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门东四条的一处小院原为阎氏故居，如今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办公地。就是这座爬满青藤、环绕名家匾额的小院曾经见证了“山药蛋派”的历史和“晋军崛起”的辉煌。两年前，在杨遥的倡导下，浦歌、钟小骏、王朝军、孔令剑、手指、陈克海等青年作家每周五下午在这里聚会，聊读书，谈创作，调侃人生。
“沙龙”这种聚会形式逐渐脱离其法语词源“salon”贵族聚会的本义，而作为文学创作和交流的一种饶有趣味的组织形式，在中外文学流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肯定也曾想通过相互切磋，提升自己。杨遥说他们只不过是几个不想无聊下去的青年，想找点正经的事做而已。
这群年轻的作家，选择借助文字向无奈的生活发起“虚无”的反抗，用“手中的玩具刀枪一次次刺向虚无的四周，幻想出现惊鸿一瞥石破天惊的一刻，即使这样不行，把那只看不见的大口袋刺出一个小窟窿，透进些别样的空气，也觉得，人生，还没有白活。”[1]
如今“南华作家沙龙”的活动以及他们的创作要旨中，更引起关注的是转型时期创作的特色和意义。实际上，他们许多文章标题就在质问自己，思考社会，追寻人生意义。比如，杨遥《你纠结的是什么》《谁在把穷人打昏》;手指《我们为什么没老婆》《让我们干点什么吧》;陈克海《我们都干了些什么》等。“南华作家沙龙”的集会及其创作的风格，特别是几位男性作家表现出的个性和观念，让我们不禁联想起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alienated youth(疏离青年)。在社会选择更为多元、思想理念更为复杂的今天，“南华作家沙龙”的文学文化症候式解读是富有意义的。
1 “我们”的纠结
这是一个忙乱嘈杂的、令人窒息的、充满后现代意味的时代：“周围到处是从格子间里冲进冲出的办事员，拿着文件的人追赶另外一些拿文件的人，一群人聚在角落里嘀嘀咕咕，你正想说话时，其他人都一起向你发难。屋子里人满为患，打字员拼命敲打键盘。每个人都像是日理万机。其实那些公文明明一两句就能说清，可非得曲里拐弯，加上老长老长皮里阳秋的客套。真该有位大嗓门的恶棍揍他们一顿：‘停下来，你们这些疯狂的喽啰。安静，你们这些只会模仿的蚂蚁。’也许得有个有力的救世主出来，我们这无聊的工作才有可能稍微有点改变。”[2]在工业文明的当下，自由精神被无序列乱码的生活蚕食殆尽，流水线般的日子一遍遍复制粘贴，《等待戈多》的故事于是不断在生活里演绎。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沉寂于生活的无序列挣扎中，救世主不能到来，生活无法改变，随之而生的是小说之“奋斗”和“激励”变成小说的“纠结”。
身处困境的普通人是他们的主要书写对象，浦歌说：“屌丝的喜感也许就在于，他们想得到他们得不到的东西……伴随着屌丝气的，是屌丝时期的一种孤独，那是一种浮在表面生活里的孤独，周围世界都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孤独，那是一种孤立无援的气息。”[3]正是这种“喜感”与“孤独”构成了小说美学的追求，而“疏离青年”的反讽姿态成为小说另一番“求真”的途径，杨遥说：“许久以来，对特别‘正’的东西有种抵触情绪，觉得‘正’和‘假’离得特别近，一不小心，正就滑向假，经常还没正就假，假正经。所以喜欢一些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甚至邪恶的东西，觉得它们更符合现实和人性，也更能满足我这等人骨子里对真的那点追求。”[4]“沙龙”这一文学组成形式，可以理解为“疏离青年”的“求真”聚合，构成对激进思潮的背反。
