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是郁达夫一首七律中的名句，作于一九三一年他离家出走之时，这一年也是他和王映霞结婚的第三个年头。
婚后郁达夫的坏脾气令王映霞始料不及。这位她在浙江女师时就熟读的小说《沉沦》的作者竟像个孩子似的动辄负气出走，当初热恋的执着变成了不计后果的偏执，每每至此，似乎郁达夫已非郁达夫。王映霞后来在《我与郁达夫》中写道：“许多事情是不能有一个开头的，有了第一次，还会有第二第三次，甚至于无数次了。有时为了饮酒，又有时为了别的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我只须看他眉头一皱，头一摇，知道他马上会犯出老毛病了。”像是外出放风，郁达夫出走后不久，就会自己回来，跟没事一样。这种行径多了，王映霞也就习以为常，虽然有过多次可怕的幻想。“我原谅他的病态，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体，另外，也感佩他的才华。于是只能言归于好。”结婚不到三年，王映霞就领教够了郁达夫复杂的性格，其中滋味唯有她知道。
这样一个在“围城”内外不停游走的文学家，必定不能以温良恭谦来理解，倒像个任性的孩子。早慧、敏感的文人都这样，孤僻、不羁，乃至特定环境下的酷烈，或如他所言的“自卑”，都在素朴的外表下潜藏着，稍加刺激便会即时而起，故而若以常规的家庭方式或文人习气来规范郁达夫，只会陷于庸常。郁达夫是谁，什么才是郁达夫，隔了时空看，不失为卓荦闪耀的孤星;逼而视之，则缭乱不可识，但即使难执一词，已足以激赏、足以怨艾。
仿佛遗世独立的畸零儿，大多归因于早岁家境的困窘、漂泊的坎坷。这个从小在富春江边巴望着来往的帆樯、等待母亲归来的少年，早就谙熟了心灵空洞的滋味，以致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是“悲剧的出生”。虽不无夸张，但也说明他一出生就十足的郁达夫了。这点气质若是挪移到别人身上，都嫌不合适。留学东洋，一边是疯狂滋长起来的“青年忧郁病”，一边是无情现实辗压下的愤懑与不平，两股暗流交相奔涌，激起的独特景观一上来就令人眼神无措。《沉沦》中的露骨叙写，说到底是种冒险式的自我解剖，一旦收拾不起，势必落得遍地狼藉。周作人为之辩护所称的“受戒者的文学”，正在于“给人希有的力”，于百年后的今天而言，仍不乏夸言的理由。回看颓废和刚劲，看似相异，于郁达夫其实相容。漏船载酒，偏要行于江湖，单是那几壶酒、几句诗，就使江南雪夜、钓台春昼平添了别样的颓废;然而并非凄惶到莫名，一唱三叹之下，道出的尽是放浪中的不羁、落魄中的企慕。更或明悉无时无所不在的“极端”，在生与死的两相抉择间，往往酷烈地选择了后者。如此不统一而统一、开头即寓示结尾的只有郁达夫——一部《沉沦》是处女作，也是墓志铭。
郁达夫的多情与生俱来，浓烈异常，《沉沦》中情欲的燃烧、性苦闷的宣泄，多是他在日本时期的自我写照。对异性渴求的赤祼裸表白，在今天尚且难以坦陈，更何况百年以前?可惊叹的是，郁达夫的作为竟如此之早;更可惊叹的是，他并不讳言曾经在从名古屋到东京的途中下车，钻进一个妓馆，挑选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妇”。若是放浪形骸也就“放”到无知无觉，偏偏潜意识里又殉从最原初的令，于是痛悔之后仍不忘驻守一方心灵的庭院，就像多年以后，当他忆起十四岁时与赵家女孩的懵懂瞬间，心头依然有“一点极淡极淡的，同水一样的春愁”。
