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的“周末沙龙”，是个业务交流的平台，办得很有特色，职工的参与度很高。遗憾的是，由于手里的事太多，我参与的并不多。
本期沙龙的主题，是让近年到记者站锻炼的年轻人畅谈驻站的感受。这，我说啥也得去听听。对于驻站，我有些心得——职业生涯，有一半时间在记者站度过。
在报社总部当记者时，主要“跑农口”。那时候年轻，对什么都好奇，喜欢到处跑，尤其喜欢一头扎进基层。跑了几年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记者这个行当里，属驻站记者最有意思。
依据是：跑的面更宽。总部的记者，大多是跑线儿。譬如，你跑农口，终日就是围绕农、林、水而动。甚至一辈子只跑一个部委的情况也存在。而到了记者站，经济、政法、文教、军队……什么都尽着你跑。此外，自由度更大。总部不可能时时盯着你;而你的隶属关系又不在省里，人家也懒得管你。只要你把报道搞得有声有色，总部和省里都满意，你也就会过得自由洒脱。
我曾把这一想法与同一办公室的好友高云才商讨，并满心向往地说：“驻站，三个站最有意思，分别是新疆、浙江、云南。”
没想到，几年后竟梦想成真。
2002年初夏的一天，时任记者部主任杨振武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到新疆驻站，我乐得不行，立马就答应了!
更没有想到的是，在新疆驻站6年多后，报社又突然通知我到浙江驻站。
两个站加起来整整17年!驻站的这段岁月，应该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值得追忆也最快乐的时光。
职业的暮年，还有没有机会再到云南驻站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好像可能性不大了。
一
因为工作交接、值班等原因，我到新疆时，已是晚秋。奇怪得很，那天，一进记者站的院子，我就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车子停稳后，我没有跟随接我的同志往办公楼走，而是径直走到迎着马路的那堵蔷薇篱墙前，把上面的枯叶一一揪了下来，然后，又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这才转身离去。
新疆站主体建筑是一座西式风格的三层小楼，外墙上贴着凹凸不平的浅黄色的蘑菇石，顶层还有一个硕大的露台，在当时应该算是很洋气的了。
可能是考虑到安全的原因吧，房间的窗子都不大，墙体却非常厚——据说是用修机场跑道的那种高标号水泥筑成。有一年会议室装空调，安装的师傅叫苦不迭：“给你们装一台空调，比其他人家要多用三四倍时间。你们的墙太结实了!”
记者站的院子被这栋楼隔成前后两部分。前面那部分，水泥硬化后用来停车;后面那部分，是一个种满各种树的花园。树的品种很杂，林林总总有几十种。
这些树，都颇有些年头了，蓊蓊郁郁，密密匝匝。有一次，我站在街对面环球大厦的楼顶朝院里望，房子、停车坪、小路都被树遮得严严实实。
记者站人不多，撒进这么一大片幽邃的林子里，一切都没了踪影。整个大院显得静谧空旷，周围的居民便觉得这个院子好神秘哟。
幽林，是鸟儿们的天堂。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四面八方的鸟儿都朝这里汇聚，叽叽喳喳好不热闹。有一天傍晚时分，时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的张庆黎来站上看我，见到百鸟归林的盛况，顿时来了兴致，手搭凉棚前院后院饶有兴致地观察了好久，说：“好家伙，整个乌鲁木齐的鸟，都飞到你这儿了!”
