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人很少进饭馆，孩子进饭馆更是不常见的。我和母亲去过一次，是在长春市的长江路，吃的是馄饨。母亲有事先走了，我喝完馄饨出了饭馆就找不到家了。
“文革”后期去饭馆的次数增加，因为细粮供应不足，主要是去买大米饭。拎着白铝饭锅，饭馆的案台上摆放着有格子的白搪瓷盘子，里面有几样炒菜，买大米饭必须配带两毛钱菜。我还记得天气刚冷的季节，端着半锅白白的热大米饭，两只手上多么温暖。
到了十九岁那年，我才第一次吃上了宴席。
我不知道，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父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开始，我没觉得什么特殊，跟平时差不多。
是个星期天，比平时上学上班起得还要早，起来以后等车。后来全家上了一辆吉普车。我母亲把那辆单位里的车叫大屁股吉普。车后面放着用塑料布和紫色毡子包捆好的行李，还有一只白茬儿的薄木箱子。
从那天起，它们就是我一个人全部的用具，将要和我一起下乡插队了。车开动以后，行李箱子不停地在车屁股一带左右摇晃。
我是没经过敲锣打鼓、红旗前宣誓就下乡的。送我的是家里的其他四口人，父母弟妹。
出城前，又上来一个人，母亲让我叫他张叔叔，我觉得父母对这位张叔叔特殊地热情。车很快就出了城。车窗外面的田里还没长出庄稼。我和弟妹，都没坐吉普车出过城。一路上，他们两个很兴奋。我当时很清楚，今天家里发生的这件大事是为了我。我和弟妹们一起看风景。父母一直和张叔叔说话。
我知道，当天下午，就是这辆大屁股吉普将把他们都带回城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之间，它只是抛下我一个人。我不愿意往几个小时以后想。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离开城市，我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未知之地。
父母和张叔叔坐在前排，他们让张叔叔同行送我到乡下的目的我知道，他们将帮我插到一个条件好一点，可能有人关照的地方。所以父母一路上都和张叔叔东南西北地谈，没和我们说过什么。
“文革”以前，在我们家里，就是大人上班，我们上学。长大之后，我经常听母亲说一句话：我们堂堂正正，万事不求人，不搞那一套。但是，一九七四年春天的那一次，我看见他们在为我而改变。我从他们那儿知道，我要去的那个公社是张叔叔的老家，离城不远，他的几个亲戚都管点事儿。
将近中午，说快到县城了，大人们说中午要在县城里吃一顿饭。我听见母亲低声问张叔叔，他们是不是能喝酒，要什么酒合适?我母亲回头说：“一起吃饭的还有几位客人，你们都要安静点。”我觉得那天她和父亲都有点紧张。
弟弟很高兴，好像他对我说：“饭馆里做的肉和咱家做的不一样!”他心里没有事儿，他中学毕业插队还要等到第二年。我妹妹也很高兴。这一天对刚上中学的她，就等于一次郊游。
我很惊奇，连父母也不认识他们将要宴请的客人。车一进县城。张叔叔就把头伸出窗外，向路边望。父亲还不断问是不是那几个人。张叔叔摇头，他的头又尖又长。他说他妹夫很胖，肚子都圆了，管下乡青年的公社干部，屁大个官儿，成天吃席。
那个县城，几年以后我熟悉得很。全县最主要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是四个重要的建筑。百货商店有二层楼，副食品商店印象里没楼，国营旅社也是二楼。东北角儿的，是国营的饭店。车就停在饭店门口。几个穿蓝色吊兜制服的人，正站在那儿抽烟。张叔叔说，那就是他们。
大人们见面一番握手。我站在他们后面，看见我父母和不认识的人寒暄，表现出了不自然的热情。我母亲拿出烟，给每个人递烟。那个时候，她还不吸烟。
我记得，当时我很反感那种场面，觉得非常庸俗。大人们之间客套了一阵，父母叫我的名字。我被推向前两步，父亲的手热热地抓着我，说：“就是这孩子。”
陌生的人，很平常地点点头。然后全体人上楼。这么多人一起上那小楼，楼梯咕咚咕咚一阵响。围着一个油乎乎的大圆餐桌坐下来，我看见母亲和张叔叔商量着点菜。我感觉母亲很不擅于点菜，她似乎完全不知道该点些什么，净看张叔叔，又小声问服务员。她的意图是不怕花钱，要尽量让客人吃好。那天我第一次感到做一个大人很不容易。平时下了班就在家里看看书的父母，应酬那天的场面很努力，但是连我都看出了他们的紧张和不自如。
酒席上，大人们都在喝酒，连不喝酒的父母也喝了。喝过了酒，他们也没有张嘴说他们最想说的话，比如把孩子托付给你们之类。很多的时候，是客人们之间谈得很热闹，父母只是听着。我几次看见我母亲在擦汗。在我插队前后的那几年，她身体一直不好，肩周炎，心情烦躁。但是她那天好像很健康，一点病也没有。
那顿酒席吃了很久很久。我真不知道，吃饭还能吃那么久，从中午一直吃到下午。父亲一贯看不起喝大酒的人，可那天他对喝酒一点意见也没有。
我弟弟说得对，我们吃的是酒席，不是家里的菜，鱼和肉都给做出了花样儿。盘子端上来，一层压着一层。我只能记住一道菜，是整个猪肘。我们离开饭馆的时候，还大半剩在桌上。
我看见我母亲动作很小心地从裤子侧面的口袋里往外拿钱，是一迭钱。在客人们越喝声儿越大的时候，她算了帐。那一大迭钱让我吃了一惊。
后来，我才知道，和我们一起吃酒席的，有公社主管知青的干部，有大队民兵营长，还有公社的其他几个干部。吃好了饭，人很快都散了。那么多的面孔，我当时一个也没记住。
大屁股吉普继续向东开，几分钟就出了县城。跟我们走的，还是张叔叔。他喝多了，话有些颠倒。我要去插队的生产队还有五十多里路。这一段路上，我父母都不大讲话，只听那张叔叔一个人说。他说的大意是，人不能太死性了，不能像我父母这样。一贯清高的人太少了，不遇到事儿还行，真遇到了，就要混和点。我头脑麻木地看着他尖尖的头在我前面晃。
我能记住的下一个场面是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土墙豁口那儿，父母弟妹都不看我，一起朝着大屁股吉普走，我的心里乱七八糟的，眼睛里都是眼泪。
一九九七年二月，我和母亲回忆这件事儿。我问她能不能记住那天请客花了多少钱?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不仅想不起钱数，吃酒席的任何细节，她都忘记了。那天给她只留下一个印象，她说她看见我站在土墙那儿可怜巴巴的，她小声对我父亲说：“快走，别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