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之年过后开始踩刹车，可怕的惯性力量还是把我飞快带进知天命的年纪。以我对生命预估的七十寿限来说，人生上卷初始部分那些繁琐杂乱的小事情也该盘点清算一下，留下少数珍稀的，其余全部扫进垃圾堆，腾出的大脑空间用来贮存阳光雨露。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刚好六岁，无法感觉到这场运动的摧枯拉朽。
通常酝酿成骤风暴雨总是要消耗一些时间的，紧赶慢赶刮进东南一隅，抵达闽赣边界的山城，再花力气打乱一下千百年来形成的淳朴民风，让彼此温文尔雅的你我拉下脸皮彼此揭发、斗争，两年时间已经过了。山城的运动终于也渐入“佳境”，那年我八岁，正好大到刚懂点事又小到没资格介入，纯粹一个“事不关己”的目击者，心无微澜，留下一份稀罕的收藏。
父母亲都是解放初期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国家干部，身为县商业系统的会计和出纳，长年累月与公款打交道，是俗语里所谓“常在水边行”的那一类人，为人处世从来就格外地谨小慎微。三反、五反、肃反、整风、反右派、四清……一波接一波的运动过后，他们身边那些革命队伍里的“蛀虫”，躲过了上一次也躲不过下一次。匪夷所思的人和事接二连三冒出来，父母亲仿佛就是胆小易惊的兔子，对自己的言行更为检点审慎。山城的“大革命”刚起了个头，他们已经敏感地嗅出了火药味，借着护送一位生病同事到省城医治的机会，双双称病滞留在福州老家，当“大革命”的逍遥派去了。我和妹妹则被托付给了当地的保姆，单从这一件事儿来看，他们俩已被这场运动吓得恓惶难当，甚至没有余力顾及到自己的亲骨肉了。
山城“大革命”起头，留在我印象里的是后来的影视片里常见的画面，只不过更为逼真罢了。那天，我在商业局大院门口的洋灰地上玩“跳房子”，记得有两个初中女生走过，她们剪短发，头戴军帽，身着军衣裤，腰间都扎着只塑料宽皮带，其中一个道：他们骂我地主婆。说话的时候，她的手腕反顶在腰上，做了一个女人气十足的动作。地主婆?哼!他才是。你家三代贫农出身，就是要造他这个牛鬼蛇神孝子贤孙的反。另一个急驳道。
后来，事态往深处发展。势不两立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真刀实弹干上了，商业局大院的大门用原木撑住，再用沙袋垒上顶，只留一扇小门进出，派专人看守。晚上，商业局系统这一派的人都集中院内，一个个头戴藤帽，手持自制梭镖，在操场上杀声震天对练拼刺刀。
又过了几天，单位突然通知大院里的家属们搬离，传闻强大的对立派将攻占这里。保姆收拾好家中“细软”，一手牵上一个孩子躲到她的西门老厝避难去了。其实，两间平房里几乎没什么可拿的东西，除藤箱里的几件换洗衣服外，连热水瓶、脸盆也算得上是财产了。
那些天，保姆一直后悔慌乱之中忘了带回一只小保温瓶，那是我妈装中药汤用的。等到对立派撤走后，逃难的人们纷纷返回。房间里被翻搜成垃圾堆，偏偏我妈那只保温瓶还搁在灶头。保姆认真查看了一下，里头好像有两粒化在残水里的蟑螂屎，她愣说是对立派下的毒，一狠心把保温瓶扔了。
逃难保姆家的那些日子，文斗逐渐升级为武斗，好像是老天的有意安排，身为局外人的我，赶巧成为山城武斗序幕拉开的见证人。有一天晚饭，嘴馋多喝了一碗海带豆腐汤，下半夜被尿憋醒，保姆手持洋油灯照我去天井。尿到一半，巨大的一声闷响，木厝晃动起来，人跌坐于地。翌日得悉，凌晨时分，造反派炸开了县“人武部”围墙。从此，枪支弹药流落民间。
