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2月29日清晨，薄雾笼罩着日本横滨港，一艘名为“亚利桑那丸”的巨轮停泊在港口，正准备启航。
早上八点半，汽笛长鸣，“亚利桑那丸”号缓缓地离开了港口。三等舱的船舱内，一名身形瘦弱、一脸病容的青年身着立领外套，站在船窗前，朝着陆地的方向眺望。陆地渐渐远去，岸上的建筑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茫茫的海水。
突然，青年一阵大咳，越咳越剧烈，直咳得身体蜷缩，满脸紫胀。
同舱的乘客认出咳嗽不止者是中国留学生施存统。几天前，施存统的照片遍布日本的各大报纸，关于他被捕和被驱逐出境的报道铺天盖地，甚至连远在中国的《晨报》和《申报》也刊登了施存统被捕的消息。
1920年6月，在戴季陶的资助下，施存统来到日本，一边留学，一边治疗肺病。一年多后，他被日本警视厅驱逐出境，在神奈川刑警的监视下离开日本，驱逐他的理由是“与日本社会主义者频繁联系，与中国国内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密切联系，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日本警方的指控是事实。施存统在日本期间，确实一直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接触频繁，还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指挥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积极发展组织成员，宣传马克思主义。
尽管受到拘捕并被驱逐出境，但施存统并无任何悔过之意。咳嗽好不容易平息后，他又挺直腰杆，瘦弱的身板站得笔直。面对监视他的神奈川刑警，他气宇轩昂地宣告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
“中国眼下文化运动正盛，将来再兴起工人运动、军队运动，相信必定能够赤化。我将来不会抛弃现在信奉的主义，还要更加研究它。”
日本警察对施存统的“冥顽不化”摇了摇头，把他的言行记录下来，登载在日本《外事警察报》上。
这个世界从来不乏目光深邃的智者，他们总能透过现实的迷雾看到久远的未来。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看到报上关于施存统言行的消息后，说道：“对于确立了自己坚定信念的施存统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害怕。他正在前往的中国，已经涌现了一批和自己一样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而其核心中国共产党正迫切需要更多的积极分子来加入。”
是的，没有什么值得害怕，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正迫切需要施存统这样的得力干将回来工作。
第一个目标——团员数达到二千人
“亚利桑那丸”号乘风破浪，途中经过神户、门司，于1922年1月7日抵达上海。
施存统一踏上码头，一群黄包车夫争先恐后围了过来：“先生，要黄包车哇?我拨侬便宜点。”“先生，耐要去啥地方?我送耐。”“先生，侬看看，我格部车子交关新。”上海话、苏北话、宁波话……久违的方言温水一般朝着施存统涌过来，竟是说不出的亲切和熨贴。在日本时，遭到警察拘捕、训斥、驱逐，施存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此刻，看到熟悉的城市街景，听到熟悉的话语，施存统的眼圈红了。他轻轻地吁了一口气，在心里默默地说：“我回来了!”
然而，离开一年多，上海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人和事都不会停留在他离开的那一刻。施存统来到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大门前，只见大门紧闭，里面寂然无声。他敲了敲门，良久，有男子趿拉着拖鞋过来开门，眯着眼睛打量施存统。施存统礼貌地问道：“请问原来住在这里的杨先生……”未等说完，那人便不耐烦地挥挥手，说道：“搬特了，搬特了(注：上海话，意为搬走了)。”
“哐啷”一声，大门又关上了。往日那么亲切的大门，如今居然用一副莫测高深、无可奉告的冷漠表情应对他。
望着黑洞洞的大门，施存统怅然若失。那些你争我辩、高谈阔论的昔日时光，光一样转过来，又风一样转走了。朝夕相处的伙伴们，你们去了哪里?