“南华作家沙龙”中“疏离青年”的小说创作有共同的创作质素，一起发出了“我们”的和声。“我们”所代表的代际的成长叙事方式把正在被命名的“70后”、“80后”，乃至“90后”都席卷进来，作为一种强烈的集体叙事经验他们的作品有着共同的情感经验和梦想冲动，在迷惘与虚无中不断远行。作为“我们”叙事的坚定实践者，手指在《 我们干点什么吧》发出了一连串的苦恼质疑：“我们都干了点什么呢?”“干球什么呢?啥球也没干。打麻将?”“你想干啥?”“啥也不想干，你说干啥?我们总得干点什么吧?”在焦虑的心态下，作家甚至开始爆粗口：“扯淡”、“我操”、“狗日的”等，这些以原生态方式呈现的词语以及与此相关的话语表达频繁出现在小说的叙述和对话中，这种向现有话语主体挑战的、发泄式的表达创作方式其实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纠结”。王朝军显然看到了“粗口”背后更为丰富的信息：“这种代表‘80后’大多数人的情绪，已经被这一群体驱离了理性的言说轨道，而走向了感性的可标榜多层意指的暧昧状态，表面上虽暧昧，但内里却是明确的，心照不宣的。”[5]但我们显然不能满足于“心照不宣”的暧昧书写状态，在学术研究和主流批评的领域中，对青年文化的关注更在于社会文化的整合，倾向于将“青年文化”问题化。[6]在对“南华作家沙龙”的文学作品解读中，我们如果继续本持这一立场，这部分小说将被归之于“亚文化”的症候，特别是在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由于各种历史机遇生成的一批“文化准备者”状态。那么，随之而来更为严峻的思考将是，其文化症候最终不能构成“成年人社会烦恼”来源，那么，作品将无法被经典化。
事实的确是，“南华作家沙龙”的创作构成了成长小说的未完成形态。在“未完成”的形态中不仅充满“纠结”，更充满“寻找”。钟小骏编剧的微电影《阁僚兄弟》，却表现出太原小市民的生活经验，通过主人公Tony的“屌丝追求”传达出想要成为自己的“英雄”的渴望。手指《寻找建新》中的建新无疑是他们塑造出的自己的代言人，“建新是我们的主心骨。是的，我们需要一个为我们做主的人，带领我们的人，他有勇往直前的勇气，他敢于打开麦当劳、夜总会的玻璃门，他敢于和每个擦肩而过穿着光鲜的人们对视，就好像眼睛里有一双坚挺的拳头，他还敢于在名牌专卖店里一件接一件地试衣服。当然，还有一点，当他抬起胳膊拦出租车的时候，动作是那么的自然，他能让我们安心下来。”[7]但这个在逆反少年视角下的“建新”显然只能构成一个“虚无”的符号。杨遥的“寻找”甚至以放逐的姿态展现，例如在小说《在圆明园做渔夫》中，被“碰瓷”逃逸的穷人躲进圆明园当起了“野人”。在《双塔寺里的白孔雀》中，生存维艰的一群“赫尔佐格主义者”在双塔寺里将镜头对准孔雀。小说以“圆明园”和“双塔寺”这样城市里的古建为场所，容纳的是青春未及的感伤流放，最终，梦想只能在“摩登中的一隅”暂时休憩后破灭。当然，身为同代人读者，从此类小说写意的场景当中，从年轻人“求真”的某个动人时刻，我们也依稀看到了“未完成”成长小说所蕴含的魅力。这种魅力恰不在于笃定理想主义的强烈进攻，而在于“纠结”之后的贴背贴心。
2
“什么”的缘起
“南华作家沙龙”的成员大多经历了“走向城市”的“奋斗”之旅。不论是黄土地上的杨遥、手指、浦歌，还是来自武陵山区的陈克海，读他们的小说特别能强烈感受到他们的小城情结。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们冲出“农村”，奔向“城市”，在城市的边缘焦躁地徘徊。和其他千千万万心怀梦想在城市迁移潮中打拼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感受着城市变化带来的诱惑和渴望的同时，内心更是挣扎、纠结的。
