我不去管自己的亲生父亲，却和一些油盐不进的乡村莽汉生气，值吗?我将心一横，狠狠地踩下油门，向老家方向驶去。
家乡的山水依旧那么熟悉，道路两旁的田地里到处是劳作的农民，他们驾驶着拖拉机正在深翻土地，将白花花的地膜铺在地里，用半自动化的小农具播撒种子。土地散发出新鲜的泥土气息。禁不住打开车窗，一缕缕泥土清香随着窗外凉风一起吹了进来。同样是在农村，几个小时之前，当我气呼呼离开土沟村，满眼看到一片黄漠漠的世界，走进家乡的田野时，这些黄土地却焕发出生机，让我突然之间，对那个远离了的山村莫名地产生了一丝愧疚。
我归来，独居乡村的父亲终于找到了倾诉对象，他听说我也被单位派到村里扶贫，喋喋不休跟我讲村内扶贫的事情。父亲说，我们村由县农牧局包村扶贫，农牧局的工作人员已进村入户，给每户人家发了一袋面粉和一桶油的慰问品。父亲的讲述，在我看来多少有点炫耀的味道，他十分卖力将那袋面粉和那桶油提到我面前，用一种由衷赞叹的语气对我说：“不赖，现在的公家对老百姓不赖!”不赖，是老实木讷的父亲唯一能说出的最好的赞美词。那一刻，从父亲的语气中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愚笨，尽管自己出身于农村，其实并不十分懂得父辈这茬人。在他们眼里，一袋面粉，一桶油就是国家的扶贫政策，我在土沟村从没给他们分发这些，却丁丁当当捣鼓那些牌子，村民咋会认可我呢?
那天我匆匆告别父亲，又开车向自己的扶贫点驶去，我没有回土沟村，而是直接将车开向了县城。等我的车子停在县城的大马路上时，已是华灯初上。一整天开车，颈椎又开始隐隐作痛，我仍旧跑步进入县城一家最大超市。心中细细算了一下土沟的村民，也就三十几户人家。我向超市要40桶独立包装的食用油，超市老板见我买这么多，很是诧异。他问：现在不是不让发福利了吗，你哪家单位的?咋还敢发呀?!我说，这是扶贫油，不是福利。那老板便称赞我的善举，还主动每桶降了五元。我将自己的二手车塞得满满当当，连夜开车向五十多公里外的土沟村驶去。
我回村看望父亲时，两手空空，走时一心想去给土沟村人买东西，也没给父亲留钱，当时看着父亲一直沉浸在面粉和油的满足中，也没多想。等第二天一大早，我挨门逐户将食用油送到土沟村每户人家时，看着他们同父亲一样的表情，一下子又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一脸炫耀的神情。
2
“岳书记，吃饭了——”张三槐的喊声再次响彻村委会的院子。这种狗熊拍蚊子般的热情，委实让我很是受用。俗话说，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土沟村人吃了我的油，不再毫无情面地排斥我，尤其像张三槐这样的“二杆子”，虽然从心底里未必能看起那桶食用油来，但当村上的扶贫工作一点一滴出现成效后，他对我的认可程度也与日俱增。
我走进隔壁院落，那个叫半生家的女人已将馒头稀饭摆上桌，张三槐叫过我之后，兀自出去了。我有心问他昨夜开会的内容，可想想他那种大咧咧的性格，我实在不愿在他面前低三下四。
半生家女人是个五十出头的女人，两个孩子都在外面打工，他们两口子在村里种地，农闲时半生也到县城打零工。我住村，需要一个伙夫，张三槐就介绍半生家女人给我做饭，说这婆娘会做饭，也讲卫生，能侍候了你这城里人。
边吃饭，边琢磨张三槐他们昨夜开会的内容，突然间又想到了昨晚的梦，顷刻间，心中又七上八下起来。
半生家却在一旁和我拉闲话。她说，咱村这深井水熬出的小米稀饭，和旱井水熬出来的颜色不一样。
我无精打采地问，有什么不一样?
她说，旱井水熬出来的稀饭是灰汤子，你看咱这稀饭颜色金黄金黄的。
我说，你们那几年就喝那灰汤子了?怪不得你们村的告状信满天飞!
她说，要告也是他们相互告，我们小老百姓能告谁?人家让我们咋活，我们就咋活，实在住不下去，大不了搬走，他们还能不让人活了?