施存统失魂落魄地离开新渔阳里，慢慢来到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站在黑色的大门前，他犹豫再三，不敢敲门，深恐老渔阳里二号也与新渔阳里六号一样，物是人非。
门“吱呀”一声开了，只见一名身着长衫棉袍的中年男子夹着包走了出来，正是施存统一年多未见的陈独秀先生。
施存统喊了一声：“陈先生!”声音竟有些哽咽。
陈独秀一看是施存统，大喜，高声喊道：“是存统回来啦!”马上又意识到不妥，施存统在日本被捕、驱逐出境的消息上海的报上都登过。当即掩上门，引着存统往里走。
陈家的客堂还是旧时模样。施存统看着小黑板上“闲谈不得超过15分钟”的字样，嘴角不由自主地向上扬起。
施存统说：“我去了新渔阳里六号，我们的人都不在那里了。我还担心先生您也搬走了。”
陈独秀说道：“前年12月我去广东工作了一段时间，去年9月回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局的工作。”
施存统汇报了自己在日本创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的情况，陈独秀听罢，颇为赞许，说道：“你和周佛海创建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的情况，佛海回来都说过。你后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发展小组成员的事，我也知道一些，你干得非常出色。”
施存统又讲了自己被日本警视厅拘捕和驱逐出境的经过，陈独秀安慰道：“回来也好，我们的党团工作正缺人手，你回来我们就多了一员得力干将。”随即又笑着对施存统说：“坐牢怕什么?坐牢只会让我们愈挫愈勇。两个月前你要是到这里来，你肯定见不到我，那时我在法租界巡捕房的监牢里。”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老渔阳里二号家中被捕。10月5日，法租界会审公堂指控“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10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上海、北京等地各大报刊作了报道。
陈独秀被捕的新闻，立刻搅起舆论波澜，其友人纷纷施以援手，掀起营救浪潮。胡适得知消息后，请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法国使馆联系，设法营救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内部，张太雷和李达商量后，请孙中山出面相助。孙中山一面致电法国驻沪领事，请他们释放陈独秀，一面亲自关照广东省银行，电嘱由他担任总董事长的上海中华银行代解银元1000元，以供保释陈独秀之用，并让褚辅成、张继等出面保释。在沪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更是鼎力相助，出资聘请了著名律师巴和出庭辩护，找铺保保释，还打通了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
经过多方营救，10月26日，法国副领事宣判：“搜获书籍虽多，尚无激烈言论。惟查出《新青年》有违前次堂谕，判罚洋一百元了案。”当天，陈独秀获释。
听着陈独秀气度从容地讲述自己被捕、获释的经过，施存统的钦敬之心油然而生，他想：“牢狱之灾，付诸笑谈，大概也只有仲甫先生才有这般气概。” 陈独秀如炬的目光，点燃了施存统心中的火焰。
获释后的陈独秀，并没有“收敛”的打算。1921年11月，他以中共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1922年7月以前，党员都要达到30人，尽早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1922年7月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正式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规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并要求各地党组织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青年团组织的领导要“依新章从速进行”。
陈独秀拿出这份《通告》，指着上面的一句话“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说道：“存统，这件事你来牵头!”
施存统点点头，应道：“好!”
但施存统心里明白，摆在他面前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社会主义青年团曾经有过一段蓬勃发展的兴盛阶段。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率先成立后，联络各地建团，各地纷纷响应，一时间，青年团组织遍布全国，到1921年3月，全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已经达到1000余人，为此还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俞秀松担任临时团中央书记。
但随即俞秀松赴莫斯科开会、学习，各地团组织骨干成员也纷纷流失，再加上经费困难难以为继，1921年5月前后，各地团组织陷入半停顿或者停顿状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青年团和青年运动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1921年8月，张太雷从苏俄回国，带回了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建设各国青年团的重要指示，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汇报后，拟整顿、重建青年团。11月，在张太雷的主持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恢复。
但重新恢复的团组织毕竟元气大伤，很多活动还没有走上正轨，加之张太雷工作十分繁忙，共产国际交托的很多工作任务，需要他全国各地奔走，有时甚至还要去日本等地工作，尤其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后，张太雷作为马林的助手和翻译，工作愈加繁忙，青年团组织的很多具体工作常常无暇顾及。
摆在施存统面前的，是一个亟待重新整饬的摊子，但有中共中央局在，有仲甫先生在，他就无惧任何艰难险阻。他看着陈独秀，信心十足地说：“请先生放心，我一定好好工作，让青年团重振旗鼓!”
