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夏
第一次听到“江夏”这个地名，是单田芳的评书《白眉大侠》，“江夏三鬼”之一的“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和帅气的白云瑞、英雄的徐良，以及九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剑客侠客们比起来，被削了鼻子，一说话先哼哼的房书安，武功不高，做事也不太江湖，有时还有些自作聪明的狡猾。可每天准时聚在矿上高音喇叭下，围着电线杆听书的大大小小，却都最喜欢他。在几大帮高人群体里，他是凡人，有着普通人的许多特点甚至毛病，却带着人间烟火气，大家从他身上，听到了渺小、可怜，却又不甘心的自己。
从此，我对这个地名印象深刻。后来看《三国演义》，名士祢衡被江夏太守黄祖一怒而杀，千百年后，依然为人惋叹。祢衡的错误在于，在士族制度的凹地里，摆起了名士的架子。之前的袁绍时代和之后的魏晋，都是名士大盛的时期，而三国征战最激烈之时，既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如希腊神话中定义的“英雄时代”，暴力和武力成为唯一的规则。于是，祢衡成了祭品。而江夏之战，杀了祢衡的黄祖战败被杀。曹操、孙权、刘表三方围绕着江夏的控制权激烈争夺，最终，孙权杀黄祖，报了杀父之仇，而曹操得江夏，将势力深入到长江流域的腹地，大挥长鞭渡江，“与将军会猎于吴”。评书小说和历史演义，将“江夏”这个美丽的地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
未到江夏，先知其故事和名字之美。中国许多地名，有历史典故、文化内涵、美学特质，江夏即属此类。江者，长江也;夏，本意为雄武之人，引申为中国人。那么，江夏，就是长江边的中国，被誉为“楚天首县”，名至实归。再者，夏，通常的意义，指夏天，一年中植物最茂盛、动物最活跃、生态最好的季节。而今天武汉市江夏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成就，也为这两个字做了最生动的注解。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辛稼轩《清平乐·村居》中的词句，活画出一幅长江中下游地区岁月静好的家居图。今天的江夏，已是江城武汉的一个区，不复有低小的茅屋，所见的，是乡村振兴的美好成果。我们走进1958年4月6日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字“祝你们成功!”的五里界镇。周总理的题字镌刻在镇史展览馆一进门的照壁上，笔墨浓郁，一气呵成，六十多年后，喜悦、欣赏的心情依然扑面而来，尤其是书法中很少见的感叹号，像一只重锤，催人奋进。让一代伟人衷心欣喜的，是五里界锦绣大队兴办队属企业，发展多种经营的举措和成效。周总理当时陪同罗马尼亚领导人考察锦绣大队的锦龙水库。江夏处湖北第一大湖梁子湖畔，水资源丰富，降雨量大，有水利，也可产生水害。建库蓄水，以丰补欠，既有利于粮食蔬菜旱涝保收，又调节水量，保证河流持续平衡。在“以粮为纲”的时代，以五里界锦绣大队为典范的江夏群众，开展农具生产、粮食销售等副业，实施“锦绣前程发展规划”，生活更为宽裕，为民操劳、心系百姓的周总理自然高兴并希望越来越成功。而其成功的基础，就是兴修水库这一生态建设工程。
而今，“溪上青青草”的乡村美景，在江夏重现，当然不是能为秋风所破的“屋上三重茅”，而是充溢着农村气息的现代农家乐。一尊上书“最美村湾小朱湾”的引路石，引领着四面八方的游客进到村子里。所谓“湾”即是水流弯曲的地方，用作村名，也与水有关。现在，“湾区”已成为技术研发、现代、开放、一体化打造建设等的代名词，如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湾区、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等。但在人们的印象里，还希望“湾”就是小河弯弯，是清溪环抱的家园。小朱湾同样临水，清流粼粼、水塘处处。《桃花源记》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正是小朱湾景象生动而准确的描绘。
