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谭嗣同墓
正是在青山绿水之间，卧着一个年轻的灵魂。
我来的时候，阳光灿烂，绿草如茵。我来的时候，一百年的岁月隔在我们之间，这个国度里，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许多东西依然如故。我是来祭拜一位烈士，他的受难，赋予中国近代第一次伟大的变革以纯洁的品格;我来探寻一方水土，这片土地，孕育出“扫荡桎梏，冲决罗网”般的中国自己的人权宣言。
谭嗣同的墓在浏阳郊区，小山坡前面是肥沃的土地和千年不变的农家。再遥远的地方，是一脉连绵的山峰。墓正对着最高的山峰，当地民间传说，谭嗣同墓所面对的山峰，每年都在增高。与其说这是一种迷信，不如说是寻常百姓们表达对烈士敬仰的特殊方式。一路上，陪同我的是谭嗣同的侄孙谭恒旭先生。谭先生年逾六旬，精神却出奇地健旺。他是浏阳有名的眼科医生，一谈起谭嗣同，就激动不已，滔滔不绝。谭先生告诉我，由于谭嗣同墓地方偏远，一般旅游者不会前来，所以反倒还让主人拥有了一分宁静。我们的车行过好长一段颠颠簸簸的乡村公路，然后到了坑坑洼洼的基耕道前面。道窄不宜行车，我们只好下车步行。这样正中我意，以步当车，多少能够表达一点对烈士的敬意。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墓地。上下两段圆弧状的石板组成眼睛状的围栏，拱卫着烈士的尸骨。墓的面积不大，其表面用指头大小的卵石一颗颗地镶嵌而成。百年风雨，卵石已经变成了黑土的颜色，远远看去，浑然一体，只有走到近处，才会发现个中奥秘。墓后是三块相对独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最右边的辅碑写着立碑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中间的主碑最为高大，上面写着：“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之墓”。最左边的辅碑则写着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谭炜立”。谭恒旭先生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三块碑石的情况。关于立碑的时间，是在烈士遇难以后的第三年。其实，在谭嗣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谭氏家族就将他的尸骨收敛埋葬。但是，后党势力猖獗一时，对维新人士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为了避祸，谭家没敢立碑。直到一九零一年义和团之乱以后，清廷被迫更弦易辙，出现改革动向，谭家这才公开为谭嗣同立碑。主碑上的“中宪大夫”，是谭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职。虽然他在政变后被处死，但朝廷并没有剥夺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时候，族人依然使用。而谭嗣同生前与妻子李闰并无子嗣，因此谭家决定让谭嗣同的侄子谭炜充当其“兼祧子”，为其继承香火。墓地两边的石兽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里的青草却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灵，自愿来点缀烈士的墓地，来安慰烈士的孤寂?
谭嗣同就义的时候，据在现场亲眼目睹的一个老管家描述，死状极其惨烈。临刑前，谭嗣同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连三刀都没有将头颅砍断。监斩大臣刚毅惊惶失措，命令将谭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连续剁了几刀。那一年，谭嗣同刚刚三十四岁，正准备在维新变法中大展身手。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两银子雇了几个苦力，从刑场上将遗体抬回，放在浏阳会馆谭家后院的老槐树下。当人们缝合头颈的时候，发现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谭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侧向我鞠躬回礼。礼毕，老先生老泪纵横，情不能自已。率性为人，真情流露，真乃谭家人之遗风也。我与老先生谈及我最看重的谭嗣同遗著《仁学》，老先生大喜，说这本巨著长期被忽视，其实它堪称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的人权宣言。这部巨著“写出数千年之祸象”，鲜明地指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与伦理感情巧妙地搅和在一起，导致了血淋淋的残暴被掩盖在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的面纱背后。在许多读书人的笔下，漫长的专制社会成了一曲怎么也唱不完的田园牧歌。继李贽、黄宗羲、戴震之后，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批判，这一批判远远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思想家。他敏锐地触摸到中国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脉搏，认为大病应下猛药，“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药也;拯天下垂绝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
王船山所说的“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来，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人有几个呢?无疑，谭嗣同就是其中的一个。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
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
然而，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偏偏容不下这样的天才和英雄呢?谭嗣同必须以自己的被杀戮来证明自己的正义，这又是怎样悲哀和荒谬的现实啊!这块墓地，既是我们的光荣，难道不也是我们的耻辱吗?
