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南开是周总理的母校，乡亲们也是知道的，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了不起，我的父母更是脸上有光。我的父母都是没念过什么书的农民，送儿女读书却不遗余力。我们姐弟5人都拥有高中或大学文化，平均每人读了15年书。为了负担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可以想象，我的父母曾经历千辛万苦。在那贫苦的日子里，我考上大学是对父母最大的精神安慰。
那一年，南开是9月6日开学。本来通知书上要求父母不要送孩子，但父亲一定要坚持送我去天津。我们决定9月3日起程。那一天，天暂停了下雨，送行的亲友很多，每人都带来了一长串鞭炮，鞭炮声足足响了1个多小时。我与父亲走在队伍最前面，父亲走路的样子像跟随拿破仑凯旋的将军。我的一位堂兄挑着棉被和一只木箱紧跟在后边。那棉被重达14斤，是为我特制的，父母听说北方特别冷。那只木箱是从部队拿回来的，原来是装弹药用的，很结实，父母大概不希望我在大学里穿着太寒碜，那只木箱中几乎集中了我家当时最时髦的东西：大姐的牛仔裤，母亲的毛线衣，父亲的牛皮靴，姐夫的一套军服，爷爷送的一双手套。箱子里当然还有食品：姑父送的一包麻糖和爷爷煮的20个鸡蛋。
在异常拥挤的火车车厢中，我与父亲几乎没有立脚之地。车厢内又闷又热，可怜父亲穿了两件上衣，却不能脱下其中一件，因为里面那件衬衣的口袋中有母亲缝在里面的350元钱。如果脱下外衣，势必会暴露这些钱。好不容易到达南开大学，我们都已疲劳至极，而父亲又病了。我陪同父亲去校医院看病，医院的湖南籍医生说的话，我们一个字都没听懂。她看见我们两人的眼睛红红的，于是开了一大捧眼药水。父亲第一次来到大城市，本该游览观光，可是他连南开校园也没好好参观，在床上躺了两天，便要求回家去。
于是，我送父亲去火车站。父亲手中拿着一只草帽，那是在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捡到的，父亲的口袋里也装着那一大捧眼药水。在那些大腹便便的城市人中间，父亲显得格外瘦弱。由于有病，父亲的脚步移动得很慢，人流挟着他进入检票口。将要进站时，父亲扶着铁栅栏回过头在人群中搜寻我，于是我看到了他那张蜡黄、瘦削的脸以及目光中对我的殷殷期待。后面的大胖子粗鲁地催着父亲快点儿走，我使劲挥了挥手，父亲这才转过身走进车站。目睹父亲单薄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我再也忍不住眼泪，那泪水隐含着我对父亲所遭受的困苦生活的悲伤，也包含着我对渺小而又伟大的父亲的崇敬和感恩。从车站回学校，我没有坐公共汽车，步行了十多里路。
我写给父母的第一封家信长达8页。信中首先描绘了天津的路是如何平坦，城市是如何繁华，南开校园是如何美丽，然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打油诗回忆高中时代的窘境。我同时告诉父母，我在大学里终于过上好生活了。馒头和油条能吃个饱，冬天吃的也是新鲜蔬菜，再不用顿顿吃腌萝卜，还能吃上鸡蛋补身体。我对南开的伙食简直赞不绝口。
这样的好生活大约过了一个多学期。那时候物价上涨得很厉害，学校差不多每过一个学期就要调整一次伙食价格。当油条的价格从6分钱一根猛升到1毛2分钱一根时，油条便成了奢侈品，早餐我用馒头代替了油条。我在大学里的经济来源由两部分组成：每月17元物价补贴和30元无息贷款。大学4年，我总共收到过家里寄来的一张100元的汇款单，我却给家里寄过110元。那是第一学期末，学校补发天津市的物价补贴调整差价，另外又发给我50元困难补贴，我手里突然有了160元巨款，不知怎么花才好，于是就给家里寄了110元。父母收到钱后很高兴。他们知道我在学校里不仅不缺钱，而且有节余，从此很放心。父母想不起给我寄生活费，我也从不张口向父母要钱。
那时候还不用交学费，但每月47元确实有些紧张。我的生活艺术在于，用这47元我使自己过得很满足。我知道食堂里哪位师傅最大方，半份菜也让我吃不完。学校食堂的免费牛骨头汤也相当有味道，我每次都喝得饱饱的，走路时都感觉汤在胃里面晃来晃去。
我从小就发现一个大秘密：这世界存在太多免费的好东西，例如阳光，空气中的氧气，湖面上的粼粼波光等等。我每天早起跑步，为的是多呼吸那不要钱的氧气。每次跑到新开湖边时，我都要向初升的太阳敬一个礼，感谢它为我提供温暖的阳光。我还喜欢冬天用冷水洗澡，沐浴片刻，便有一种佳境，待洗完后更觉严寒的空气与春风一样和暖，怎一个“爽”字了得。如果懂得生活，严寒有时也会给人带来享受。我还发现，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就会逼人而来。
温馨启迪
这篇文章通过叙述大学的生活、学习和思想，表达了对人生之路的思考和感悟。文章既抒写了一个农家子弟对生他养他，供他上学而又饱受贫穷的父母的感激之情，又表现了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两者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