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走后的第二个月，我先是将经营了十多年的店铺转让出去，紧接着又把位于市中心的那套两百多平的房子卖掉，搬回我们刚结婚时买的那套只有六十平米的老房子里居住。我们没有孩子，也都没有真正的朋友，我们是彼此在这座城市里唯一的亲人，现在她离开了，我还没想好以后要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
在妻子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陪伴在她的左右，她意识清楚时，我会和她说说话，我们都很珍惜这些时光，我没告诉她她的真实病情，她也很少提及。我安慰她说用不了多久就能出院，她听后脸上几乎立马做出回应，像是怕我失望一般，她说她要是还能好起来的话，最想做的事是陪我一起回北方，我的家乡，去看看我长大的小镇，在那里的老街上一起牵着手漫无目的地散散步。她攥着我的手，感慨说她没想到我们竟一起互相搀扶走过了这么多年，她说：“以前我一直觉得你总有一天会因受不了我而离去，没想到你却没有。可能遇见你是命运对我的一种补偿。”我对她坦白我没她说得那么好，在我们结婚的这十几年间，我也曾跟其他女人发生过暧昧的关系……她摇着头说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一直在她身边，此刻在她身边。“我们一直在一起。”她说。
后来我按照她临终时的嘱咐，将骨灰带回她的家乡，撒进了村边那条眼看着就快要干涸的小溪里。出发前，我将家里能搜寻到的她的东西全都装进一个编织袋，和她的骨灰一起带了来，我在河边生了一堆火，将那些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投入火中，火势越来越大，伴随着布料、皮革燃烧时发出的声响和刺鼻的浓烟。我感到脸被烤得发烫，于是连着后退了好几步，直到一只脚踩进水中。我站在离火堆三四丈远的地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眼看着她的遗物化作灰烬，内心却仍无法接受她已从这个世界消失这一确凿的事实。
回城的路上，我一度觉得她还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她眯着眼睛，头向后靠在椅背上打盹。我一伸手就能触到她。我想起上一次陪她回来给她母亲扫完墓回城时的情景，一路上她既不睡觉，也不跟我说话，我看得出她心里不好受，后来我递给她一张纸巾，跟她说想哭就哭出来吧。我还没说完，一颗颗眼泪已从她的眼眶里滚了出来，泪水顺着脸颊流到了脖子里，那时她已经快四十岁了，但她的神态却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般。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那一刻的样子。我扭过头，看到副驾驶空空如也，心里想到她已顺着水流飘向远方，她解脱了，不用再忍受病痛的折磨，也无需再忍受生活这把钝刀的锯割。可是水把她带到哪里去了呢?我记起她对我说过，如果我以后若是想她了，就去看看河流，看看大海。
现在我有了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打发，晚上想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可每次在外面喝酒时，一到十点左右，我便会出于惯性掏出手机，想要打电话回去向她报备。她的手机号还在通讯录里，我看着那一串熟悉的数字，心里感到一阵苦涩，但却又狠不下心将其删掉。我关掉手机，继续坐下来喝酒，一直喝到剩自己一个人。有一次，我忘了喝了多少，夜里回家的路上倒在路边的树坑里睡着了，醒来时身在派出所，警察说已经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让他来接我回去。我踉跄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没事，能自己回去。一个胖警官把我按住，说那个朋友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让我等着和他一起走。我不知道他们通知的是我的哪个朋友，也无所谓了，我心想算那位老兄倒霉，又闭上眼睛，歪倒在椅子上。
那天来接我的是安永，忘了是如何认识的了，以前喝过几次酒，有好几年没联系过了。安永扶着我从派出所出来，他笑着问我还记得家在哪里吗?我揉了揉眼，朝四周看了看说离这不远，走路十来分钟能到。我又对他说我已经清醒了，自己一个人能回去，我说我谢谢他过来接我，以后请他喝酒。他说，谢什么，以后我要是也喝多了说不定还得你来接我。我说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执意要送我回去，说来都来了。他问我还能喝吗?不行去你家再喝点。我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家里白的啤的都有。那天回去后，我俩一直喝到第二天清晨，我隐约记得安永跟我说他刚和他老婆离婚，现在一个人生活。我忘了我有没有跟他说妻子去世的事。不过这之后，我们便经常相约一起喝酒了，有时也一块儿去按摩、洗脚，每次安永一喝多就会讲他那失败的婚姻，他说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结婚了。他想找一个女朋友，或者说情人，不结婚的那种。我说你想得美。他就说人活着总得有个梦想吧，不然同咸鱼有什么区别。