大沽路的春天
老渔阳里二号的光阴似乎总比别处走得更快些，不知不觉，日影西移，两人面前的茶也淡得没了颜色，陈独秀似乎忘了要外出办事，谈兴甚浓。
他和施存统细细地分析了当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状况，说道：“建团初期，为了团结和吸引更多的人入团，对入团人员未作严格规定，青年团员成分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意见常常不一致，彼此互相冲突。恢复和重建的青年团内不能有那么多不同的主义，要把全体团员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确立一个共同的信仰。这个共同的信仰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施存统频频点头。几年间，他经历了很多事，经过反复学习和比较，早已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信仰，因此，非同赞同仲甫先生的意见。
陈独秀又说道：“存统，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团员重新登记，然后通过各地的团组织，深入工厂、补习学校、学校等地，把其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吸纳进来，发展成团员，受党教育，听党指挥，假以时日，一定能把青年团建设成一个富有朝气充满活力的青年先进分子的组织，成为党组织的得力助手。今后，凡是有党组织的地方，都要有团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过后，党的各项工作开展得很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要适时开起来。”
随着交谈的深入，一个有着远大前景的青年团组织在施存统的脑海里一点一点清晰起来，他为此而兴奋，脸微微红着，脸上的病容一扫而光。
他对陈独秀说：“听先生一席话，我对如何开展团工作有了一些思路。只是，既已不能继续在新渔阳里六号办公，是否需要另觅办公场地?”
陈独秀说道：“必须另外找一个办公的地方，最好还在租界里，虽然租界里也会有巡捕过来搜查，但活动相对自由，而且对外联络也便利一些。”
找一个临时团中央的办公地，最好当然是临近老渔阳里二号，有利于开展工作，但霞飞路、环龙路一带寸土寸金，租房价格着实惊人，且也没有合适的房子。
找了几日，施存统终于在上海公共租界新大沽路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场所。房子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两层小楼，老式石库门样式。室内面积不大，考虑到团临时中央局办公室和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都要在这里办公，以后要开会，要学习，要研究工作，有时还要供外地来的同志临时住宿，租一上一下局促了些。刚好紧挨着的356号、357号都是待租的，施存统征得陈独秀同意后，便把356号、357号一起租了下来。
稍事拾掇，356号楼下用作团临时中央局办公室，楼上用作施存统的寝室。357号楼下用作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会所，后来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会所也设在此处，楼上搁了几张床，可供外地来沪的同志暂时居住。一些隐蔽的会议也在楼上开。这里虽比不得独门小院，但大沽路相对僻静，开会、议事也便利。
考虑到被日本警事厅驱逐出境时，“施存统”三个字关注度太高，也太敏感，施存统便改了个化名叫“方国昌”。
天气渐渐回暖，又一个春天如期而至，上海公共租界在和暖的春风里慢慢苏醒过来。
施存统很快发现，公共租界里的春天与法租界的春天是不一样的。自1862年起，法租界就有计划推进公共道路和堤岸的建设，街心花园的花，道旁的梧桐树，都是对全体社会公众开放的，但公共租界开辟的公园，不允许华人入内(注：这个规定直至1928年才废止)。公园里百花争艳，华人无权欣赏。
屈辱和不忿滞留在胸中，激起的是年轻人心中的信念——一定要让国家强大起来，让民族强盛起来，将来不再受外来者的欺辱。
大沽地路356号、357号一天比一天热闹，每天有青年出入其间。外地团组织派人来上海联系工作，也都在这里落脚。这里成了新渔阳里六号之后又一个青年革命大本营。施存统每周都要召集团员开一次大会，在他的带领下，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他们着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调查了解各地青年团的基本情况和现状。他们逐个联系各地团组织，要求各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恢复和重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原先入团的团员也进行了重新登记。青年团初创时，发展团员的程序不够完善，往往不经过团员介绍和组织审查就吸收入团。重建阶段，各地青年团的组织程序上都逐渐规范起来。
恢复和重建阶段，谭平山领导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最有工作成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谭平山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接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他领导广东党支部于1921年11月到12月开始了紧张的重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2月26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青年周刊》在广州创刊。广东党组织在东园召开大会，宣传共产主义，并提出建团的号召，说明入团的目的和入团手续，同时，制订和公布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对广大团员青年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明确改造社会的责任，并在串联发动、教育提高的基础上，重新登记团员。到1922年3月初，重新发展登记入团的团员有400多人。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东园召开成立大会暨马克思纪念会。大会向与会者赠送马克思纪念章和马克思学说小册子。重新成立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机构执行委员会下设劳工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军人运动、政治宣传、社会教育7个委员会及文书、宣传、劳动组织、财政、总务、地方分团6个部。执行委员会还派人在佛山、肇庆、梧州、南宁、汕头、琼州(海南)等地组织了分团。