挨着院墙种的是白蜡、杨柳等常见的树种，中间的林地里以果树为主，最多的是苹果树。
因为四周有建筑物遮挡，这些苹果树为了争阳光便拼命往上长，好多棵的树冠超过了三楼的楼顶。有两棵的枝杈竟抵住了三楼健身房的窗玻璃，苹果熟的时候，我一探身就可以摘到。
听站上的老员工讲，这些苹果树是首任站长老曾到伊犁采访时带回来的。品种叫不上来，据说属于果子沟山坡上那种野生品系。
果子沟位于新疆伊犁霍城县城东北，是一条北上赛里木湖、南下伊犁河谷的著名峡谷通道。在古代，为我国通往中亚和欧洲的丝路北新道的咽喉。这里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宝库，整个沟谷的山坡上，长满了各种野果。
驻站的岁月里，我曾多次路过果子沟。有一年初夏经过时，专门停下车，爬到山坡上摘了许多野山杏。可惜时令有些早，涩涩的。
凡野生的果子，好像个头都不大。院子里的苹果树也如此，成熟的果子比乒乓球略大一点，但有一股特别的香味。那种香，很有穿透力，直往你鼻腔里钻。秋天，离院子还大老远，就能闻到那种扑鼻的芬芳。
新疆，最不缺的就是水果。院里的苹果很少有人摘着吃，熟透了就自然掉落在地上。如果几天不捡，地上就会积下厚厚一层。有位女员工喜欢做苹果酱，每天下班，都会装满满一袋子回家。
有一次，这个员工出差了，掉落的苹果新果压旧果。由于熟得太透，下面的果子很快就腐烂了，那股又酸又香的味道熏得人实在受不了，我只好带领员工一筐筐往外清理。
推开楼后的角门，是一个葡萄架。四棵葡萄树并排长着，均有大号茶杯那么粗，藤蔓把那块空地遮得严严实实。这么密实的藤蔓，一般的架子是撑不住的。
看来老曾有先见之明，当年搭架子时，无论是立柱还是横梁，均用粗大的铁管焊成。这样，不管葡萄藤如何疯长，不管果实如何缀满枝头，坐在下面都会很踏实。
这个葡萄架，倾注着老曾一家的心血。听老员工讲，为了节约经费，材料是老曾一点一点化缘来的。搭架子从头到尾，也都是他和爱人、孩子利用业余时间一点一点干起来的。
老曾喜欢带着员工周末在葡萄架下搞烧烤。我任职的那几年，很少搞过。我喜欢午后坐在葡萄架下看书。那把摇椅虽然破旧了点，但倚上去很舒服。没有采访任务的时候，常常泡一壶茶，跷着脚，一看就是老半天。
这个角落呈凹字型，建筑和茂密的树隔开了市廛的喧闹和街上汽车的嘈杂，似乎风儿都很少透过来。这种环境，适合冥思。我的长篇小说《王家坟》的框架，基本上就是在这里形成的。
这几年有一首歌很流行，歌名是《乌兰巴托的夜》。我一听到这几句：“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连风都听不到、听不到……”一下子，便想起了乌鲁木齐那个葡萄架。
我把丹正母子演绎的那个版本拷进手机，时常听，时常听。
一个是乌兰巴托，一个是乌鲁木齐，哪跟哪啊!可只要乐曲一响，那结实的葡萄架和绿油油的藤蔓便不由自主涌入脑际，那一个个静悄悄的醉人的午后也争先恐后出现在眼前，赶都赶不走。
二
院子里还有两棵树，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一棵是紫丁香，一棵是沙枣树。
紫丁香长在前院，紧傍着办公楼。年头久的缘故吧，从根部窜出了密密麻麻的新枝干，每根新枝干又发出了密密麻麻的新枝桠，如此，便虬枝错落构成很大一蓬。
紫丁香的树冠，几乎和我书房的窗台同高。因为树冠大、花儿密，盛开的时候，香味异常浓烈。
正所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紫丁香的花期很短。回北京后，每年春天我都到天坛去走那条丁香大道，这才刚开了几天，一场大雨，花儿、花香便了无痕迹。新疆雨水少，个把月过去了，院子里仍漾着浓浓的花香。
开花的那段日子里，晚上我就睡在书房的沙发上，打开所有的窗子，让花香可着劲儿往屋里灌。
上中学的时候，看过一部小说，说能发现五瓣丁香的人是幸运的人，找到五瓣丁香就能找到幸福。看来，这个说法不够科学，在这棵丁香树上，随便一找就能找到五瓣的。有一次，我一下子就找到了七朵。
紫丁香的余香还在，那棵沙枣树就叠压着开花了。
沙枣树长在后院的墙根，离办公楼原本有几十米的距离，可不知何故，主干在离地面大约三四米的地方开始朝办公楼的方向斜着长，一年又一年，树冠便抵近了办公楼。
西北很多地方都生长沙枣树，但这棵树，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
有的书上描述沙枣花盛开时，说，“散着淡淡的花香”。错了，大错特错!我估计作者并不真正了解沙枣花。
沙枣花看上去很不起眼——小米粒般大小，花瓣柔软，花蕊不细看几乎辨不出。通体看去宛如一个咪咪小的风铃。色调也低调得很，是那种浅浅的不起眼的米黄色，很淡雅。但是，香味却极其浓烈。
那种香味甜丝丝的，吸一口，连嗓子、肺腔里都是甜的，但却又不觉得腻，很清新很怡人。花儿即使干了，也依然很香甜。折一枝插在案头，很长时间你都会觉得神清气爽。
后来我到杭州工作时，经常见到有大娘挎着篮子在悠长的巷子里扯着细细的嗓子卖栀子花、白兰花。花蒂用细铁丝穿着，供女士们挂在衣襟上。
我很不理解!栀子花、白兰花的那种幽香，若有若无，时断时续，怎么着都觉得有点装腔作势。远不如沙枣花的香气来得直接脆爽。
沙枣花落的时候，每天院子里都像下了层霜。一层霜、二层霜……院子始终被香气拥裹着——这是货真价实的“香雪海”啊!