特殊的时代境遇使更为年轻的一代作家们逐渐远离了“山药蛋派”的农民认同和人民性书写，也大大不同于知青一代的知识分子乡恋式表达，他们对于城市经验的书写，明显具有“卡夫卡”式的“先锋性”：“几天前，我待在中国北方一座小城市，每天为调动工作的事情发愁。觉得自己慢慢变成卡夫卡《城堡》里的土地测量员K，在白雪皑皑的小城无望地等待。我甚至坚信不疑，有一天早上自己醒来，真的会变成一只大甲虫。”[8]这样一个充满诡谲泥淖的潘多拉魔瓶似的城市，是很多的人的“埋葬之地”，他们埋葬梦想，埋葬幸福，甚至埋葬了生活。《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是那么疲惫》的主人公，对生活的前景失去热情，为深入骨髓的挫折感和倦怠感所征服，最后只好在呼啦圈上寻求逃离。在《你到底在巴黎待过没有》中,当阿累在野战医院被其他伤兵询问“巴黎来的”自己巴黎是什么样子时，他竟然不知该怎么回答，因为阿累连巴黎的云都没看过。
我们注意到，在“南华作家沙龙”的众多热门话题中，既有托尔斯泰、福楼拜、契诃夫、卡夫卡、库切、索尔·贝娄、雷蒙德·卡佛、理查德·福特、卡尔维诺、乔纳森·弗兰岑等西方作家，也有曹雪芹、兰陵笑笑生、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王小波、韩东、朱文等中国作家。显而易见，他们的文学素养有对西方作家饕餮式的阅读，也有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小说的自觉认同。但是，汉语的认同，经验的反复强化，并不能抵消他们的遭遇。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我们看到，这些乡下人在城市的种种遭遇：爱情、房子、车子、工作等关乎生存本身压力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手指的《去张城》 里的主人公最后阴差阳错来到张镇并没有到达张城，《小县城》中建新以“刘姥姥看大观园”的眼光景仰着城市，来县城打工的农村姑娘李丽最后也在城市的泥沼中堕落。陈克海在《拼居》和《……什么都是因为我们穷》等作品当中，反复讲述都市漂泊者和寻梦者自我价值的艰难找寻和快餐式的感情纠葛。杨遥甚至反思自己到底在城市待过没有，他在《忻州，顿号或省略号》中说：一个人可以占领一座城市,摧毁一座城市,挽救一座城市,成就一座城市。尽管以前也经常来忻州,但那不是自己的忻州,现在的忻州才是自己的忻州。然而借调过来没有正式编制的“我”于忻州而言，还是一个“局外人”。哀悼汶川遇难同胞的通知也只传达正式员工，作为编外的“我”甚至只能自己默哀。也许正因为“局外人”的身份，造就了“南华作家沙龙”虽以现代之名聚会，然而却无法真正深入城市之心。他们的小说还没有自觉性的恢宏城市叙事，或者说他们作为生活中的“小人物”从内心就抵制和警惕恢宏的东西，他们的作品仅仅是现代叙述偶遇城市先锋的面影，作品中的面影又无意间参与了代际体验的历史叙事。
与“偶遇”城市先锋面影不同，对乡村的书写则“自然”内在于作家创作的理念，这部分书写于是更为贴近传统现实主义的书写。但乡村作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同样构成他们难以割舍的“纠结之地”。浦歌就一直将书写的根深扎入农村，《一嘴泥土》作为一部积淀了岁月厚度的长篇小说不是仅仅用农村乡土小说的简单分类来框定，主人公王大虎也不仅仅贴着农村大学生、寻梦文学青年的标签。王大虎跳出农村进入城市却又返回柿子沟劳作的进程萦绕着多少人城乡“围城”的梦魇，小人物不单承受着生活的荒诞、狂热、臆想和羞耻，还有难以维护的尊严。沟里的人卑微地啃着生活的泥土，嘴里泛着泥土的腥涩。
