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毕赣，有时候是一个导演。
我从来不紧张，但来这个地方很紧张，所以来之前喝了一杯威士忌，现在好多了。
我的妈妈是一个理发师，爸爸是一名司机，从小是跟奶奶一起长大的。那个时候，奶奶开了一家麻将馆，我天天在里面写作业，后来拍电影，写剧本在哪里都可以写，一点也不怕吵。
我也没有什么东西要和大家分享，就讲一讲我是怎么开始拍戏的。
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动物，朋友就送了我一张碟，叫《导盲犬小Q》，我看了之后很开心，就想有一天去拍动物。同时，另外一位朋友送了一本杂志，叫《书城》，里面有许多关于哲学的、艺术的、绘画的、音乐的讨论，这些我全都看不懂，但是影评可以看得懂。因为影评前面都会有一段故事梗概，故事梗概虽然是一个简介，但我可以理解它。所以我一直以为，电影是特别简单的。所以就开始想电影去拍拍动物什么的。
由于我的学习成绩特别差，读了一个大专，叫电视编导，我以为跟电影有关系，结果去了以后才发现是学电视的。
在大学里面，有一天看到一个导演，是前苏联的塔可夫斯基，他有一个电影《潜行者》，评价特别特别高，说这是一部特别特别好的电影，就开始看。一看特别糟糕，非常难看，就觉得完全被骗了。这样，就觉得应该批评一下这个拍得特别不好的导演。但是要批评别人，得把他的电影看完。我就开始想把这部电影看完，但是实在是太难看了，每天只能看一小段。看了大概有一个星期还是半个月，忘了，最后一天终于看完了，就特别高兴，去食堂吃饭。边吃边想，我终于把它看完了，回来可以好好地收拾他了。但是吃饭的时候，突然觉得不对劲，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述那种感觉，直到今天我拍第一部真正的长片，包括下一部，都是在与那个感觉对话，突然找到了电影的美感是什么，但是我没办法表述，一直用创作与它对话。后来，我把塔可夫斯基的画像放在我的寝室里，放在我的床铺旁边。有一天，学校的领导来视察工作，进到我们寝室，他说我：你怎么把希特勒的画像放在你床边?我看一下，塔可夫斯基还蛮像希特勒的，也不好说什么，我说我是无意的。
后来，我就开始看一些电影，但是网络上的电影好多都没有字幕，很多欧美的片子基本看不懂，因为英语不好。只能看一些台湾、香港电影，他们讲中文，看得比较轻松。但是好多我想看的电影还是没有办法找到，因为我的生活费很少，没有那么多钱买许多碟来看，没有办法，我就骗我的下铺。每当我觉得一部电影好看的时候，讲出这部电影好看的道理给他。第二天我就发现他把碟买回来。就这样，我和他一起看了好多好多好多的电影。但后来他并没有做电影。
大二的时候，我拍自己第一个作业，拍了之后拿了学校的最佳影片，奖品是一部手机，我就在那部手机上面写下：我24岁的时候，一定要拍出我觉得最好的电影。特别意气风发。这样，就开始筹备自己第一个作品。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姑妈给过我一万块钱，都没有用，就准备用这个来筹备我的第一个作品，叫《老虎》。
拿着这个计划，我就回家，开始找一个男主角，我希望他是一个中年人，不希望他是一个小孩子，还希望他是一个有着老灵魂的带着孩子气的中年人。这样，我就找找找找找，发现我的小姑父。他在我家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人。爸爸开出租车，有一次被人抢了，被抢了很多钱，皮衣也被抢走了，三天之后，我小姑父帮他找了回来，所以我感觉他像一个英雄一样。
我回家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他就在我奶奶家。他正在那里看雅克·贝汉的《迁徙的鸟》，这个片子我在学校就看过，因为我喜欢动物嘛。我跟他说，你应该换一个频道，换体育频道，我们一起看球赛。他说，这个雅克·贝汉的《迁徙的鸟》挺好看的。我就想，他是怎么知道这个的?就开始尝试跟他聊天。我发现他其实看过很多书，包括陈凯歌《孩子王》原著小说他都看过，阿城写的。我发现他原来对电影，对美学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我就想让他帮我拍电影。我们那边称小姑父为小姑爹，我就跟他说：小姑爹，你能不能帮我演我的电影?他的回答特别江湖，他说：别人的忙我都会帮，何况是你的!
