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大工业和家务劳动社会化两个前提条件具备与否，让妇女们在农业集体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择一而事，是符合恩格斯二者选一之观点的。而1958年骤然兴起的大办公共食堂运动，不由分说地让妇女们摆脱日事三餐等家务劳动，不能不说是人类自家庭诞生以来的一个伟大奇迹。
这一年，我经过一场糊里糊涂的考试，成了米山初中的首届学生。在一个周六下午，我经米山茶棚往北，顺新修的土公路回家，途经岔进下冯庄的大路口时，发现路边堆着一堆由老百姓家收缴回来的各式各样的铸铁炊具，像是让拉去当废铁卖的。据族弟安生最近回忆，当时他在南朱庄完小读书，也见该村的路两旁堆集有从各家收来的这些炊具。这证明公共食堂已较普遍成立了。既如此，则有个解决食堂粮食来源的大问题。据安生说，起初是号召各家主动交出粮食，再后则是大队某干部领上人入户搜查，从他们家搜走了一坛小粉，侥幸漏网的只有食盒内的几两小豆。
我不知道这年的《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叫《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也不知道上面把这事定性为一场重大的政治任务，更不知道还有文章底气十足地对此罗列了十几条优越性。但对由两个省部级高官凑成的“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对话，以及各家各户不再坐锅，都到公共食堂吃饭却已有耳闻。
我觉得前几年粮食不够吃的问题，竟以如此方式得以解决，也真省劲。目睹这堆也走下百姓家灶台的铁锅、铁铛、铁鏊、铁桶，我感到上政治课时讲的共产主义社会大门，将因公共食堂的出现而开启，自己这么小就能过上以“共餐”形式为始的“共产主义”生活，实在幸运。
进入初中，我吃上了周转粮，告别了在高小背上粮食上学的历史。第一个礼拜天放假回家，我们好多学生都去街上花8分钱，买了块必不可少的手绢，用来包司务长发给各人的那斤玉茭圪糁，回家当口粮。我记不清这次拿回去的圪糁的下场，只听母亲说，家家都到公共食堂吃饭了，家里的粮食都让收走了，灶具中，除留下两口上食堂打饭的锅，余下的都收走当铁卖了。
那天我们一家人的晚饭，是从食堂打回来的一锅米汤。祖祖辈辈的晚饭习惯，不是喝米汤，就是喝菜饭，从不吃干的。这晚打回来的米汤质量还能说过去，一家人都没什么抱怨。
第二天早饭，大概父亲给我上了灶，一家人都是拿上碗筷到食堂就的餐。饭是祖祖辈辈兴下的小米粥，略糊了点玉茭面，质量也胜于各家入食堂之前。菜是白萝卜，也无可挑剔。
尽管名为公共食堂，却无餐厅、餐桌、板凳等应有设施。人们在院里、街上或蹲或站或坐着吃饭，热热闹闹，倒也快活。前人们无缘享受过的这种生活，让他们逮上了，即使设施不全也必须快活。
我就餐的食堂设在后底院，灶房占的是三间东屋。靠东墙是两块大案板，靠南墙支着两口大铁锅。这东屋主人与我们父亲是一茬人，姓张，讳鸿恩，不知何年何月住进了我们冯姓的这个四合院。他是建国前的南下干部，1980年前后返回高平，在县招待所当副所长。我到高平下乡时接触过，老头子人很不错。因他南下了，家中无人居住，他家这三间东屋，竟成就了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村上办了两个食堂。另一个设在泊池东北上广囤叔叔家的院里。
我认为，办公共食堂这件事，仅是1958年“大跃进”中打出的一套组合拳之一。其一是，公共食堂可让家庭主妇们免受制作一日三餐的麻烦。如我们母亲这类人，即使摇着小脚上地劳动也省一份心;其二是，在新飘扬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旗帜下，这里修水库，那里炼钢铁，东边深翻土地，西边开挖水渠，到处需要劳动力。食堂一办，增强了各级领导调动更多劳动力的能力，且不容商议。因为粮食、饭锅、饭勺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其三是，各家的大部分铸铁炊具以及各家灶火上的铸铁火口和铸铁炉条也被强制性地刓下来和抽了出来，增添了大战钢铁运动的有效战绩。
公共食堂创办不久，母亲和小婶都没成为可调用的劳动力。农历十月初四，母亲生下了二弟金太，十一月十五小婶生下了玲玲。这妯娌俩由此丧失了参加当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运动的机遇。
