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炎夏，女儿在高温、高烤、高压下完成了她梦魇般的高考。
网上查分已是半月之后，女儿时而一阵长长的深呼吸，时而站着，时而跪着，双手“劈里啪啦”地敲打着电脑键盘，突然间是一声用脚跺击木地板的巨响，紧接着是一阵惊呼：“我中了，我中了!”情形像极了吴敬梓笔下中举的范进。
巨响惊散了妻子在楼下的一桌麻将。妻子后来悄悄告诉我，考试后她曾进入过女儿的博客，女儿和四位女同学约定，等高考成绩出来，考好了就去上海“世博会”，考砸了就去深圳“富士康”!晚饭前，我有些故作糊涂地询问女儿：“仔仔，听说你曾想去富士康，干吗呀?”女儿仍旧是一副大大咧咧的神态：“老爸，你装傻啊，去富士康，跳楼呀!”知女莫过父，女儿的回答我明知有些玩笑的成分，但女儿自高三到高考的一年时间来，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我是心知肚明的。这压力有社会的、学校的、老师的，也有来自于做家长的。虽然我深爱女儿胜过爱自己，每次总会像儿时一样拉着她的手给她宽心：“仔仔，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考不好不要紧啊，你尽力了就行。”可是我和妻子的一些行为，无疑也给女儿施加了无形的压力。比如，女儿自高三开始，我就让妻子买断工龄全程陪读;家里离学校虽只有半小时左右的车程，我还是选择了在女儿学校附近另租了一套公寓房;临近高考半年，每一科都给女儿请了一个家教……如此种种，女儿怎么会不感觉有压力呢?
其实自打女儿还未出生起，我和妻子便有约定：生儿子，我当严父，妻当慈母;生女儿，我当慈父，妻当严母。所以，女儿大部分时间都是妻子负责，我也乐得当个“甩手掌柜”，每天回家放下公文包，就和女儿乐作一团，一起玩游戏，一起抢电视看、抢东西吃……可慢慢地，我和妻子就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楼上张家的女儿学钢琴了，楼下王家的儿子学绘画了……无奈之下，也只好给女儿报了钢琴班、绘画班，初中时还有一阵子报了奥数班。从此，女儿就几乎没有完整的娱乐与自由时间了，三岁开始直至高考结束，整整十四年时间!十多年时间，女儿的眼睛近视了，脊背稍不注意就有些轻微的佝偻，书包也是渐渐地增重——两斤、五斤、十斤，重的时候我估摸有二十斤，开始是提着，后来是背着，到高考时重得只好买个拖行李的架子车拖着!
家长如此，社会如此，其实老师们更没有闲着。从高三开始，每个学校都会倾全校之力配齐配好老师，班主任老师还必须全天吃住在学校。春节时，许多中学的校长还亲自带队，到附近的寺庙祈福许愿。高考那天，所有亲临考场的老师一律着红色衣服，等在校门口给每一个鱼贯而入的考生击掌加油。校门周围更是人山人海，大多数是翘首企盼的家长大军，也有警察、城管、街道社区等维持校园秩序的公务人员;还有工地停工、车辆绕道……堪称中国一绝，也完全够资格申报吉尼斯世界大全!
女儿所在的中学学生众多，一个年级就有二十多个班，班次之间分有尖子班、先锋班、加强班、普通班。女儿告诉我，她一位初中同学所在的中学为了追求升学率(许多教育部门将升学率与学校升级、老师晋级直接挂钩)，在高考的班级中还分有一个“清北班”(清者，清华也;北者，北大也)。临近高考一年，学生基本上要每月考一次，期中考、期末考、摸底考，等等，像赶鸭子上架似的，考一次就完全等于筛一次，再重新编班，尖子班永远没有固定人选，直至高考结束。学生们见此忍不住诙谐幽默一把：他们把“先锋班”写成“先疯班”;把“清北班”则叫成“不清不白班”;更有甚者，把“非常班”直接叫成“非人班”!
女儿高考结束时，我便拉着女儿的手戏谑而又有些自嘲地说：“仔仔，你考完了，剩下的就是考老爸了!”女儿高考的成绩虽然上了本科线，但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女儿取不到好的学校怎么办?选不到心仪的专业怎么办?学校同意了，当地考试院不投档怎么办?……整个脑海里“呼”地一下子挤进了许许多多个“怎么办”。这一段，我只好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为女儿的录取工作而奔波。每当自己心身疲惫地回到家中，最害怕的莫过于看到女儿投过来的那双探询的目光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当时，我便和妻子商量，如果取不到好的学校和专业，就把孩子送出国。直到这时，我才想起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的深刻和无奈——“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发展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直接加大了对世界教育的投资。”据教育部门统计，现每年中国自费留学的人数已达到几十万(每年还以近30%的速度在递增)，年年都有几十亿、上百亿美金的教育资金流向国外。我的脑海中不由得出现了一位深受封建文化教育毒害的读书人范进的形象。范进年过半百方才中举，他把自己所有的青春和希望都押在科举这座“独木桥”上，一旦中举，多年的折磨摧残，多年的忍辱偷生，多年的辛酸苦难，都在“疯”中爆发出来。无疑，他是一位封建时代千千万万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科举制度的殉道者。可近四百年过去，看看我们的孩子，看看我们的应试教育，并未与范进和他所处的时代好去多少，个中原因无不让人扼腕唏嘘，喟然长叹。
难道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真的不能好好改一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