假期过去了，回到学校。我想，拍电影，应该有个剧本吧?我就写了一页纸的一个剧本，在下面垫了厚厚的一叠白纸，下面全是空的。拿着这个一页纸的剧本，找到一个有摄像机的同学，他也是我的朋友。我把那叠白纸放在桌子上，跟他说：跟不跟我去拍电影?他一看，那么厚：跟!
然后我就找到另外的，包括我寝室里的一个，一共四个人，准备回家拍电影。跟奶奶打电话，我说：奶奶，我想带几个人回家拍电影。我奶奶是担心别人的安全，从太原到贵州，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坐车都要30多个小时，她怕人家的人身安全有问题，就特别不同意。然后我就哭。然后她就同意了。
这样，我就把几个同学带回家，带到凯里。但是回家之后，我发现我根本就不会拍电影，不知道怎么拍。每天也不想拍，因为我很懒。见我这样子，剧组的那几个快崩溃了，我的副导演就把我那一页剧本的每一句话剪下来，贴在黑板上，每天逼我拍一句话。后来就养成我一个习惯，一场戏就一个镜头拍下来。就这样，每天就拍一句话，我们会背一些小小的设备，背背带，用黑色的包装着它，每天基本上是早出晚归。
有一天回家，楼下小卖店的那个人就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说：你觉得我们是干什么的就是干什么的。然后他说：你们是不是钓鱼的?我就想说：哦，那我们是钓鱼的。
后来，我就保持这样的状态，就像钓鱼的一样。
拍完了之后，我发现这个叫做《老虎》的作品，它所有的素材，一半的声音是没有的，还有好多穿帮，那个话筒都穿到正中央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作品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就没有办法再做它，就把它放下了。我觉得我可能不是拍电影的这块料。
到了大三，我们学校安排，要去电视台实习，因为我学的编导嘛。我就特别不想去实习。恰好有一个同学，也是好朋友，在加油站里面上班，就想去加油站跟他一起打那个实况足球。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
说说实况足球。这是一款电子游戏。后来很多人问我，你的长镜头的调度是怎么弄的，因为在《路边野餐》里有个40分钟的长镜头，他们问我怎么把这个镜头调度得那样清晰。我说我从前就开始打实况足球。这个游戏里面就有个很小的地图，都是那么调度的，对我来说很习惯。
没有去实习，我就去到加油站，加油站每天晚上门口会有很多卡车司机，他们一般晚上在那边住一晚上，第二天起来加柴油、汽油，还会有很多那个小镇上的小青年，前来给自己的摩托车加油，每天早上大概六七点钟，他们会在外面疯狂地叫喊：加油，加油!我在里面半梦半醒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一个星期，每天早上被人家莫名其妙地加油，然后就莫名其妙地鼓舞到了。
一个星期之后，我离开了那个地方，坐着大巴，沿着很弯曲的路回凯里，在路上突然发现，我应该是一个特别会拍电影的人啊。那个时候，非常有自信，非常有信心。
我以前写过好多诗，像日记、随笔一样的东西，一直挂在我的QQ空间里，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是诗。我才明白，噢，我写的是诗。我就用我的这些诗把那部很松散的《老虎》素材组接起来，发现它特别有美感。虽然它一半的声音也还是没有，还是那么粗糙，穿帮的地方我也没办法，我就把它放大了，所以很多时候拍的是全景，到《老虎》那边变成特写，而且特别粗糙，像八毫米的实验电影一样。
特别感谢张献民老师，还有卫西谛先生，把它选进了那一年的南京影展主竞赛。那一年我22岁。
拍完《老虎》以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我就想，我现在应该也不是特别着急拍电影吧，应该找一份工作，诸如此类。
这样就开始找工作，在贵阳，跟我的录音师一起开了一家婚庆工作室。妈妈给了我一点钱，录音师的爸爸把他家的货车卖了，也给了他一点钱，还有我的师妹，三个人经营这家婚庆工作室，没过多久就倒闭了。