依俗，产妇坐月子期间，除了在第三天或第七天上喝一顿带咸的汤面外，每天都得不厌其烦地喝米汤水，说这东西很养人，是当地产妇千年以来必须循守的饮食习俗。
食堂已把各家的粮食收走了，新一年的粮食不再分到家里。产妇们不可能躺到食堂去喝这米汤水，食堂也不懂什么服务上门，唯一的办法是把米发给产妇自理。
父母在21世纪初去世后，我常回去看望的只有小叔小婶二人，并很愿听他们叨扯一气。在2011年有一次回去时，我与小婶在观音堂前坐着，她突然想起当年坐月子的事。说她坐月子躺在炕上那些天，公共食堂已过活到拿不出小米的地步，她的米汤锅里熬的是黍米和玉茭圪糁。而据族弟安生回忆，公共食堂初办之时，过的还真是个尽饱吃饭的天堂生活。在泊池上广囤叔家开办的第一食堂的饭民们，有的竟把中午吃不了的汤饸饹倒进泊池里。但没敢风光几天，食堂却连产妇喝稀米汤的小米也拿不出来了。轰轰烈烈办起来的公共食堂，竟敢不给“放开肚皮吃饭”的牛皮赏脸。
我当时不知道母亲是用什么熬的米汤。仅记得回家过礼拜天时，她让念完小学二年级就回了家的大妹妹去把她熬的东西舀给我喝，我没让妹妹去。说实在，从上高小到上初中这几年，我连糠窝这类干粮都没带过，唯有装过四叔从东北退伍回来时带来的几个大苹果。饥了啃干馍馍或烧糕饼吃，只是以前的记忆。
当时，我确实也有饥饿感，想吃喝点什么，但忍了。想起刚才路过大墡地边，瞅见南沟石条桥旁有块地里的红薯还没收，以为村上不要了，便决定去挖一两块回来和弟妹们打牙祭，因为家里除了母亲那只砂锅里熬的所谓米汤，再没任何可供吃喝的东西。
当我来到这块地里，企图跺松埯窝，拽着早已干枯的薯秧，拔出几只红薯时，发现红薯已冻结在土里，别说拔不出来，拔出来人也不能吃，即使喂猪，猪也要抗议。
多年后才知道，那年“大跃进”，跃得许多作物都没收获回来。如此暴殄天物，纵天罚可躲，也人祸不免。
就山西来说，因那时省里的主要领导没大吹大擂地搞浮夸、放卫星，还号召各地搞小秋收运动，把山野间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采摘了回来，全省百姓受制不是太严重。即便如此，每每提及那时的情形，所勾起来的回忆总令我唏嘘不已。
那几年，公共食堂的饭食，根本维持不了人们的最低生理需求，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据1960年5月高平县的专项数据，当时发现全县得浮肿病者有 3171人。此病也没放过上冯庄村，我就知道有个同学的父亲，便因此而毙命。
2013年一个夏日，我在西庙背后听当时任大队保管的李年贵说，当时为了救助浮肿病人，公社曾通知各村派人去给这些不幸者领救济食品。我们村的救济食品，就是他去领回来的。这种食品成分简单，是用谷糠加工成糠面，再加上糖精制成的，美其名曰“康精饼干”或“糠精饼干”。
公共食堂，确实是新生事物，是伟大创举。其影响远胜于大战钢铁。大战钢铁再怎么战，也都是部分人上阵，也就折腾了那么几个月。而食堂则是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把天下长嘴的农村人口几乎全都网罗了进去，且前后跨越四个年头。
有资料说，1958年底，农村已有90%的公民成了公共食堂的“饭民”。而在上冯庄则超过100%。那几年，红薯的升值空间最大。最早不当粮食对待。后来则是五斤顶一斤粮、四斤顶一斤粮、最后才在三斤顶一斤粮的比值上稳定下来，没好意思往二斤顶一斤上长。人均名义吃粮水平不显太低，红薯先生功不可没。红薯不耐饥，人们也有办法。每遇红薯顶饭吃，大人们都要向子女们交代：“吃红薯不敢喝水，不然，水一涮就没了。”
在严酷的现实中，人们与饥饿进行了顽强抗争。既抗争就得有付出，就会有牺牲。
抗争的首要方式，是腹中越饥饿，越要多参加劳动。好像故意与亚当·斯密二百年前说的“除了吃得尽可能多，劳动得尽可能少以外”那句话较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多挣工分，多获得一点劳动补助粮。那时的每个劳动者，尽管面带菜色，却无不希望自己能分派到多挣工分的活计。饥饿在此特殊情形下，反而对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即便在公共食堂解散以后的多年间，仍未消减。听赵家街福牛叔的长子瑞生讲，在他能参加劳动挣工分时，为能多挣些劳动补助粮，几经工种比较，实现了到每脱350块砖可挣一个劳动日的砖窑上劳动的愿望。他起早贪黑地干，又刨土，又和泥，又脱砖，一天竟能挣到三个劳动日。于是补助粮挣得比别人多些。但在那“三年困难时期”，不到劳动年龄的孩子们，则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在父母都上了地，无人照管的情形下，则不免在家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有一家姐弟俩，因饿得不行在家捣吃了些杏仁，便中毒而亡。