干部们的工作是开展运动和进行斗争，满城居民却还得过日子，他们一如既往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保姆的老公，我和她一样直呼其为“德哥”，他去西郊侍弄菜地时常捎上闲着无事的我。往返耗时，备好一钵子水和饭菜，中饭就在菜地的土埂上对付了。有天收工，夜幕已经降临，饥肠辘辘走近城边，骤然间枪声四起，流弹乱窜，耳边嗖嗖叫，两派人马在这里对峙上了。德哥见势不好，拉上我一头钻进边上的菜地，拼命往深处蹿。
在长豇豆、木薯丛里，我们钻来钻去。这两种农作物都是爬藤类的，必须在菜畦插上一人多高的竹竿让它们攀爬生长，菜地就跟屏障似的。最后，我们摸进了山边一个小村落。记忆里，大小狗们汪汪咬成一片，农民们正凑在村头坡地上谈论枪响的事情，见有人影靠近，一只只火把便迎了下来。拥着我们进了一间大大的厅堂，开始问这问那。记不起德哥对他们说了些什么，我太饿了，埋头喝村里人端上桌的稠米汤。众人意犹未尽不肯离去，持着火把站后头看着我们。我被德哥拉来扯去已经钻得心神不宁，又面对极其陌生的地方和人，死命把身子团缩起来，眼角偶尔偷觑一下， 油灯前、火把下，周围全是亮堂堂的脸，心里留下一种落入“土匪窝”的古怪感觉。
山城“武斗”结束，我居然又成了目击者。那段时间学校没上课，经常跟刚从福州返回的母亲去上班。她的单位土产公司隔着大街就是电影院，那天，我在二楼的办公室看到一派占领了楼顶，另一派勇猛攻打，双方投掷的都是砖块和卵石。彼此僵持不下之时，来了一队“人武部”的解放军，领头的从腰间掏出手枪，扯了红绸布，朝天“砰砰砰”连发三响。双方均不敢再造次，骤然熄火，各自退去，以和平方式了结。
母亲仿佛在补课，只要手头工作一闲下来，就和女同事们聊这提那的。我在一旁玩自己的，有一搭没一搭地听了一些，好像是某幢楼一个女的坚守到最后，下面人攻上来，她就用准备好的硫酸水泼下去。最终还是被揪下楼来游街批斗，剃光了头发，脖子上挂一双破鞋。那个年月，只要认定你是坏人，男人立马成现行反革命，女的则一概是“婊婆”。前者属于敌我矛盾，后者应该还算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奇怪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倒是奇耻大辱，因为几乎沾上破鞋称号者迟早都会以自杀了结人生。
武斗结束了，当权派下马，造反派上台，又开始了“讲理讲节”的文斗。有一天，我去办公楼玩，看到一些熟悉的伯伯、叔叔在办公楼前的洋灰路面上摆了十几张靠背凳，有人把一只玻璃瓶砸碎于地，再用扫把扫拢到一起，有人押出已经缩头缩脑、低头看地的原任局长，帮他卷起裤管，背后两人硬是把他赤裸裸的双膝压下去，然后就有人轮流上前，手舞“红宝书”，说了一些很激扬、很响亮的话。
那时的我绝对是木然的看客，如今仔细审视起来，记忆里头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感情波痕。也许，当年脸上还拖着两条清鼻涕，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但这并不妨碍我跟着大人们哼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正是热衷小人书的年龄，知道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和商业局作对的肯定是坏人，他们砸过我家的门，抄过我的家，拿走了我的东西。现在，轮到商业局里的人自己斗来斗去，还真不晓得究竟谁是好人了。
