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执意决定，宁肯让婚姻琉璃一样的透明，也不要琥珀一样的名贵婚姻存在杂质。
我总算走出了那段泥泞的婚姻。不过带着儿子生活，像跋涉在更加艰难的沼泽地里，并没有使我减负。经济危困把我们团团围住，透不过气来。为了让儿子继续在市里全封闭式管理的重点中学读书，我打了两份工：一份是给一家网吧做小时工，打扫卫生;一份是给烧烤店穿羊肉串，这样才能勉强维持我们娘俩的生活。
不管生活怎么艰难，也得为儿子打好基础，决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儿子很争气，各科成绩都优异，这是值得我唯一骄傲和自豪的资本。
儿子就要中考了，必须得为他身体增加营养。于是，周末我把他接回家里。午饭时，儿子对我说，他的左耳孔里好像塞住了什么东西，有时候听觉不大灵敏。
我说，那赶紧吧，去医院查一查，也好心里有个底，可别耽搁了中考。可是，如果去市里的大医院检查，被指挥着做这个仪器检查、那个仪器透视，没有三五百元查不出名堂来不说，还说不定要跑几趟。一是为了省钱，二是为了效率，我带儿子直接来到一家民营医院。这家医院痛快，既不用挂号，又不用洋仪器检测，仅收取了20元，医生立即开诊。
经过医生诊断，儿子的左耳孔里长了个小“耳挺”，只要拔出来就没事了。得知儿子的耳朵没有大碍，影响不到中考，我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毫无介意地把儿子交给了这位医生。医生将儿子的耳朵置于一盏灯下，用一根修长的医疗工具伸入儿子的左耳孔。只听见“妈呀”的一声，伴随儿子歇斯底里的叫喊，我看见儿子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急忙问，怎么了?怎么了?医生将拔出的“耳挺”拿给我看，“瞧，祸害除掉了，没事了，明天就好了。”
儿子捂着耳朵走出医院时对我说，当时，他听到嗡的一声，紧接着就是天旋地转。我连忙安慰他：勇敢点，你不是将来想上军校吗?军人要经得起任何痛苦和艰险的考验的。
不久，中考分数公布了，儿子顺利地考入了市重点高中。正在我兴高采烈的时候，儿子说，他左耳朵似乎一点听力都没了。顿时，我的头顶像炸起了惊雷。当务之急，必须带儿子到正规医院检查一下。
经过市医学界资
深耳科专家诊断，儿子左耳的耳膜和神经有可能被损坏，专家建议再到北京大医院进行一下确诊。而后，这位专家一一个劲儿地埋怨：哪有这样拔耳挺的，通常要经过几天的药物润泽才能拔除。
现在不是问责的时候，我必须马不停蹄地带着儿子去北京救治，必须，刻不容缓!
经过两天的颠簸，我带着儿子来到北京一家医疗水平颇高的医院，在朋友的帮助下，排了三天才排到专家号。
眼前这位银发、慈祥的耳科专家询问了儿子的病情，又对儿子的耳朵详细检查后，并没有立即确诊，而是给儿子讲了几个故事。其中，他讲到了中国残疾盲童教育家徐白仑、聋人手语主持人姜馨田、轮椅上的提琴家帕尔曼、永远的超人克里斯多夫、坐轮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朽的聋人发明家爱迪生等。然后，老专家沉默了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小伙子，你不是还有一只健康的耳朵吗?同样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啊!如果我说你的耳朵有治疗价值，那完全是骗你的钱，你甘心让人骗你的钱吗?肯定是不愿意的。本来这个残酷的结果我本不想告诉你，可必须得告诉你，你这只耳朵的耳膜和神经已经完全损坏，修复不了啦……”
专家的话语还沒有落定，儿子的眼睛盈满了泪水。我捂着嘴巴，强忍痛苦，跑到医院的走廊里，失声痛哭起来。我从来没有这样后悔莫及过，本应避免的结果，竟然因小失大了。
从医院出來，我和儿子都沉默着。我怕他看出我在流泪，就把太阳镜戴上，让他看不到我的悲伤。
我问儿子想吃什么，他一言不发。整整一天，他一点食物不进，只喝了十瓶矿泉水。为让他高兴起来，我带他到动物园、颐和园、故宫等地参观游玩，可是儿子一点兴致也没有。
准备从北京返回的时候，儿子突然问我：妈，我还能考军校当宇航员吗?我无言对答，顿时，泪水顺着太阳镜的边缘流到了我的鼻翼和嘴角。
途中，我深深地反思，当初，我是不是完全可以通过努力挽救那个完整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