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我从北方迁到了南方。
有一次，被人邀去看一个先锋画展，在大门口遇见了那展画者。长发、长髯、长袍，完全一副不同常人的装扮。
一个同去的人不屑一顾，大声地说：“这种画展还有什么看头，不如坐在草地上看看天。看他那身打扮，这哪是一个画家，简直是一个道士。他的破绽就是太像了!”
那天的画展，我们一眼没看就走了，连展厅也没进。
这人也是一个画家，本来只是初浅的认识。从此，我们和他成为朋友。
是一个下午，画家朋友打来电话，他叫我们立刻去他家。电话线里的语调没什么异常，他说有大事情要通知我们。
很明确地记得那是个雨天。雨不大，但是不停。我们搭车又爬楼，提着水淋淋的伞。上楼的时候，还在猜测是什么事。
画家的门大开着，酒气能扑倒人。最先看见的是两只脚，赤裸着，脚底下全是水。没想到他就当门坐在冬天的湿地砖上。
他根本不招呼我们，像一个正在颂经的僧侣，目不斜视。我转过身，想把门带上，但是他突然用平时没有的高声说：“让门开着，关了多少年了!门就是为了敞开，才挂在墙上。”
当时，我站在他的左后侧，看见他的头发很乱，而且很湿，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我想劝他坐到椅子上去，但是他肯定不会听。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很明显，他喝醉了。
我向里面的卧室看，房间很暗，窗帘紧拉着，没有人，只看见一张铺在地上的床垫。也许他是用后脑感觉到了我在找与他同住的女孩，他说：“被我扫地出门啦!这个年月，养自己都是错误，还养什么女人!养女人是那么容易的吗?她明明想走，还故意勒出哭声。我告诉她，庆祝这一天吧，快出了门去唱翻身道情吧!”
那个眼眉弯弯、从不化妆的女孩被他赶走了吗?
我轻轻地看另一间房子。房门开着，里面空空荡荡。屋子的正中间放了一把椅子。不知道在我们来之前，这间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也不知道他已经醉了多久。
几个月前，我们来他家吃过一餐饭。那天，他兴致不错，说刚接了一批“堂画”的活儿，手上宽绰了。饭是在他的工作台上吃的。一大块建筑工地上使用过的浇铸模板，上面铺了毯子。女孩端菜，他就忙着卷宣纸。他说现在是国画、油画一起干。女孩儿话不多，笑的时候没声。我有点不相信那女孩离他走了。
满屋子里发出更加辣的酒气。如果有一支火种，这间房子能猛烈燃烧。他像一只酒瓮坐在这红亮大火的先兆里，对着空气之间某个不变的点讲话。那个点就悬在他头的正前方：“你们都别走动，都坐下。我看你们千军万马地晃，晃什么?还能晃出灵感来吗?”
我们进退两难，找到了两只胶凳坐下来。窗外的天在变暗，有雨点打在铁皮上的响声。他对着前方说：“喝多了!在很高的楼上，跟好几个小子喝。他们也配跟我喝?也配告诉我画什么……我知道喝多了，我找不着电梯，就一直往下走，一边走一边往楼梯扶手上喷胃里的东西。我都记得。那些金黄色的扶手，真是得了光彩……现在我还想走，可是我被挡住了。我坐着，挺好的灯照着我，我还光着脚。光脚，我看挺好……”
他用两只手拍着地砖：“光脚好哇，比穿皮鞋好，比所有穿鞋的人都好……我真正的作品都在这下面呢……没有办法，我下不去，这些水泥把我挡住了……”画家的两只手像拍孩子脊背一样拍打冰凉有水的地砖。从侧面，我看见他的眼睛里全是眼泪。
在他说话的时候，我想到，应该给他找一杯茶水。
我到厨房去，那儿乱得像刚被强盗洗劫过。不锈钢锅里泡着几支油画笔。我看见墙上挂着一只彩色的小棉布手套，是那女孩留下来的东西。她曾经用那小手套端着锅，给我们炸过春卷。那个场面很容易就被想起来。我没有找到茶叶。油腻腻的地上，堆了十几幅油画，居然全是“向日葵”，错错落落，都翻着金黄的花瓣。
我找到了暖瓶，但是水是凉的，只有把白开水给他。
画家坐着不动，拒绝伸出手。
他的手还在抚摸地砖，好像那是个和他最亲近的人：“不喝，我不喝水。液体不好，不要喝。不要让我看见液体……”
这时候开始有下班的人经过门口。一些人稍稍放慢了脚步，向这里瞟过几眼。画家极热情地伸出手臂，掀起一阵酒气，好像叫着老朋友：“进来吧!本画室没有展品。免费参观……进来都进来!”
我走到黑的门口，就在他的面前把门关上。当时的事实是，他对门的关闭并没有感觉。他的手臂照样伸出去，像沿街乞讨者，把手伸向想象之中，重复着请人进来免费参观的话。
我感觉被困住了，又不能扔下他不管，想打电话给一个做医生的朋友，但是拿起简易木台上的电话，电话没有声音。就在电话下面，我找到了被拔掉了的电话插头。他居然顿时转过身说：“不要用电话!电话只能把画贩子们叫来!”
我只好到楼下去找公用电话。楼道里是黑的。我听见他在四楼上面喊：“我的画就在我的眼睛里……只有我能看见它!”
我不记得那一天怎么离开他的家。后面的事与另外一个喝醉了的诗人的事儿混在一起，没法分清了。
第二年，他去了美国。一九九四年回来过一次，又一次见到他醉。这一回，是在他们家。他好像是在一秒钟里突然就醉了，一下子就从座位上滑了下去，仰坐在地上。醉后也说了很多的话，但是没有前一次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