那个年月，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往往伴随着全县性的群众游行活动，在一次这样盛大的集会上，我把父亲从福州带回来的一枚忠字纪念章搞丢了，遭来父母的一顿责骂。它是心形的，很少见的模样，别在军帽戴上头，后来取下拿在手里，不知怎么就不见了，自己心里也着实惋惜了一回。那种情形，就像现在读小学的女儿，三天两头遗失红领巾一样。所不同的是，她觉得理所当然。四十年后想起来，总感觉这枚忠字纪念章遗失在山城似乎隐喻着什么。
1969年，山城遭遇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商业局的家属们把搬得动的东西都往砖墙结构的两层办公楼里搬。当时，我要了一个挺沉的抽屉端着走，被办公楼大门后残留的沙袋绊了一脚，头摔在斜撑门框的原木上，当场失去知觉。大人们把我搁在一楼办公室的藤椅上，又去抢险救灾了。打那以后，我几个月就要天昏地旋病一场，医生说是脑震荡，记忆严重受损，许多本该铭刻在心的人和事就这样慢慢褪色。
后来，父母工作调动，全家人便永远离开了那座山城。
这场运动好像一出折子戏，我是不经意的看客，有票时进去看一折，没票时就被拦在大门外，断断续续得了些不属于核心的皮毛印象。自从脑震荡发生以后，这些本来就零碎的印象更是遗忘无几了。
也许这是件好事，有些人和事从哪里得到就让它留在哪里，别太勉强自己，顺其自然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像农民那样种菜
我是个城市人。这种念头根深蒂固，还从来没有被怀疑过，原因很简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在省直机关工作迄今，旱涝保收，一直领着固定薪水，享受着城市人该有的各种待遇。某天，有位朋友说：中国人都是农民!尽管这些年来城镇化提速，农民的基数依旧很庞大。最要命的是，中国人的思维都是农民式的。
我那坚心如磐的念头，仿佛就像滂沱大雨中的土墙，水浸坍塌后转瞬变成了一摊稀泥。一个信念被摧毁得如此神速、彻底，肯定事出有因。我只得踅进时间隧道，回到孩提时代，对自己与农民曾经有过的纠缠不清，进行了一次冷静客观的抽丝剥茧。
读小学的那会儿，我们国家已经在多年前关闭了国门，自给自足居然也挺了过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虽然各种运动还在苟延残喘着，更多的中国人私底下好像明白了丰衣足食的硬道理。农民就是那种靠个人的勤劳和手艺，把一粒谷子变成一碗米饭、把一粒菜籽变成一棵大白菜的魔术师。出大力流大汗，雨里淋日下晒，当时农民颇受社会尊重。以他们为榜样，既是一种流行又能解决口腹问题，何乐而不为。
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兜里揣着定量粮油票、肉票和布票，供应三个孩子吃穿基本没问题，何况填饱肚子这样的大问题也不是小学生应该考虑的，家里的饭桌上缺的就是配饭的菜品。在这方面我表现得很农民，只要没有天灾人祸便有收获，为我们家的“菜篮子”工程做出斐然成绩。除不时下小溪摸鱼、去田间地头打鸟做出一两小碗荤菜外，素菜则在我的不懈努力下细水长流。
春天到了，树林里各式各样的菌类暴长。每年这个时节，小县城总要有一两户居民因误食毒菇全家皆亡。春天雨后不去山里砍柴的周末，大院里的孩子们彼此联络、撺掇，星期天挎上个竹篮便进山了。有见识的大人一再嘱咐，只能采松树下红针叶上长出的松菇，伞朵好像黏着一层清鼻涕的那种，湿湿的滑滑的，别的菇再好都别碰。那时，毒菇被传得神乎其神，据说有人在树林里看到一朵海碗一般大的野菇，菇帽异常艳丽，拔起来当即被一股毒气熏倒于地。从山里回来，无论你有无好运，手脚是否机敏，最差也能采回一碗的菜来。这物吃之前极端警惕，先取几朵和米一起煮开，米汤没发黑过一关，再将之喂鸡鸭吃又过一关，最后才轮到人吃煮熟的野菇。在动物蛋白匮乏的日子里，野菇的鲜味绝对使不少人因此留恋人生的美妙。