这之后，我跟我的录音师搬到了另外一个毛坯房子里面，我们去旧货市场淘了两张床垫，应该是席梦思，又买了很多轮胎，把轮胎垫在床垫底下当床睡。毛坯房有两个房间，一个有门，一个没有门。录音师没有女朋友，他就睡那个没有门的房间。
就在那边，就拍了我的《金刚经》，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短片作品，虽然喜欢它的人很少。拍完那个作品以后，我意气风发地回到凯里，因为当时在香港拿了一个奖，我就觉得我应该特别会拍电影，我在凯里的朋友和同学也应该觉得我特别厉害。回到凯里，跟他们讲我是多么多么厉害，但他们都无动于衷，他们觉得我是拍微电影的，这让我特别生气。后来拿了金马奖，发现他们态度完全改变了。回凯里之后跟他们喝酒，其中一个朋友跟他新的女朋友介绍说，这是谁谁谁，拿过金马奖。啊，我觉得他们终于懂得我在干什么了。他接着说：他微电影拍得很好。
我特别喜欢他们。我每一次拿奖，他们都会高兴十分钟，十分钟以后，就不会有任何感觉。在凯里，我跟朋友们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我特别喜欢约会他们，所以我没有去北京，没有去其他地方。
拍完《金刚经》，我觉得没有机会拍我的长片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写《路边野餐》这个长片。就想要不要找个工作?我姑妈在客运站上班，她说那里有一个名额让我去试试，只要稍微过一下就可以进去工作。我就答应她，好好去考。当时就是觉得应该放下所有的东西去好好工作，到30岁再拍电影。
考完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在太原的同学，我说你给我买张机票，我马上要走。然后他给我买了张机票，我就走了。还好，我姑妈也没有怪我，因为我也没有考上。到了太原之后，我就帮同学拍婚庆，还了他的机票钱。
在太原，我经常跟我的老师丁建国酗酒，我一直叫他师傅。两个人每天都喝得很醉，我跟他说我想去北京找一些投资。我拿着剧本出去找投资，丁老师也帮我找，但没有办法找到。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说我就继续回凯里。
回到凯里，也就没有机会拍电影了，又想找份工作。刚好凯里那几个朋友他们准备去爆破公司上班，我想着跟他们在一起应该蛮好玩的，就跟他们一起考了一个爆破证。
拿到爆破证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慌了，他说我可以给你自掏腰包，给你钱拍电影。我蛮感动的。我就跟妈妈讲，我说我想要拍电影。我妈说你要多少钱?我说两万块。我妈就觉得我有病。但她说两万块够吗?我说够。我妈就给了我两万块。后来我师傅给我打了一些，我太太也拿些钱，还有我的朋友们也拿了些。这样，就开始筹备《路边野餐》这部电影。
我把我很多朋友都叫到凯里来，我记得我们租了两套房子，每天晚上都会开会，墙上画了好多分镜头。开会之后就带他们玩游戏，比如“真心话大冒险”，要大家讲出他们最羞耻的事情。剧组里我们是亲密无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相互之间最最羞耻的事情。所以，我们剧组非常的协调。
两个月以后，因为没有任何资金，大家的情绪和体力都到了一个顶点，我就把剧组给解散了。剩下我和录音师、我太太，还有文学策划，他叫陈骥，从北京飞过来帮我，几个人又开始补拍剩下的百分之三十。有一天我们上山去拍，下了很大很大的雨，我们几个就护着器材在那里淋雨，大家都特别高兴。我又重新找到当年拍《金刚经》的创作状态了，感觉特别好。
拍完之后，我就把素材给我的那个小姑父，我问他好不好看?他说特别特别好看。但我发现他在看的时候，全程都在睡觉。后来我们在瑞士洛迦诺影展首映，他和三千人一起看，他看哭了。第一次，他知道我在干什么，回去之后他一直在那里抽烟，我也没有时间问他好不好看。
