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杨树，在天空哗哗地响。
我和几个朋友快步地穿过了那片树林，在一处卖冷饮的小亭子那儿停下来，我们好像还吃了一些塔状的雪糕。在进入那栋楼之前，大家很轻松、很随意地交谈，谁也没有谈到过去一些不高兴的事儿。
如果他从走廊深处晚出来十分钟，我们就走了，不会在走廊和他相遇。如果他内心没愧，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如果他铁了心，反而会镇定下来，当作一切都不存在，像冷空气曾经一扫而过，再无痕迹。但是他不幸运，又修炼不够，他没做到。
接近中午，我们几个人站在一个单位黑暗狭窄的走廊里，我们在等一个朋友，等得有点不耐烦，我们之间的谈话便有点高声，有点无顾忌。
在这个时候，他出现了。这个曾经告密的人。
从走廊的另一端，他走过来。当时，他还完全是一个仪态安详的人。
我清楚地记得，他手上拿着一迭文件，是16开的“卷宗”。他走到很近，正好和我面对面。他先看见了我，定了一下，然后，很快地扫视了其他人，就在看见的一刹那，他脸色惊变，神色慌乱。
他已经走得很近，想再往回转，或者不被我们这些人发现，悄悄地蹭过去，都绝不可能。这一次他躲不掉了。
当时，我最靠近他。我看见他僵硬的脸刹那间变出了笑。那种笑像魔术，一下子就从肉里变出来。我看他笑得有点不自然。
他把身体稍微前倾，夹住卷宗，伸出一只手。很明显，他想握手。但是我们的手都插在裤袋里，谁也不准备抽出手来。他又把卷宗拿到手上，放弃了握手的念头。
在场的人都认识他。他一出现，大家都在瞬间内定了一下，正在进行的谈话突然停住。在最短的时间里，我的朋友们在目光之间似乎飞快达成了一种默契。大家都转向他，他成为了我们一致关注的对象。
人的眼睛，那么受不了众人的注视。它内部出现的慌张，使它仿佛已经不再是透明的球体。他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向每个人都点头。大家都笑着，一个朋友说：“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彬彬有礼?”
那是个热天，走廊里窜着很好的风。印象中，我那天穿了很薄很飘的衣服。平时不注重穿什么的我，突然在有风的中午感觉到穿着的潇洒。在那条走廊里，除了他尴尬的表情，没有什么不在欢畅流动。
一个朋友说：“几年没见了，混得好吧?像你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差的!”
他马上摇头，说哪里哪里，含含糊糊地一下子说了很多的说。我估计没人会详细地听他说了什么。我只记得他在我的右侧，手在“卷宗”两个红字上擦汗。我在想象，一个心慌意乱者那颗紧缩成小拳头的心正在衬衫后面不安。
他极力地小声讲话，因为走廊里总有人经过。他尽量往后移动，靠向陈旧脱皮的墙壁。我想，他可能是想引动我们的潜意识，使我们也跟着他靠向墙边，尽量少地引起外人的注意。不过，我们始终站在原地，几乎塞住了那条走廊。我们也有潜意识，恰好与他相反，我们就是希望让人看见：我们把一个心虚的人拦阻在那么窄的走廊里。
有一些细条儿的太阳光，从高处投下来，带来许许多多蚊虫飞扑般的灰尘。那灰尘之光正好打在他身体的半侧。他站在那儿，就像被光里的蚊虫紧紧叮咬着。
我记得他说，他现在的职务是“帮办”。
一个朋友马上爽声大笑：“帮办?只听说有‘帮凶’，还没听说有‘帮办’!‘帮办’也是一种职务吗?”
他看了看左右，也随同我们一起笑。
我想，这个时候哪怕有一把刀子插在他的腿上，捂着血涌，他也是要笑的。他不得不跟随着我们笑。他不笑，不自然就会露出来。不自然以后就可能是气氛变坏，再以后可能会有人变脸。那个时候，他将无话可说。我看见他在脸上笑出一层皱纹，有这么一层笑的纸包着，场面才能显得融洽一点。
我知道，他当时的心里很想抽身就走，他的眼睛已经几次去看楼梯口。
另外一个朋友突然问：“你认识一个姓张的吧，个儿不高不矮，听说你们很熟。”
他连想都没想，马上争抢着说：“我记不住了……”谁都能看出来，他根本没去调动记忆。从撞上我们的那一刻起，他的思维就断了。而那朋友偏偏穷追不放，也许是有意，移动了站的位置，正挡在他和楼梯口之间：“你好好想想，没有几年呀，怎么能记不住呢?”
他向后退了半步，口气变得很弱：“我现在记忆不好，提笔忘字……”
是一个女人把他拯救了，她在我们后面出现，说有领导在等他送材料。他用比日本人还卑谦的礼节，对我们几个躬身不止，说有机会再聚再聚，然后飞快地向回走。大家都站在那儿望着他，不知道他那收紧了的心，在进入领导大门之前能不能恢复原状。
出了那栋楼，满眼都是普照天下的太阳，是北方一年四季善良温和的太阳。我们谈论到什么地方吃午饭。确定了方向，大家一起走。
有人问：“哪个姓张的?”
那朋友很开心：“哪儿有一个不高不矮姓张的人，顺嘴说的!”
大家一起笑。
吃饭的时候，大家说，只要山和水都转，人就总有一天会“撞板”，这一点告密者尤其应当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