我们缓缓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块铁。回首墓地，它已经隐没在一户农家的白墙青瓦之后。
大夫第里走出来的“叛徒”
大夫第在浏阳的市中心。浏阳人说，到浏阳，不可不到大夫第。因为大夫第不仅是一座精美绝伦的明清古建筑，更是戊戌变法第一烈士谭嗣同的故居。
大夫第建于明朝末年，在谭嗣同父亲谭继洵担任湖北巡抚的时候，得以大规模扩建。因谭继洵地位显赫，当地人称之为“大夫第”。现存的建筑仅仅是原来的一小部分，但也有近八百平方米。整座建筑坐南朝北，通高八米，有大小房屋二十四间，属三栋二院一亭砖木结构，具有典型的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的特点，又结合湖南的地理特色，做了一定的调整和改进。今天，外面的街道已经是现代化的闹市，而一走进大夫第的大门，就如同走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历史时空。在雕梁画栋之中，在从天井射进来的丝丝柔和的阳光之中，还能不能寻觅到谭嗣同矫健的身影呢?
其实，谭嗣同生前在大夫第居住的时间并不算长。他出生在北京，青少年时代大多陪伴父亲宦游在外。随着父亲任职地方的变化，他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回湖南老家几次，都是短暂的居住。但是，谭嗣同很喜欢这座老宅，他给自己的房间取名为“石菊影庐”。所谓“石菊”，也就是浏阳闻名全国的菊花石，因石头青灰如玉，有雪白的花瓣状似菊花，故名。谭嗣同的著作“旧学四种”之一便取名为《石菊影庐笔识》。他还喜欢使用菊花石制作的砚台，并写过多首砚铭，在友人之间唱和。其中一首为吴小珊作的《菊花石砚铭》云：“谓其顽而又觚，谓其逸不隐而文以华。墨之墨之当其无。浏阳者浏，曰惟厥家。噫信余不余畀，而以媵于吴。”这里很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思，菊花石的纯洁和坚硬，不正是谭嗣同自己品格的象征吗?
虽然经过了百年风霜的洗礼，大夫第的精美与讲究依然让人叹为观止。每一扇门窗上面都有细腻的木雕，鱼儿像在水里游动，鸟儿像在空中飞翔。遥想当年的街道上，除去这家豪宅之外，大概一般都是低矮、阴暗、破败的民房。大夫第内的主人，位居一品，当然是冠冕堂皇;大夫第外的世界，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不算贪官，一生保守而谨慎，但官位到了那一级，制度自然会给予他这样的房产和其他一切物质利益。作为谭家公子的谭嗣同，为什么不安安稳稳地享有大夫第里的醇酒美人，而毅然选择“叛徒”的身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呢?
