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锡麟以排满革命为职志，到安徽谋差得巡抚恩铭信任，任警察学堂总办。而徐因此伺机刺杀恩铭，并在刺杀之《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后事败被捕，有人责问徐：“恩铭台待你不薄，何故如此?”徐对曰：“恩待我是私交，我对他是公义，私交何得胜过公义?我一死而已，不必多言!”恩铭抢救无效死亡，徐被处以极刑。当被告之“明日当割尔心肝”时，徐大笑曰：“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临刑时，徐视死如归。清廷对其剖腹剜心，祭奠恩铭，肝则为卫队分食。卫兵们也说：“大人待你那么好，你竟然杀他，我们要看看你到底长的是什么心肝!”
宣统三年(1911)三月初十日，温生才于广州刺杀满洲将军孚琦成功。孚琦性好纵游，税驾往观，回署时，行至东门直街谘议局前麒麟阁门次，温突从人丛中跃出，闯至轿前，持枪向孚琦猛击，卫队骇绝奔去，轿夫亦逃，温得从容射放。孚太阳穴、脑门、颈项、胸部各中一抢，当倒轿中身死。温见目的已达，弃枪由积厚新街遁，至永胜街，为巡警追获，遂遇害。两广总督张鸣岐集群僚亲讯，问曰：“何故暗杀?”曰：“明杀。”问：“何故明杀?”曰：“满清无道，日召外侮，皆此辈官吏阶之厉耳!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藉此以为天下先，此举纯为救民族起见，既非与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事。”众人为之默然。
宣统三年，端方被委任为渝汉铁路督办，因欲与湖广总督瑞澄争功，强行将四川当地民办铁路收归国有，激起保路运动。至9月，四川局势濒于失控，朝廷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率新军入川镇压，至资州，11月27日新军哗变。此前有幕客得知消息后，劝端方微服遁逃，但其以为有恩于部队，不足为虑，未走。据喻血轮《绮情楼杂记》载：“有营官董海澜倡议入行馆，驱端至侧屋，谓我辈将假尔室开会，兵入室，搜行箧无所得，即欲杀端。时兵皆举抢待发，曾广大止之曰：‘此中满人，不过端氏兄弟两人耳，尚有无数汉同胞，岂能玉石俱焚?’众遂逼端至行馆大门一小屋中。”当新军将士将其拉赴刑场时，端方曰：“吾本汉族，投旗才四世。吾治军始鄂湘，而两江，而直隶，遇兵士不薄，今四川尤有加。众曰，此私恩耳。今日之事，乃国仇，不得顾私恩，遂挥刀刺之。”(向楚《四川辛亥之役》)哗变士兵割下端方首级，作为革命的“投名状”，浸入煤油盒内呈送武昌。
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曾对梁启超与蔡锷说：“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之人，我的电报对他是个重大打击。我们之间，不可讳言是有知遇之恩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蔡锷少年时家贫却志远，外出求学，在长沙时只借得两毛钱，至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至京，袁世凯借洋千元，由此成行日本，学业终有成。对袁氏的雪中送炭、慷慨资助，蔡可谓结草衔环、铭感五内。但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蔡辗转到云南，后列数袁之罪状，并予之“最后之忠告”，宣告云南独立。袁被迫取消帝制后，他仍坚决反对袁继续为总统。谈到袁世凯，他则表示袁待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反袁乃公义，是“为国民争人格”，故无法“兼顾私情”。
邵飘萍在《京报》抨击张作霖。张托人私下问邵，自己过去帮他不少忙，何以如此不讲交情，邵答曰：“奉军过去帮忙的，是邵飘萍个人，而报上所载，乃《京报》全体员工所为，与为邵某人无关。”张为之切齿，几个月后将其捕杀。
私交，乃微忱微意，公义，乃大是大非。因公义而覆私交者，皆堪称大丈夫。平叛安史之乱的功臣仆固怀恩自恃功高，私心顿萌，于唐代宗时起事叛乱，其母对儿子的军变行为很是愤慨，提刀追赶大骂：“吾为国家杀此贼，取其心以谢军中。”不久，仆固怀恩兵败逃窜，不久病死。代宗念其旧功，不加罪，并将其母亲接到京师供养，将其小女儿收留于宫中养育。洪承畴降清后以兵部尚书经略湖广、两广、滇黔。洪承畴入都后，其母犹在，自闽迎入京，太夫人见洪大怒骂，以杖击之，数以不死之罪，曰“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洪承畴疾走得免，太夫人即买舟南归。洪母虽为妇道人家，却有丈夫之气。甲午朱衣道人案发，傅山入狱，友人营救，其母闻听坦然道：“道人儿自然当有今日事，即死亦分，不必救也。”明月清风遗恨在，千秋万祀属谁知，洪母与傅母，可有一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扣押了奉天行政长官臧式毅，软禁三个月后，臧不尊母命投降了日本人，任伪奉天省长。臧母曾为其送饭，并将一块鸦片烟贴在碗下送入，希望儿子服毒殉国，保全名节。但臧最终还是把碗原封送了回来。其母失望至极，投缳自尽，以身为诫。自洪母臧母让人想到了陶母湛氏。陶侃少时曾任浔阳县衙小吏，掌鱼市交易。一次他派人送给母亲一条腌鱼，湛氏退还腌鱼，并写信责备道：“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疯狂时代，亲人检举、朋友倒戈、同僚揭发、下属反目者举不胜举，让人直感世态之炎凉、人情之无常，大丈夫者耶?非也。徐锡麟、蔡松坡起事之前，起事之中，对于公私取舍，定是辗转反侧、绞思再三过的，叛逆之时，仍毫不避讳地感念故情旧思，然而公私两厢比较，大义终使然，非常之人终有非常之事。至于那些随风摇摆、首鼠两端的人物，判断是非的立场恰在于己之私利，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唯上唯官，决无独立之思想。唯上唯官者，最后的落脚还因己之得失。其行为看似公义，实则私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