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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出灵魂,可以。但给谁?”

时间:2023-11-05    来源:馨文居    作者:黄荭  阅读:

  记得纪伯伦的《先知园》中有一则故事:一只海蚌说,“我身子里面有一颗东西,很痛。”平凡的日子,的确心中没有沙子,有的只是平常的欢喜,平常的烦恼,平常的忘却。然而有一天,忽然起风了,浪卷过来,你翻个身,呛了一口泥沙,你也是迫不得已,或许赶紧打个喷嚏就把沙子吐了出去;或许你从此磨损着心灵,把痛苦渐渐包裹了,孕育成温润的珍珠。大海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在某个地方隐藏着某颗心灵的泪滴。

  在我看来,法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福雷就是这样一只怀着珍珠的海蚌,“我确信文学不能拯救。它对经受了一次生死考验的个人来说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方式。写作是为了记忆,而不是忘却”。福雷不能忘却的是一个遥远的忧伤,时间的沙子被文字一层层包裹起来,痛,并幸存着。

  1995年的冬天,福雷一家三口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圣诞节,女儿波丽娜刚过完三周岁生日,热切地盼望着看到她生命中的第一场雪。而几周后的一个下午,一次例行的儿科健康检查打破了生活的秩序,小姑娘被查出患有尤文氏瘤,癌症的阴霾迅速扩散开来,直到死亡的翅翼于1996年4月25日冰冷地触到了它稚嫩而无辜的猎物。也许没有这场变故,福雷一直会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学者,在英格兰、苏格兰、法国外省的大学里教教书,写写他关于法国先锋派作家的论文,在真实和虚构中揣摩着当代小说理论,时不时在诸如《艺术杂志》这样的期刊上发点文章。而象牙塔里学究的黑袍的确也契合他对自己禀赋的认识:“我知道自己无力胜任写小说,没有想象和观察的能力。我唯一的能力是在阅读时施展这种能力。”只是生活从来没有也许……

  突如其来的空白。

  总是需要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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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开始了“我”的写作。

  1997年《永恒的孩子》在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福雷的第一本小说,获该年度费米娜最佳处女作奖。1962年出生的福雷那年三十五岁,不能算老,但沧桑已然写在脸上,照片上的他总是掩不住一丝颓丧的神情,偶尔笑,也是淡而无奈的,像一声叹息的安慰。回忆还那么切近,赶紧,赶紧,“在时间的灾难中进行于事无补的抢救:保留刹那一个动作、一句话的残骸”,尽管写作只是“一项无关紧要的工作”,看着死亡的嘲弄,“睁着眼睛面对随着时间推移不断黯淡下去的深不可测的黑暗,看着那张可爱的脸在黑暗中泯灭”。

  可以说在《永恒的孩子》的结尾,福雷已经预示了第二本书的来临,还有他此后的写作:

  我把我的女儿变成了纸上可爱的小精灵。每当夜晚降临,我的办公桌便成了笔墨舞台,那里正上演着关于她的故事。我画上句号,把这本书和别的书放在一起。话语帮不了什么忙,我却沉浸在梦境之中:清晨,她用欢快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奔上她的房间。她柔弱不堪却面带微笑。我们聊了些家常话。她已经不能独自下楼了。我抱起她,托起她轻飘飘的小身体。她的左臂挂在我的肩头。右臂搂住我的身体。我的脖子能感受到一只小小的光脑袋温柔的触动。我扶着楼梯,抱着她。我们再一次走下笔直的红木楼梯,走向生活。

  夜开始了,在一片空虚和寂静中,时间似乎也放慢了脚步。仍然活着的人注定要继续生活下去,无从选择,自杀和不自杀都是一种怯懦。如果说《永恒的孩子》是以不到四岁的波丽娜为主人公的,福雷的第二本小说《漫漫长夜》(中译本把书名改为《纸上的精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已经将目光移到了二十五岁的母亲阿莉丝身上,她在“死一般的、无可挽回的痛苦中”质问丈夫:“你企图用一本书来取代她吗?”

  两年过去了,还是医院、手术、抽搐、昏迷和葬礼,旧日的照片打开一个真实的缺口,似乎时间终于教会了悲痛的父母去看,直面孩子走向死亡的那段艰难的路途,还有此后那一个永远的缺席。福雷夫妻都不信教,但在孩子临终,他们请了神父给她做洗礼,或许还是忍不住对天国存着一丝最后的幻想。穿着灰袍、老态龙钟的神父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纪,耳背得厉害,一场悲哀的闹剧。在葬礼上,又请了另一位神父,了解福雷的悲痛,神父于是背诵了《旧约》中的一段:

  拉玛,人们听到一个哀怨的声音响起,听到痛苦的哭泣:拉歇尔伏在她的孩子们身上哭泣。孩子们死了,她不愿听到人们的安慰。

  医生、朋友都劝说福雷夫妻再生一个孩子(“当然,不是马上”),仿佛一个新生儿的诞生可以替代死去的孩子,但是福雷知道,另一个孩子意味着背叛,背叛曾经的美好,还有葬礼那天尖锐的活着的痛苦。

  当周围的一切无休无止地暗示他们:如果固执地拒绝生第二个孩子,其结果要么是发疯,要么就是无法再忍受在一起,最后患难中的爱人以分手而告终;他们选择了离开,离开表面的理性和礼貌的关怀。旅行可以让人把过去生活的茧留在原地,就像蛇蜕下的那层旧皮,在世界的另一端会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智慧,同一个故事也会找到不同的声音去讲述,不同的耳朵来聆听。福雷开始研究日本文学,大江健三郎、津岛佑子、夏目漱石,在别人的文本中寻找并读到自己的真理。

  从巴黎到京都,从东京到神户,逃离是一种自我放逐,只有迷失后才能再度找回自我,在他人的镜子里看到童年梦中的那个孩子,赤脚穿越熟悉而陌生的城市,站在自家庭院的门口。一定会有人来开门,闹钟终究会响,而梦也会一直继续。福雷的第三本小说《然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便是一种迂回的进入,经由三个日本艺术家——诗人小林一茶(1763-1827)、日本现代小说之父夏目漱石(1867-1916)和第一个拍摄长崎原子弹爆炸罹难者的摄影师山端庸介(1917-1966)——的曲折人生,再次潜入自身痛苦的谷底,沉思,在虚空中找到一份启示:“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虽然从此只剩下了虚空,这虚空已足够填满此后所有的时间和全部的心灵。“三次都是唯一的故事,当然,也总是同一个故事。/……/它是每个人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没有什么能强大到足以阻止自身的画面重现,它们从飘浮着幽灵的黄色、抽象的厚重里探出头来。”这就是福雷的固执,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过不去的过去:“不,我没有走出那个圈子——我一直就不在圈内——我只是围着圈子打转,想象只要有一本新书就可以让我抹却以前的那些书,让产生它们的经验变得生动。这已经是我第二本小说的主题。而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前进过一步。用一种我不怎么明白、更不愿意去承认的方式来看,我只是想用另一本书的形式摆脱自身的故事——之后再用另一本。”这也是福雷的清醒,清醒地看着自己的疯狂,一动不动地注视那份久远的哀伤,直到它静止,静止成“此后”的一种人生态度,忠诚是因为不愿意也做不到忘却。

  2004年,《然而》获法国“十二月”文学大奖,理由是作者“投身于当今真正的文学创作。”缪塞在《五月之夜》中写过这样的诗句:“唯有伟人的痛苦才能使我们变得如此伟大。”伟大,是因为对痛苦的坚守。

  写作是毒药同时也是解药。虽然文学不能拯救,但文字会产生一种幻象,作家用这种黑暗的材料,点亮了灵魂哭泣的光明。时间过去,《永恒的孩子》成了这份“哀伤的静止”,穿过《漫漫长夜》,《然而》……

  在女儿的墓碑上,福雷刻了一行字,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的童话《彼得·潘》开篇的一句:“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除了一个”除了那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在永无乡听浪涛拍岸的声响,或许她已经不记得从前:担心大灰狼突然跑出来,她躲在父母温暖的被窝里,屏住呼吸。

  很难想象一个小生命的消失会让人思考那么久,那么多:关于生死,关于自我,关于世界的虚无。时间没有停止,只是重复的努力(虽然是徒劳)让西西弗模糊了昨天今天明天的界限:我只是在重复我的故事,和别人无关,你可以不听。

  十年过去了,福雷依然和妻子阿莉丝一起,他们依然没有孩子,他们依然还有爱情,支离破碎的爱情。2007年初,伽利马出版了他的新书《所有的孩子,除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书名。不是小说,而是散文:医院、医生、治疗和孩子身上手术后的累累刀痕,可怕的、惊人的、不忍卒睹的黑洞,又一次回顾曾经的挣扎,或许是为了让自己或别人在(再次)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变得更加坚强。《世界报》称它是一本“不可替代”的书,因为它揭示了生命的本质,不是不可或缺,只是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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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出灵魂,可以。但给谁?”这是法国电影《爱丽莎的情人》(Elisa)中雷波刻在木板上的一句话,孤岛、醉酒和失意的房间,抽屉里几封盖着邮局“死亡”印戳的退信。

  我认定这是我所读过的最沧桑的一句话,隔着黑水,牵不到手的欲爱不能。

  无从放弃,怀着珍珠的那只海蚌或许会冷不丁倏地一蹙,浮出一个乍暖还寒的笑容。福雷说:“我们本应该很勇敢,以便一劳永逸地拒绝生的欲望,可是,我们并不勇敢。我们活着,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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