半生家说的深井水和他们，就是张三槐砸我牌子时提到水的问题。给每户人家送了食用油后，我才慢慢从村民口中了解实际情况。土沟村不大，全村在册人口三百多人，常住人口却不足百人，全村自古以来只有张姓一族，却分为三派。张铁槐、张金槐、张三槐同姓同宗，却分为三个支脉，村内的支书主任三家轮流坐。十几年前，县上为土沟村打了深井，解决了全村靠吃旱井水(蓄积下来的雨水)的历史。可在近几年，三家在村内修路、建水房、水费收缴等一些事务上矛盾不断，致使三家用三把铁锁将井房门锁了，让全村村民断断续续吃了三年旱井水。从村民的眼神中，我能感觉到全村人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能解决这互不相让的三把锁，让他们尽快吃上甘洌的深井水。
锁了三年的井房，能在三天、甚至三周内打开吗?听了村民的反映，我心里一直泛嘀咕。如果这三把锁容易解决的话，乡里早就解决了，村民还要眼巴巴地盼望我来解决。从那一刻起我从心里打定主意要打开这三把锁，我十分清楚，这三把锁能不能打开正是考验我能不能在土沟扶贫的关键。
三把锁一时无法打开，在村民饮水问题上我必须亮明自己的态度。在村内走访几天后，我打电话给张副处长，向他汇报土沟村吃水的问题，直接向他建议给土沟村三十多户人家拉水，以解村民燃眉之急。张副处长沉吟半天，问我拉水的费用，语气非常严肃地问我，到底什么时候能打开这三把锁?我清楚，他这样问我，是怕我陷入无休止村内纷争中。我告诉他，拉水花不了多少钱，打开锁虽然一时还无法确定时间，听村民们口气，如果再这样下去他们就集体上访，有村民支持，打开这三把锁应该没多大问题。张副处长在电话里，又是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无非是一些注重大局，注重策略老生常谈的话，最后也没干干脆脆说一句，拉水究竟能不能的话。但从他的教诲中我听明白，只要能打开这三把锁，拉水是可行的。
给张副处长打完电话，我又给支书张铁槐打电话，很干脆地告诉他，我们扶贫单位将给村民拉水。张铁槐是村支书，三把锁其中有一把就是他的。张铁槐在电话里喏喏连声，说一切都听我的安排。我说，那你什么时候能得空回来，咱们一起解决村内供水的问题。张铁槐那边有点愤愤，说，人们都说水井房上锁了三把锁，其实他那把属于正常管理的锁，只有张金槐和张三槐两把锁才是“鬼锁”，他们是村上地地道道的灰人，他们锁住了全村人的水源，别有用心。他的话声从电话那边传来，伴随着电波的回音像从地底下传来的喊声，沉闷得像敲击风干牛皮鼓。我在电话里也无法和他谈论这些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只希望他能回村履行一个村支书的职责，毕竟他才是这个村的领头羊。
第一车深井水拉进村来，村民几乎是在抢。别看这些村民都是六十开外的老人，行动起来，丝毫不逊色年轻人。他们手里提着大桶小桶，甚至还端着搪瓷盆子，围在农用三轮车水箱前，毫无秩序地争抢不停，弄得拉水的师傅不知道该如何放水。我喊他们排队，按照次序接水。原本毫无秩序的老人们却排成了三列，一个水龙头前站了三支人，究竟先让谁接水，又成了问题。我扯着嗓门喊，让他们排成一列，这样才能有秩序接水。可任凭我如何喊话，他们始终顽强地站成三列，泾渭分明地站在水车前，像专门考验拉水师傅的技术。拉水师傅突然明白了什么，也没有再让他们排队，便轮着为最前面的三个人放水。等水放到最后，秩序又乱了，老人们唯恐自家的水不够用，将接水的桶和盆子挤得东倒西歪。有两个老太太争着接水，将手中的搪瓷盆子挤得咯咯作响，水洒了一地，也洒湿了她俩的衣服。她俩相互埋怨，嘴里仅有的几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腮帮子气鼓鼓地绷着，仿佛有深仇大恨。
拉水时张铁槐仍旧没有回村，张三槐和张金槐也没来接水，都是他们的妻子提着水桶站在人群后面。张铁槐妻子，五十多岁，一直和同队中几个老汉聊天。她一脸笑嘻嘻模样，和这个老汉聊两句，又将笑脸凑向另一个老汉，还不时地笑着推搡别的老汉一把。张金槐妻子和张铁槐妻子年龄相仿，站在另外一支里，脸一直紧绷着，对张铁槐妻子不屑一顾。张三槐妻子还算年轻，最初也是静静站在第三支的后面，看到拉水的师傅面对三支人有点手忙脚乱，就跑到前面维持秩序，后来接水的老人们拥挤到一起，她的话也不起任何作用，有的老太婆还用搪瓷盆子故意推搡她，嘴里也就干净不到哪里去，她乖乖地退到一边，一脸无奈地对我笑笑。
第一车水就这样在争抢中毫无秩序边洒边接分完了。实话说，面对这些乱糟糟的人群，我有点束手无策。很明显土沟村人已经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三派，就连接水这样的小事都站成了三列，可想遇到事关切身利益的大事，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而且他们绝大多数是六十开外的老人，对他们说话重不得也轻不得，真有点像父亲当年说的，豆腐跌到灰堆里，吹吹不得，打打不得。我正在为分下一车水发愁，张三槐妻子凑到我跟前说，村民每家每户都有蓄水窖，再拉来的水就每三户人家分一车水，直接将水倒到水窖里就行了，这样一来，村民也不用抢水，水窖里的水够村民吃上一阵子。咦，这倒是个办法。过去我只知道水窖用来蓄积雨水，我却从来没有想到水窖还可以用来存放井水。
张三槐妻子的热心肠让我慢慢改变了对张三槐的看法。那个看似凶神恶煞的汉子，能娶到这么一位待人和善的媳妇，应该骨子里也坏不到什么程度。他能带领村里几个半大老汉砸我的牌子，敢口出狂言撵我走，说明这个人至少在他们这一派村民中还有点威信。那么他为什么要锁水井呢?难道他真的像张铁槐说的那样，是村上地地道道的灰人吗?
有了他妻子的帮助，我又一次踏进了张三槐的家门，这也是自上一次送食用油后第二次来他家。张三槐的院子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盖的传统院落，大门上还隐隐可见农业合作社时的标语，也有几十年来钉在大门头上的各种铭牌。其中最惹眼的是一溜五张光荣人家的红色铭牌，虽经风雨侵蚀略显沧桑，但几个不同字体“光荣人家”，足以让我对这一户人家另眼相待。
张三槐妻子仍旧是那么热心，还没等我的脚完全迈进院门，就奓着两只手从屋子里迎出来，嘴里喊着——哎，这灰小子，你咋来了，快进屋，快进屋!她喊我“灰小子”，说明她对我亲热，土沟村人喜欢用这种看似骂人的话显示俩人心无芥蒂的关系。
张三槐从另一间屋子慢腾腾地出来，显然他没有妻子热情，只是悻悻地向我走过来。看到她妻子奓着手和我黏黏糊糊说话，他却“嗐”了一声，说：咋这回没带东西?!我原本对他笑着，他的话却一下子让我尴尬不已，我感觉到他分明是在讽刺我上一次为每家每户送食用油的举动。妻子却推他一把，说：就能瞎说哩，人家岳书记刚进你家门，你就耍笑人家!她接着转身对我说：别听他瞎说，他这人，就爱耍笑人!
