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纪伯伦的《先知园》中有一则故事：一只海蚌说，“我身子里面有一颗东西，很痛。”平凡的日子，的确心中没有沙子，有的只是平常的欢喜，平常的烦恼，平常的忘却。然而有一天，忽然起风了，浪卷过来，你翻个身，呛了一口泥沙，你也是迫不得已，或许赶紧打个喷嚏就把沙子吐了出去;或许你从此磨损着心灵，把痛苦渐渐包裹了，孕育成温润的珍珠。大海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在某个地方隐藏着某颗心灵的泪滴。
在我看来，法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福雷就是这样一只怀着珍珠的海蚌，“我确信文学不能拯救。它对经受了一次生死考验的个人来说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方式。写作是为了记忆，而不是忘却”。福雷不能忘却的是一个遥远的忧伤，时间的沙子被文字一层层包裹起来，痛，并幸存着。
1995年的冬天，福雷一家三口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圣诞节，女儿波丽娜刚过完三周岁生日，热切地盼望着看到她生命中的第一场雪。而几周后的一个下午，一次例行的儿科健康检查打破了生活的秩序，小姑娘被查出患有尤文氏瘤，癌症的阴霾迅速扩散开来，直到死亡的翅翼于1996年4月25日冰冷地触到了它稚嫩而无辜的猎物。也许没有这场变故，福雷一直会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学者，在英格兰、苏格兰、法国外省的大学里教教书，写写他关于法国先锋派作家的论文，在真实和虚构中揣摩着当代小说理论，时不时在诸如《艺术杂志》这样的期刊上发点文章。而象牙塔里学究的黑袍的确也契合他对自己禀赋的认识：“我知道自己无力胜任写小说，没有想象和观察的能力。我唯一的能力是在阅读时施展这种能力。”只是生活从来没有也许……
突如其来的空白。
总是需要填满。
于是开始了“我”的写作。
1997年《永恒的孩子》在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福雷的第一本小说，获该年度费米娜最佳处女作奖。1962年出生的福雷那年三十五岁，不能算老，但沧桑已然写在脸上，照片上的他总是掩不住一丝颓丧的神情，偶尔笑，也是淡而无奈的，像一声叹息的安慰。回忆还那么切近，赶紧，赶紧，“在时间的灾难中进行于事无补的抢救：保留刹那一个动作、一句话的残骸”，尽管写作只是“一项无关紧要的工作”，看着死亡的嘲弄，“睁着眼睛面对随着时间推移不断黯淡下去的深不可测的黑暗，看着那张可爱的脸在黑暗中泯灭”。
可以说在《永恒的孩子》的结尾，福雷已经预示了第二本书的来临，还有他此后的写作：
我把我的女儿变成了纸上可爱的小精灵。每当夜晚降临，我的办公桌便成了笔墨舞台，那里正上演着关于她的故事。我画上句号，把这本书和别的书放在一起。话语帮不了什么忙，我却沉浸在梦境之中：清晨，她用欢快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奔上她的房间。她柔弱不堪却面带微笑。我们聊了些家常话。她已经不能独自下楼了。我抱起她，托起她轻飘飘的小身体。她的左臂挂在我的肩头。右臂搂住我的身体。我的脖子能感受到一只小小的光脑袋温柔的触动。我扶着楼梯，抱着她。我们再一次走下笔直的红木楼梯，走向生活。
夜开始了，在一片空虚和寂静中，时间似乎也放慢了脚步。仍然活着的人注定要继续生活下去，无从选择，自杀和不自杀都是一种怯懦。如果说《永恒的孩子》是以不到四岁的波丽娜为主人公的，福雷的第二本小说《漫漫长夜》(中译本把书名改为《纸上的精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已经将目光移到了二十五岁的母亲阿莉丝身上，她在“死一般的、无可挽回的痛苦中”质问丈夫：“你企图用一本书来取代她吗?”