1922年3月，俞秀松参加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住处，俞秀松和施存统，两位昔日的同窗好友，在分别一年多后，再次重逢了，两人激动地握住了对方的手。当年两人同时考入浙江省立师范第一师范学校，一起走过了一条艰难探寻的道路，无论是创办《浙江新潮》、被迫退学、北上参加工读互助团，还是来上海参与创建早期党团组织的活动，两人都是并肩战斗的好战友。分别后的一年多里，施存统去了日本，俞秀松去了苏俄，虽然经过了不同的历练，但两人都收获了精神的成长。看着昔日的小伙伴变得愈发沉稳干练，两人都为对方高兴。
陈独秀看着两位爱将，颇感欣慰。他说：“太好了!你们都回来了!党团工作需要你们!”
他一手拉着俞秀松，一手拉着施存统，说道：“秀松，你去莫斯科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定有很多收获。存统，你组织一次团员会，让秀松给大家讲讲大会的情况，传达一下大会的精神。”
俞秀松和施存统都应道：“好!”
陈独秀又说道：“存统回来后，着手恢复和重建青年团组织，工作很有成效，但力度还要加大，组织工作还要加强。秀松，团的工作是你熟悉和在行的，你要尽全力帮助存统，把全国的青年团组织健全起来。你们俩都是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出来的，对杭州的情况很熟悉，杭州的党团基础还是比较好的，但目前杭州的青年团还没建立起来。秀松，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俞秀松接受了这个使命，几日后动身去了杭州。到了那里，一下子感受到杭州的政治空气非常沉闷。原先杭州青年运动的骨干成员汪寿华、梁柏台、韩鑫涛、华林、胡公冕等人相继去了上海，而后出国寻求革命真理。另一部分骨干如宣中华、徐白民、王贯三、赵并欢、魏金技、倪忱天等人去了工厂和农村。骨干成员的流失，大大削弱了学生界的进步力量。学校里，学生们大多埋头读书、不谈政治，原先思想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徘徊倒退现象，学校政治空气沉闷之极。
俞秀松颇感无奈，在1922年4月14日写给施存统的信中写道：“抵杭后即与各方面接洽，大约本周日曜日可望成功，人数总在二十以上。杭州空气沉静极了，或许简直死了!……青年如此，奈何奈何!”
次日，他又在信中写道：“S·Y(注：社会主义青年团英文缩写)事昨已开筹备会议，与会者三人，安定一人，及女同志二人而已。但已接洽赞成者十七八人，议决于星期三(十九日)下午在此开成立大会，我以为此事颇难进行，因此间学生实在太沉静之至，什么事皆如对牛弹琴，奈何姑试为之。”
但俞秀松并未退缩，杭州的政治空气如此，就更需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将青年们团结起来，让他们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引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
4月19日，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正式成立，地点设在皮市巷三号，俞秀松兼任书记。4月20日，俞秀松用明信片报告说：“青年(团)已于昨成立，现有二十七人。”
在团临时中央局和地方团组织的共同努力下，青年团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据资料记载，至1922年5月5月“团一大”召开前，恢复和建立地方团组织的城市就有17个——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佛山、梧州、新会、肇庆(注：文献资料通常表述有17个，近年考证有18个，含太原)。全国的团员数量达到5000多人。青年团的组织和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大沽路，施存统还牵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定期组织青年团员学习，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团员青年的头脑。
1922年3月，大沽路356号的团临时中央局，还迎来了一份机关报——《先驱》。从此这里又成了《先驱》报的编辑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了自己的舆论宣传阵地。
《先驱》原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创办于1922年1月15日。编辑部设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内，由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邓中夏以及团员刘仁静等人主编。《先驱》的《发刊词》表明:“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侵袭、奴性、偷懒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我们的政治以后就不至于这样黑暗,我们达到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的道路,也就容易的多了!”