八月末，我在和妹妹通电话时跟她说了妻子去世的事，以及我把店铺转让了出去，现在在家闲着。惊讶过后，她问我妻子去世的原因，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尽量简略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她在那边叹息了一声，说了几句安慰我的话，她向我建议说何不趁此机会回老家这边来看看，顺便散散心。“我结婚时你都没回来，那时你推说你生意忙，走不开，你算算你都多少年没回来过了?”她说，“父亲是06年走的，已经整整十一年了。”我说我考虑一下，考虑好了再给她回电话。妹妹又在电话里替大姐说了几句好话，说我要是回去，她陪我去大姐家，她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谁都别再记恨谁，都该放下了。毕竟是同一个娘生的亲兄妹。我跟她说我没记恨过大姐。
那年父亲的葬礼结束，亲戚们都回去后，晚上我们在大姐家吃晚饭，大家都喝了点酒，有一阵子饭桌上陷入沉默，妹夫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已经买了后天的机票。大姐坐在我对面，突然冷笑一声说，这下你高兴了吧，你再也不用听他在电话里对你大呼小叫了，你回去要庆祝一下你解脱了吧。她越说越激动，我不知为何站了起来，大姐扬手将酒杯里的啤酒泼在我的脸上。才说了你两句你就受不了了?她也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以为父亲是怎么死的，还不是被你气死的!你自己想一想吧，从你上大学后，你做的哪一个决定不都是与他对着干的?你从家里偷户口本与一个比你大十几岁的女人结婚，你知道他一直想抱孙子但你却对他说你们不会要孩子，要做什么狗屁丁克……你跑到他够不到你的地方，他再也管不到你了。还有，后来他需要照顾时你有一天在他身边吗?就是在电话里你都不知顺着他一些。母亲去得早，他一个人把我们拉大，到头来他得了个什么结果……妹夫拉我走出房间，我听到大姐还在说着，后来她好像还哭了。我让妹夫不用管我，说想一个人走一走。我在镇街上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进了一家饭馆，独自喝酒喝到饭馆打烊。那晚我没回大姐家，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回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和妹妹一家一起离开小镇。大姐没出来送我们，临行时姐夫抓住我的手说让我忘了昨天晚上的事。我说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再说她说得都是对的，我是有过。
母亲是在我上初一的时候生病去世的。她临走时对我们兄妹三人说以后要听父亲的话，不要走歪路，最后，她转眼看向父亲，但父亲别过了头去。母亲去世后，父亲喝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他在家里喝酒，我们兄妹三人几乎都不敢大声说话，生怕惹他生气。不过他喝酒不耽误事，晚上喝了酒，第二天早上照例早早起来，给我们做早饭，叫我们起床，天冷了，他也不会忘记给我们置办冬天穿的厚衣服、鞋子等，镇上的人都说他脾气虽不好，但却是个心细之人。
直到十八岁之前，我一直很惧怕父亲，年少时的我在他面前总是小心翼翼，就像是一只如履薄冰的蔫鸡一般，生怕做错什么便会招来一个巴掌或是一顿鞭打。父亲的脾气一向火爆，他以前在部队待过七八年，转业回来后分到了铁厂，只待了不到两年，就因酒后与人打架被开除了，与他打架那人被他用酒瓶砸了脑袋，去医院缝了八针，从那以后在镇上远远看见父亲便会躲开。父亲回家待了半个多月，每天喝酒打牌兼与母亲拌嘴，后来有一天，他出去在镇上大路旁租了一间屋子，又坐车去了一趟县城，买回来些工具，打那天起便开起了汽车修理铺，卡车、小汽车、三轮车、摩托车他都修，据他自己吹嘘说就是来辆坦克，他也照样能修，这是他在部队那几年学下的手艺。
父亲对我比对大姐和妹妹更要严厉几分。我上初三那年，心里产生厌学情绪，成绩较以前下滑了不少，有一次我和妹妹说我不想继续读书了，不小心被父亲听到，他进来指着我问我刚才说的什么，我紧闭着嘴，低着头不敢看他。他挥手让妹妹出去，关好门后命令我将衣服脱掉，等我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他慢慢从腰间抽出皮带，一只手提着裤子，另一只手甩动皮带抽我，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地甩他那条军用皮带，我蜷缩在墙角，咬牙忍着痛和眼泪，一声都不敢吭。我知道，我若是叫出声来，他会更加用力地抽我，我将受到成倍的痛苦。那种疼痛我一直记忆犹新，每次一想起来，胳膊上还会不由自主地冒鸡皮疙瘩。