依民俗，数伏那天各家都要煮一锅脱皮玉茭吃。为图锅里热闹，除了加点杂豆进去，还要加点杏仁。杏仁有毒，得炮制：先将杏仁泡在碗中，夹上块通红的煤块放进去，以拔除毒性，如是再三，且每次搁置时间不用一天也得半天。即使那不发苦的甜杏仁也不可多吃。
听小弟媳的母亲随楼婶讲，有户人家把仅拔了两次水的杏仁，赏给两头猪吃，结果胀死了一只。这姐弟俩可能懂这个常识，但饥不择食，则顾不得许多，没经任何炮制便在家中偷偷地捣吃了一些。当大人们收工回来时，这一女一儿，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救之不及，相携而去。这是上冯庄在那年发生的一场颇令人嗟叹的悲剧。
当然，较安全的办法，还是收拾些野菜、树叶瞎胡吃。那几年，各家妇女不管去干什么活儿，都要�一只荆篮或箩头，在往返的路上或工间休息时，用鹰眼一样的敏锐，去发现并猎获豆叶、薯秧、大麻叶、杏叶、洋槐花、洋槐叶、苦苣、骨碌碌葱、灰灰菜、刺苋菜、妈妈秧、羊桃叶等等一切可以充饥的植物。这些东西用途广，人能吃，猪也能吃。
然而这种捎捎带带、零敲碎打的做法，毕竟成果有限。有时则不得不扩大猎获空间。听夫人讲，她当闺女时，曾和她二嫂景先翻到东山后的贺庄一带去捋杏叶。下边村里的人发现了，便嗷嗷地和撵狼一样地喊叫。
至于发现粮食或红薯地里有可疑人影，更会听到嗷嗷的喊叫声。这喊叫声，多来自于登得高、看得远的山坡上的牧羊人。
真正粮食恐慌时，女人们就近猎获野菜、树叶的成果终究有限。听大弟讲，当队长的父亲，有一天竟不得不暂时脱岗，带上几岁的他去七佛山东西两坡及南面的贺岗山采寻羊桃叶。但这种本是随处可见的植物，已被人们掠获一空，几无收获。
“朝携一筐出，暮携一筐归，十指欲流血，且急眼前饥。”宋代郑獬《采凫茨》诗中的这几句描述，未必言尽了那时人们为了生存所付出的种种努力。
尤其是我目睹母亲也携筐而出、携筐而归的劳苦，也鼓起了我扑闹食物的决心。在有绿叶的季节，每星期六后半下午从学校回家，我会�上箩头到东凹那块地的北头去觅“食”。因为这里有一丛没人修整的洋槐树，站在地上就能捋到洋槐叶。我尽量多捋嫩叶少捋老叶，捋满箩头返回家中用大锅煮好、淘净，让母亲收工回来象征性地炒一炒，给家人加餐。煮多了也不浪费，还能喂猪吃，为完成养猪任务做贡献。
若不是造物主早给世间安排了多种可食的野生植物，不知会有多少人度不过那饥馑之年。
从营养学角度讲，人还是必需摄入一定量含碳水化合物的粮食类东西才能维持生命。
那时，我不懂此理，却也无意识地在这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在庄稼孕育期间，有的玉茭和蕉籽穗，会因黑穗病而成为霉苞，待其秀出来时，则是一苞和打印机用的碳粉一样的东西。而在其未进化成碳粉之前，则可以充饥。于是我与下冯庄村的阎连屯、李太安等同学，会在学校和家之间的往返路途中，不失时机地钻进这两种庄稼地里，寻觅到这种确实“倒霉”的东西填进肚里。所得的报应注定是第二天的排泄物是黑色的，如同得过胃出血。
在公共食堂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饮食需要时，人们或为响应省里的小秋收号召，搜寻各类粮食品种的智慧，必须发挥到极致。那几年，不光是村上的老百姓，就是我们这些在校学生，都到七佛山上采集过怎么弄都不好吃的荆籽。我们采回的荆籽加工成面，炊事员用来蒸一层荆籽面、一层白面的二皮脸花卷给我们吃。闹得我们吃也可惜，不吃更可惜，很是作难。好多单位还想办法从玉茭叶、玉茭芯、玉茭秆中提取淀粉。我们在老师指导下，还培养过据说也能吃，但不知碳水化合物含有多少的小球藻。
听说有些人家饿得没法，竟发狠心把枕头吃掉了。因为枕头里填充的秕谷，虽有汗腥气和脑油味儿，与谷子相比也算粮食，只是无米而已。
不过，我们家的枕头很幸运，没被吃掉，被吃掉的是单干时父亲攒在黑楼底楼上的那一大堆莠糠。入社以前，这堆东西一般是拌在牛槽里，让牛吃一点，也碾一点拌进猪食或鸡食里。牲口入社后，莠糠的消耗减少。喂猪，猪也不乐意，往往一槽食给你剩多半槽，于是便攒了下来。反正那时没有质检部门，纵有，也不会上我家楼上去鉴定其保质期，于是终于等来了其用武之时，并发挥出了巨大威力。在一家人实在饿得没主张时，母亲每隔些日子会上楼撮一簸箕，挑拣出里面的虫窝，到栅栏院外面的碾子上碾细了，回去拌一锅莠糠炉疙瘩，改善一家人的生活。碾莠糠的活，多安排在晚饭后，并且多趁我周六回家时。
