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生不忘那场大火。虽然那时我正在读农中的初一，但我能感到，它带给人们的并不仅仅是火灾的恐惧，那是一个稍不小心在报纸上练钢笔字，都可能被定成死罪的年代。
失火后第二天的太阳，照样那么明亮。但是我觉得天亮以后，看见什么都丑陋。到处是砖土燃烧以后的焦糊味儿，那味道过了半个月还能闻到，好像它已经成了人身体内部的一种气味儿了。
火灾发生在“5·20”声明发表的当晚，使事件增加了异常的色彩。当时，没有人不认为是阶级敌人的蓄意破坏。
一连几天，没有了教室的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一圈一圈坐在操场的北半边开会。老师的手上拿着本子，随时准备记录。我们低头苦想，到底谁是放火的阶级敌人。
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场火有没有查明起因?
太阳很刺眼。我们都不说话。很多人都坐南朝北，谁也不愿意看被烧剩了的残墙断壁。操场的南半面，在失火的晚上，被踩成一片泥泞。后来，干成了凸凹不平的一层像瓦片一样的泥壳。
没有人能提供线索，五月二十日那天，大部分学生都挎着粪筐回家了，少部分人集中在公社挖地道。
我看见一个教语文的男老师正经过我们背后。他横穿过操场，向学校外面走。一个学生突然说：“看那个老师，他一点都不发愁!我们都哭了，他咋没哭?一个眼泪疙瘩也没掉，还穿得光光溜溜儿的，昨天晚上他救火了吗!”
大家一起抬头看那个老师。他的脚步不快也不慢，衣服很整洁，裤子还压出了裤线。通过校门外的林带，他慢悠悠地上了国道。
我恍惚地记得，这时候有人带头喊了一阵口号，是“玩火者必自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
那个男老师被怀疑，使我感到很突然。他和我们一样都在学校住宿，在同一间食堂吃饭。平时，他永远穿着整洁，很少和学生讲话。他的笑很怪，几乎不叫笑，只是咧开嘴。给我的印象，他连杀鸡的胆儿也没有。
没过多一会儿，男老师从校门口回来，手里拿了一件东西，亮晶晶的，是一只罐头瓶。他把它半藏在袖子里。
有人看清楚了，说：“那是山楂罐头!”
男老师一直走向学校的那栋泥房子，打开教师宿舍的门，进门的姿势有点怪，一闪身就进去了。
我们班上有一个姓张的男生，个子不高，眼珠转得很快，是乡下小学教师的儿子。他站起来发言。他说，他怀疑那个男老师。他为什么不像我们这么难过?还去买罐头，还是山楂的!这难道不该问一个为什么吗?
这个时候，负责记录的，换了一个写字快的女生，她不停地在本子上写。
傍晚的太阳照着令人不忍心看的残缺学校。在食堂的破门外，我遇见了那个男老师。他拿着一只方方正正的手绢在擦手。我偷偷地看，他脸上没有一点慌张，还和食堂的师傅说着笑话。
农中食堂的食谱很简单，一碗高粱米饭加两分钱的红腐乳。做饭的老师傅姓唐，是个罗圈腿，心地很善，使用一只大铁铲，从锅里往外盛红色的米饭。我一直悄悄留心那个老师。他捧着粗瓷大碗，站在泥屋低矮的窗户前。太阳红红的，照进没有椅子的小食堂。我觉得他不像个坏人。看着完全那没知觉的样子，心里有点可怜他。他如果是我的班主任，我可能偷偷告诉他：别人已经怀疑你了!快一点逃跑，趁着天黑，趁着吃饱了饭。
五月二十一日的晚上，还是有很好的月亮。我们宿舍里有女生听说，学校领导已经得到了很多汇报，说失火前有人从操场经过，鬼鬼祟祟的。不知道指的是不是那个男老师?
隔了几天，学校里一个姓刘的女老师找到我。我心里猜，一定是失火的事。
在学校东井沿儿那里，她直接问我：“在失火的晚上，见没见到那个男老师?平时，他有没有一个很大的书包?”我对这个刘老师没有好感，甚至一直在心里怀疑她才真的和那场大火有关。她在那个晚上完全失态地大哭，好像在演戏。
我说：“我不知道。”
她的话大意是，我在城里已经加入了红卫兵，红卫兵必须有阶级斗争的觉悟。
但是我还是说我不知道。
很快，那个男老师已经在传说里成了一个必然的纵火者。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大学毕业，分配到农村教中学，一直心怀不满。有人说，他在心里一定恨这个学校。五月二十日的晚上，在操场上神秘地徘徊，第二天，又偷偷买水果罐头庆祝。我很奇怪,他还没逃走,还是慢悠悠地从操场中间经过。
有一天，我们几个女生坐在曾经用来压篮球架子的长石头上，他背着一个大书包从宿舍里出来，我们都盯住了那个传说中的大书包。
他走近了，左右看着自己的身上，突然问我们：“你们盯着我看什么?”
他那么近距离地停下来，我感觉他对发生在背后的事情一概不知。
因为没有了教室，我们都被派到农村劳动，再回到学校，没看见那个男老师。听说他转校了，调到很远的一个山区县。那场大火渐渐没人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