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容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欲，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