水边错落的，是荆楚风格的民舍，也是民宿酒店。每幢房子、每处院子，无不显示着设计者的匠心，也让每一处都有不一样的体验。有限的小村湾，包蕴着无限的可能性，每一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各具特色的打卡地。有的房屋山墙耸立、飞檐翘角、玲珑欲起，如屈原笔下精灵俊逸的仙子;有的竹为架、木为梁、篱为墙，一派古朴，大有上古三代意味;有的乱石为基，白壁黛瓦，似徽派风格而更粗犷自然。院中院外，花树竹丛，各色掩映。记忆中的古典诗词，在这时挨挨挤挤地冒了出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春风正在此花边，菖蒲自蘸清溪绿”……
一处院墙，用旧磨盘相接而成，乡愁滋味，浓得化不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而石磨，是传统粮食加工最重要的工具。我小时候常不好好吃饭，石磨便成为我的餐桌。我坐在磨盘上，妈妈站着，一勺一勺喂，往往，天就黑下来了。不久前到河南省卢氏县参加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先生纪念活动，知靖华先生六七岁时，其父，就是鲁迅亲书《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的曹植甫老先生，一边推磨，一边在面粉上写字教子，靖华先生称之为“磨道学堂”。于食于学，石磨的意义都丰富深沉。而今，石磨的实用功能已基本无存，正如一度繁盛于关中的拴马石桩一样。但它在百姓心中留下的印迹，却久久不散。每一道磨痕，都是岁月在石头上的记忆。贾平凹在散文里，把天地比作磨盘，转了一圈，天就黑了，而日月，就是磨眼。的确，每一个来到小朱湾的人，都从年久的磨眼里，看到了历史和家乡，回到了童年。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很大的功劳要归于农民。农民工进城建设高楼大厦，农民转化为市民，为城市带来人口规模和消费。反之亦然。乡村振兴，必须赖市民之力。正如小朱湾村的“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之“三乡工程”，市民到农村消费，城市反哺农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那么，一个核心要素，便是如何将农村打造成市民，特别是在二次元、Cosplay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二十一世纪新市民所想象的样子。浙江桐乡乌镇、北京密云古北水镇是成功案例，其实，迪士尼乐园也一样，在洛杉矶、东京、香港、上海这样的顶级大城市里，构建起一个不同于高楼大厦，而是碎石、青草、动物的童话世界，中心元素，其实是生态。小朱湾村如苏州园林般，看上去自然天成，其实无不各具匠心，有意为之。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标示着特定的文化内涵，都有出处、有来路、有旨趣、有指向。90后、00后，甚至10后的游客，在其中可以邂逅网络剧中许多熟悉的器物和场景。
每个人都想成为“最喜”的“小儿亡赖”，但“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生存、生活、职业的压力，让童年成为永远回不去的精神原乡。但在江夏，却可以体验“溪头卧剥莲蓬”的意趣。我们在时，正值第十届江夏赏荷采莲节举行。绵绵细雨中，法泗街万亩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亭亭玉立。雨点落在碧绿的荷叶上，沙沙有声。粉红色的荷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迎风而开，有的半遮半掩。游人沿步道穿行于“接天莲叶无穷碧”之中，手上的雨伞，也成了一道风景。有传说，雨伞就是鲁班受了荷叶的启发而发明的。那么，伞与荷花是一对姐妹了。雨中的荷花自然更有一番讲究。小时候练字，《庞中华钢笔字帖》里，有一首诗“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后来知道，是大诗人王昌龄的诗。王昌龄和辛弃疾一样，一到江南美景中，立即蜕去边塞风沙，笔下都是清新可爱。其实，在根本上，金戈铁马的目的，就是荷花莲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古今之道也。身着汉服的少女们迤逦而来，仿佛雨丝的五线谱中跃动的音符。和汉服一样，荷花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爱莲说》千古传诵，世代景仰“花之君子”的品格;手持荷花的“和合二仙”，贴在多少人的家里，寄托着美好的向往。着汉服而观荷花，美的风景里更多了一层文化含义。