这堆莠糠毕竟上年岁，又辣又苦还伴有陈灰，很难下咽。努力吃一口下去，喉咙火辣辣，两眼泪花花，还不敢说从肚里旅游完，告别时的那个难受劲儿。所幸当时吃酸菜、野菜多，一般很少遇到要用柴棍棒从肛门里往外抠屎的危机。歪打正着，这也叫饮食的科学搭配。
不过，那口味感还是首先需要改善的。因此那个时期，不光我们家，农村所有人家几乎都得千方百计打凑上五分或一毛钱，去供销社买糖精，先把味觉骗过去再说。实在没钱也不怕，因为家家都开有“鸡屁股银行”，可用一两只鸡蛋实现这一购买力。
下来则是改善吞咽感觉，这就需往里掺主要起润滑作用的榆皮面。因此，那几年榆树很吃香，也很倒霉。只要听说哪里砍倒一棵榆树，人们会蜂拥而至，须臾间使其变成一具白骨。更有人挥镢舞锨，下死力刨树根。因为只有用榆树根上的皮捣下的榆皮面才是最好最正宗的。而用树枝树干上的皮加工的榆皮面，严格地讲，应属假冒伪劣产品。
我没碰上过这种蜂拥而至抢榆树皮的机会，却也不甘心。周六下午，如不去捋洋槐叶，便拎上镢头到南沟、东沟、河槽、路边等地刨小榆树，剥下的皮，晒干后捣成榆皮面，拌进莠糠面里。虽说糟蹋了那些或可长成参天大树的榆树苗，但总比糟蹋了人命强。听善辞赋的晋城籍段永贤讲，1959年，他们村上有个时年二十二的男青年，就是在刨榆树时，被塄上塌下来的土砸死的。我命大，有一次虽也有一批土闪了下来，却没有砸中我。
缺粮人，最期盼秋收。虽说新粮不再往家里分，我能借周六回家后的小半下午时间，去队里收割过的地里捡点粮食，扩大一下我用手绢从学校拧回来的那斤玉茭圪糁的成果，毕竟胜于捋树叶、刨小榆树。我有一次出去小试牛刀，便大获而归，却没讨得母亲的欢心。
记得那天从学校回来，家里静悄悄的，村里也静悄悄的。想是村上的劳力们转向更远的地里收割去了。我便到东沟已收了玉茭的地里，一铺一铺地搜寻漏网的玉茭穗，战果虽有，却难言辉煌。正准备返回时，猛然发现不知谁偷埋在后塄根的四五穗玉茭露出了破绽，我大喜过望，立马将它们别在裤腰带上，拎回了家。傍黑，母亲收工回来见了，却严肃地告诉我：
“队里还要再派人翻过铺，才准老百姓去拾秋，你不该去的。”
听话音，她不是说我发了不义之财，是说我触犯了集体规定。不过，母亲并没让我把“战果”交出去。只是又交代一遍：“以后不敢再去了!”
显然，粮食金贵，一家人的脸面更金贵。她不指望非分所得，哪怕就是这几个玉茭穗。
公共食堂越办越难，虽没勇气自我解散，倒也能退而求其次，借四时八节，将那点可怜的口粮下放到户，让各家改善生活。时间短的是一顿，一般是一天，最长是过年前后可达七八天。而真正能称为“改善”的也就是过年这几天。因为只有在这几天内，每户能分到肉吃，还可能见到点久违的白面。即使有肉有面，顶大初一这天享用一点，剩下的还得走亲戚、待客人，一直应酬到元宵节后。
有资料介绍，为了适应“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三面红旗对社会劳动力大调配需要，是河北徐水县最早办起了公共食堂。这样做，能使广大妇女从灶台边解放出来，投入社会生产劳动，也符合马、恩两导师提出的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使妇女获得解放的理论构想。1958年7月，毛主席到此视察，认为很有意义，意欲推广。
是年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为了显示办公共食堂既非标新立异，也非全受徐水县典型的启发，特意将《三国志》中只有五六百字的《张鲁传》，作为会议资料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学习，并作了两次批示。
张鲁者，东汉沛国丰人也。祖上为被后世道家尊为天师的“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东汉末，张鲁为天师道首领，以军阀身份割据汉中，后归顺了乱世枭雄曹操。此前他曾以本道中的“祭酒”身份，在管理地方事务时，令辖内各地设立“义舍”，置备“义米”“义肉”，供过路人免费食宿。也许毛主席是借鉴了张鲁这含有一点共产主义成分的做法，才决心让几亿中国农村人都去吃公共食堂，并于会间以《张鲁传》统一中央委员们的思想。而这，非为博古通今、雄才大略者不敢为。至于最后失败了，关键的关键，是在粮食供给上出了问题，没把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支持下去，最终落了个被解散的结局。
食堂解散后，村上老百姓们额手称庆。反正大家已用自己的肚皮作了认真实践，遭遇了好多不幸。尽管以后的日子仍然艰辛，能名正言顺复辟以家自炊，就该感激迷途知返的勇气。世上许多事，不经实践，何鉴对错?何况我们是在进行一种伟大的制度实践?