然后，我把拍完的素材带到北京，开始要做后期的事情。几家公司陆陆续续看过素材，开始分别帮我，第一个后期公司的制片就推荐现在我的剪辑师给我，当时我就特别不想见，而剪辑师呢，当时也特别不想见我，但是互相出于礼仪和礼貌，我们还是见了一下。
我们见面的地点选在一家咖啡馆，一坐下来他就告诉我他是学造船专业的。我一听，咦，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蛮会做剪辑的。因为造船嘛，它有很多结构。我突然觉得还蛮想让她来剪我的电影。然后，我就推荐给她两个电影，一个是塔可夫斯基的《乡愁》，我想让她看看，不那么动作化的剪辑应该怎么样处理;接着我又推荐给她一个法制频道《今日说法》的一档栏目。她完全懵了，她不知道我到底想干什么，所以她就想跟我合作。
这样，我们就开始剪我们那些素材。那时候我跟太太住在我师傅丁建国给我们的一个房子里，是他租的，在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特别特别小，只有一张床，隔壁一个大房间是女房东，她的脾气特别暴烈。我和太太经常没有热水用，也不敢跟师傅说，怕他为难。房东也不许我们大声说话，但是在那个小房间里，情绪很容易波动，我们每天晚上就用悄悄话来吵架，每次都没吵起来。有一天我发现，那个房间路由器的密码被改过了，我就很生气，因为房东不让我们用网了。我每天出去，到剪辑师秦亚楠家剪辑的时候，就把那个路由器重启了，房东自己不会弄那个路由器，每次都得请人重新弄。结果三天之后，我和我太太就被赶出来了。文学策划陈骥过来帮我们拿着很多行李，我们没地方可去，就去了亚楠家。
这样，我们开始剪辑我们这部作品，剪辑完成之后请了很多老师前辈来看，他们都很关心我，但每一次都有很多的意见。我就很沮丧。我跟亚楠每次去给他们看的时候都满怀期待，每次他们看完以后摇头，我们满怀沮丧地再坐地铁回去，回去我们就重新看一遍，发现没什么问题。大概这样十几次吧，就每一次别人看过一摇头，我们俩就很沮丧，坐地铁回去，很绝望。一看完以后我们俩就喝酒去了，就觉得没有问题。
剪辑完之后，我准备去参加电影节，在去洛迦诺参加影展之前，亚楠突然告诉我，她说她的信用卡欠了六万块钱。我一想，她剪我的电影又没有什么钱，又不能接别人的片子，还得请我吃饭。所以，我就跟她说，那下面一部电影，我会给你的那个酬劳应该是六万块钱。没想到下一部电影资金很多了，我决定还是只给她六万块钱。
后来我们去了洛迦诺，是跟剧组几位制片一起去的，大家都很开心。在洛迦诺我们体会到了什么是很纯粹的电影互动。首映的时候，我在候场，等着观众入完场，我要上台跟观众打招呼，突然进来一个中年男人，胡子很多，他讲英语，我也听不懂他讲什么，他讲了一堆。我的制片特别兴奋，待他走了之后，制片就说，这个中年男人是说他特别喜欢我的电影，因为他们看过那个媒体场。但是他不应该来找我，因为他是评委。
但他这样说，当时我就觉得可能会有好的收获，就没有再把心思放在上面，每天到洛迦诺电影节旁边那个赌场去玩。每天大概带两个制片去，而我每天都会赢钱。因为什么呢?这里就不跟你们讲技术了，总之是赢。有时候赢二十瑞士法郎，我就买两瓶酒，三个人一起喝，如果赢一百五的话，我们就去吃牛排。这样，每天都很高兴。
这样陆陆续续的，我又去了其他影展，一直到今天。
可能有些人知道这部电影，我没有准备任何结尾，因为我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当年《老虎》去南京影展的时候，我在外面坐着，里面的观众一个一个一个地走出来。放映完我要去跟观众互动，我跟观众说，谢谢你们花时间来看我的电影。这句话一直到今天，我去过几百场电影的Q&A，每次我第一句话都会讲这个。
因为我特别小心眼嘛，所以想讲一个最后作为结束的话。就是在我毕业以后那一年，我回凯里，当时还去过一个广告公司，是朋友介绍的。那个老板人蛮好的，但是我拍东西他老指手画脚，我就特别烦。有一天终于跟他吵了一架，然后他说滚。我就走了。走到电梯口，直到走进电梯，还听见他在里面喊，他说，狗屎，就说有才华，你有才华能当饭吃吗?等等等等。
今天，我想说，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