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我家一里远，有条小街，叫五桂寺，是县城西面几个乡入城路的汇聚口，异常热闹。此地是否原有一座长着5棵桂花树的寺庙，已不可考，乡人更喜欢叫它“乌龟市”。
乌龟市曾有一个供销社门市部，油盐酱醋、五金百货，甚至还有些玩具和小人书，那里是我童年时最向往的地方。但因为没有钱，只能隔着玻璃，眼巴巴地在脑子里想象自己已攒够了钱，从营业员手中接过小人书或飞行棋……
除了这些，我最喜欢的，就是供销社综合食堂。相比于橱窗里隔着玻璃的梦想，这里的东西更直观也更实在，还能闻到香气，眼睛、鼻子甚至耳朵，都能“打上牙祭”。
食堂没有菜谱，墙上一个小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当日采购员买来的菜食，能做出来的无非就是回锅肉、粉蒸肉、红烧肉、麻婆豆腐之类的。
食堂门口有3个摊儿，一个卖蒸菜，一个卖烧饼，一个卖烩面，都由一个红鼻子大叔掌管着。大叔先前在城隍庙夜市摆摊卖烩面，后来不许私人摆摊了，他便被供销社连摊儿带人招了进去，虽然收入大不如前，但风不吹雨不淋，卖多卖少没人唠叨，也乐得清闲——表面上看照看的是3桩生意，但干的活儿却并不比先前单干时多。大叔的蒸笼里常常无肉可蒸，烧饼摊儿只有在冬至节前一晚会稍忙一点儿。那时，搞来羊肉是件难事，但怀旧的人家，在棒子骨汤里撒几根香菜，也要冒充一下羊肉汤过过瘾;而烧饼，是这模仿秀中必不可少且唯一正宗的演员。
所以，红鼻子大叔主要照看的，还是他最擅长的烩面。他也因此成为我最喜欢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的地位不亚于东门糕饼店做糖的黑鼻子大叔。
常有人说“这人长得像喝醉了一样”，我觉得就是在说红鼻子大叔。即使不喝酒，他的脸上也自带几分酒意。膨胀的大鼻子挤压着两颗惺忪的眼睛，像极了偷喝了醪糟的肥猫。他的头一年四季都油光锃亮，两只耳朵像刚吵了架的夫妻，谁也不理谁地别向相反的方向。一条曾经可能是白色的灰色围腰像勒在气球上一般，绑在他一直没停止膨胀的腰上，如同一个肚兜——只需往他怀里塞进去一条大鲤鱼，他便是个老年版的大阿福。
比阿福形象更精彩的，是他做烩面的技术。有一个暑假，在长长的五十几天里，我几乎天天跑到食堂门口，看他把敲得梆梆响的响皮炸成金黄的黄叶，然后切成细条，放进翻滚的骨汤里，放面，放海带丝和萝卜丝，再往里一大勺一大勺地放盐、味精以及芡粉水，舀起来，在空中划一道妖娆的弧，然后倒入炸好的肉丸子，等有人来买时，用粗瓷海碗盛了，再撒上几颗青白鲜亮的葱花，热气袅袅，魅惑无比。然后满意地用勺子在锅边敲两下，像是给这套完美的表演画一个句号。
烩面的售价是一角二分钱，这是当时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钱。烩面里有酥肉，有圆子，还有萝卜丝和面，吃完了还可以饶上半碗汤，香喷喷、热乎乎、软绵绵地滑入久不见荤腥的肚子，那份美劲儿，就甭提了。即使再贫困、再抠门的赶场人，从此路过，也忍不住停下脚来，从裤腰上解下钱袋，抖搂出几张票子，捋直了，小心放到案板上，然后眼巴巴地看红鼻子大叔的一套舀面表演，两声勺响，颤巍巍端起，一喝一大口，然后长长地伸出舌头，吐出一口热气，烫得再凶也舍不得吐。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激动地吞下自己口中丰茂的水分，捏捏空空的口袋，或把摊子前随意一个中老年妇女想成妈妈或外婆，想象她们掏出钱来，买下一碗，满眼幸福地看我狼吞虎咽，然后乐呵呵地饮尽碗中剩下的一小口汤……
多数时候，我都能战胜这份狂想，郁郁地离开。直至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乡下人从背篓里的红布里抓出两把米，“哗哗”放到秤盘上，红鼻子大叔拎起来看了看，然后倒进身后的缸里，拿起面勺，在烩面锅里给他舀了大大的一碗，我脑中一个小铃铛，叮地响了一声。
米是最硬的硬通货!我怎么忘了这茬儿?
我当即溜回家里，从米缸里抓出几把米，用手帕包了，老鼠过街一样依着墙脚，溜回烩面摊子前，感觉前后左右，都是眼睛……
红鼻子大叔倒没什么反应，照样拎起秤盘，掂了掂，然后舀了一大碗烩面给我，看我狼吞虎咽地吃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碗边，蹲下身来，把我刚才拿来的小米包放在我的手中，说：“孩子，你记着，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人不能被自己的嘴指使了!”
他的话音不重，却像山峦倾覆一样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捧起那袋米，像捧着一团烧红的炭，熟虾米一般，羞愧而弯曲地离开。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偷家里的米。
也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不问而取。
这也许是乌龟市上那碗烩面给我最大的营养，由胃入心，滋养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