我记得1961年暑假时，家里人不再到食堂打饭了。当时，我们家和多数人家一样，新添的犯愁事是，前几年收走的那些铁铸的炊具，早无踪影，留下打饭的这一两只锅不够用，需重新添置。而过去几毛钱的一只铁锅，时下涨到好几块。听说高平三甲一带会翻砂铸锅的村，很是发了财。
母亲对我发愁道：“咱家还得买好几只锅咧。”
公共食堂的原始凭证
作为历史存在，公共食堂已远去了半世纪有余。它给经历过那个时期、如今还健在的人们留下的，仅是一些残缺的记忆，而有文可鉴的诸如会计资料等原始凭证，似已无可追寻。
天缘凑巧的是，我们上冯庄村不仅保存了这些吃大锅饭时弥足珍贵的原始会计资料，而且神使鬼差地落到了我手里一部分。
2013年春，我到西庙转悠时，在下院东北角二层楼门外待清除的垃圾中，捡拾到一沓公共食堂时期的表格。这一小动作，被忠叶的男人全德发现。在我走后，他和泊池上广生小家长又从其他垃圾中连灰带土地收拾了足有十几斤公共食堂时期的账册、单据和笔记，在我又到西庙转悠时交给了我。其中就有记录我们家1968年到粉坊换吃粉面的那个笔记本。这仅是很少一部分，其余的已被人捡上卖了废纸。经对这部分或为天下罕见的原始资料予以整理，搞清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公共食堂成立的时间。凡知道的都说1958年，再具体则均不可记。我在村集体1958年的两页日记账上发现，是年10月、11月的“调和”及“公摊”会计项目下，有购买食盐、花椒、生姜、碱面、醋、酱及修理大锅等多笔支出。那时的县、社、队干部即便有胆量公款吃喝，也不可能大胆到几天间就吃了几十斤盐，并把大锅都吃到需要修理的地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公共食堂起码在是年10月份已成立。
有资料表明，食堂实际成立的时间起码应在8月份。有个动人的现象是，食堂成立时各家的粮食被彻底收走了，既然人们可以放开肚皮吃饭，原先各家自留地种的蔬菜及存在家里的咸盐，便也在交出之列。纪录这一现象的，是落在我手里的计13页、17份略有残缺的两种表格：《上冯庄村集体食堂社员投菜表》与《上冯庄村食堂社员投盐表》。
当时全村有100户人家：张家街26户，牛家街22户，赵家街14户，南街22户，西边街16户。按投菜表上记载的品种以南瓜、北瓜为主，还有少量豆角和土豆，共向食堂投菜517户次。父亲的名讳也有一现：投南瓜 109斤。投南瓜最多的是从山垟自然庄上搬迁下来的胡旺姨父，共11次，703斤。这大概与他们家住在山上，随便刨个坑就能种一埯瓜大有关系。
我原以为各家纷纷投菜乃为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所鼓舞，随后听牛家街春明叔讲：“不，那是‘号召’的。”
社员们投瓜的数量，起初用毛笔一式两份记在一张特别收据上，似由收、投双方各执一半。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种特别收据，应享受革命文物待遇。这是1953年底中央出台统购统销政策后，中国农民第一次拿到政府开具的《统购小麦临时收据存根》。收据存根为竖排繁体字铅印，落款为“一九五四年度下冯庄乡人民政府”，时间多为8月2日。正是在这种收据存根上，用毛笔记录下了各家各户交售统购小麦的情形。其中在落着父亲名讳的右半张存根上，仍能看出我们家交了中等小麦109斤。上面另用毛笔写有“牛春明46个南瓜146斤”等字。
至于投盐，共有64户、236.74斤。计量单位精确到了1%斤。投盐最多的是和我一起放过牛的得水那从部队上复员回来的叔叔冯金发：11.74斤。最少的是赵家街的福牛叔：0.14斤。这似乎表明社员们彻底归顺了公共食堂，与数千年的家庭伙食制，作了毫无保留的决裂。
在一张《上冯庄农忙食堂瓜菜统计表(北瓜)》的右上角标注的时间为“58年8月19日”。由此可见，上冯庄公共食堂的成立不会迟于1958年的此月此日，其上标有的“农忙”二字，则印证了公共食堂是先以“农忙”为由开办，而后才转向不分农忙农闲、网罗男女老幼的常年食堂。