这样的纯真重被深味时，已是他与王映霞的邂逅之日了。彼时，他三十一岁，王映霞十九岁。她亭亭玉立，活泼健美，又受过新文学熏陶，与旧式女子的呆板忸怩迥然不同。一出现，就像一道霞光照进了郁达夫的心里，使他意乱神迷，如获重生一般。“生命的危险，我是顾不着的，什么地位、名誉、家庭，更说不上了。”虽然此时的他已和孙荃这个“不爱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有了七年婚史。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近乎痴狂的举动连郁达夫自己也感到惊疑，但既然为爱迷乱已不可改，也就免得他再四处寻找，否则真的愈加迷乱不可收拾了。他用最擅长的方式表达这前所未有的爱，作家的经验和想象全都通过文字来验证，否则搁笔即是否定，空留满地彷徨。除此之外，也有一丝隐忧在他心里游荡，“明知道中年热恋的后果，常不佳妙”，“这梦的结果，不晓得怎么样，我怕我的运命，终要来咒诅我，嫉妒我，不能使我有圆满的结果”。涉世未深的王映霞做出与郁达夫结合的选择，是在几经踌躇之后的，除却不由自主地被“融化”，浮沉心头的始终是《沉沦》中足以同情的“他”。当作者与人物重叠不分彼此时，文学超越的便不仅仅是名利观念，更有对未来的感性构想。
然而，在家的港湾中，恐怕没有浪子长久的居处，因为浪子在根柢里是拒“家”于理想国大门之外的，这一点，王映霞不知，郁达夫也不自省。婚后的裂痕在所难免，周而复始于“逃离”和“回归”之间看似一宗罪，却是潜意识里滑行的轨迹。浪子在无爱无家时一天天一秒秒活着，有爱有家时却煎熬不堪。这听起来荒谬，其实不过是常识，只是带了点罗曼蒂克，便使文学平添诸多非常的调门，也使浪子耗尽生命的灯油，类似于在梦中死去。等到了“家庭生活”被破坏得失去正常意义时，王映霞也就任由郁达夫欢哀而不觉其欢哀。像是在铤而走险中落败一般，当初母亲的劝告、师友的轻视，又专以摧残痛处似的被不断忆起，即使可以装作不在意，在爱情中窒息、在婚姻中苍老，已是不争的事实。久而久之的作践，也就泯灭了“正常生活”的欲求。
把伤害单方面归咎于郁达夫有失允当，毕竟十字架上承压的命运劫数，从一开始就在暗中觊觎着。后来的人们惯于闲谈郁王二人的聚散，却独独忘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还有孙荃这道抹不去的阴影。无奈的选择、选择的悲哀，好比两堵高墙立在郁达夫身旁，叫他脱身不得。维系旧式婚姻，等于自掘坟墓;大胆追求爱情，势必背负骂名。宿命的无法妥协和现实的艰难抉择，只是此消彼长的加减关系，并不消退。更要命的是，郁达夫忧心忡忡地周全两个女人的感情，都无法得到谅解，反倒使局面愈加难以收拾。权宜乃至苟且与现实终难和睦，现实又从不知谦让为何物，郁达夫便只剩下心力交瘁。
国难，会使家愁变得更愁，这个冰冷如铁的事实，促使无数危机完成最后的变相和加剧，再多的缠夹都毫无意义。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乱世，心平气和对话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一九三八年的一天，在一次激烈争吵后，王映霞第一次离家出走了。当惯于“挥手自兹去”的郁达夫独自面对三个哭得精疲力尽的孩子时，末日般的恐慌可以想见。雪上加霜的是，郁达夫竟发现了王映霞“不贞”的证据——许绍棣写给她的三封所谓的“情书”。翌日，盛怒难消的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登出《寻人启事》，并将“情书”翻印，以备诉讼。这是一则不明智的“寻妻”启事，令舆论一时哗然，王映霞也因之备感屈辱。文学家最苦恼的是词不达意，最不智的就是将笔墨当成了复仇私事的工具，最终沦为透辟的自我暴露。在郭沫若看来，郁达夫此举无异于病态，乃至属于“自弃”。自我暴露的人，常取一种不假思索的酷烈态度，在私人方面却无早熟可言，虽然这种酷烈在另一方面也造就其不朽的气概。风波，在郁达夫的一则《道歉启事》登报后暂告平息，“让过去埋入了墓坟，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再重来一次灵魂与灵的新婚”。这看似尽释前嫌，其实不过求得一时残全——粘合起来的裂隙哪有不是裂隙的道理?