张三槐妻子的周旋让我对她更加刮目相看。那天我知道她的名子叫燕妞，我猜测这应该是她的乳名。她很快将我让进屋，又是拿烟又是倒水，好像我真是什么值得稀罕的贵客。张三槐也不再那么闷声不响了，拿出香烟让我抽，我说我不会。他却说，是个男人咋不会抽烟哩?在村里不会抽烟喝酒，连个人群也入不了!话说得硬梆，让我又不知如何应答。燕妞边倒水边说：谁像你个二毬坯哩，抽烟喝酒两不误，人家岳书记是省城的，能学你那灰样哩!燕妞将原本责怪的话，嘻嘻哈哈，半是嗔怨半是亲昵，一下子稀释了我和张三槐之间的尴尬。
燕妞的左右调停，我第一次亲耳从张三槐嘴里听到有关水房锁三把锁的缘由。按照张三槐的说法，土沟村打深井的项目还是他当村主任时办的。他当村主任三年，光县水利局就跑了整整两年，整个儿现宰的羊送出十来只，好不容易在村上立起了钻井架，结束了祖祖辈辈靠吃雨水的历史。就在深井打到快见水时，村上换届，张金槐到乡上告状，说他打井时多吃多占，还有贪污嫌疑，换届时硬是将他的村主任下了，换成了张金槐。他当时买羊花销的钱还没来得及报销，账就让封了，改成了张金槐说了算。他找张金槐讨要十几只买羊的钱，张金槐推三阻四，让他找乡上，他去找乡上，乡上又让他找张金槐协商。
“和张金槐能商量出个屁来!”说到张金槐，张三槐一下子愤怒起来。“当初往下闹我，看到我当村主任给村上跑下了深井项目，他就眼红得不行，成日跑乡政府告我的状，他会给我报这些送礼的钱?”
燕妞在一旁见张三槐气急之下，眼睛瞪成了铜铃，接着张三槐的话说：“他张金槐当了主任，也称心不了几天，水井房和拉水的路都是他修的，可水井房刚修好，张铁槐就当上了支书，他也是成天追在张铁槐屁股后面算账要钱，说村上欠他这钱那钱的!”燕妞的话语中大有可心的快意。
听张三槐两口子这么说，我不觉笑着插了一句。说，你们土沟村的干部就爱背后刨别人一镢头，抄人家的后路!”
燕妞说：“这村子，从我嫁来第一天起，我就觉得他们村风不好，过去常听三槐的奶奶讲，张金槐家土改时还欠他们家一条人命。三槐的老爷爷就是被张金槐他爹给打死的，要不是三槐的二爹是部队上的人，张金槐不知道该怎样欺负我们家哩!”
我问燕妞说：“那张金槐和张铁槐是咋回事?”
燕妞说：“我们土沟村不要看小村小社的，关系还挺复杂，张金槐父子过去一直是村上的干部，横行霸道了几十年，张铁槐入了党，就和张金槐对着干。听三槐奶奶说，张金槐的爹在农业社时没少批斗张铁槐的爹，张铁槐的爹临死前还咽不下这口气，还拉着张铁槐的手，让他争一口气，替他报仇。张铁槐在村上忍气吞声十几年，最后入了党，就开始和张金槐对着干!”
燕妞正滔滔不绝地说着，张三槐在一旁却叹了一口气说，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了，主要是张金槐心太短，他眼红我也罢，还害村上人，他问张铁槐要不下钱，就在水井房上锁了一把锁，说只要村上不还他的钱，他就永远锁着!
我问张三槐，你为什么也锁一把?
张三槐眼睛又瞪成了铜铃：狗日的张金槐能锁，我为啥不能锁，村上欠他张金槐的钱，他张金槐当村主任时难道不欠我的钱吗?
燕妞在一旁却说，张金槐是不像人，现在弄得我们在村上也抬不起头。我劝三槐不要跟上张金槐锁水房的门，可他就是不听……
燕妞的话还没说完，张三槐的眼睛又瞪起来了，斥责燕妞说：“不锁?为啥不锁!他张金槐要是开了这锁，我马上也开!”
我看到张三槐的脸涨得通红，他在我面前第一次这样斥责自己的妻子，想必是真恼了。燕妞却低垂下眼睑，不再说话。
那天张三槐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一下子意识到，张三槐看似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其实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再加上他有这么个通情达理的老婆，我觉得他的这把锁最容易打开。而燕妞和我说的那些话，却让我久久不得平静，看来一个村分为三派，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3
在半生家的唠叨中，我匆匆吃罢早饭，脑子里总是浮现出一张疙丁疙瘩的脸。
半生家叮叮当当地收拾着碗筷，嘴上却一个劲地说：哎呀，迟了，迟了，要迟到了!
我看她慌慌张张的样子，笑着问她，这农闲季节，忙着做什么?
半生家说：去跳广场舞呀，不是说还要去乡上比赛吗?
我知道，这是村上办文化大院的事。精准扶贫以来，上级号召扶贫先扶智，让每个贫困村先从改变群众精神面貌入手。就土沟村这种“窝里斗”的情形，老实说，不仅精神面貌需要改变，更主要的是三派之间的关系应该好好融洽一下，最起码应该消除他们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看到城里大妈们将广场舞跳得如火如荼，我就想将这种扭秧歌式的广场舞搬到土沟村来，可惜全村一多半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像半生家这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实在是凤毛麟角。从省城购得扩音设备，我便动员半生家学广场舞，然后教给村上其他女人。半生家起初还忸忸怩怩推辞，说怕人笑话。我劝说她，从跳广场舞锻炼身体，说到听音乐能愉悦心情，再说到女人们在一块跳舞能增进邻居和睦家族团结，就差点说跳广场舞能减轻女人更年期综合症了。半生家最终在我的劝说下，开始跟我学起了广场舞。我从手机视频上一节一节教她，她起初手痴腿慢，跟不上节奏，有点气馁，可学了几天后，她自己却上了心，跳舞的劲头比我预想的还要疯。没几天，在我吃饭的小院里，她叫了村上好几位老太太一起学。令我哭笑不得的是，等半生家将广场舞带到村委会前的小广场让全村人参与活动时，广场上奇异地又出现了三撮人，他们各自为阵地形成了三个广场舞阵营。
我问半生家，你们还是分为三撮人跳舞吗?