历史表象经常重复，性质却迥然相悖，对照起来很有滑稽感。现在的人花比青菜贵几倍的价格买山里采来的野菜，吃在嘴里苦涩兮兮的还津津有味。往回追溯四十多年，若不是因为野菜收集起来要比白菜帮子来得困难，肯定是各种“忆苦思甜”会上的好材料，越难吃越恶心才有旧社会的样子。我们当年采野菜，只是为了聊补无菜之餐，而且专挑没有苦涩感味道好些的。礼拜六下午不上课，提只土箕，拿把毛竹片削成刺刀一样的竹铲，到三四里外的荒山挖荞子。那物小葱似的，黄土上仅露出几茎极细的圆叶，双手使劲把竹铲插入黄土，蹲着用膝盖往下一顶再撬起来，绿茎下，一粒白胖胖的荞子头便玉似的露出黄土。运气好的话，一下午能撬起两三把来。这东西很张扬，吃进嘴的味道远不及炒起来的香气，但晚上的饭桌上多出一碗菜却是肯定的。
这些都不是终极目标，当撒下的菜籽几个月后变成一棵棵大白菜，那是何等过瘾的一件事情。当时号召全民学工学农，我念书的那所小学，高低年级的同学都把开荒种菜视为一种流行时尚。下午一放学，扛锄头拎水桶，纷纷去了校园边山包上新开采的菜地。乐此不疲的原因是既体现了热爱劳动，又能把成果摆上自家的饭桌。
后来，和大院里的伙伴把住房边堆垃圾的空地清理了一下，种上几棵丝瓜苗。我会天天数一遍叶子，看有没有多长出一片，还在它青藤攀爬的竹竿上标记号，看一夜能长出多少高。小丝瓜苗蜗牛似的往上爬，仿佛过了无数年才等到第一朵黄花。终于有一天，在绿叶丛中发现一枚袖珍丝瓜，悄悄地告这个传那个，兴奋至极，搞得谁都去关心它一下。几天后，发现小丝瓜变黄变蔫，大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以后不能乱看，小丝瓜是生气才死掉的。
到了五年级，和一位父亲看守土产仓库的同学，在仓库边的樟树林下开垦出几畦菜地，放学后又是提水桶又是扛锄头，松土、除草、施肥、浇水，常常披星戴月回家，把自己弄得像旧社会的长工一样。现在还清楚记得，我们种的是一种叫“烟筒白”的白菜品种，做梦都渴望像农民一样能有机会用稻草将之拦腰捆扎住，结结实实有分量，长成一枚沉甸甸的炮弹那样的东西。始料未及的是，最后到手的居然是松松垮垮、轻轻飘飘的白绿色，进锅一炒一煮后咬在嘴里不烂还嚓嚓响。毕竟属于自己亲手种出来的东西，吃菜时的心情肯定是相当好的。
为了加强自己的成就感，总结多次不成功的经验后我选中了韭菜，尽管它的叶片不宽大肥厚，但韭菜割了一茬能又长一茬，像那么回事地出过一阵产品。而且，每年到秋末，每棵韭菜都能开出一茎白花来，在它含苞时掐来下锅一炒，满屋子香气。当年，我们都会唱客家山歌：韭菜开花一杆蕊，割掉髻子当红军。能把自己种的菜和歌词联系到一起，那种感觉特别爽。
书读到了高中，学校一般都有农场，每逢星期六，同学们便要挑肥上山，在“农基”老师指导下，对地瓜施肥、松土、浇水。梦想独自操作一块属于个人的，就在家边上的树林坡地下也拱出一块二三平方米菜地，不理睬小黑虫的轮番攻击，按时去浇水、施肥，上面长得一派喜人。到了收获季节，隔壁喂养了几头猪的邻居让他儿子来帮忙，扯掉瓜藤刨下去，居然仅有几条手指粗的暗红色根茎。不甘愿再翻了一遍，依旧。当时好失落，心不甘情不愿看着邻居家的孩子把绿油油的一大堆地瓜藤给抱走了。
今天的我常想，就是因为当年把菜种成那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样子，才有现在回忆起来的复杂味道。若是种得挺优秀、杰出，顺势推衍下去，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货真价实的农民，也不好玩了。
我对农民这两个字历来抱有成见，总跟没文化联系到一起，经此番认真回想，突然发现，农民具有辉煌的创造性，能把一粒米变成一座粮仓、把一棵树苗变成一片森林，成为人类当之无愧的优秀饲养员。这种品性肯定是要传承下去的，只是千万别学会把一个人变成一堆人的本事。