沙枣树的枝桠非常细密，适合鸟儿栖息。所以，沙枣树上每天傍晚到早上都落满了鸟儿。属麻雀最多。麻雀起飞时，往往百鸟齐翔，“嗡”的一声冲天而起，很有气势。
我在三楼办公，隔着窗玻璃可以近距离观察到鸟儿的生活习性。久了，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麻雀很喜欢啄食沙枣花，小脑袋快速地啄来啄去，边啄边叽叽喳喳地叫，很快乐的样子。
这样不停地啄，会不会影响沙枣结果?有时，我会敲敲玻璃窗，或者做出驱赶的样子。起初，也还有些作用。后来，雀儿们看我不过是虚张声势，就懒得搭理我了。
三
心境，其实比环境更重要。无论谁，如果能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即使面临再多的困难，也能漠视之、克服之，并总能找到生活中的美。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王勃的“处涸辙以犹欢”，说的就是这种境界。
去新疆，我是做了扎根天山的心理准备。我不会写古体诗，但在西去的飞机上，还是胡诌了这么几句：“携书千卷读卅年，何惧塞外罡风寒。‘三山两盆’尽踏遍，再归关内品悠然。”
安顿下来后，我马上开始打理记者站：先是把北墙根那堆积年的垃圾清理掉——足足清理了好几卡车;接着修剪了林木，伐去了那几棵枯柳。林下种上草坪该有多好啊!可是挖土一试，不行，石子儿太多。
改良这块地，单靠站上的力量显然不行。我去求助乌鲁木齐近郊的“五一农场”。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新疆人的古道热肠——场领导二话没说，派出十多个农工帮我们深翻了土地，筛去了石子儿，播下了草种，装上了喷灌。
未几，绿茸茸的草儿便钻出了地面，鹅黄，嫩绿，整个后院泼泼辣辣铺上了一张绿毯。每天上午，都要定时给草坪喷水。一个个喷嘴喷出一道道水幕，阳光下便织出了一道道彩虹。挂满晶莹水珠的小草，一抖一抖的，好像乐得直不起腰。
全站员工高兴坏了!
高兴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栖在树上的鸟儿。每当这时，鸟儿们就从树上飞下来追着喷嘴的方向喝水。有一种羽毛蓝白相间的叫不上名字的鸟，特别爱美，常抖开翅膀洗澡。洗外侧时，脑袋缩在两腿间，样子十分滑稽。
有了这么好的草坪，就觉得后院的小路太破旧了。又开始筹划着修路。路分前后两条，第一条在办公楼的北边，连接前后两个院子。
另一条，拟铺在树林里。一来是为了保护草坪不被踩踏，二来是为员工们提供一条休闲散步的小径。这条路该怎么穿行?我颇费了番寻思。
一遍一遍在林里踏勘。最后决定修成人字形——以葡萄藤架为出口，人字的那一短捺，连起后面那排平房;长撇在树丛里蜿蜒而行，最终抵达东墙根。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短捺长39步，长撇长83步。
连接前后院子的那一条路，宽度是100厘米。树丛里的路，宽度是60厘米。
这两条路，从拉料、拌料，到铺路，都是站上员工自己动手干的。
水泥地坪铺好后，趁着水泥未干，我让大家去河滩找了些黑、白两色的石子，将选好的诗句嵌进了水泥里。
记得那条宽路入口处，嵌的是郑板桥的《墨竹图题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驻站记者，可能连州县吏都算不上，但作为媒体人，时刻不该忘记肩负的使命!
记得这条路的尽头，嵌的是明代徐熥的《邮亭残花》：
征途微雨动春寒，片片飞花马上残。
试问亭前来往客，几人花在故园看?
这首诗，很有点励志的意思了。新疆，在过去一直被视为关外。“西出阳关无故人”，可历史上那些在西域有所建树的男子汉，又有几人花在故园看?
院子后面那条小路，因为路面窄的缘故，是一字一行。那一撇的起头处，嵌的是：
暮霭生深树。
再往里走，拐了个几字形弯后，嵌的是：
斜阳下小楼。
而撇的端尾，堆了个小山包，小径绕山包而行，记得嵌的是这么几个字：
“问问问，这一庭月谁家之物?看看看，哪一块云是我的天?”
这条小径，在驻站的岁月里，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新疆的天亮得晚，也黑得晚。内地已下班了，这里还艳阳高照。作为派驻机构，我们的作息时间大体上和北京同步。所以，我就有了很多“斜阳下小楼”的机会——员工们下班后，我时常一个人听着鸟鸣在小径上踱来踱去。
我喜欢吹口哨，平时不好意思吹，这时候，就有种“短笛无腔信口吹”的轻松和放任。
四
这个院子，一年四季都会带给我惊喜!