半生家将匙碗碰得丁当作响，说：不了，不了，三圈人终于合成一群人了，他们有跳不了的舞，还得跟另一家学，学着学着就在一搭跳了!半生家说着，就咯咯地笑起来，好像在庆祝自己成功。
我说：这都是你的功劳哇!
半生家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红着脸说：这全怪张金槐父子，当初要不是张金槐的爹为王霸道，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这土沟村哪能闹下三派哩，还有张金槐，学他老子的灰样，当个村干部就想一手遮天，我们这两支人要不团结起来，早让他欺负死了!
半生家是张三槐介绍来给我做饭的，自然与张三槐是一支人。她的话再次让我想起张金槐那张疙瘩脸来。
了解了张三槐的心事，我重点攻克张金槐这把锁。
将每家每户的水窖拉满，是在一个淫雨霏霏的午后，我拨通了张金槐的手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张金槐与张铁槐一样行踪不定，据村民反映，张金槐自从将水房门加了一把铁锁后，很少露面。村民有的说他在城里打工，也有的说他没脸见村民才故意躲起来。但不管怎样，我觉得下雨天气，他肯定在家的工夫要比平常要多。
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她毫不客气地问我是谁。我告诉她，我是村上的第一书记，找张金槐了解点事。电话那边没了回音。我又问她老张在不在。那边一直无人应答。我以为手机信号不好，看手机屏幕一直是接打状态。我又问了一遍，那边才生硬地说，你来家找他吧!说完便挂断了。
我怵怵地站在屋檐下，心情沮丧得像屋檐外雨幕一样一塌糊涂。我弄不清接我电话的究竟是张金槐那位看似孤傲的妻子，还是他家中的其他人，但无论是谁，电话中冷冷的腔调，即使是通过无线电传播，仍旧能感受到彻身的寒冷。夏日的雨天，阴潮闷热，而那女人的腔调却让我心胆俱寒。挂断电话，久久地看着屋檐外的雨雾，是不是去找张金槐，我有点犹豫。那一刻，我突然记起了张副处长所谓的“三面”理论，在这个黄土漫漫的小山村，张副处长的理论显然大打了折扣。在机关，也许你成日面对的是来自上级严肃的脸孔，当你真正下沉到乡村，面对一群灰头土脸的老百姓时，你才发现，他们虽然不颐指气使，虽然善良得像一只老山羊，可他们有时却冷漠得像一块冰冷的石块，脾气倔犟得像一头驴。
但无论如何我必须攻克张金槐这把锁。那天我踌躇再三，最后还是冒雨向张金槐家走去。出了村委会的院门，雨明显大起来。路上的雨水突然间像从地上冒出来，雨雾遮住了整个山村，我手中的伞，在雨中似乎也失去了作用。我只好躲在村委会的大门下避雨。
土沟村在雨中显得泾渭分明，村委会西边是一溜烟的老屋，在雨中愈发显得灰蒙蒙一片，村委会东边却是清一色蓝砖红瓦的房子，瓦片在雨中泛着红酽酽的光泽，多少让人觉得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现在村上很少有人盖这种新房子，人们都一窝蜂往城里钻，想必村东青砖瓦房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产物。张金槐就住在村东头，上一次去他家送食用油，我曾差点被他家的红漆榆木大门挤了手。当时我正提着油桶吃力地推开他家气派的大门，谁知里面却有人使劲将大门合上了，要不是我伸入门缝的手缩得快，我的手也许会在这个小山村挂彩。推门的人就是张金槐的妻子，我敲门向她说明来意，她并不像村上其他女人那样热情，而是冷冷地说，放那儿吧。既没有让我进屋，也没有和我多说一句话，径直又关上了那扇笨重的红漆榆木大门。
在雨中重新审视那些青砖瓦房，我心中突然间冒出了小时候学习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中的话：模范不模范，从东往西看，东头吃烙饼，西头喝稀饭。听村上的老人讲，农业合作化时，土沟村地多人少，还算周边一等一的好村社，虽说一年到头累得够呛，可工分值钱，别的村一个工分最多五毛，他们村能评到八毛，遇好年景时能评到一块。村集体也算富裕，磨坊、油坊、豆腐坊、牛犋院、库房样样俱全，钢铁牛55型拖拉机还有两台。这些随着包产到户，都被张金槐的父亲卖了。村上的老人不说卖，叫“作蹋”了，和“糟蹋”一个意思。从他们的话音中我能听出，这些老农民对村干部胡作非为不满，最为首当其冲的就是张金槐父子。
雨变小了，我再一次站在张金槐家的红漆榆木大门前，为了避免上一次的风险，这一次我先叩响了门环，尽管这在农村很少锁大门，但我仍旧没敢贸然去推那扇笨重的大门。叩了几下，门内却没有动静，我试着去推那扇门，门吱吱扭扭地开了。我向门缝喊了句：老张在家吗?
院子里却走出一只大白鹅，鹅鹅地叫着，边走边摔着身上的雨珠，我原本一惊，以为有狗，本能地想将大门关上，见是一身雪白的鹅慢条斯理地伸长脖子窥视我，便坦然地扶着门扇等院内的回应。一个女人终于从堂屋门走出来，我再问一声：老张在家吗?她便将大门拉开，用手指指东边的厢房，示意我进去。
我心想也许是张金槐在厢房有营生做，推门走了进去。屋子里光线很暗，而且有一股雨后的泥腥味，靠墙的边上有一盘火炕，炕上躺着一个人。我喊了一声，老张。那人才从炕上爬起来。我看到一张满脸疙瘩憔悴的脸庞。随我进来的女人走向炕边，说，这是村上新来的干部，给咱送过油，他来要向你问些事。女人说着，又回头和我说，他病了，病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我一脸惊愕，原来传说中的张金槐竟然是这么一副模样。满脸疙瘩，目光呆滞，头发稀疏，胡子拉碴，身子瘦小，邋里邋遢……将所有用来描述容貌猥琐的词用在他身上一点都不过分。
张金槐拍打着炕上的灰尘，让我坐。我没有坐。那女人赶忙将地下的尿盆端了出去，我也紧随着她出了厢房。我问她，人都病成这样了咋不送医院去?
