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父亲诞辰100周年，并且也是他老人家离开我们35周年。现在，不要说政治界，就是其他各界稍有名气的人，在百年诞辰的时候，都有人给举办纪念活动。我在2019年就有幸被邀参加了著名现代诗人郭小川的“百年小川”诗歌音乐会。那时候我就想，到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即使搞不了活动，也应该写一篇文章，纪念一下我的父亲。
当然，我的父亲从哪一方面来衡量，都不能与郭小川比肩，但是，有一点倒是相同的，就是：我的父亲也是一个文学上的痴迷爱好者。
我父亲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因为家里贫穷，没上几年学，不识多少字，属于正宗的“才疏学浅”那个类别的，他能与文学沾边，并且最终还成了县内文学圈子里的“知名人士”，也实在值得他的后代我辈感到荣耀。
我父亲的履历稍稍复杂，扛过枪，种过地，遭过难，也露过脸，到了晚年，逃出了政治旋涡之后，则一心一意地做起了作家梦。从前期农社的业余作者变成了后期家中的专业作家。
到目前为止，以我的最大能力，找到的父亲第一次“变铅”的稿子，是在1957年11月20日的《吉林农民报》第四版上，一篇只有400多字的小建议《农村业余剧团多排演些新剧》，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这并不是他“荣登”的第一篇。
说实在的，这篇小稿既没有多大文学性，也没有什么时效性，但是，它却是父亲的助力器，让父亲为这个崇高事业拼了半生的心力。到1986年10月19日他去世为止，他一共写出了10余万字，发表了50余篇。这个数字虽然不大，但是以他的自身条件，已经是顶峰极限，并且在当时县域内的农民中，也算是唯一一人。
2016年，也就是他去世30周年的时候，我将他的作品搜集到一起，加上我的“配言”，汇成了一个集子，取名《我非莫若》，印出来后曾在我的小圈子里散发。不客气地说，能采用这个方式为我的父亲尽孝的，我家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因为我的诸弟中除了小弟，其余都是念书比我更少的农民;我小弟虽然是大学文科，但是他年龄小，一直在外面上学念书了，对家中和老人的事远没有我知道的多。
给老人立传，其实有一点点出力不落好的滋味。俗话说，知子莫若父，那么同样，知父也莫若子。在父亲的几个儿子中，我虽为长子，但是我也不敢说我最了解父亲，我更不敢说我的评价就是定论，所以我说：我不是那个“莫若”，这就是《我非莫若》书名的由来。
我在书中并没有无尺度地吹捧我的父亲，当然更不能恶意贬低。我是尽量本着客观全面的态度，来记述和评价自己的老人。我为他写的长文《记我的父亲武子成》，从准备材料到写成，竟然用了22年的时间。我要为我的老人求个公正，为我的同辈和后代留下真实，当然也要让知道我父亲这个人的人们给个认可。我在那篇长文中说：
回顾父亲的一生经历，评判他的功过是非，我虽是他的后代，却也是一件很难做好的事情。他的一半经历，是在我出生和懂事之前。若不是那场浩大的运动，我是不会轻易相信他以作家的口吻，给我们这些后代讲述的那些“传奇故事”的。现在我写他，也并不是为他立传，因为他还不够资格;我只是要我自己不要忘记：我有这样一个饱经风霜屡遭磨难并且影响了我们半生命运的前辈。我在记述中，本着尽量弄清历史、不编造故事的原则，写进来的东西都尽我的最大能力作了考证，涉及人物全是真实姓名。我在记述中，并不想美化当然更不能丑化我的父亲。我没必要塑造出一个虚假的形象来欺骗我自己。我只是想尽量全面地把父亲的个性表现出来。
对于我父亲在写作这一方面的评述，我在那篇文章中说：
在文学事业上，他太看重获得的点滴荣誉，却不敢承认没有什么可以保留和流传的东西。他写的稿子，特别是前期写的报道消息评论之类的稿子，时常因为失实片面锋芒毕露或指名道姓揭人之短而招人憎恨。1979年以后，他变得聪明些了，写了一些属于文学类的作品，但大多意境浅显直白，在水平上没有突破。并且，就是这等档次的作品，能发表出来，也饱含着编辑的一半心血。
《我非莫若》所选录的文章，是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排列的，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他开始起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到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之前，第二部分是文革运动结束后到他去世前夕。在他的每一篇文章的后面，都附有我的点评及相关情况的介绍。我觉得，我的点评是中肯的，我的介绍是必要的并且是极为珍贵的，因为除了我，有些情况是别人所不知道的。