每年，一到春天，一个黑画眉家族便翩然而至。这个家族，与记者站有缘。
多年前的一个深秋，站上一位员工在焚烧落叶时，发现一只黑画眉藏在树叶里避寒。待被发现，翅膀已被烧伤。好心的员工把它带回办公室，细心为它疗伤。待它伤愈，让它重新回归自然。
没想到次年春天，这只画眉带了一位伴侣回来了。并在院子里筑巢安家，不久，诞下了两只小鸟。员工们目睹了小鸟从嗷嗷待哺到展翅翱翔的全过程。当大鸟带着小鸟在院子里学飞的时候，员工们都会站在边上为小鸟鼓劲。
到了冬天，一家四口全飞走了。次年春天，又全飞了回来。不久，又分别诞下了两只……周而复始，年年如此，院子里便有了一个庞大的画眉家族。
初夏，院子里还会如约飞来一只布谷鸟。
那是我驻站的第三年初夏，突然一天早上，院子里传来“布谷”“布谷”的叫声。我急忙从箱子里翻出望远镜一棵一棵树冠上寻找，终于在东墙根白蜡树树顶发现了那个家伙：体型比黑画眉略大，上体暗灰色，胸部、腹部为白色，尾羽黑色。
杜鹃被称为不祥之鸟，白居易的《琵琶行》里有：“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宋代贺铸的《子夜歌·三更月》里也有：“三更月，中庭恰照梨花雪。梨花雪,不胜凄断，杜鹃啼血。”说得最凄惨的，当属这句了：“杜鹃啼血惊夜半，触人离恨断愁肠。”
但是，飞到我们院里这只杜鹃，晚上不叫，天放亮时才叫，且叫得很轻、很柔。
我把它用手机拍了下来，在网上查了一下：原来杜鹃的种类很多，有大杜鹃、小杜鹃、马岛杜鹃、黑杜鹃、四声杜鹃，等等。我们院里的这只，应该是大杜鹃。
这只杜鹃，年年初夏都会按时飞来。每次都会待上一个多月。我有一大早写作的习惯。心想，这是催我起床写作呢。
杜鹃每年飞走后，有好几天，我都会怅然若失。而当它次年再次飞回来时，我自然又会有种按捺不住的兴奋。
盛夏的新疆，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当内地很多地方都在为溽热发愁的时候，这里却干爽清凉。来过新疆的人都知道，戈壁滩上太阳很晒，但只要躲到背阴处——不管是树下还是屋檐下，立马就凉爽了。
这时候，瓜果也陆陆续续上来了。先是库车的小白杏——如果对新疆人说杏子是酸的，他们一定会瞪你一眼，表示不相信——新疆的瓜果一律以甜著称。
小白杏还没有下市，吐鲁番的唐格里葡萄就上市了。这种早熟葡萄品种，果实呈长椭圆形，个头不算大，但果肉甜脆多汁。过不了多久，阿图什的无花果也来了。再接着，石河子的蟠桃、鄯善的哈密瓜、叶城的石榴……一个接一个扑向市场。
新疆维吾尔族人卖水果，大都不吆喝。推着板车，慢悠悠地沿街走。我在阳台上看到有车子经过，只要招招手，卖主就会停下来。
小推车上买到的水果，一般都是老乡自己种的，质量绝对差不了，价格也会很公道。
甜的东西，不耐储存。南疆有一种老头瓜，简直就是一包蜜，摘下来得赶紧吃。我曾试着往北京带过几次，上飞机时还好好的，一下飞机就软塌塌化成了一包水。
内地售卖的新疆水果，为了运输、储存方便，大多没有成熟就被摘了下来。难怪有时，内地人对新疆的瓜果会有疑虑。
买了上好的瓜果，我会请朋友们到后院的“听雪亭”品尝。
“听雪亭”是我驻站的第四年修建的一个亭子。
后院东北角有一块空地，由于周围树荫太浓，种什么都很难生长，大家便商量着修了这个亭子。
亭子通体赭红色，用废旧材料搭建，分上下两层。下面一层置一组石头桌凳，用来夏日乘凉。上面一层是个六角形阁楼外加一个挑空的大露台。
阁楼面积很小，露台却宽敞——可容五六人同时赏景。整个亭子宛若绿海中的一叶扁舟。红舟荡绿波，格调很是不俗。
尤其是那个露台，悬于半空中，周围的树枝树叶伸手可触，鸟儿与你近距离啁啾对话。现在回想一下，我都觉得美得不要不要的。
我后来在西湖边见过很多亭子。也许我们这个亭子的材质最差，也许我们这个亭子的设计者最没有名气，但我始终认为，没有一个亭子的格调，比得上我们这个。
修建这个亭子时，戴岚同志已调到新疆站任采编室主任。工程基本是由她督导完成。为了尽可能地节约经费，她和施工方还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说是“较量”，用词不够精准，其实也就是讨价还价。
新疆站是个小站，每一分钱都得省着花。戴岚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价格谈到最后，对方的脸都绿了——弓已拉到了极致。不过，总算达成了协议。
到工程快要收尾时，出了点岔子：戴岚提出，楼梯的材质，希望能提高一点。对方坚持，你们的出价，只能用这种材质。
双方僵持在了那里。
施工队的负责人，是个红脸膛甘肃汉子，话不多，人很倔。一看这阵势，动了肝火，执意要带领施工队撤离。
戴岚也寸步不让，对我说：“站长你放心，我就是把这条命留在这里，也不会让报社吃亏。”
怎么办?