那女人说：送了，又回来了。
我问：病没看好，咋能出院呢?
她说：看不好了，得的赖病。
“赖病”是当地人对绝症的称呼，“好病”能治好，“赖病”就成了无法治愈的绝症。我这才想到张金槐一脸的疙瘩肯定与疾病有关。
我说：那也应该在医院里养着呀，兴许还有转机，再说大病有医保报销，总比在家里强啊!
她说：他知道了病情，好说歹说要出院，说医院就是个无底洞，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得了这赖病。
我又问：老张病了，咋村上没一点音讯，人们也不闲叨拉。
女人说：他不让对外说，家里来串门的他也不让人家进屋。看病走时别人不知道，回村时他也不想让村上人知道。
女人幽幽地说着，这是她第一次和我说这么多话。那时我才突然明白，她一直不苟言笑冷冰冰地对待别人的原因。可张金槐为什么要刻意在村上隐瞒自己的病情呢?
女人苦笑着说：他就是这么个脾气!说完便长叹一口气，又折身进了厢房。
我从身上摸出五百元钱，也随她再次走进光线昏暗的屋子。
张金槐直直地坐在炕上，见我进来，就窸窸窣窣地从褥子底下摸着，最后摸出一把钥匙来。
我将手中的五百元钱放在炕上说：老张，我不知道你病了，来时也没带什么，这些钱聊表心意。
张金槐笑着说：别听老婆们瞎说，我有啥病，我没病。我也就是累了，躺下歇几天。他说着，就将手中的钥匙推过来，又说，我知道你来是向我要钥匙的。我这几个月也听说了，你这娃娃不赖，自来到咱村，又是送东西，又是拉水，又是办文化大院，难为你的一片苦心了，水房门的钥匙你拿去开吧。
张金槐将钥匙递给我，让我有点猝不及防。我原以为要打开张金槐这把锁，非得干上几个回合才能拿下来，一路上我还想着张金槐有这么一个待人冷冰冰的老婆，他本人一定也是个油盐不进的家伙，我甚至想着他一定会向我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想着他老婆会向我撒泼谩骂。拿住张金槐瘦弱乌黑的手递过来的钥匙，我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丝愧意，也许是我听多了村上人对张金槐的坏话，或许是张金槐病重期间应验了那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话，面对他强装笑颜的一脸善意，我一时无言以对。
那天，在时有时无的雨中，我离开了张金槐的家。临出门时，张金槐的老婆一再和我说，不要将张金槐的病情对村上任何人说。我诺诺连声答应着，心中却像堵了一团荒草。
4
半生家女人兴高采烈去跳广场舞了，看着她消失在门口的身影，我的目光又呆滞了。
突然又想起了昨夜那个凶梦，那个梦境究竟会预示着什么呢?我虽然不是一个十足的迷信分子，但在土沟村扶贫的日子里，我委实弄不明白，这么一个人口正在锐减的小山村究竟最需要什么样的扶贫。
如果说最需的是物质上的帮扶，这个村最大的财富就土地，人均耕地面积已超过20亩，每家每户耕种着近百亩的旱作梯田，遇上风调雨顺的年份每家收成的粮食足以在自家院子里堆成一座小山。至于粮食的价格，完全由市场这双无形的大手操控着，有好收成未必有好的价格，村民手中的钱自然不会因为粮食丰收而收入倍增，这一切显然是我这个第一书记无能为力的。
一段时间以来我想了很久，最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像土沟村这样的村落，如果说要扶贫，与其说在物质上给予帮扶，还不如想办法在精神上给予帮扶更为迫切。他们整个村庄所表现出的那种因派性斗争而变得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一天得不到改善，对扶贫工作来说，肯定是一句空话。
走出张金槐家的大门，我第一个就给张铁槐打电话，我告诉他，张金槐那把锁的钥匙我拿到了。张铁槐在电话里显然大感意外，他不相信张金槐会轻而易举地将钥匙交给我，甚至问我是不是答应了张金槐提出的无理要求。我很无奈地告诉他，我什么也没有答应张金槐，土沟村的当家人是他不是我，我只是上级派我来协助他工作的，村内的事情最终需要他拍板定案。我还告诉他，况且张金槐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当然我是绝口不提张金槐病的事。
张铁槐在电话那边第一次对我大加称赞，说我不愧是省里派下来的干部，村上三年解决不了的事情，让我在三个月内就解决了。他夸赞完我，突然间又想到了张三槐这个刺儿头，问我张三槐该如何应对。我说你先回村吧，等你到村，水房上最后打开的那把锁，肯定是你锁的那一把。张铁槐也许从我的话中看到了某种希望，便爽快地答应我明天就回村。
挂断张铁槐的电话，我又去了张三槐家。当我将明灿灿的钥匙晃动在他眼前时，张三槐似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嘴里一个劲地嘟囔：咋会这样呢?咋会这样呢?!这老家伙怎能想开哩?燕妞也在一旁唏嘘不已，好像张金槐不提任何条件就将锁了三年的锁轻而易举地让我开了，是老天让我白白捡了个大元宝。
张铁槐和张三槐对待张金槐的态度是我早已料到的，从他们的言语中，我能体会到土沟村三派村干部互不信任所产生的怨气。这种怨气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像流行的病毒一样蔓延，村干部之间相互猜忌，村民对村干部不满，帮派替代了组织，几十年来一个原本同宗同脉血浓于水的宗族家庭，慢慢地演变成了一个仿佛有着深仇大恨的冷冰的世界。这令我不禁有点感慨。
第二天张铁槐如约而归。他走进村委会的大院后，一脸兴冲冲的神色。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本村的当家人，他年龄要比张三槐大四五岁，面目清瘦，眉棱突出，眼皮耷拉，一看就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
我拿着张三槐和张金槐的两把钥匙和他一起去开水房门上的锁，顺便查看一下三年未用的水井内设备。他屁颠屁颠地跟着我，像是去收复一块失而复得的失地一样兴高采烈。