一直以来我的睡眠质量都不怎么好，稍有一点动静我便会被惊醒。最近一段时间(记不清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失眠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有时实在睡不着，我会起来随便在身上套件衣服下楼出去散步，我穿着拖鞋漫无目的地瞎逛，午夜的街道上空空荡荡，远处闪烁的霓虹像是梦中的彩色烟雾，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孤独的游魂。有时我在心中想象着或许会邂逅一个与自己同病相怜的午夜漫游者(当然是女的，一个孤独而忧郁的女人)，然而实际上我遇见的大都是些醉酒的人、衣衫褴褛的乞讨者、饭店上夜班出来倒垃圾的服务员等，我与他们擦肩而过，彼此眼中都现出厌恶的神色，仿佛我们互相仇恨对方久矣。
深夜漫游时，除了惯常性地追忆往昔的岁月，一些怪念头也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有些一闪即逝，也有一些会经常出现，一路占据我的脑海，甚至还会带入梦中。比利就是这第二种，不过如今我已经渐渐习惯了。比利是我幻想中的孩子。一天晚上他突然造访我的意识海，然后就在那里住下不走了。
有一段时间，可能是替我考虑吧，妻子劝说我想要一个孩子，她不说是为了我，她说是她自己希望有一个孩子。那时她已经四十一岁了，我说这对她来说很危险，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挺好的，从结婚时我就对她讲过我可以接受没有孩子。她坚持说我们应该试一下，后来我不得已只好依了她。但她的肚子始终没反应，她拉着我去医院检查(我们两人都接受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我没有问题。她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并没有什么效果，但她不死心，足足喝了两年之久，才终于放弃那个念头。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提过关于孩子的话题。
他如一道光，莫名其妙地突然闯入我的意识中，并在那里扎下根来。最开始，我先是设想假如我有一个孩子，那么我的生活将与现在有何不同?我在脑海里列出了不下十条可能的不同，但走着走着我觉得顶要紧的事是，我得先给这孩子起一个名字。一直到回到家中，躺在床上后，我才最终确定了比利这个名字。
比利长得很快，最开始时他只是一团粉红色的肉，连五官都模糊不清，没过几天，他便长成了一个能跑能跳的儿童了，他随我在街上漫游，总是不能老实跟在我身边，不是跑到前边去了，就是在后边某个橱窗前逗留，好奇地朝里观望着，我有时候不管他，自顾自朝前走去，有时则停下来等一下他，我从不催他，反正也不着急，由着他的性子去吧。比利，比利，我喜欢叫他的名字，他一听到我叫他就微笑一下，他是个话不多的小孩。有时我会指着一处地方，告诉比利十几年前那里是什么，比如那家文具店，在我刚来这座城市时，那里是一家卖旧书的书店，过了两年原来的旧书店变成了照相馆，照相馆的老板是一个小个子中年人，戴着圆框眼镜，又过了几年，照相馆也关门了，那里竟改成了卖刀削面的面馆……比利喜欢听这些掌故，有一次他还问我我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愣了愣神，告诉他说我那时比现在要瘦一点，眼角没有皱纹，兜里没什么钱，但却对未来充满盲目的希望，对世界充满热情。我看看比利，不知他能不能听得懂，但他又向前跑开了，他跑到一个大理石石狮子跟前，用手指触摸狮子的牙齿。
下午五点多时，安永打来电话，问我在做什么，没等我回答他又说没什么事出来一起吃火锅吧，他说了地址。我说好。我到时看到安永正在对着一个女人耳边说着什么，他的头紧挨着女人的头，右手在女人的背上，他没看到我。我在他们对面坐下，女人推了推安永，安永这才扭过身来。他嚷嚷着问我怎么才来，说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然后他向我介绍说他身边的是他女朋友，丽丽。美丽的丽。女人补充说。她看上去还比较年轻，说不上好看(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但喜欢笑，也能喝酒。安永不时附在她耳边说几句什么，她听后忍不住笑出声来，一边将安永推开。