《先驱》不但开宗明义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且在第一期便用道林纸套红印制了著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当时译作“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的纪念专号。它的内容以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讨论中国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为主要。原本定为半月刊，每期四开四版一大张。
《先驱》创刊伊始，就在青年中间激起了强烈反响。但出版三期后，就遭北京军阀政府查禁。无奈之下，《先驱》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只好转移到上海，改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主办出版，施存统出任主编。1922年3月15日，《先驱》报出版了第4期，并被定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机关刊物。4月1日，《先驱》出版《国际青年共产运动号》，刊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明确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先驱》报从创刊到停办，总共出版了25期，这份出自大沽路的报纸，成了无数青年的指路明灯。
团一大在东园的竹棚里召开
在恢复和整顿各地团组织的同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
1922年2月22日，团临时中央局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的名义向各地发出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写道：
1.会期一礼拜，从四月一日起;
2.地点在□□;
3.代表每区二人，超过二百人之团，得增派代表一人;
4.代表盘费，由各区自理;
急开全国大会之最重大理由有二：
1.决议正式章程，组织正式中央机关，以联络统一全国S﹒Y(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运动。
2.预备在五月一日，做大规模的运动。
会议原先设想4月在上海召开。
1922年3月6日，施存统收到谭平山从广东写来的信，信中除了汇报广东团的工作情况外，还建议：“大会地点，如能够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
施存统立即带着谭平山的信去向陈独秀请示。陈独秀沉吟片刻，说：“平山的建议很好，可以考虑。”
陈独秀在广州工作过几个月，对广州的情况非常熟悉。1921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设于广州观音山南麓。在民国政府统辖下的广州，社会环境比较宽松自由，有利于民主进步势力的发展，也有利于开展革命群众集会、结社活动。
相比之下，1922年的上海，十里洋场，处处繁华，各种政见和思想在此碰撞，看似自由，但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租界管理者，全都对共产主义者严防死守，一有火苗立刻扑灭。
3月间，张太雷陪同一位俄国客人来到老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宾主相见，张太雷介绍说：“这位是青年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达林同志，他是来帮助我们筹备团一大的。”
双方客气几句后，便开始商议召开团一大的各项细节，张太雷在一旁做翻译。
经过商议，决定开会地点定为广州，会议时间定为5月5日。
之所以确定在5月5日这一天，是因为这一天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达林在后来撰写的《中国回忆录》中解释说，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变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团代表大会赶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即强调了团的发展方向”。
组织会议是一项十分繁琐的事情，从会议内容到人员确定，从纲领制定到徽章设计，从会议议程到活动安排，每一样都需要精心准备。
团临时中央局专门成立了大会筹备组，分成若干个小组。
达林、张太雷和蔡和森三人组成材料组，三人提前南下前往广州。
在汕头一家小旅馆里，他们起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章程草案和各项决议草案。
初夏的岭南气温已经很高，到了夜间，更是湿热气闷，各种飞虫爬蚁纷纷出没，不停向他们发动袭击。一种名叫“中国白岭子”的虫子最为凶悍，每当他们专心讨论、协商时，“中国白岭子”就肆无忌惮地叮咬他们。等到他们察觉，脸上、手上、脚上都已经起了大包，奇痒难当。达林笑着说：“令人讨厌的中国白蛉子看来是站在外国帝国主义一边的。”三人互相看看各自滑稽的模样，大笑起来。
三人分工合作，工作进展很快，没几天，就一鼓作气拟好了所有文件。大家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达林唱的是俄语，张太雷唱的是英语，蔡和林唱的是中文，不同的语言在这个小房间里汇成一曲激情的交响乐。
距离开会的日子越来越近。施存统以及各地参加会议的代表陆续到达广州。
正式会议召开前，他们专门组织召开了三次预备会议。
5月1日下午四点半到七点半，第一次筹备会议召开。团临时中央局张太雷、施存统和武汉、天津、北京等地的代表共15人参加了会议，讨论了组建委员会办理大会事务、提案、大会主席、代表旅费等六项问题。有关各委员会的成员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统务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各七人，剩下的人都加入组织委员会。
