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泥瓦匠，大字不识几个，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与泥土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病故后被泥土包裹，长眠在村前那个叫花园的坟地里，与他挚爱的泥土为伴。
发现父亲身体异常，是在我成家后不久的春天。当时，他在镇上的建筑站做门卫。一日，母亲从镇上回家跟我说：“你阿爹吃饭时觉得喉咙口有东西堵着，已经告诉洪元了。”洪元，是我三哥，结婚后搬到镇上去了。三哥是家里的主心骨，关键时刻，他拿主意。
“洪元怎么说的?”我急切地问。母亲说：“到上海什么医院检查检查。”
“嗯。”幸亏三哥那个上海朋友相助，安排到上海华山医院就诊。
几天以后，母亲又来到我家，一见到她的情绪，我就感觉不妙。我抱着侥幸心理问检查结果。母亲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说是癌症。”癌症，我怔住了。站在一旁的妻子也跟着抹泪。
次日放学后，我直接跑到位于镇上的建筑站看望父亲。为了不让父亲起疑，我撒谎说到镇上中心小学开会的，顺便过来看看他们。我劝父亲到医院“疗养”一段时间，调理调理身体。他觉得不疼不痒没什么事。好说歹说，父亲终于答应了。
父亲脾气很倔，容易发火，一般人都不敢惹他。人家请他去砌灶头，只要发现泥灰里有黄豆大小的疙瘩泥团，不管主人，还是请来的帮工，都会遭到他的大声呵斥：“这东西粉刷上去，就会有空隙，就会走烟、流火，灶头就不好烧了。”
在家里也是一样，他刚才还咪着小酒，其乐融融，说不定随时都会把筷子猛地往饭桌上一拍，骂你骂他。一家大小面面相觑，都不敢作声，包括家母在内。一次，母亲烧的咸粥，我觉得粥里的蚕豆皮太硬，就把皮吐在饭桌上。父亲见了，骂我浪费粮食。如果好好说话，也许我能接受。可他那骂人的样子我实在忍受不了，就回嘴辩护。这还得了，简直捅了马蜂窝。他把“忤逆”“不孝”等帽子都扣到了我头上。
因为脾气，父亲还吃过大苦头。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带着工程队在常州施工。有一天，工地上发生了盗窃事件，经查是工地上的一个小瓦工作的案。父亲手下的工人就把那小偷吊在工棚里打了一顿。事后，人家告发父亲私设公堂。公安过来调查情况，父亲的脾气又上来了，瞪着大眼睛，说：“不打小偷，打谁呀?”为此，父亲被警察带走了。
工地出事后，父亲被调回建筑站。父亲是水北建筑站创建元老，稍不顺心，他连站长都敢骂。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受站长器重，让他做了门卫。父亲做了门卫，就像天神守卫着站内的建筑材料，连一粒石子都逃不过父亲的法眼。
冬至过后，父亲的病情越发严重，我们又把他送进了水北医院。白天，母亲陪伴，晚上，我们兄弟五人轮流陪护。那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每次轮到我，都是从学校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医院。那段时日，父亲的脾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柔弱、温和、听劝，使我有点不习惯。我多么期待他能够从病榻上爬起来跟我吵架啊!
进入寒冬，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院长建议出院回家。父亲在世的日子进入了倒计时，心有不舍，却无力回天。好在学校已经放了寒假，我的时间宽裕自由，经常陪伴在家父身边，聊聊天，说说宽慰的话。
一日早上，父亲说想吃海参。妻子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全部交给了我，我跑了三里多路到水北车站买了去金坛的班车票。到了县城，从北门大街、思古街、沿河东路，一路寻找海参。那个年代，海参属于高档物品，比较稀缺。直到花街一家百货商店里才看到玻璃柜台里有海参。
到了年末，父亲滴水不进，处于弥留之际，兄弟几人依旧轮流看护。大年夜那天晚上该我守护父亲，我早早地完成了祭祖仪式，吃过馄饨，便到隔壁弟弟家替换下二哥。
屋外夜色茫茫，此起彼落的鞭炮声或远或近，屋内，灯光昏暗，父亲躺在床上，没有一丝动静。我坐在父亲面前，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不时抬头看看他。
新年的钟声响了，我连忙起身，轻声呼唤：“阿爹，十二点了，大年初一啦!”父亲有了微微反应，我给他喂了两调羹温开水，勉强流入口腔。20分钟后，父亲走了，到他那极乐世界去了。不一会儿，父亲眼中的五个“活元宝”，我们兄弟五人，齐刷刷地站在他床边。我们按照农村丧葬礼俗对父亲遗体进行了简单处理，并商定应对办法。意见得到母亲允许后，我对大家说：“你们都回去吧，我一人留下守灵。”
他们离开后，我独自守在父亲灵前，《悲惨世界》看不进去了，脑海里全是父亲生前的画面。
父亲吹牛的时候，那言语，那神情，那笑容，春风得意，是他最开心最幸福的样子。
父亲的瓦工手艺在当地百姓的口碑中是“上海的鸭子——呱呱叫”，他夸张地说自己一天能砌一个三锅灶，毫不费劲，有时还能搭上一个浴锅。无论土墼房、土坯房，还是砖头房，他不用水平仪，无须拉线放样，照样做到砌墙“前后一条线，上下一块板”。房屋漏雨，拾漏是父亲的绝活。他吹嘘道：“我上了房顶，轻功如猫，绝不会踩破一片瓦。眼睛一扫，就晓得漏点在哪。”在那计划经济年代，父亲总能弄到糖票、火油票、猪头票等等，全是他手艺的功劳，也是他吹牛的资本。
父亲哪一天要是从街上带回来猪下货，母亲烧得喷喷香，他就会站在家门口高声叫着我小叔叔的名字：“锁保，来吃酒啦!”全村的人差不多都能听到他的吆喝。父亲和我小叔俩喝酒不是重点，相互吹嘘的过程才是他们最大的乐趣。
父亲吹东吹西，总不忘吹捧自己的五个儿子。在他眼里，我们弟兄五人就是“五虎将”，个个聪明能干。他说：“元宝算什么东西，我家有五个‘活元宝’。一人一只脚，就把八仙桌搬走了。”
父亲吹牛，眼睛都不眨，母亲有时戏谑他：“你吹牛不要缴税，天没有凉帽大。”
守灵追忆，内心激荡起伏，难以言表，一晃天亮了。
那个冬天，对我来说是无情的，它深深地烙印在我抹不去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