我赶紧去买了两包烟，又送了两瓶很便宜的地产酒。这个汉子被感动了，拉着我的手“哇哇”哭了起来。
最终，工程顺利进行，报社权益也得到了维护。
多少年过去了，我始终记得甘肃汉子粗糙的手上那一道道宽宽的裂口，也始终记得戴岚对我说的那句拿命维护报社权益的话。都不容易啊!
戴岚是位江苏女子，曾长期在香港驻站。香港和新疆，反差该有多大呀!我离开新疆后，她接了我的班，一直兢兢业业干到退休。
记者站后面有条小路，叫泰兴路。这是有次我们散步时，偶然发现的。而戴岚原籍就是江苏泰兴。你说奇不奇?!
新疆的秋天很短，刚刮了两场秋风，就开始下雪了。记得有一年，9月30号晚，突降暴雪。国庆那天，满街都是压断的树枝。还有一年，“五一”已过，连着三天降雪。单位放假了，我在“听雪亭”的阁楼上，拥着军大衣看了三天书。曾有感写了一首小令：
孤悬塞外伴狼烟，春深五月天犹寒。
无边风尘频入梦，伏案灯前抱书眠。
说到新疆的雪，我心里总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
前几日，湖北、湖南又出现了雨雪冰冻天气，大量的车被堵在了高速公路上。
新疆，可能是气温低的缘故吧，雪含水量少，密度低，飘飘洒洒落下的全是诗情画意。
乌鲁木齐的降水，几乎全集中在了冬天。一进十月，大雪便一场接着一场下。市政府有个规定：“下雪就是通知，停雪就是命令。”各单位必须赶在上班前把院子里和门前的雪清理干净。
所以，每个单位都备有那种专门铲雪的塑料铲。那种铲，很宽大，很轻，推起雪来毫不费力。一推一长溜，推出厚厚一道辙，聚成厚厚一大堆，很有成就感，很有诗意。有时候，真希望雪再下大一点，不停地下。
因为同一时段，每个单位、每个小区都在铲雪，整个城市便都是那种“唦唦”的刮擦声。李白《子夜吴歌·秋歌》写的是“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而此时，乌鲁木齐是“乌市一片白，万户铲雪声”。
下雪的时候，更该登上“听雪亭”。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雪是用来看的，怎么会用“听”?我这里有个分教：《说文》里解释，听是耳有所得。要想耳有所得，就必须用心去感知。用心去感知，这雪也就有了滋味。
我常常在下雪的时候，站在“听雪亭”的大露台上淋雪。不撑伞，不穿雨衣，任凭雪花落满全身。落满了也没有关系，绝对不会湿透衣衫，双肩一抖，雪便纷纷扬扬飘洒开去。
但凡雪后，都会有树挂。“听雪亭”周围的树木，或是沙枣，或是小叶榆，或是柳树，枝桠都很细密，树挂也就层次更多、形态更多，任凭你的想象去拿捏它们。
不过赏树挂，可要抓紧时间。俗话说：“夜看雾，晨看挂，待到近午赏落花。”树挂不能和太阳照面。太阳一出，眼看着树挂瑟缩着顿时没了生气，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地从枝头往地上跳。
这时候，我也该遁了!
五
这个院子留给我的欢乐记忆还有很多很多。
院子里曾发生了一起鸭子“疑案”。
我的朋友刘三海是个“浪漫主义”瓜农。大学学哲学的他，早年在老家四川下海经商有了斩获后，跑到新疆若羌倾尽家底种了几千亩甜瓜。他的理念是：“读着诗歌种甜瓜，让甜果也有诗歌味。”
他种甜瓜从不施化肥，在瓜田里养大量的麻鸭，用鸭粪来肥田。鸭子他从不喂食，让它们自己啄虫、吃草。
这样的鸭子很难长大。
一次，他托人从若羌给我送来了四只鸭子。每只鸭子看上去就像没有满月的雏鸭，实际上已一岁了。刘三海称它们为“侏儒鸭”。
随鸭子，他还给我捎来一封信：“这4只鸭子或许永远成不了天鹅，但它们可以为我们展示那些久违的童趣。希望您喜欢!”