水井房在村委会对面的山坡上，站在坡上土沟村西边山坡上废弃的破窑洞，窑洞下面低矮房子，以及村东新盖的房屋一览无余。张铁槐第一次喋喋不休地和我说起村里的情况，说到那一片黑魆魆的破窑洞时，他说早年他们张姓一族就住在那里，他记得小时候那一片窑洞前有石碾石磨有高大的树木，大人们农闲的时候在石碾石磨上加工粮食，冬三月，石碾石磨又成了人们聚集聊天晒太阳的地方。他说着这些话，不住地啧着嘴，像在咀嚼童年美食似的，一副记忆犹新的样子。他说完窑洞又给我说旧房子那边废弃的老戏台。
他说：岳书记，不要看我们土沟村破破烂烂的，当年也算好村子哩，那边的旧戏台过去每年五月十三都要过古会，唱大戏。五月十三下的是关老爷的磨刀雨，戏台对面老一辈时还有关帝庙，“文革”时才毁了。小时候，一到五月十三，家家户户亲戚朋友坐满炕，那时村上才热闹哩。
张铁槐和我说这么多闲话，在我看来，或许是为了弥补他几个月来未曾与我谋面的愧疚，才表现出这股热情劲。说真的，作为村支部书记，从我进村扶贫当第一书记起，到我为村上解决这些棘手的矛盾，他始终像个局外人躲在城里，让我多多少少对他有点看法。不过，他那天说小时候高朋满座的情景，对我倒有不小的触动。
张金槐那张疙瘩的脸，从迈出他家那扇红漆榆木大门起，就成了我的心病。一个人难道真愿意待在家中等死吗?看着张铁槐春风得意的笑容，想想张三槐苦大仇深的愤恨，张金槐那副病态的容貌像隐藏在黑暗角落的面具，让我惴惴不安。
从井房回来那天，张三槐一直在办公室等我。还没等我坐下喘口气，他就含眉带笑地问我：水泵都锈了三年了，还能用呀!究竟是关心水井房，还是有其他意思?他的神情让我捉摸不透。我没好气地回答他说：水泵锈不锈还没试，不过你们那三把锁却锈死了，我和老张捣鼓了一上午才好容易打开。张三槐就龇着牙笑：估计也锈得够呛!他脸色一变说，这都是让张金槐那狗日的闹的，他要再锁上一年，估计机器就彻底报废了，那他就拉下大圪蛋了!我听出张三槐话里话外的意思，他这是咬住张金槐不放。就问他，张金槐当支书时村上究竟欠了你多少钱?张三槐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挠着头说，也就两千多块!我看他的神情突然间变得像孩子一般羞赧，就说：才这两个钱呀，村上给不了你，我给你!张三槐却瞪大了双眼，一副急于摆脱的样子说：我要你的钱干么?要给也是他张金槐给我!我说：村集体欠你钱，你向村集体要，不能咬住个人不放，何况张金槐现在也不是村干部。我这样说，张三槐就不吱声了，但从他那气哼哼的表情里，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的不满。
那天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土沟村崖畔上，将褐色的土崖抹上了一丝金色，老榆树上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聒噪个不停。在这一片聒噪声中，我再一次推开了张金槐家的榆木大门。
大门后面仍旧蹒跚着那只大白鹅，鹅鹅叫着，滴溜溜转着小眼睛瞅我，也伸长脖子叫主人。张金槐妻子从门上走出，看到是我，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是那种忧郁神情中浅浅一笑。我正要对她说我来看老张，她却指了一下厢房，轻声说，他睡了。她把我让进另外一间屋子，神情仍就讪讪的。我问她：老张究竟得了什么病，昨天你也没告我。
她说：癌症。
我问：什么癌?
她又说：医生说腮腺肿瘤。
我又问：医生说这病治不好了?
她摇摇头，一脸凄苦地说：医生让做进一步检查，没瞒住他，他听说是癌症，说死说活不治了。
我说：这哪成呢，肿瘤也有良性恶性的，癌症也有治好的可能，咋能说不治就不治呢?
她的眼角已有了泪水，说：他就是这么个人，犟得谁说也听不进去，在医院住了一礼拜，一下花掉两万多，他知道病情就说死说活不住了。回到家，又躲着谁都不见，说是怕别人看他的笑话。她说着捂住了嘴，我看到她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脸憋得红一块白一块的，但她还是没让自己哭出声来。
我叹口气说：还是让他住院才有希望，医药费药保就能报销百分之七八十，余下的钱咱们想办法，待在家里总不是个事呀!我知道我无法安慰她，只能说出此行的目的。
她带着哭腔说：可他死活不去医院，这可咋办呀!
看着她无助的表情，我突然明白眼前这个女人是如此的软弱。她也许长期屈服于自己男人，就连眼前生死大事，也全然没了主意。从村民的口中我能感受到张金槐平素的脾气，他喊神跺鬼的架势和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让村上人人望而生畏，想必在家中也和气不到哪里。
我安慰她道：你别着急，我来劝他。
正说着，厢房那边却有了声音。张金槐喊道：你和谁说话哩?他声音恶狠狠的，好像是怪怨妻子将人带到家里。她慌慌张张去了厢房，我也随着她走出屋门。大白鹅看到我，又鹅鹅地叫开了，不断地甩着尾巴上的羽毛，直着脖子从阶台上走过，一副雄赳赳的气势。
她旋即又从厢房里出来，说张金槐叫我。我走进厢房后，屋子里已亮了灯。张金槐盖着被子半仰在炕上，头顶上雪白的灯光打在他光秃秃的脑袋上，愈发显得整张面容憔悴不堪。
张金槐看我进来，脸上露出了笑容，挣扎着身子，不断地用手掌拍打着炕让我坐。我半蹲在炕沿上，让他躺着。他便伸手抓住我的手，声音完全没了刚才的戾气，对我说：我正让她去找你，你就来了。
我说：我来是想让你去住院，现在医疗这么发达，你咋能说不看就看呢。
他声音低沉地说：我不是和你说这些，我找你，是想让你开一下会，算一算村上欠张三槐的钱，前几年村上打井，张三槐贴了不少钱，我手上没给他算清，这几天我一想到这事，就睡不着觉，你现在是支部的书记，能给张三槐还了钱，我就心安了。
他这样说，让我大感意外。按张三槐的说法，村上不仅欠张三槐钱，还欠了其他人的钱。张铁槐就一度怀疑我答应了张金槐什么条件。现在他却开会让我解决所欠张三槐钱的问题，而对自己的钱却只字未提。难道一个突然面对生死的人，才会这样大彻大悟光明磊落吗?