杨遥笔下的农村生活是沉重、荒谬、挣扎和困苦的，位于家乡的“雁门关”虽然近在咫尺，结婚时“我”就承诺要带妻子去看雁门关，但因为生活拮据，为了等到一辆顺车节省几块钱的路费，承诺竟迟迟不能兑现。《二弟的碉堡》更是将作者对农村的荒谬与讽刺展现得淋漓尽致。“二弟”及自己的三个女儿“老头子”、“二圪蛋”、“三老头”在鸟镇的新房子遭到村人强烈的嫉恨与阻挠，甚至趁暗夜在碉堡周围堆放垃圾，这种村民的集体“狂欢式”行为以及二弟为垃圾堆设一个乌鸦旗标杆的应对策略把鸟镇的荒谬感尽现出来。《闪亮的铁轨》中，村人们驱逐那个怪异少年的方式更是走向极端，纵火、放出疯子、捆绑装在麻袋里送到远方，似乎不这样做就难以表达村人的恐慌与仇恨，这一切的落后、愚昧，甚至残忍，令人读来不寒而栗。但另一方面作为对抗“集体”的“个人”，表现出的坚韧，让我们感到姿态和力量。
陈克海则饱含着怀旧且苦涩的情绪来回忆自己的家乡，《从前记》中的楚巴老家有着沈从文笔下的淳朴善良与美好纵情，是“头枕白帽身披青衣的群山，你养活了我世世代代的祖先”，同时也夹杂着愚昧迷信与混沌堕落，“老家是寂寞的村子，年轻人打工都不愿意回来……我不再像从前那样以为那是世外桃源人间天堂了”。这种怆然回望也随着乡村在被动走向城市文明现代化的过程中渐行渐远。《乡村教师》中的“渔川”也发生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变化：“三十年前的渔川，树多人少，风气还好。人们也开家长里短的玩笑，但坑蒙拐骗的事儿，日光之下，没人敢搞。穷是穷点，人们肯下力气，不像现在成天想着如何投机取巧赚大钱。”[9]这种冷静审视的道德判定，像一把闪着冷光的匕首直插乡村心脏，同时也揪着这颗外乡游子的心。
在一部名为《漂泊的一代》的“80后”诗选中，孔令剑曾有这样的诗句：“真的破碎，世界/摸着石头走进深夜/一个梦和梦对抗的地方。”“漂泊”正是“南华作家沙龙”作家群的一种集体情绪，而在《里程》一诗中，诗人也塑造了一位“越走脚步越沉重”的抒情主人公：“而他，是一个背着自己影子/从井底向世界之外/行进的人。”[10]孔令剑的诗歌基调当中充斥着一种“寂静”的声音，与杨遥的“写意”、手指的“撕裂”、钟小骏的“戏谑”、陈克海的“苦涩”、浦歌的“沉淀”等审美蕴藉相呼应，“寂静”的诗风当中时常会出现“话语”的“哭泣”：“把整个字典吞进腹中/不用咒骂和称颂/在内部，词会排列组合/产生毒和有用的诗歌”(《言说》)、“而平淡生活成就或者损坏/正如语言。尚未达到顶点/飘忽不定的光斑仍在心间”(《问答》)、“为迎接这一时刻来临/他很想在自己的言语里/放声哭泣”(《雨》)。
无论是小说中对一代人生命历程的现实呈现，还是诗歌中抒情主人公隐喻的言辞，又或是戏剧中的反讽和文学评论中的揭示，在对“南华作家沙龙”创作的阅读和思考中，同代人都会体味到“我们”有共同的纠结，“我们”深入于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之中。“我们”时刻体验却继续纠结着，在破碎的代际体验当中，寻求着重新整合的对抗。
注释：
[1]杨遥、金仁顺：《偏转身体向着远方》，《名作欣赏》2012年第4期。
[2]陈克海：《拼居》，《民族文学》2011年第10期。
[3]浦歌:《屌丝的喜感与孤独》,《黄河》2015年第6期。
[4] 杨遥：《正步往前走——读赵雁长篇小说〈第四级火箭〉》，《文艺报》2016年1月27日。
[5]王朝军：《“我他妈的”在焦虑——手指小说述评》，《五台山》2013年第7期。
[6]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7]手指：《寻找建新》，《人民文学》2011年第9期。
[8]杨遥:《忻州，顿号或省略号》，《江南》2010年第4期。
[9]陈克海:《乡村教师》，《山西文学》2010年第3期。
[10]孔令剑：《里程》，《诗刊》2014年第9期。
刘芳坤，文学博士，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