这四只毛茸茸的“侏儒鸭”可爱极了，员工们把它们当作宠物养在草坪里。有一天，全体员工外出参加一个活动。回来后发现，鸭子不见了。
我们的院墙很高，门禁很严，鸭子不可能走出院子。可院子里的角角落落都翻遍了，踪迹全无。慎重起见，又派人到后面的小区里找了又找，依然没有。
记者站属于保密单位。如果有人敢翻进院子里偷东西，那性质就严重了。我们到派出所报了案。
侦查员勘查了老半天，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于是，鸭子失踪的事，成了压在大家心头的一块石头。
过了两个多月，案子自动“破”了。怎么回事呢?
国庆临近，记者站买了几只鸡，打算聚餐时改善一下伙食。鸡就圈在后厨的储藏间。可才过了一天，竟少了一只公鸡。
储藏间的门是锁着的，为了通风，玻璃窗打开了半拉，但窗框里面还有密密的铁条呢。鸡，压根儿飞不出去。
这可就怪了!
厨师提高了警惕，把玻璃窗关上了。
第二天，大家正在上班，就听储藏间里的鸡惊恐地叫成一片。大家赶紧赶了过去。我也从楼上冲了下来。
但见一只体型肥大的黑猫蹲在窗台上，一边用前爪拍打窗玻璃，一边瞪着阴森森的黄眼珠朝那几只鸡怒吼。吼声低沉嘶哑，听起来十分恐怖。
大家抄起家伙追打这只坏猫。黑猫三纵两纵便跃上了那棵沙枣树，然后轻捷地一跃上了围墙，瞬间没了踪影。
看来，小鸭失踪，就是这只该死的黑猫所致。
刘三海老家紧傍嘉陵江。他说，上了年纪后，要在嘉陵江上造一只船，邀我和他一起效法苏东坡“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倏忽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刘三海的船是否已经造好?
院子里还发生了一起“老鼠悬案”。
单位的食堂面积不大，我到任后进行了一次装修，角角落落都进行了处理。应该不会发生鼠患。
可是，不久就发现，餐桌上总是有老鼠屎。
食堂的师傅只好把所有的储藏柜、厨具都搬了出去，到处又搜寻了一遍。没有什么发现。
经这么一折腾，老鼠应该是惊走了吧。可是，餐桌上依然发现老鼠屎。
又是一番折腾。老鼠屎依然如故。
有个同事从家里带来了猫。猫在的时候，老鼠倒是消停了几天。可猫刚一送走，老鼠又出现了。
厨师在厨房好几个地方下了老鼠夹，然而，没用。
起初，我不同意用老鼠药——生怕老鼠死在厨房哪个角落里味道不好闻。后来，看看实在没招了，我只好同意用药。
先后换了很多种老鼠药，却从未发现老鼠来吃。每天早上餐桌的老鼠屎，就像在向我们示威。
有位员工说，可能我们放老鼠药时，让老鼠听到了。听老辈人讲，老鼠能听懂人话，只要你提到下药，老鼠绝对不会吃。
这套说辞，我一直不相信。
直到我离开新疆，这只老鼠一直没有被抓获。这么多人完败于一只老鼠，真有点不可思议!
不久前，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投毒老鼠药千万不能声张》。
文章的大意是：人耳可以听到的声波的频率一般在20 Hz至20 kHz之间，老鼠则能听200 Hz至90kHz之间的所有声音。西班牙神经学专家胡安·托罗的研究小组对64只成年雄性老鼠进行了试验，使用荷兰语和日语观察老鼠的反应。实验结果证明，老鼠是除了人类、猴子以外首次被发现能够辨别这两种语言的动物。与人类生活在一起的老鼠，把人类当做天敌和食物来源，知己知彼的程度远远超过宠物猫狗……
这篇稿子有没有点科学道理呢?
六
这个院子，也留给我不少遗憾。
几乎年年我都要带着员工种树，前前后后种了有二三百棵。复叶槭、火炬树、新疆杨、五角枫、榆叶梅、珍珠梅、红瑞木、橡树、白桦……都种过。
但是，存活下来的，不足三分之一。
最失败的是，从阿勒泰设法弄来了73棵白桦，等我离开新疆时，只剩下了3棵。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存活的了。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粗通文墨的人，恐怕都喜欢竹子。新疆的气候，活不了竹子。我便想到了替代品——种芦苇是不是也有那么一点意思?