至此，全村人和所有中国农村人口一样，在统购、统销、统耕的“三统”基础上，又加一统：“统吃”。
第二，关于公共食堂的吃粮标准。食堂用粮，必须以完成国家指令性统购任务为前提。以小麦为例，有一张1961年7月28日的小麦入库凭证，上面载明，大队，也即全村，当年小麦入库量为6800斤，单价0.126元，入账总金额为856.80元。同日入账的另一张凭证载明，大队以同样单价卖给国家统购小麦4167斤，收入现金524.99元，占入库总量的61.3%。也就是说，全村近百户人家、四百口人，包括种子在内所占有的小麦，仅留下可怜的 2633斤，其占口粮的份额已无足轻重。那么加上秋粮，到底全年人均基本口粮是多少?从为中学生卖掉口粮、改吃周转粮的两张出库单中找到的数据是：原粮275斤。
这两张出库单都制于1961年元月份。其中一张出库玉茭、谷子、蕉籽等共825斤。载明用途为：高平中学学生赵先果、魏小兰、李改花三人的全年口粮，人均就是这275斤;另一张出库谷子、玉茭、蕉籽、黄豆等共550斤，用途为米山中学学生赵麦元、冯安生的全年口粮，人均仍是275斤。他们都是低我一两年级的小学同学。这一年，我初中毕业又上了高中，同样为吃周转粮而卖的基本口粮，绝对也是这个数。
基本口粮，是当时农村标准人口吃粮的基准线，受统购任务多少及年景好坏影响，各年不一。具体情形是：不足十岁的，按年龄大小分档确定：十岁以上不能参加劳动的，吃基本口粮;能参加劳动的，则在此基准线上另加劳动工分补助粮。由于各人挣的劳动工分不等，在人们早已不可能放开肚皮吃的情况下，各人或各家到食堂打饭时便相当麻烦。于是基本口粮以外的部分便可能发给各户自理。即便如此，仍须设计出以户为单位的《吃粮分数基础表》。反正每顿饭都用马勺舀稀饭，每十个底分，抵个大人，给你舀一马勺，纵有零头只用马勺找补一次，万事大吉矣。
1959年10月5日，村上便提前计算并制定了《1960年度吃粮人口分数基础表》。综合情况为：1—3岁者24人，底分72分;4—7岁者55人，底分 385分：8—9岁者26人，底分234分;10岁以上291人，底分2910分。以上共 99户人家、396人，合计底分3601分。其中于父亲名下的，不含我在内，1— 3岁档、底分为3分者应是二弟金太;8—9岁档、底分为9分者应是大弟福太;10岁以上档、底分为10分者，是父母及新叶、雪叶姊妹俩。
谁也不敢预计哪个人哪天就不吃饭了而预先扣除其底分。但对谁家要在年内添丁进口多一张嘴，则提前列了计划。于是在我掌握的共6页复写在牛皮纸上的这种表格最后，对冯、赵、张5户人家，以妻、媳有孕，预计了 5人，计15分吃粮底分。
然而，各家的吃粮底分还不能与到食堂打饭的马勺全口径对接，仍需考虑上幼儿园的、调到外面劳动的、外出念书的、死了的、迁入的、迁出的及新出生的等动态因素，或加或减核定出上灶分，最终确定出各家到食堂的实际打饭数量。由此于1961年5月1日编制的《上冯庄食堂五月份吃粮底分表》之分类情况是：
原吃粮底分3626分，扣除了幼儿园434分、水库130分、副业150分、死亡33分、迁出30分、学生150分、外调人员30分、留粮50分、卖粮140分，加上新生儿及迁入37分，实际上灶分为2516分，比原吃粮底分少1110分。
我们家的吃粮底分仍为52分，上灶分为43分。所差的9分，应为处7— 9岁档的大弟福太在幼儿园吃饭，二弟金太不足3周岁，没进幼儿园，仍在家里吃食堂的产成品。
第三，关于下灶管理。人是会移动的高级动物。食堂再神圣，也不可能让每个人一日三餐都仰赖于它。于是设计出的《上冯庄食堂临时下灶明细表》，则不得不不厌其烦地按月、按日、按顿、按粮食品种登记每个人的下灶情况，并作为进账凭证。表格设置很细，分8大项28小项。我手里的27张，全用蜡版刻写，印在最劣质纸张上的。所幸当时的油墨及墨水质量胜于当时的伙食质量，至今仍能见证人们当时的粮食摄入水平：