一枝枝莲蓬端了上来，莲子包藏其中，仿佛一只只好奇的眼睛。我生长于山西，到上海后，夏天里，街头流动小贩有卖。初不识，一打听，方知是作品中早已熟悉的莲蓬。遂买一支，边问边吃，清新微苦。想起金圣叹临刑前有联“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果然如是。从此，莲子成了我最喜欢的零食之一。但时时矛盾，整个嚼，总有微苦，剥开去掉莲心，却又少了一份青草的滋味。有时，莲子变老，食之如木。江夏莲子，却全然摒弃了这些缺点。一粒粒饱满圆润、洁白鲜嫩。放一颗在嘴里一咬，嫩得能流出汁来，还有一丝草的清甜。莲心绿绿的、小小的，像茧中的蚕。抽出来单独嚼，清新中寻出一缕遥远的苦痕，让滋味更加丰富……
行到姑苏古渡头
中国城市中，被古今文学作品记录描绘最多的，当推苏州无二。从唐人张继“姑苏城外寒山寺”到《红楼梦》“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相隔千年的中国文学高峰体现，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苏州。而且，作为中国小说最杰出者的《红楼梦》，有六个开头，直到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故事正篇才徐徐展示。如作者所言，“正不知从何说起”时，苏州，拉开了“说不尽的红楼梦”，如有“开辟鸿蒙”之功也。
的确，如读过明清小说，特别是“三言二拍”，就知道明清时期苏州一带是多么发达，可以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里的150篇小说，主要围绕着太湖流域进行的。太湖三分之二属苏州，而其时经济之所以绝冠全国，繁荣鼎盛，固然因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物产丰饶，但一个关键元素不可忽视，那就是京杭大运河。
常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其实，农耕民族同样需要生活在水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是渭河、黄河边上古人的歌声，屈原则行吟长江之畔，《离骚》《天问》《九歌》罢，“飞身跃入万里涛”，将个体生命与永恒大江融而为一，“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无数代人，在江河两岸生息繁衍。中华智慧之最初表现，当为太极图。太极图中曲线，即指河流，分圆天而为阴阳，且以鱼示之。由之，传统农业社会一言以蔽之，“临水而居，看天吃饭”，天空与河流，存在着神秘的联系与隐喻。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当然占据了农业社会绝大部分时间和主体经济形态，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一般规律，却是难以违背的。农业社会经济活动日益繁荣，自然的河流，便不足以满足需求了。于是，运河，这种“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物”便产生了。
小时候听评书《隋唐演义》，看连环画《说唐》，隋炀帝为到江都游玩，听信奸臣“陆路辛苦，不若开凿运河，乘舟而下，可饱览沿途风光”的馋言，征二十万民夫开河。折毁村庄、挖人祖坟，“总管麻叔谋十分凶狠，脚踢鞭笞，死者无数”。在感情上，埋下了对这条河的情感阴影。虽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早已深入脑海，也深知大运河对中国经济发展、民族融合、国家治理的重要价值，但直到多次到了河边，静水流深、天光云影，才渐渐荡涤净我的童年经验，体味它的开阔绵长。
第一次接近大运河，是在山东德州。时值初秋，河水静静，河面也不甚宽，两岸杨树倒影河中，亦一动不动。当时感觉，虽盛名在史，千年盛景，然毕竟实用价值已几乎消失无存，生机活力不再。正如《红楼梦》之曹家始于繁华、终于沦落，与周围乡野景色融而为一，不见旧时气象。感觉也正常，甚至很好，自然、舒适、闲雅。在公路、铁路、航空、海运、高铁客运等现代化运输途径面前，作为父辈甚至是祖辈，在一旁安静地颐养天年，其实正是智慧与修为，没必要与后世子孙争谁是主角。