郁达夫的“自我暴露症”再度发作时，已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彼时他们一家正避战火于新加坡。《毁家诗纪》的发表无疑使他成为自己婚姻的掘墓人。这组郁达夫亲自编选、写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间的二十首诗词，将他与王映霞婚变的内幕暴露在众目睽睽底下，一同昭彰的还有对许绍棣的忌恨。郁达夫本无意再次发动“私人战争”，与什么仇敌抗衡?王映霞?还是许绍棣?都不至于恸心刻骨。像郁达夫这样的人，总是稚气盎然地认定他对王映霞“珍如拱璧”，自当责之深，“以挽横流”，抑或王映霞明悉了他内心的痛苦应给予他理解、珍惜。这不免使人一惊而笑。郁达夫所驾轻就熟的能事是“彰显”，他认为唯有“彰显”才是纯粹的，甚至徒以彰显的手段为炫耀，却不知人与人之间还有不可彰显的因缘在。
一时间，海内外为《毁家诗纪》而轰动，王映霞被“钉上了耻辱柱”。
绝望中的王映霞连夜疾书《答辩书简》作沉默中的呼喊：“我的灵魂，我的心肠，我的热情，十二年来，已被你磨折得干干净净，如今所余留的，也只有这个不久即将消灭的肉身。”“时而狂热，时而暴雨，但在我想望中的淡淡秋阳，将从何处去寻求?”要么不因文字与人结缘，既结，又绝之，难免得到报应。而在饱经风雨摧折之后，不得不自绝于最后一丝求全念头以外，这样的女人已近于破釜沉舟。像是迟到的醒悟，又像是当年的隐忧验证，这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笔墨官司将他们十二年的聚合画上了句号。一九四零年一月，郁达夫和王映霞离婚。
多情和无情，看着两回事，想想不过一回事。曾经，浪迹江湖，长啸不羁，酒后犹存的谑笑，冥契于前定的现世轮回，这表征，郁达夫一语中的，却始料不及。多情客的命运大致如此：炽烈之初，舍生忘死，稍久，渐陷泥淖，原先的志足神旺在风雨茅庐里消磨殆尽，只落得未期而可期的“决绝”，如烟花散去，岑寂如故。即使有些许同情怜恤也抵不上一番自嘲，原来空如有，有不过空。也有遍识“多情”“无情”者，将一条道走得泥泞四溅，却不沾鞋袜，那是柳三变般的情极却不欲成佛。
然而，郁达夫并非柳三变，他也不欲成佛，只是把“多情”认真地演成了“惊情”，而且牺牲到无可牺牲为止。世事艰，人微末，凭着认真来来往往，难免不常使自己频涉绝地，更不消说累及美人。使人讶异的是，他何以一点不回头?真是奇怪，却又一点不奇怪，他不过是以“反常”应付“非常”罢了。
多情而认真的郁达夫，像极了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勇决地逼近太阳，以致灼融羽蜡，失翅陨灭，身后几缕烟尘缭乱。在那黎明将临之际，当日本人狠狠扼住他的咽喉时，他最后的一丝意识是否给了王映霞，我们无从知晓。聊可宽慰的是，王映霞在晚年回忆道：“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与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或许，这可作为郁达夫“多情”的回报，但在一番轮回之后，多情、惊情皆归于淡然;盟誓的夫妻、喋血的英雄，均作烟云散去。
人生如斯，斯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