这样想来，我便对自己品性里的农民意识有了一种拉开距离的钦佩。
让人爱恨交加的蛇
闽地山多水丰蛇亦多，特别是闽西北山区，肆无忌惮的蛇四处出没，还常常闹出人命来。除了惧蛇如虎之人和不杀生的出家人，谁都有责任有义务揍它几下。如此，山道旁、田塍上，甚至公路边的电线上总是横着、挂着各种蛇类千疮百孔的尸体，就像上个世纪福州街道巷子的路面上，时常能看到老鼠被车轮一遍遍辗成照片的样子，揍死了犹不解恨，还得再压上百千回。
当然，这样的情形已经定格在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闽西山城。孩提时代，最让人产生恐怖情绪的是臆想中的鬼怪，接下来便当属这些形状丑陋的蛇了。
细想起来，蛇是不及老虎凶狠的。猛虎将人整个活剥生吞，一命呜呼;毒蛇小咬你一口，中毒而亡，亦会还人一具全尸。可是，老虎那明快、亮丽的斑纹使人爱不释手，蛇那灰涩、粗糙的皮囊绝对让大多数人毛骨悚然。老虎远远避开人类，占山为王，当年想看到它，一般也只有在电影里图画上;蛇却不邀自来，甚至还摸进你的灶头床尾。即便是贬义词 “毒蛇猛兽”，也是将蛇摆在了前头。种种既定的情形，构成了对蛇不利的舆论环境。
当年，我已从小学课本里读到了著名寓言《农夫与蛇》，同学们一致对蛇的忘恩负义咬牙切齿。
院子里大一些的孩子给我们讲蛇的恐怖故事：从前，有一个农民种田时揍死了一条凑热闹的蛇，当夜，成千上万的蛇亮着小眼睛，河水一样向他家游来。农民惊恐万状，将大铁锅倒扣过来躲藏了进去。大大小小的蛇蜂拥而至，一层层围上铁锅，朝铁锅与地面的缝隙直吐红信子。次日，等蛇群退了，隔壁邻居掀开铁锅，呈现在众人眼前的竟然是白森森的一副骷髅。
听了这个故事以后，一切与蛇有关之物我们都避之不及。田塍边的草丛、山上的灌木丛，一旦看到蛇蜕下的白皮和被我们称为“蛇菇”的一种红色草蕈，此地再好玩，我们都会马上退避三舍。大人们时常叮咛孩子们走山路、夜路时要折一枝竹竿在手，一路打草惊蛇。还告诉你竹子是蛇的舅舅，这点我领悟很快，因为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个个都很怕自己的舅舅。
那时候，酷爱下河下田边的水沟捉鱼摸泥鳅，撞上的多数是胖乎乎的蠢头蠢脑的泥蛇。记得有次下午放学，一人到县郊大马路边的水沟里摸鱼，双手进入水底敛气屏息往一草洞里偷偷包抄上去，发现有动静，连草带泥捧起来，双掌上扭来绕去的居然是条奇丑无比的泥蛇，当时是恨不能立马连自己的手都一起摔掉。二十多年后，每当想起这一幕，泥蛇粗糙、冰凉的身体依然能在掌面指间掠过，迅速就有了狠狠甩掉手中之物的想法。
偏偏泥蛇爱吃鱼和泥鳅，老是和我欲捕获的东西纠缠不清。田塍边小水沟的泥底，泥鳅多的地方泥蛇也多，心里头毛毛地又不甘心罢手，还是用泥堵上两头，戽干了水，十指俨然电影里的鬼子进庄似的，一下一下踟蹰着挖下去翻起来。撞上的次数多了，也就没那么恐怖。渐渐心细胆大起来，只要挖出忸怩作态的泥蛇，捏一把烂泥摔在它的头上，让它的小眼睛看不见你，然后手指迅速捏住尾巴，左右上下猛抖几下，手臂一挥再抛甩出去。这就是为何当年横穿田野的电线上总是挂着蛇类身体的缘故。
水蛇是打不着的，这物机敏得很，汉语里的“水蛇腰”，形容的就是它的身材细长苗条。偶尔在水面撞上，它的小脑袋会立起与你对峙几秒，很快闪电一般就溜个不见踪影，水面上只剩下一圈圈细细的涟漪。
由于经常要背诵毛主席语录的缘故，我自然知道打蛇要打七寸。可是具体位置在哪，总是不得要领。如果是条小蛇，从头上数下来七寸，都到一半了?反正我们知道，头以下的地方是蛇的要害部位。