于是，便带领员工从柴窝铺挖来了芦苇。可是，连着种了几年，没有一棵成活!芦苇对生存条件的要求并不高呀。这是为什么?
生活不可能总是风和日丽，时不时也会有雨雪风霜。
驻站记者，身份特殊。除了要报道新闻，还承担着报社总部与所在地党委、政府的纽带桥梁作用。
大部分的干部，都很开明，无论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都会热情支持你。但也有极个别领导，闻誉则欣，闻过则戚。这样一来，记者难免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碰上了负面新闻，你是藏着掖着，还是秉笔直书?这时，现实的利益与记者的良知，就会发生强烈冲撞。
心到底往哪里安放?
驻站这些年，这个问题一直拷问着我。
实事求是地说，我并没有赢得当地所有领导的满意……
新疆站建站时基于经费的考虑，把站址选在了城乡结合部。我到任时，随着城区扩大，这里成了城中村。村民以办家庭旅馆、开小饭店为生。
那时候，社会治安比较复杂，每年的春雷行动，公安部门都会从这里抓走几个，甚至几十个不法分子。
那时候，乌鲁木齐的房地产也热起来了，记者站拥有这么大一块林地，难免会有人“惦记”。为了维护记者站权益，我们和对方斗智斗勇，故事可以写一部厚书……
我收到过各色各样的恐吓信;记者站的院子里被扔过死猫、死狗、报纸包裹着的大便……
还有一次，记得是傍晚，我把一个客人送到记者站的大门外，刚要往回走，突然，停在附近的一辆深蓝色越野车从身后“噌”地朝我冲来。
那是一个丁字路口，我一个急闪避了过去。车撞在了记者站大门左边的墙垛上。
对方“呼”地一个倒车，然后，原地一个打转，快速离去。
起初，我以为是遇到了醉鬼。但从对方敏捷的身手看，又不太像。这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七
其实，这个院子留给我的，不独是欢乐和遗憾。我此后的所有人生痕迹，都与这个院子息息相关。
乌鲁木齐和北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记者站的工作要和北京总部同步，这无形中督促我们要提前两小时把当天的工作做完。对我来说，这等于每天多出了两个小时的看书、写作时间。
在这个院子里，我看了很多书，储备了很多有关新疆的知识，为我此后研究民族问题打下了基础。
著名学者顾炎武强调“学以经世”，主张“每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史载：“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对顾先生的学术观点，我非常尊崇。在这个院子里，我一边读书，一边实地考证，解开了许多学术疑惑。
新疆有两个轮台，历史上都很有名。
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人上书汉武帝，建议在轮台戍兵以备匈奴，汉武帝驳回建议，并下诏反思自己：“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唐代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也写到了轮台：“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这两个轮台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只有实地勘验，才能得出结论。
我曾去过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轮台县。西汉初年，中央政权已开始在这里屯田。汉武帝的轮台，当与这里有关。
但是，这里原野无垠，一马平川。显然，不存在“山回路转”。当与岑参的轮台无涉。
而位于今乌鲁木齐西南郊的乌拉泊，古时也称轮台。这个轮台，就在天山脚下。我曾多次站在乌拉泊古城遗址的夯筑土台上遥望天山。有一次，还专门挑了一个下雪天。没错，这里才是岑参的轮台。
2005年秋，我从网上淘到了林则徐的《荷戈纪程》。躲进“听雪亭”里用三天时间拜读完毕。这本书是林则徐在发配到伊犁的路上写的。书中讲到，他过果子沟时，适逢大雪，车不能行，三子聪彝、四子拱枢架着他连续走了几十里泥泞山路。
我突然有了担忧：过果子沟林公到底用了几天时间?作为“罪臣”的他，是不是如期赶到惠远城报到?如果延期，会不会被打了杀威棒?
我找来各种各样的资料进行考证，结论让我长吁了一口气：林公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戍途。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1842年12月10日)如期抵达戍所惠远城。尽管朝廷和投降派不喜欢他，但新疆人民却给了他相当高的礼遇：先期流放到伊犁的邓廷桢出城迎接;伊犁将军布彦泰也事事征询他的意见。
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是他发配途中路经西安时写的。在伊犁戍所，他又写下了“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这样的壮语!
这位爱国英雄，即使身处逆境，仍不忘国家安危啊!
在这个院子里，我还通读了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1768年，纪晓岚因受两淮盐政卢见曾贪污案牵连，被发配到乌鲁木齐。名义上他在总署衙门的印案房服役，但他实际上过得很潇洒。他写的《乌鲁木齐杂诗》，大部分说的都是吃喝应酬。
他在新疆一共待了2年多一点时间。现在乌鲁木齐人民公园鉴湖西南侧的岚园，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建。该园始建于1921年，建园人是当时主政新疆的杨增新。
新疆流放来那么多的士子，杨增新为什么独独要给纪晓岚建一个园?我不理解!