我去上厕所，回来时发现桌上就剩安永一个人。我问他丽丽呢，他说他说了一句什么她不高兴了，自己先走了。我问他没事吧，安永说不用管她。从火锅店出来后，我俩又一道去了酒吧，酒吧中间凹陷是一个舞池，舞池中央用钢管搭了一个方形舞台，我们进去时舞台上一个身材火辣的舞娘正在表演钢管舞。音乐的声音将人声完全压了下去，安永对我打了个手势，然后转身走进跳舞的人群中，我看到他走近一个穿紧身连体裙的年轻女孩身边。我也进入舞池中，跟随着音乐的节奏摇动自己的身体，我感觉脑袋里有无数的声音，下意识地使劲摇晃脑袋，似乎是想要将这些声音从大脑中驱逐出去。后来我不知怎么就和一个短发女子说上了话，我们从舞池中的人群中间挤出来，在吧台边的凳子上喝了一杯威士忌，喝完后便离开酒吧一起去了宾馆。
妹妹又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看了眼书架上的台历，还有三天八月就要过去了。我在电话里说这边还需要安顿一下，下个月初回吧。妹妹让我买好车票后告诉她一声，说到时去车站接我。她说她们已经不在原来那里住了，而且县城这些年变化也不小。
九月过去了一周，我才买了机票和从市里回县城的火车票。列车到达时已是晚上九点多，列车还没进站，妹妹就给我发微信说她和妹夫已到，在出站口等我。我走出出站口那扇旧铁门，一边四下张望寻找，一边拨打妹妹的电话，电话刚接通，我感到背后被拍了一下，耳边听到有人叫我。我回过头看到两张有几分陌生的笑脸。妹夫从我手中接过行李箱，问我这一路一定累了吧。“哥，我跟你说，刚刚你从里面出来时我俩都没认出你来，后来还是我在背后看你走路的姿势认出你的。” 妹妹抱住我的胳膊，又指着她丈夫笑着说，“我对他说那个肩膀一摇一晃的人肯定是你，他还说不像，你的形象变了，但走路的姿势却还跟以前一模一样。”我们沿着出站口那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朝前走了十多米，在一辆银色现代车前停下，妹夫将我的行李放进后备箱。妹妹和我坐在后排，她对丈夫说开车去二板削面馆。她说我在火车上肯定没吃好，但现在这个点饭店大都关门了，就先吃碗刀削面垫垫吧。我说，十多年没吃过老家的刀削面了。妹妹说，一出了山西，那些刀削面馆没一家正宗的。我问她孩子自己在家吗?妹妹说洋洋住校，要到周六才回家。我说我还以为洋洋就在她和妹夫任教的那所学校上学。妹夫回头说洋洋还在读小学，妹妹于是顺着这个话题开始感叹起养孩子的辛苦。但我看得出，养孩子的辛苦，对她们来说应该算是甜蜜的负担。
我发觉妹妹的嗓音比以前粗了些，她说话时声音洪亮，语速也快，但咬字却很清楚，我估计这变化可能和她多年在讲台上讲课有关。她的身型变胖了些，隔着衣服能看出腰间的赘肉，发型也换了，干练中分倒也适合她现在的气场，但我还是暗自为她从前那一头飞瀑般的大波浪卷发感到惋惜。我在心中暗叹，妹妹与我记忆中十多年前的她简直判若两人，我心想若是在人群中，我一定分辨不出这是我的妹妹。而且我也不记得她身上有什么让人记忆深刻到一看到就能联想起她的特别之处。
第二天我们正吃早饭，妹妹手机响了，她说是姐夫，接起了电话。她说了没几句，把手机递给我说姐夫要和我说话，我接过手机说，喂，姐夫。姐夫在那边说，万明，昨天回来的吧，多少年没回来了，这次要多住一段时间。我嗯了一声，姐夫又说，你在小妹家住上两天就回镇上来吧，你姐也想你了。我让你姐跟你说话。姐夫在那边低声说着什么，然后电话那头传来大姐的声音，她说，万明，你没记恨姐了吧?我说，没有，自己也觉得光这俩字似乎不够有分量，但却又说不出其他什么话来。大姐说，那就好，我怕你还记恨着姐呢。我又说了一遍自己没有记恨她，我过两天就回镇上。
挂断电话后，妹妹说先在她家住几天，等周六学校放假，她们一家开车和我一起回去。我咽下口中的饭菜，说怎么都行，都可以。妹妹又接着之前的话题，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我回答她说还没想好，先休息一段时间吧。妹夫问我有没有想过回老家这边来。“既然店铺已经盘出去，在那边也没什么亲人了，还不如回来。”他说。我说暂时没这个打算，这些年已经习惯那样的生活，不想再折腾了。后来妹妹说起她们学校里的事，关于她的领导、同事、学生她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题。我记得她以前是个很安静的女生，怎么现在变得如此聒噪。我看得出来妹夫对她的喋喋不休也颇有些不耐烦。
妹妹他们去上班后，我有时一个人上街上去游逛，县城里比从前多了几栋高楼，几家大型超市，最明显的是街上的车多了不少，而配套的道路却没有跟上，十字路口没有左右转的车道，经常出现堵车的情形。我在街角看到挑着簸箩卖苦荞凉粉的妇人，停住脚步问多少钱一碗，妇人回说五块。我让她给我弄一碗，在她簸箩前的马扎上坐下，看她用一根铁丝针在浅口碟里将凉粉片划成细丝。晚上我和妹妹说起在街上吃凉粉的事，感叹那味道还和记忆中的一样，妹妹却说街上的不卫生，现在人们都去店里吃。
夜晚关灯后，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在脑海中与比利对话。我给他讲我读书时半夜跳墙头到校外去打桌球、滑旱冰的陈年旧事，甚至还教他说我们这里的方言，这样他再同我去街上时他就能听得懂别人说的话了。比利，这里的人问你是否吃过了饭不说吃过饭没有，而是说吃了没?没读mo音。区别倒是不大，主要是音调的不同，你跟着我说，吃了没?吃了没?