5月2日上午，举行了统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七位职员的职务。统务委员会共分三股：第一股，党纲起草员蔡和森;章程起草员张椿年(太雷);提案征集员邓仲澥(中夏)。第二股，文牍员方国昌(施存统);记录员俞秀松;新闻员陈公博。第三股，杂务员张继武。
5月3日下午1点，统务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会议记录称：“达林起草，经众讨论。结果，达林的草纲，众以为有不妥之处，推蔡和森修正。”最后修订的团纲中，明确提出了“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民主革命任务。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的第一份团纲和团章。
达林在后来的回忆中兴奋地说：“在这些文件中，我们宣告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死刑。”
经过紧张的筹备，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1922年5月5日，天清气朗，惠风和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在广州东园拉开了序幕。
东园始建于清末，位于广州今东园路与东堤挹翠路交界处。园子占地面积达2.4万多平方米，园中建筑华丽，花木欣荣，有可供演戏的舞台，还有布局巧妙的“八阵图”迷宫。大门处有一座约高8米的石桥式砖木结构门楼，坐北朝南，红砖砌筑，六柱五间，甚是气派。门楼正中为拱门，上方嵌有行楷阴刻“东园”二字。
东园建园之初，是社会名流、骚客、富商雅集、参观活动的园林式游乐园。清末，曾在此地举办过两届省运动会。五四运动后，一些重要集会和进步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此处成为群众革命活动场所。
东园园内有一座用茅竹搭起的棚子，茅竹青翠，根根笔直，在一众中西合璧的建筑中显得清新别致，卓尔不群。竹棚面积大约30多平方米，竹棚前面是一块空地，东西两旁各有一座四角凉亭，西边还有一座名叫襟江的茶楼。平日里，附近的人们喜欢来此乘凉讲“古仔”(注：粤语，即故事)。
1922年5月5日，竹棚被布置成一个主席台，主席台上挂着马克思画像。
2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陆续走进会场，他们代表全国15个地方的5000多名团员。
下午1时，开幕式正式开始，会议主席张太雷走上主席台，致开幕词。
“现在宣布开会，请奏乐。”
奏乐完毕，张太雷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社会革命的歌，所以请诸位三呼‘社会革命万岁’罢。”
他在开幕词中提出了青年团的标语：“倘使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打倒，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反对中国的军阀，因为军阀是中国进化最大的阻力。所以我们的标语是：帮助劳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联络革命运动，并且帮助中国无产阶级训练，而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敢死队。”
1922年，年仅24岁的会议主席张太雷在团一大的开幕式上文采飞扬，激情四射。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留有80页用毛笔字书写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会议记录，张太雷的上述演讲词便在其中。
在当时的记录里，这句话的最后三个字是“先锋队”，后来记录者在“先锋”二字上画了两个圈圈，最终改为“敢死队”。
整个会议历时六天，可谓大获丰收。
达林代表青年共产国际致辞，并作了《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讲。陈独秀作了题为《马克思的两个精神》的演讲，对马克思实际研究和实际运动的两个精神做了解读。施存统作了关于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和上海青年团情况的报告。广东的谭平山、北京的邓中夏、长沙的易礼容、南京的莫耀明等，分别作了本地青年团情况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国际青年团之关系议决案》。
1922年5月10日晚，团一大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过半数当选的原则，选出高尚德(高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5人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林育南、张秋人、冯菊坡3人为候补委员。次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研究决定书记人选、委员分工、团中央所在地等重要问题，会上，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
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建立，中国青年运动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使之真正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青年组织。从这以后，作为党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带动广大青年，参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
从五四运动到团一大召开，时间走过了三年。
从东园竹棚里召开团一大，距今已走过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