就我个人看，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学术成就，都不算高。记述的内容，多荒诞不经。譬如，这篇《红柳娃》：
乌鲁木齐深山中，牧马者恒见小人高尺许，男女老幼，一一皆备。遇红柳吐花时，辄折柳盘为小圈，著顶上，作队跃舞，音呦呦如度曲。或至行帐窃食，为人所掩，则跪而泣。絷之，则不食而死。纵之，初不敢遽行，行数尺辄回顾。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远，度不能追，始蓦涧越山去。然其巢穴栖止处，终不可得。此物非木魅，亦非山兽，盖僬侥之属。不知其名，以形似小儿，而喜戴红柳，因呼曰红柳娃。……
尽管纪氏言之凿凿，我却认为纯粹是道听途说。这么多年来，这种高尺许的红柳娃，谁又拿出了物证?
在这个院子里，我研究最多的，当属杨增新。
这个读书人，生在云南蒙自，宦迹却基本上在西北。民国初年曾任新疆督军、省长。
他的《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读易学记》以及研究他的专著，我都找来细细研读了一番。
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时的中国内地，军阀混战;而新疆周边，沙俄环伺。在这样的危局中，他能折冲肆应，独撑17年，实在难以想象!
他对新疆的认知，包括治疆方略，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有借鉴：譬如，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双泛思潮”;他认为，新疆“乱世是绝地，治世是桃源”。他在日记中写道：“纵一人生而千万人不免于死，是生者死之根;杀一人而千万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本。故渠魁首所当诛，而无恶不宜轻纵。”
确实，这个读书人的手腕是够硬的了：明明知道夏鼎、李寅准备谋反，他仍不动声色参加了宴会。突然，他大喊一声：“砍夏鼎!”马弁手起刀落，毫无戒备的夏鼎便身首异处。
他若无其事地继续劝酒。
众人惊魂未定，他又突然手指李寅：“砍李寅!”
李寅当即血沫飞溅……
这些是谢彬在《新疆游记》里记述的，他当时以国民政府特派员的身份在新疆公干。作为辛亥革命的元老，谢彬所述，不会没有根据吧。
作为那个时代的官僚，对杨增新，我们不该苛求。他对国家的贡献，他的家国情怀，还是值得肯定的。
他曾经写过一组七绝《题镇边楼》。这组诗，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心境和抱负。譬如，这首：
出关何必望封侯，白发筹边几度秋。
四海无家归未得，看山一醉镇边楼。
再看这首：
虎斗龙争未肯休，风涛万里一孤舟!
但期四海澄清日，我亦躬耕学买牛。
2019年春，“两会”结束后，我应邀向全国政协一位主要领导汇报治疆问题。领导礼贤下士，和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谈到杨增新时，这位领导很感兴趣，希望我能把杨增新的治疆方略详细写一写。其后，我交了一份三万多字的报告。
我一直认为，一名好的记者不应该逊色于任何专家学者。职业的特性使记者能够广泛接触社会，不断吸收新鲜资讯。纵览世相，见多识广，记者分析起问题来，就不会囿于一隅，往往视野开阔，客观理性。
譬如，我在南疆采访时，偶然发现了“义勇军”这个线索。于是，展开追踪采访，用多年时间逐渐厘清了这个群体的来龙去脉，并写出了《追寻义勇军远去的背影》一书。一位知名的历史学教授说：“你填补了抗战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一位业界前辈看了书稿后感慨：“你应该感谢记者这个职业。是它为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是啊，至今这个小院仍“滋养”着我。
春节前，一个会议的间隙，有位领导问我：你在新疆工作多年，你认为当前在新疆，发展与稳定孰轻孰重?
我回答：经济发展，只能说为稳定提供了条件，但发展绝对不能等同于稳定。
我们还谈到了2009年发生的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为什么民族团结喊了那么多年，还会有那么多人被裹挟?
……
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前几天驻新疆站的年轻记者尚杰、赵明昊写了篇短新闻《榆柳巷里“兄弟”情》，讲的是在新疆额敏县的塔斯尔海村，一个汉族和一个维吾尔族村民搭档做生意的故事。
搭档了30多年，两兄弟从没有红过脸，相携相帮，亲如一家。这是真正的“融”啊!
稿子签发上版前，我特别叮咛总编室要突出处理。
我还想告诉这两位驻站的年轻人，请珍惜驻站的时光吧!劳罕从业至今，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个飘着沙枣花香的小院和那段飘着沙枣花香的驻站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