同时，无可争辩的是，这段运河的确“曾经也阔过”。德州有外国国王墓，就在运河边。墓主乃菲律宾苏禄东王。明永乐年间，菲律宾南部国王苏禄东王到北京朝贡。300余人的浩大使团自菲律宾出发，海路到泉州港，由郑和亲自陪同，沿运河北上至京，朝见了明帝朱棣。回程中，行至德州，苏禄东王病逝，遂葬于斯。王妃、两个儿子，以及随从共10人，留下守墓。至今已600余载，其后人，也繁衍21代，至数百户。东王两子后人，分别以安、温为姓，因信仰伊斯兰教，归入回族，成为中华大家庭之血脉组成。给我们讲解的温女士，仔细观察，似乎确有外国人容貌痕迹，然已全然德州口音矣。运河的桨声欸乃、旗帜遮天中，不少是朝贡来去的船只。
朝贡的优劣甚至有无必要，争论殊多。朝贡是官方交流的形式，与民间贸易并行不悖，其实质类似于“走亲戚”。亲戚的种类很多，有穷亲戚，有富亲戚，有城里的亲戚，也有乡下的亲戚，中原王朝均一视同仁，没有“嫌贫爱富”的现象。尽管就交流的物质多少、价值大小而言，还回去的比朝贡来的都多，似乎中国“吃亏了”，当了“冤大头”。但亲戚往来，本就是“不等价交换”，富有的一方总归要多付出些，既显大度，也是人情。何况朝贡来的，都是中国不出产之物，如苏禄东王来，“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珍珠，尤其是玳瑁，从明清小说中，就可知道其在当时的价值。物以稀为贵，用今天“地球村”的视角看物质价值的多寡，而后评断古时事，至少是不客观的。现代外交体系建立之前，朝贡是最成体系化的中外交往模式，虽有主藩之分，然绝无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之事，平等交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其本质。
第二次走近运河，是在有“运河之都”美誉的淮安。“小大姐上河下坐北朝南吃东西”，淮安运河渡口城楼这副“对联”的下联，相传乾隆年间产生，难倒了“十全老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和大学士纪晓岚。其难度，当然在小大上下北南东西等巧妙嵌字，更本质的，是对联里准确定位了淮安的位置。
运河沿岸，名城众多，淮安独得“都”名，乃因江南河道总督府、漕运总督府所在地，南船北马，川流不息。中国河流，由于地势原因，绝大多数由西向东流，“一江春水向东流”“滚滚长江东逝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黄河、长江连通东西，“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南北，却无河可通。
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时，得知著名的“胡焕庸线”的提出者胡焕庸教授，即多年任教于丽娃河畔，河边梧桐树下，有金属道旗，镌刻胡先生治学格言，每每经过，自豪之情如池塘春草般蔓生。胡焕庸线，又称“黑河-腾冲线”，沿此两点连一线，线东居住着中国96%的人口，线西国土面积广大，然人口占比仅为4%。由此可知，胡焕庸线东边，南方与北方的经济交流，就更加密切而必需。京杭大运河，正是这个现实需求的产物。虽然杨坚不知道胡焕庸线，但江南地区在六朝时已是“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的鱼米之乡，繁荣富庶。隋自北周而来，更知南北物产之差异与互补之必要。运河的开凿，以东西之水，通南北之地，自然优势与交通便利融合，奠定国家大一统的经济与交通基础，其后，虽有五代十国，王朝更替，然再未出现“南北朝”格局。
淮安运河的开发利用，较德州充分得多。品鉴淮扬菜肴后，上得游船，运河中行。虽无桨声，然灯影入河，华灯璀璨。河面开阔，船行平稳，两岸店铺，鳞次栉比。古时“临河半酒家”，以河鲜为主的淮扬菜，也随着运河向北传去，新中国成立时，国宴即为淮扬菜。采风归来，我写小文《美食淮安》，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自以为求学、工作多年，东西南北走过许多地方，美味品鉴不少，相比之下，还是淮扬菜最佳。席间，有人笑说，谁对出绝对，可以免单。我对曰“黑白子阳怀阴思前想后阅古今”，虽水平一般，格律亦不合，然“怀阴”谐音“淮阴”，一部运河史，半部中国史，足可以古今通变的。
三至运河，即在苏州，行至姑苏古渡头。张继的“客船”，应该就是运河上的船了，船停泊处，即在苏州闾门外枫桥渡口。明清时，运河上有了夜航船，张岱《夜航船》即记述运河夜船中客人聊天交流、相互辩难之事，“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付”。有人考证，明清戏曲之所以繁荣，最主要因素是大运河。运河极大促进了南北交流，随经济繁荣而来的，便是文化兴盛。近千年后，运河上的人们，可能有孤独，但已没有寂寞。“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沿岸城市雕梁画栋的戏园、河上烟雨缥缈的画舫，都有吴音软语、管竹丝弦。昆曲，应运而生。