汽车驶进我童年的小镇，它凋敝的模样一如从前。妹妹指着前边的一排房子说最边上的那家商店是大姐开的。妹夫在商店门前停车，我们进去时，我看到大姐正在柜台后面坐着看手机。洋洋叫了一声大姨，大姐从里面走出来，说还以为我们今天不回来了呢。妹妹解释说洋洋赖床不起来，收拾好后就不早了。大姐朝我走过来，她苍老得很明显，我觉得她与记忆中母亲的形象很相像。她双手抓着我的胳膊，一时竟说不出什么话来。我叫她，大姐。她一边端详着我，一边喃喃地说，你是还在记恨大姐吗?要不然咋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我说之前生意走不开，她说不说那些了，你这次回来多住几天。
下午我们一起去给父母亲上坟，坟头上长满了杂草，我们三个男人动手拔了十几分钟才总算使其看上去干净了些，不再显得那般荒芜。我给姐夫和妹夫递烟，我们抽完后，大姐和妹妹已将带来的水果、糕点等供品摆在坟前的石板上，磕过头烧过纸后，我们便开始往回走，我想我们在父母坟前待了还不到半个小时。他们估计都没怎么看清我们这些年的变化。回去的路上我想起按我们这边的风俗，清明等节日，女儿是不上坟的。我想这些年他们一直在这里等着我，等我回来给他们烧一炷香，磕三个头，就像别人家的儿子一样。我又想到父亲去世前的那几年一定也在等着我，一如葬礼后那天晚上大姐讲的那样，他一直在等着我，等我回来向他低头，或是讲和。那些年他一定早已为我准备好了台阶。
第二天下午，妹妹一家开车回城去了。姐夫说他去店里，家里只剩我和大姐。大姐坐在炕上绣十字绣，她说她已经绣了一年多了——也不是专门绣这个，就是闲下来了绣几针——估计到过年时就能绣完，到时候用玻璃框裱起来，挂在墙上。她盘腿坐着，头悬在膝盖上的那块布的上方，她感叹说现在眼神不好了，经常绣了半天才发现针法错了，不得不拆了重绣。阳光透过窗玻璃照进来，明亮的光落在她的身上、脸上，我感觉她的眼神比十一年前平和了许多，她把针在头皮上篦了一下，这一动作使我又想到了母亲，记忆中母亲也做过这个动作。看着现在的大姐，我脑海中本已模糊的母亲的形象重又一点点复原清晰起来。我问大姐她有没有梦到过母亲，她抬起头来，想了一下说几乎没有。我说我倒经常梦见她，在梦里她有时说我太任性，固执，不过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没完没了地唠叨，在梦里，她总是在我身后叹息，一声又一声。
那你梦到过父亲吗?大姐问我。我如实回答说很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我梦到自己生了什么病，躺在床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亲坐在床边，他的手伸进被子里，在我的肚子上按摩，似乎那样可以减轻我的病痛一般;他的头歪向一边，我只能看到他的侧脸，他看上去很疲惫，好像随时会睡着一样，后来他的手不再按了，他躺倒在我身边，头挨着我的头，在我耳边打起呼噜，他的呼噜声震得房间开始晃动，我看到大块的混凝土砖石从天花板上落下来，顷刻间便已将我们掩埋。我没跟大姐说这个梦。过了一会儿，大姐说父亲走的那年上半年还经常说他在梦中梦到了我，但每次他们问他梦中的情景，他又不说了。最后那几个月，随着病情加重，他的脑子完全糊涂掉了，什么都不记得，谁都认不出来了。大姐说他走的时候看上去还算安详，不像是心中有所牵挂的样子。