那天我答应他一定将村集体欠款的事情处理好，并劝他住院看病。他只是一味地说自己没有病，我劝他看病，他却和我谈扶贫上的事情，说了半天，我劝他看病的话他也没听进一句。看着他那张疙瘩脸下面犟硬的脸孔，我知道再劝也无济于事，只是当我瞥见躲在灯影里他妻子那张挂满泪痕的脸，我感到十分窝火，我恨不得从炕上将他一把揪起，扔到我那辆二手桑塔纳车上，然后毫不迟疑地将他送进医院。
5
坐在村委会办公室里，我一直纠结在自己昨夜的梦中。张三槐说我回省城这几天他们又开会了，他们究竟是开了大会，还是开了小会，还是开了不可告人的“黑会”，我想了一早上也无法想清。只是心中默默念着他们不要再生出事端来。
那天从张金槐家出来，刚刚拐进村委会前面的街巷里，我就看到一团黑影蹲在墙根下。我原为是一只狗或村上其它牲畜，谁知当我走近，那黑影却一下子站起来，一支香烟正一明一灭地在我面前闪烁。我禁不住一惊，知道是个人，心却嚯嚯跳个不停。
“岳书记——”那人叫我一声。我听出是张三槐的声音。
我问：张三槐你半夜三更蹲在这里干什么?
张三槐却嘭嘭吸着烟，嘿嘿地笑着说：我见你一个人出去了，就看你干甚去了。
我说：我能干甚，这村里一到黑死气沉沉的，能让人头发生出锈来，我能上哪儿去?
张三槐仍旧嬉皮笑脸的，说：你这是第二次到他家了。
我一怔。你狗日的还跟踪我，你真不是个东西!我骂道。
张三槐说：我主要是怕你敌我不明，被人家拉下水!他油腔滑调，一副狐皮袜子没反正的熊样。
我骂道：亏人家还对你的事情念念不忘，就你这屌样，狼吃狗啃了没人管才正好好!
张三槐听出我话中有话，就问我谁还关心他。我将他领到村委会办公室，一五一十把张金槐的话告诉他。这家伙一声不吭地蹲在门槛上听我说话，烟一支接着一支抽，头都快要耷拉到裤裆里了。
第二天我叫了张铁槐，开诚布公和他商量这些遗留问题。刚开始张铁槐一直耷拉着眼皮不说话，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副冷冷的面孔，只是时不时地撩起眼皮瞅瞅我，看到我盯着他时，他就呲开嘴向我无声地笑笑。很明显是抵触张金槐和张三槐的，按他的说法，张金槐和张三槐就是地地道道的灰人，他咋会赞同我为灰人解决遗留问题呢?我看他一副滚刀肉的架势，就问他，你和张铁槐张三槐是一个爷爷的子孙吗?
张铁槐突然见我问这种莫名其妙的话，似乎想到他前几天向我介绍他们那片窑洞的历史，就说：我们是一家村，老辈子上肯定是一个爷爷。
我说：既然是这样，一笔写出两个张字，你们还闹甚了，还有甚争斗的?
张铁槐就不说话了，我看见他长长叹了一气，思想上应该是有所松动。我便趁热打铁向他说了张金槐的情况，说张金槐拉着我的手告诉我，不解决张三槐的欠款就睡不着觉。我原本是答应张金槐夫妇不将病情向村上任何人说，就连昨天夜里，我都没告诉张三槐。但看到张铁槐一直游离在他们过去的恩恩怨怨上，我只能和盘将张金槐的惨样托出来，这样对张铁槐肯定有所震动。
果然，张铁槐听到张金槐的情况，像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嘴上一直嗞嗞地吸凉气，不断地问我，这人咋会得了这种赖病?!
最后张铁槐同意清还张三槐欠款，他嘴上仍旧发出嗞嗞的哀叹，说我年纪小，胸怀却大，他们张家门上要是有我这么个大胸怀的，咋会争斗这么多年，给子孙留下这种事情呢?张铁槐又在表扬我，可我听出他这次表扬与在电话里表扬我打开水房门上的锁完全不同，电话里那是打哈哈，这次应该是发自肺腑的。
那天我把我们商量的结果告诉张三槐和燕妞，张三槐就呵呵地傻笑，我看他没拿到一分钱就开心成这个样子，当初打深井的时候要是不下他的村主任，还指不定带领土沟村的村民真能闹出大名堂来。和他俩说了还钱的结果，我又将张金槐得病的事和他俩说了。顷刻，张三槐一直咧着的嘴巴，就合上了。他一脸懵懂问我：张金槐得了赖病?你昨天咋没和我说。
我说：说什么，他都病成那样了，还窝在家中不愿让外人知道，我能随便说吗?
张三槐说：我看他是亏心事做多了吧!
我骂他：你咋还是这么个熊样，属猪的，只会咬，不会放!
燕妞在一旁早被张金槐的病惊得脸色白一块红一块的，见张三槐这样说，也拿手捅他的后背。张三槐自觉说惯了嘴，就再没吭声。
燕妞却开口了，说：我过去看他脸上疙丁疙瘩的，黑封起来，样子更可怕，我还以为他那是恼的，没想到是病。
张三槐说：那也与成天生气有关。
燕妞问我：他那病真治不好了，他还小哩。
我说：关键是他现在不愿住院，谁说也不听。
燕妞说：他还真不怕死!