两年过去了，还是医院、手术、抽搐、昏迷和葬礼，旧日的照片打开一个真实的缺口，似乎时间终于教会了悲痛的父母去看，直面孩子走向死亡的那段艰难的路途，还有此后那一个永远的缺席。福雷夫妻都不信教，但在孩子临终，他们请了神父给她做洗礼，或许还是忍不住对天国存着一丝最后的幻想。穿着灰袍、老态龙钟的神父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纪，耳背得厉害，一场悲哀的闹剧。在葬礼上，又请了另一位神父，了解福雷的悲痛，神父于是背诵了《旧约》中的一段：
拉玛，人们听到一个哀怨的声音响起，听到痛苦的哭泣：拉歇尔伏在她的孩子们身上哭泣。孩子们死了，她不愿听到人们的安慰。
医生、朋友都劝说福雷夫妻再生一个孩子(“当然，不是马上”)，仿佛一个新生儿的诞生可以替代死去的孩子，但是福雷知道，另一个孩子意味着背叛，背叛曾经的美好，还有葬礼那天尖锐的活着的痛苦。
当周围的一切无休无止地暗示他们：如果固执地拒绝生第二个孩子，其结果要么是发疯，要么就是无法再忍受在一起，最后患难中的爱人以分手而告终;他们选择了离开，离开表面的理性和礼貌的关怀。旅行可以让人把过去生活的茧留在原地，就像蛇蜕下的那层旧皮，在世界的另一端会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智慧，同一个故事也会找到不同的声音去讲述，不同的耳朵来聆听。福雷开始研究日本文学，大江健三郎、津岛佑子、夏目漱石，在别人的文本中寻找并读到自己的真理。
从巴黎到京都，从东京到神户，逃离是一种自我放逐，只有迷失后才能再度找回自我，在他人的镜子里看到童年梦中的那个孩子，赤脚穿越熟悉而陌生的城市，站在自家庭院的门口。一定会有人来开门，闹钟终究会响，而梦也会一直继续。福雷的第三本小说《然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便是一种迂回的进入，经由三个日本艺术家——诗人小林一茶(1763-1827)、日本现代小说之父夏目漱石(1867-1916)和第一个拍摄长崎原子弹爆炸罹难者的摄影师山端庸介(1917-1966)——的曲折人生，再次潜入自身痛苦的谷底，沉思，在虚空中找到一份启示：“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虽然从此只剩下了虚空，这虚空已足够填满此后所有的时间和全部的心灵。“三次都是唯一的故事，当然，也总是同一个故事。/……/它是每个人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没有什么能强大到足以阻止自身的画面重现，它们从飘浮着幽灵的黄色、抽象的厚重里探出头来。”这就是福雷的固执，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过不去的过去：“不，我没有走出那个圈子——我一直就不在圈内——我只是围着圈子打转，想象只要有一本新书就可以让我抹却以前的那些书，让产生它们的经验变得生动。这已经是我第二本小说的主题。而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前进过一步。用一种我不怎么明白、更不愿意去承认的方式来看，我只是想用另一本书的形式摆脱自身的故事——之后再用另一本。”这也是福雷的清醒，清醒地看着自己的疯狂，一动不动地注视那份久远的哀伤，直到它静止，静止成“此后”的一种人生态度，忠诚是因为不愿意也做不到忘却。
2004年，《然而》获法国“十二月”文学大奖，理由是作者“投身于当今真正的文学创作。”缪塞在《五月之夜》中写过这样的诗句：“唯有伟人的痛苦才能使我们变得如此伟大。”伟大，是因为对痛苦的坚守。
写作是毒药同时也是解药。虽然文学不能拯救，但文字会产生一种幻象，作家用这种黑暗的材料，点亮了灵魂哭泣的光明。时间过去，《永恒的孩子》成了这份“哀伤的静止”，穿过《漫漫长夜》，《然而》……
在女儿的墓碑上，福雷刻了一行字，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的童话《彼得·潘》开篇的一句：“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除了一个”除了那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在永无乡听浪涛拍岸的声响，或许她已经不记得从前：担心大灰狼突然跑出来，她躲在父母温暖的被窝里，屏住呼吸。
很难想象一个小生命的消失会让人思考那么久，那么多：关于生死，关于自我，关于世界的虚无。时间没有停止，只是重复的努力(虽然是徒劳)让西西弗模糊了昨天今天明天的界限：我只是在重复我的故事，和别人无关，你可以不听。
十年过去了，福雷依然和妻子阿莉丝一起，他们依然没有孩子，他们依然还有爱情，支离破碎的爱情。2007年初，伽利马出版了他的新书《所有的孩子，除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书名。不是小说，而是散文：医院、医生、治疗和孩子身上手术后的累累刀痕，可怕的、惊人的、不忍卒睹的黑洞，又一次回顾曾经的挣扎，或许是为了让自己或别人在(再次)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变得更加坚强。《世界报》称它是一本“不可替代”的书，因为它揭示了生命的本质，不是不可或缺，只是无可替代。
“交出灵魂，可以。但给谁?”这是法国电影《爱丽莎的情人》(Elisa)中雷波刻在木板上的一句话，孤岛、醉酒和失意的房间，抽屉里几封盖着邮局“死亡”印戳的退信。
我认定这是我所读过的最沧桑的一句话，隔着黑水，牵不到手的欲爱不能。
无从放弃，怀着珍珠的那只海蚌或许会冷不丁倏地一蹙，浮出一个乍暖还寒的笑容。福雷说：“我们本应该很勇敢，以便一劳永逸地拒绝生的欲望，可是，我们并不勇敢。我们活着，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