晚上我和姐夫喝了几两酒。饭摊子收拾下去后，我们都不再说话——仿佛所有的话都已说完——静默地看着电视中正在播放的一档情感调解类型的节目，后来姐夫躺在炕头迷糊着了，我下地去上厕所。我从厕所出来后走出大门，沿着门口那条水泥路朝东街走去，感觉没走多大一会，我就来到了以前父亲开修理铺的房子那里，原来的那几间砖房还矗立在那里，墙面粉刷成了白色，窗户和房顶的瓦也都重新换过，现在这里改成了一家诊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站在门口吸烟，我走过去，问他这诊所是什么时候开的，他回说开了快三年时间了，从口袋里掏出烟盒，递给我一支烟。我问他不是镇上的人?他告诉我说他妻子家是镇上的，他的老家在河南;他和妻子之前在县城一家私人医院工作，三年前回来开了这个诊所。抽完那根烟后，他问我不是来买药吧，他说他得关门回家去了。我说不是，然后看着他走进诊所，将灯关掉，出来把门锁上。我和他一起往回走去，他从一个巷口拐了进去，我则继续往前走，大姐的家还在前边。而我的家在千里之外。
比利，你看到了没，那里原来是你爷爷的修理铺，连坦克都能修的修理铺，它现在变成了诊所，从修理汽车的地方变成了修理人体的地方。它这是升级了。我记得以前那座砖房的窗户下立着一把大的遮阳伞，伞下是一把旧摇椅，没营生时父亲就躺在摇椅上抽烟打瞌睡，夏天的傍晚我去叫他回家吃饭，有时他躺在摇椅里睡着了，我不敢把他叫醒，便站在一旁或是坐在门限上等他自己醒来，天色一点点变暗，月亮升起来，月光落在大地上一片白，父亲猛地惊醒，他从摇椅上站起来，抹一把脸说，走，回家!
我在大姐家住了一个星期，感觉像是过了一个月，在这小镇上时间像是凝固了一般;在家里，我跟大姐姐夫几乎没什么话可说，大姐的唠叨让我越来越觉得不耐烦，我要么整日在镇上闲逛，要么就在另一个房间里睡觉，刚回来时的新鲜感已经过去了，这里的生活于我来说就像是一潭死水，于是我决定回去。临别时大姐再一次劝我回老家这边来，我说我考虑考虑，我内心中对此倒是不再像十年前时那般抵触，然而飞机起飞后，从空中望着下面那片土地和那些缩小了的建筑物，我心里明确知道自己不会回来定居。十几年来，我早已经习惯在那座南方城市的生活，回来反倒会不适应。
回来后的第二天，我约安永出来喝酒，他迟到了二十来分钟，说是家里有事耽搁了。后来两瓶啤酒下肚，他才告诉我他又结婚了，就是上次那个中途退场的女人，丽丽。他解释说就只去民政局领了个证，既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办酒席;丽丽之前离过两次婚，她对他说这一次她谁都不想通知了，这也正合他的心意。
我问他怎么这么快就放弃他的理想了?他摆摆手说别提了，还不是一时冲动。他说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还说他这辈子算是完蛋了，他一件件地数说着结婚后新增的烦恼，我说他既然已成定局就坦然接受吧。他说只好这样了，过些日子再添一个小要债的，他的日子估计会更不好过。我笑着说怪不得这么快结婚，原来是擦枪走火了啊，他捶了一下桌子说大意了，大意了啊。我说恭喜，恭喜，等着喝你们孩子的满月酒。
不到九点，安永就说他得回去了，我看着他站在路边挥手打车的身影，又要了一瓶啤酒，冰的，我对服务员说;打火机掉在了桌子底下，我弯腰去捡，摸了两次都没有够到，另一位服务员过来帮我捡起，我点了根烟，安永已经不在刚刚站的那里了。
我突然想到，我这次要是再喝到派出所的话，安永可能不一定会来接我了。比利，我的儿，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就是这样。
服务员拿来了啤酒，问我现在打开吗?我说不用了，结账吧，他问我那这瓶酒还要吗?要，我说，我带回去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