张三槐在一旁却愤愤地说：不怕死?我看没有不怕死的!你们劝不了他，我一说他，保准不送他，他自己也要爬到医院去。
我一听他这话就笑了，问他：你能说动他?
张三槐说：不信?你让我试试。
那天我自作主张带着张三槐去了张金槐家。张金槐的妻子看到张三槐走进她家红漆榆木大门时，脸刷地一下变得通红。我和她说明来意，她眼圈就红了，嘴上一个劲地骂张铁槐。我们商量好先由我进去向张铁槐说还张三槐钱的事，再让张三槐进去。
我进到厢房，张金槐仍旧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和他说我与张铁槐商量的结果，他就嗯嗯地点着头，最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像放下一副重担似的。
我叫张三槐进厢房来见张金槐，张三槐却让我出去，说他想单独和张金槐说会话。
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看到他态度坚决，就走出了厢房，我估计他俩在一起也不会出什么事。张金槐的妻子却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她担心有什么事发生。我劝她说，都是本家弟兄，不会有事的。
那天我和张金槐的妻子站在厢房的屋檐下听俩人在屋里的动静。那只大白鹅也许是看到了我这个陌生人的缘故，一直鹅鹅地叫着，吵得根本听不清他俩说话的声音。女人急了，操起院里的扫帚扔过去，大白鹅受到惊吓，叫得声音更欢。正当她不知如何对付这只讨厌的大白鹅时，我突然听到屋子里传出张金槐低沉的哭嚎声。女人一惊，要往屋里冲，我一把拽住她，说，没事的，他正劝着，哭出来就好!
他俩在厢房里足足待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当张三槐从屋里走出时，张金槐却颤颤巍巍地送出来，女人慌忙去搀扶他，却被他甩开了手。我看到，两个男人的眼睛都红红的。
离开张金槐家，我问张三槐是如何劝张金槐的，他却痴愣愣地不说话，我再追问，他便说：咋劝呢，请将不如激将!
他妈的，这家伙……我算是服了。
第二天我开车送张金槐夫妇去医院，张三槐和燕妞，张铁槐领着村上的会计都来送他俩。张铁槐对我说，他已算好了村上欠张金槐的钱，就让会计将账上仅剩的几千元钱先给张金槐看病，等村上有了钱再给张三槐。张三槐咧着嘴说，不忙，不忙!
张金槐的“赖病”能不能彻底治愈，我不得而知，但当他们三个人同站在我的车前，像三个亲兄弟相互帮衬着，我知道多少年结在他们心中的那把锁算是彻底打开了……
一个上午我边填写扶贫手册，边想着来年的工作。这次回单位张副处长对我近一年的扶贫给了充分肯定，当然他只是从我的汇报总结料中了解了我的工作情况，所谓“三面”工作在他的悉心调教下似乎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至于我在土沟村那些无法写入报告中的琐事，他应该无从知晓。他指示我要制定好来年的扶贫计划，让土沟村的贫困户尽早脱贫。一路上我已想好了几个项目，原想着白天与张铁槐开支委会商量，可我心中七上八下的，也拿不出个具体商量的章程来。
这样想着，原本一大早晴朗的天空突然间阴沉下来，到晌午时分纷纷扬扬飘起雪花来，而且越下越大，就连我贴在院子西墙上那张公用信笺上也沾满了雪花，白花花的，像上面多加了一个框子。临近黄昏时，院内的雪已没过脚面，已有四五寸了。
黄昏时分，张铁槐和张三槐冒着大雪来我办公室和我一起核算今年村民的收入。他俩很高兴地告诉我，今年的粮价涨了，村里每户人家的收入比去年至少多收入一倍。张三槐说着，却转了话题，说昨夜他们开会商量给我和我们单位各送一面锦旗。他的话让我心中一激灵，原来他一大早神秘兮兮说他们昨晚又开了一个会是商量的这事，害得我提心吊胆了一整天。张铁槐说，锦旗上写什么话，你有文化你定，我们都是些土包子说不好，可心却是诚的。张三槐就拿我开涮，说：给岳书记的锦旗上就写上开锁能手吧!
他俩这样有说有笑和我谈工作，让我很欣慰。倒不是因为他们给我送锦旗表扬我，而是我希望在我所住的这间村党支部办公室里，以后一直保持这种团结友善的气氛。
那晚上就在我和他们谈得兴致高涨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电话是哥哥打来的，他语气急促地告诉我，父亲病危让我赶紧回去。突然间的变故让我简直乱了方寸，我明知大雪封山，还是发动了汽车，我必须赶回去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我少年丧母，父亲含辛茹苦拉扯大我们姊妹几个不容易。这几年尽管我已成家立业，却没能在父亲跟前尽一份孝心，如果在病危之际我都不能见父亲最后一面，我将抱憾终生。
原本劝我天亮后再想办法的张铁槐和张三槐更是坐立不安。他们见我决意要回家，张铁槐便说，那咱们召集村民给岳书记扫路去，从村上扫到大马路上，路上就没问题了。他们也不管我同意与否，就去叫人。不大一会几乎全村的男人(其实都是一些老汉)，手里拎着扫帚和铁锹向村外走去。在白茫茫的雪地里，他们挥动着手中的工具，硬是在通往主干公路的山路上为我清理出一条可以通行的路面来。他们在前面扫，我驾着车跟在后面，在最需清理积雪的地方，他们都抢着去打扫。我看到张金槐的妻子、燕妞和半生家女人也来了，她们提着铁锹一刻也没离我的车旁。直至将我送上公路，感到安全了，才挥挥手，高喊着让我慢点的话，才折身回去。五里的山路，在那一夜是那么慢长，看着他们顶风冒雪的身影，泪水几次从我眼中涌出，如果不是小心驾车，我肯定会哭得一塌糊涂。
站在主干公路上，看着他们如豆的身影消失在通天雪白的山野中，那一刻我看到在白光光的山路上，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分外逼真地留在车轮印迹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