有关心灵的奥秘，是难于言说的。谭嗣同曾经跟随父亲在陕西赈济灾民，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见难民作种种状，悚然忆及去年家乡之灾。幸有人焉以维持之，不然，大乱一作，惨毒当不止此。版赈者真公德无量哉!又自念幸生丰厚，不被此苦，有何优劣，致尔悬绝?犹曰优游，颜之厚矣!遂复发大心：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
这里，谭嗣同隐然具有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在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苦难对比中产生严重的“不安”心理，从而开始反思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我享有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应该承担的责任究竟有哪些?这时候，一扇一扇的门次第打开了，光芒射得人睁不开眼睛。这也是一种“觉”和“悟”，与当年佛祖在菩提树下的顿悟相似。谭嗣同推开了大夫第的窗户，也推开了自己心灵的窗户。有一种等待是上苍专门为自己设定的，人的命运便是欣喜地向它奔跑过去。正像后来的黄花冈烈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谭嗣同也是用生命实践了他的誓言。
漫步在大夫第内，徘徊在石菊影庐前，寝具、书桌和笔墨犹在，而主人早已离去。老杜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谭嗣同不属于“朱门”，只有路上行人的饥寒，才让他感同身受。他与父亲的关系是微妙的，父亲忠于传统，忠于僵硬的专制秩序，却清楚地知道儿子惊世骇俗的才华和冰清玉洁的人格。谭嗣同虽然拒绝了父亲给他安排的平坦的仕途，却依然对父亲拥有那一份天生的血缘之爱。在他决定为失败的变法事业献身的时候，并没有忘记父亲。他模仿父亲的口吻，写了一封痛斥自己“不忠不孝”的信件，借以让朝廷日后在清查家属时，不至于连累父亲。这真是“怜父如何不丈夫”。而父亲呢?在儿子遇难以后，谭继洵被从轻处罚，提前退休回到浏阳，回到大夫第。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说明谭继洵的内心是雪亮的：一天，谭嗣同的遗孀李闰因为想念死去的丈夫，在房中哭泣。谭继洵经过门外，听见哭声便止步劝说道：“媳妇不必悲伤，别看我是朝廷的一品大员，但我儿日后在青史上的地位，不知道比我要高多少倍呢!”
阳光透过窗框，投射到青石板铺就的光滑的地面上，宛如顽童涂抹的小方格。多少人脚步，沉重或者轻盈，在这块地板上走过。许多年前，一个坚定的叛逆者，走过长长的天井，鞋底带着天井里的青苔。
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侠之大者
金庸的武侠小说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但是其中堪称“侠之大者”的惟有萧峰、郭靖两人而已。萧、郭二人舍身取义，让人击节赞叹，尽管他们都是虚构的人物。而在血泪交加的中国近代史上，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此类“侠之大者”风起云涌、英才辈出。正因为有了大批英雄的出现，这一历史时期乃成为民族精神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时期。两千年专制体制严苛的压迫，两千年奴性文化持续的灌输，两千年阴谋权术深刻的熏染，将我们整个民族的人格、精神和素质都降到了一个低谷。到了清末民初这一王纲解钮的关键时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最黑暗的乌云之中窥见一道凌厉的闪电。谭嗣同正是这个时代走在前面的“侠之大者”之一。
当年谭嗣同纪念馆所在的偏僻小街，今天已经扩建成为浏阳一条著名的街道。这条街道以同样是殉身于近代民主变革的烈士唐才常的名字，命名为“才常路”。当年，谭嗣同与唐才常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一起在浏阳兴办算学馆，以教育、启蒙为使命，开湘楚大地近代教育之先河。后来，谭嗣同在戊戌政变中殉难，唐才常悲痛异常，以更大的热情和更激进的姿态投入到自立军起义之中。不幸因叛徒告密，唐才常被捕后英勇就义。可以想像，两位大侠相逢于地下，他们将不再孤独，他们该是何等地快意恩仇。谭嗣同纪念馆位于才常路的核心地带，这可能仅仅是个巧合，却又仿佛是命中注定。我想，在如同彗星般掠过天际的英雄与英雄之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们在此世以一杯浊酒告别，匆匆上路;而在不可预测的来世，总有再次相逢的时刻。
谭嗣同纪念馆的牌门高大而简洁，青灰色的大方砖历经岁月的磨洗，变得像砚台一样沉寂而凝重。牌门呈现尖塔状，中间的尖塔直指苍穹，仿佛是烈士生前悲壮的追问。整幢建筑笼罩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之中，其风格类似干西方的教堂。圆形拱门上面镶嵌着竖立的汉白玉门匾，上书“谭烈士专祠”五个大字。门匾的上方悬挂一大钟表。奇怪的是，表的时针、分针、秒针都凝固不动。讲解员告诉我，表上所指示的时间恰恰就是谭烈士就义的时刻，这是建筑师精心的设计，让后人牢牢记住烈士的风范。时间像流水一样无情，不同的人却能够赋予时间以不同的意义，这使我想起法国学者路易·加迪在《文化与时间》中所说的：