他在前期写的文章全部都投给了《吉林农民报》，有小评论、小报道、小故事、小散文、小小说等等，基本上是以篇幅短小和态度鲜明为突出特点。通过这些“上不了多高的台阶”的“小豆腐块”，也真实而又快捷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他写的报道和评论因为敢于直言刀刀见血而受到了《吉林农民报》的高度青睐，曾为他出过专期内部通讯。小评论《干枷脖》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共鸣，报社后续还选发了读者的讨论文章，这个现象是很少见的。这里也顺便补上一笔：“匕首文”在受到报社高度青睐的时候，也遭到了社队干部和当事人的高度嫉恨，为他在文革运动中屡挨酷打埋下了祸根。
我对他写的这类述评稿基本是赞赏的，写这类稿也不一定都是揭短挖私，有的属于针对社会现象，而非指向哪个人。比如《哪里也没有预备现成的粮食》一文，虽然文中的“被教育者”都是真名实姓，但父亲并没有羞辱他们的言辞，只是批评他们盲目搬家，告诫他们“哪里也没有预备现成的粮食”，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劳动，别想“外快”，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父亲写稿的选材倾向和语言风格在这些小块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完全符合了报纸版面的要求，所以他也得到了报社的厚爱。他在1960年和1982年两次被评为吉林农民报社的优秀通讯员，并且受邀在1959年10月赴省城长春市参加了吉林日报报社组织的采风团，写了介绍经验的文章《我是怎样学习写作的》。他在1982年还被评为吉林省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在颁奖大会上，做了《耕耘莫负好春光》的(书面)演讲。在他发表的稿件中，曾有数篇获奖，如《“出家”队长》《“老蔫”中考》等，《三十晚上》还获得了被选入小学课本的殊荣。这些，都是父亲大骄其傲的资本。另外，他写的民间传说《泉眼岭的来历》一文，被梨树县政协选入到2011年编辑出版的《梨树文史》一书中，可惜的是，此时父亲已经去世25年了，他已经无法知道并为之骄傲了。
父亲后期的写作，属于“创作”类的比重多了，篇幅也渐长了，但是“跟上时代，反映时代”就像《插犋组不要赛吃喝》那样的“快捷精品”却是越往后越少。1980年4月发表在四平文联《东辽河》杂志第二期头条的小说《冬梅》，是父亲最为得意的大作，我给这篇作品下的评语却是“篇幅最长，水平最×”。读者李国志发文批评说：小说里批判的某些社会现象，恰恰是因为党的政策的调整，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这岂不是“无的放矢，无事生非”?后来我知道了，李国志是辽源市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干部(那时候辽源市归属于四平市)，他对党的现行政策的理解，绝对比我父亲深透得多。李国志说“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现实生活体察不深，肤浅，拿一些捕风捉影的问题作为依据，进行艺术概括造成的偏颇。”这个批评击中了父亲在取材选材上的软肋。他的很大的一部分作品都犯“捕风捉影”这个毛病，并且还曾惹了两次不小的麻烦。
1982年4月1日，《红色社员报》发表了由他“代笔”的一封群众来信，这是一位距我家几十里地远的外公社的农村姑娘的“呼吁”，诉说其父母粗暴干涉她的婚姻自由。报社发稿时还给加了编者按，可见重视程度。见报后，因严重失实，引起了一连串的不满：首先是女方家长不满，然后是当地妇联、县妇联不满，当地大队公社的领导不满，县委宣传部门不满，报社更是难堪不满。我就是不知道我父亲自己满不满。
这场风波还没被人淡忘呢，1985年，他又捅了娄子。《红色社员报》和《吉林法制报》先后给他刊登了《二和尚娶妻》一文。讲的是一个落后青年在村干部的教育和帮助下，走向正路的故事。立意是好的，但又是严重失实，张冠李戴，胡乱嫁接，并且还真名实姓，给那位青年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好在这次没有惊动官方，那位青年看在我们弟兄几个的面子上，饶了我的父亲，没让他赔偿名誉损失。
人们在发文怀念和纪念某一人的时候，就像写悼词一样，只言其好，不言其差，何况我这还是纪念我的父亲，更应该歌功颂德才是。但若那样，写了也没啥意义，并且也违背了我在《记我的父亲武子成》一文中所申明的宗旨。我虽然在这里写了父亲的这些缺点，但也不是揭疮疤，挖短处，贬损他的形象。主要还是为了提醒我自己：若想玩文字，只要拿起笔来，就要遵守底线，坚守原则，写出来的东西必须要经得起时间的敲打，扛得住任何人的盘诘。
父亲生前，在文学写作方面有两个愿望：一个是能把他的东西汇集起来，雪泥鸿爪，留下点印迹;二是希望他的后代(说实在的，他主要指望的就是我)也走一走这条道路。现在，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两个愿望我都替他实现了。我没有辜负他，愿我父亲的在天之灵有所慰藉!呜呼!
写于2022年5月18日父亲百年诞辰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