毒蛇多数在山道上遇着，横穿山道的往往是一些小蛇。手痒的时候，飞快捡起路边的砾石射出去，只要伤着它，那快速游动就会慢下来，这样乱棍揍死它不成问题，然后不屑一顾地用棍子将尸体一拨，暴尸路边。
被蛇咬后人总是中毒而亡，蛇就是有毒物的代名词，压根儿不会把它和吃下肚联系起来(更为始料未及的是，十几年后，在餐馆里喝蛇毒居然那么名贵与时髦)。何况那般丑陋的东西，就是英勇地塞进嘴里也不可能会有好味道。
夏天，身上老长无名肿毒，母亲专门从集市上买回剥皮去肚的蛇段，要给我解毒一下。按本地人的说法，她将炭炉搁在厨房前的露天，煮沸了还不揭锅盖，在钢精锅盖上垫支筷子透气，样子挺考究，虔诚得有点像在搞迷信活动。满心以为只要如此这般了，吃进肚里的蛇肉就没毒了。长大以后才听说，全是因为蜈蚣的缘故，这小子闻到蛇肉香气，会爬到屋顶，嘴里的涎液便滴到锅里，那蛇汤就真有毒了。至今也不明白这玄乎说法是真是假。缺乏食物的年代，嘴特馋，有什么稀罕物吃，总能刻骨铭心，而且以现在的经验来看，那蛇汤应该是极鲜美的，偏偏它在我的记忆中渺无痕迹，这大概是因为蛇留给我的印象太恶劣的缘故，要不是治病，根本不予理睬。
许慎在《说文解字》里称“闽”为东南越，蛇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化寻根热时，福建的不少有识之士，都在文化古迹和故纸堆里寻觅闽越先人以蛇为图腾的蛛丝马迹，翻来捣去，仅在一些摩崖石刻和石雕中偶见些许似是而非的佐证。始料未及的是，过了十几年，在建设水口电站的库区移民中，人们才发现，闽江的南平樟湖镇每年农历七月七这日，都要举行祭蛇神活动，这事被传媒视为闽越族人与大自然和平共处的遗风。但无论他们如何将蛇敬若神明，却远不及南亚的印度人那样，在生活中与蛇厮混一气还休戚与共。
当年，在电影院公演的正片之前看过一期《新闻简报》，那是大约十分钟的科教片。科学家们身穿白大褂，当众解剖一条蛇，现出它肚子中囫囵吞下的一只只让人同样憎恶的老鼠，画外音就说蛇像燕子一样，属于对人类有益的爬行动物。但在山城老老少少的观念中，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这一美一丑的两种东西合二为一，见着蛇照旧格杀勿论，打蛇的行为依旧被视为一种除恶的英雄举动。当年广为宣传的遭蛇咬后如何自救的方法，家喻户晓，仅此就足见蛇对人类的生存曾经构成过多么大的威胁。
几年前，在闽东一处国家级风景区，一位朋友走着拨弄路径边树枝的手僵在空中，失声大叫起来。趋前细看才见一条拇指粗的竹叶青盘缠枝叶间，当向导的山里农民举起手中的棍子飞快劈下去，蛇落地痛苦扭着，撑开粉红大嘴，大家让向导把它拨下山谷就好了。向导不依：这是毒蛇，会伤人的!此事足见现在的山里人对蛇的态度依旧定格在四十年前。
长大以后，还看过一部涉及穿山甲的电视纪录片。在森林里，穿山甲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直捣白蚁老巢并全歼之，而要达到同样结果，七个成年汉子却必须不偷懒地工作一整天。如此贴身比对，无法不让人对穿山甲肃然起敬，它的肉再鲜美可口都应该拒绝，要不然就太不识趣了。
现在的街道，时常统一布置、统一行动，发动市民灭鼠，没消停几天，住宅楼下的阴沟边又见贼头贼脑的鼠影，这时，就格外地想念起蛇来了。倘若把四十年前被我消灭的蛇统统集合起来，对付我所居住这个社区的老鼠们来，绝对就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
长大后的我以自己遭遇过的人和事，开始渐渐明白：什么东西太多了不是件好事，太少了也会不妙。包括人。
这是一种自然秩序，行家好像称之为生物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