因天地影响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人类在其间凭借天赋理性代表着光明的一面——只是对种种变化的描述。
每种变化犹如昙花一现，但合起来却形成永久的整体。
时间的意义是活动于其间的人赋予的，没有人，也就没有时间了。这个凝固的时钟将一个历史的断面抽取出来，它所呈现的是极其丰富的元素，是彷徨、是呐喊，是浓浓的血腥、是高昂的头颅。对于谭嗣同来说，他不必像帝王将相们那样访仙炼丹、期望长生不老，他在刀锋临近头颅的一刹那，就已经把死亡置换成永恒，置换成如浮士德所描述的“最高瞬间”。
一九一三年，湖南省代督军兼民政长刘人熙，呈请北洋政府褒扬谭嗣同，兴建纪念祠。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大臣唐绍仪公布褒扬令，与此同时，当地政府拨五百平方尺地，于一九一四年，由谭氏族人自费兴建，次年竣工。今天，纪念馆内还收藏着袁世凯签名的褒扬令，以及题词。阴险毒辣的袁氏在题字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尽管根据近年来历史学家的考证，认为谭嗣同并没有亲身进入袁的军营游说，而袁氏也并没有向慈禧太后告密，但袁氏显然是参与镇压戊戌维新的保守派干将之一。谭嗣同的死亡，无论如何他都脱不了干系。袁大头会恐惧吗?会惭愧吗?这样揣度他，未免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谭嗣同与袁世凯之间的差别，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远远超过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
谭嗣同就义五十年之后，当时著名的新闻记者张慧剑在笔记中专门记载了“谭壮飞被害五十年”一则。他充满敬畏之情地写道：
壮飞之胸襟、抱负、胆略、品质，求之历史上殆不可多得似者。人仅盛称其与大刀王五缔交一事，而不知其本身即为第一等之大侠。
又一个五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我读到这段话，真有起死人而肉白骨之感。倘若时间倒流，谭嗣同与张慧剑都起死回生，我能够与他们一起举杯邀明月，虽然不胜酒力，也要一醉方休。大部分的生命都是灰暗的，但是只要拥有一两个闪亮的瞬间，生命就有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谭嗣同有《感怀》诗，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
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溟蒙。
桐花院落乌头白，芳草汀州雁泪红。
再世金环弹指过，结空为色又俄空。
谭嗣同不是风流公子、不是潇洒文人，而是义薄云天的大侠。他的武功也许比不上大刀王五，但在骨子里他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侠士。侠之大者，正如张氏所说，大在“胸襟、抱负、胆略、品质”上，武功倒在其次。张氏继续写道：
吾十余岁时读《仁学》，至“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驱除，死无恨焉。若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诸语，辄感激下泪。其时去壮飞遇害已三十年，民国建造且十年矣，史境大异而犹能中吾如此，则“侠烈”之气有以致之也。
有人不相信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感召，而只相信权力的魔力和金钱的吸引，他们会嘲笑谭嗣同的“迂腐”和“单纯”。这一分歧，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远远超过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不管怎样，在此后任何一个时代里，谭嗣同都能够找到他的知音。知音不在乎多，二三子足矣。
历史上的许多次革命和改革，最后都沦落为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而老百姓永远是刀俎上的鱼肉。戊戌变法与此前的政治斗争之间划上了一道深刻的鸿沟，这道鸿沟是谭嗣同和与他同时就义的五位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划出的。确如卡夫卡所说：“没有殉道者，任何运动都会蜕变为廉价投机的利益集团”，作为殉道者之一的谭嗣同，从精神的层面上提升了戊戌变法的价值。他以自己的死亡完成了救死扶生的大愿，从而在人类文明的天幕上，成为与布鲁诺、贞德、卡斯特利奥、甘地一样闪烁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