中国非物质遗产种类繁多，越来越多，然排重要者，无疑乃昆曲。苏州古城河畔，总书记不久走过的石头铺地的小街旁，便有昆曲体验馆。一段《牡丹亭》，青春靓丽的大家小姐杜丽娘轻移莲步，启丹唇唱“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昆笛悠扬，如深巷杏花、韶乐绕梁。与以二胡为主要伴奏乐器的京剧不同，“百戏之祖”昆曲，是竹笛的世界。2000年，我在华东师大读博士，给上海交大文化管理专业夜大学生上过两学期“文艺民俗学”，著名昆曲小生张军，即是我班上的学生，他交的作业，让我初步知道昆曲的“唱念做打翻，手眼身法步”。后接触既多，更体会昆曲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细微动作殊多，而于其中见讲究。昆曲，一举一动、一唱一声，无不映照着江南的小桥流水，可以说，这发源于苏州昆山的唱腔，就是水乡特产。虽上海等地亦有专业昆曲剧团，且水平不低，可依然感觉唯有苏州，才与此绝般搭配。南来北往的客商、官吏、文人，正在这吴音软语中追寻着生命之乐、告慰谋生之苦。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航运和商品交易的发达，使苏州运河上出现了独特的“海关”。盘门，可能是今天中国唯一尚存的水陆双城门。现在我们看到的盘门，为元代所建，存世七百余年矣。而上溯其始，则可追至伍子胥。伍子胥筑吴都，立城门八座，皆水陆双门，上嵌木雕蟠龙，故曰蟠门。后木雕朽坏，而“水陆相半，沿洄屈曲”，更名盘门。陆城门分内外两重，中设瓮城，上有土炮三门，敌若入瓮，则大炮、礌石、滚木、开水齐下。相连之水门，亦分内外，有巨大石闸，由盘车绞动升降，可开关水门。有船入，有人从水门侧面开口下至船边检查，查货物种类、数量，计以税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大康有专著《明代商贾与世风》，探讨明代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繁盛的商品经济及对世态人心、衣食住行的显著影响。
课以税，则财富，利于民，则商荣。明代东林党，在本质上，是替新兴资产者代言，主要观点，即主张朝廷减免商税、矿税。万历帝数十年不上朝，固然“明则无赖儿郎”，首先不勤政，而还有一层意义，就是不与东林党人对话，以免受其影响而动摇国之最重要财源。康熙时人亦言“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足见苏州水门之紧要。
行走姑苏古城，“外面2500年，里面2035年”，古雅的白墙黛瓦里，是现代化设施。然阵列的，依然为非遗传承。高高的木制织布机上，两位织工在飞梭织锦。小时候在农村，看过姥姥织土布。纺花、缠线、撑线、上机，一套工序细致繁琐复杂，但仅是单色白布，最原始简单的织布机。苏州所见，则高二米多，一人处高，一人处下，线也多彩，梭则长大。“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既是织锦，更在传承。于今天苏州运河边，能否一匹匹织出绫罗绸缎来，并不重要，要紧的，是把这技艺展示给人们看，告诉大家过去、今天、未来的美好生活。
大运河苏州段，平缓开阔，画舫行河，唯见绿荫垂堤，水鸟起落，“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桥墩上，立一白色水鸟，河中顾影，悠然自得。待少女丝竹弹罢，问白鸟之名。曰白鹭也，然体型娇小，亦不怕人。是啊，如今生态保护，鸟亦知处境和谐平安。辛弃疾有词“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旧盟都在，新来莫是，别有说话”，每日河中岸上，舟来人去，熙熙攘攘，却都不惊动野鸟闲暇意趣。与稼轩先生不同的，前朝人观鸟，而今鸟观人也。
临别，有座谈。见《姑苏繁华图》屏风，到我发言时，说：“《姑苏繁华图》原件，我看到过。”当地人与众作家皆惊。我说，原物在辽宁省博物院，十余年前，由于工作便利，有幸见识过。随着卷轴徐徐展开，艳丽的色彩、精美的建筑、丰富的人物一一气韵生动地出现。虽三百年后，依然可感受到其时苏州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今，张继的诗意、《红楼梦》的笔意、徐扬的画意，在这片钟灵毓秀的水乡，更美好地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