第39号进账凭证上，记有东屋奶奶以冯家彦妻名义于11月1日下灶一天，领粮6两;我至今还记得形象的赵家街来辰老两口下灶60天，领粮28.8斤。品种为小米、小粉、豆面、玉茭面和红薯。与众不同的是有1.5斤白面，大概这是对老年人的特殊恩典;第64号进账凭证上有父亲的名字，从12月中旬，连续下灶5个晚上，共领得7.5两粮食，其中小粉4两、豆面3.5两。依他的饭量，不愁一顿歼灭。因为他会厨艺，估计这五个晚上，是被结婚的人家请去做酒席才下的灶。
与下灶明细表相配套的，还有反映食堂管理人员从大队库房领取粮食的《日记账》。另有《旬粮食消费逐日明细表》，则按天，分早、午、晚及粮食品种，记载了粮食消耗情况。
假如各家自立锅灶，没有哪家会可笑地设置并填写这些表格。吃饭一旦不以家庭为单位，则必须如此。就像确定专人给大家擦鼻涕一样，新鲜倒新鲜，而麻烦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关于食堂盈亏。食堂成立伊始，可以放开肚皮吃，预算不预算似乎不当紧。当牛皮很快被吹破，预算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有一张制于 1960年3月27日的表格，名为《上冯庄食堂试算表》，应是食堂已实行预算管理的产物。此表相关的16个会计科目合计下来，收方、付方的余额均为 470.66元，表达出了收支平衡的经营企图，更说明了吃食堂饭是要花钱的。
而另外见到的3份《损益表》所反映出的，则表明食堂经营结果是“山河一片红”，并以建筑学上用的“净空”二字来表示这种无奈。其中《上冯庄食堂1960.11—1960.12.31损益表》所列的三项收方科目、六项付方科目及收支情况的原文为：
其他收入(赵文翰等米山修中学以及交猪款)174.19元、外来人饭款(干部下乡在食堂吃饭等饭款)8.68元、粮食购销(照顾特殊事情，以粮票买粮款)2.36元，合计185.23元;
其他支出、公杂费、煤炭费、其他支出、调味副食品及器具费用，合计 1446.19元。
本期净空：1260.96元。
公共食堂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亏损更不是目的，而一亏亏千元以上，则是必须弥补的天大窟窿。羊毛出在羊身上，表上提出的补亏意见精确到万分之一元：
全食堂以3369分均摊，每10分应摊3.7428元，转入社员往来名下，连以前个别社员欠款一并转入下冯庄管理区……
已说过，当时的下冯庄管理区，辖上、下冯庄两村。
第五，关于粮食补助。这个问题要表白清楚，仍较费劲。
前几年的《书摘》杂志上，有张郎郎一则文字讲：以前北京市公安局规定，住看守所的人，每天粮食定量为8两。批准这一规定者乃时任局长冯基平。“文革”中，这位冯氏局长也被关进了看守所。这每天8两粮，饿得他前心贴后心，他对自己当年批的这个标准后悔不已。
食堂时期，农村人下灶一天仅6两成品粮，不给蔬菜，社员又没了自留地，吃粮水平连住看守所的也不及，苟延性命且难，哪有能量劳动?当时有形容人们体能状况的两句话是：“社员吃着6两粮，拄着锄把靠着墙。”
靠墙不打紧。关键是不种地的城里人吃什么面临着巨大威胁。于是，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各种粮食奖励和补助政策便应运而生。
如，春天担肥苦重，吃不上连腰都直不起来，于是就给予专项补助。有一张1961年春制作的表格，上面开列了十几位我都认识的父兄的名字。他们的名下都按有血红的名章或指印。如此郑重其事，是为了每人领取五天时间内的2斤补助粮。表名很诚实，就叫《担肥每天四两补助粮·领自留地玉米》。“领自留地玉米”几字，则证明社员的自留地确已收归了集体。这种补助无异于小孩吮指头，自己吃自己。
担肥苦重，春耕播种不苦重?于是又有一份《上冯庄食堂春耕播种及社员担粪领粮蒸干粮表》，上列南街和赵家街39位父老兄弟的名字，没有盖那血红的名章和指印，时间为4月30日至5月28日，另注说明：
本表社员多劳多得担粪每工补贴粮食4两，工数由记工员掌握。本表只记载粮食数字，其补助干粮系由播种开始。共计163.2斤。
光给搞农业的发补助粮，难道搞副业、牧业、运输业的不该有?能劳动的有，不能劳动的病人、老人、幼儿园小孩儿等就不该有?过年过节及遇婚丧大事是否更该有?
各类人、各种情形都有争取多吃一口的理由，于是管理区在1960年又编制出两份粮食补助计划。一份叫《冯庄管理区补助粮计划表》，是针对副业、幼儿园、放羊、产妇及病人的，共197人，8490斤，来源为“管理区留有余地粮”;另一份叫《60年冯庄管理区各队补粮计划》，则以过年、过元宵节、过劳动节及老人、婚丧人家、搞运输等理由，依不同标准对两村1060口人进行补助。计划总量为8643斤，实有粮食5910斤，尚缺2733斤。
经计算，即使实现了这两个补助计划，人日均可增加口粮不足4钱，喂麻雀也不够，仍低于住看守所的每日可吃到8两粮的水平。
无从证实以上补助计划是否全部兑现。但1961年5月1日的两张出库凭单，起码证明上年的补助标准，在病人和婚丧两项上得到了贯彻执行。凭单上保管员印鉴是小叔的，制单人是村医河根的父亲牛家街春明叔。其四项用途中，有三项是补助浮肿病人和丧事户的。浮肿病人9人，未列名单，每人补助蕉籽10斤。办丧事者两户，一户是与小叔为仁兄弟的支书冯小保叔叔家，一户是前头院二伯白珠家，均各补助蕉籽15斤。估计是小保叔的父亲与前头院的和姐姥爹这年去世了，才享受到的照顾。
在所有享受补助者中，独领风骚的是从外地请来的放羊汉。因为他们让羊群卧过一两黑夜的地，能免社员担肥之苦，且有增产把握，于是待承很高，除免费尽饱吃外，每人每天还能再得一斤补助粮。粮食不好拿，便折换成粮票。有张或为1960年外来放羊人留下的被叫成证明的领条：
证
明
羊卧地11夜，共吃129天，每天每人原粮1斤，给粮票按玖肆折粮票 112.5斤。
经手人 李学地 韩保国 李新方 25/7
任何时代都有令人羡慕的职业。按说，当时社会上最让人羡慕的职业，是食堂的炊事员。但与放羊的比，仍有很大差距。因为放羊的，除了能吃饱之外，每天比炊事员还能再多领一斤补助粮。因而，放羊人用羊屁股寻租的非凡成效，让社会上流传着一首羡慕他们老婆的民谣：
命好嫁给放羊汉，换个县长也不干。
不愁吃，不愁穿，睡觉铺的羊毛毡。
这些粮食补助政策，使饥饿中的农业生产没有停止运转，也影响了那时女人们的择偶观：嫁给放羊汉才是有造化的。
第六，关于集体下灶管理。公共食堂，把农民们循守千年的节日饮食文化冲击得七零八落，唯最难冲击的是过大年。这时，食堂非但不好意思再捅火做饭，还把粮食、甚至罕见的食油、蔬菜下放到户，由各家自便，名曰“集体下灶”。
有一张登记表，记录了1960年过年时的集体下灶情形。此表涉及我们家所在食堂的40户人家、1257个打饭分，折125.7个10岁以上的标准人。下放粮食数量仍是每人每日6两，没有小麦或白面，有难得一见的油和葱，总共下放：
小米74.8斤、豆面37.4斤、小粉37.4斤、萝卜485斤、油15.2斤、葱15.2斤。
没有小麦或白面，并不意味着这个年要与白面决裂。记得近年根儿的一个晚饭后，母亲端出半斗淘过的麦子，让我和她去碾上捣成面。我不知道家里竟有这种金贵物。母亲说，这是大队借给各家过年的。还说腊月十几上大队已借给过一回，这是年根儿上的第二回。
在50多年后我得到的那堆资料中，还真发现三张可能是各家借吃小麦的记录。在那张印有横道的纸上，有30个借得小麦的社员名字。其中有借一斤的，也有借斤半或二斤的，父亲名下借了3.8斤;在另两张作文稿纸上，又有父亲名下两笔借麦的记录，分别是4.5斤和4斤。说是借，也是按食堂的打饭底分数借，否则不会出现借几两的数字。
经判定：这个农历年，不含我在内，我们全家6口人下灶两天所得的粮食为：3.9斤小米、1.9斤豆面、2斤小粉、23.1斤萝卜、油与葱各7两，另借得小麦12.3斤。
至于过年吃肉，未见凭据不敢妄言。按我的经验，肉肯定有。倘若没点肉，剁不成饺子馅，正月天不好待客且不说，分的那20来斤萝卜和几两葱也派不上正经用场。
需特别说明的是，集体下灶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每下灶一次，都必须填写《上冯庄食堂下灶总结表》，注明原因、时间、人数、定量标准及粮食品名，似在应对上级检查，规避破坏公共食堂的罪责。
1960年的资料表明，当年集体下灶的次数，除了过年，还有元宵节，另有农历五月初一。因五月初一这天米山逢会，才特意增加的。
第七，关于食堂解散的准确日期。此问题，还得从两方面谈起：
一是，当时社员们的情绪问题。说实在，公共食堂那糟糕的伙食，不让人们有糟糕的情绪是不可能的。奇怪的是，人们的这种糟糕情绪，从来没有，也没敢针对让办公共食堂的国家政策和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本身，而是针对着最具体的司务长和炊事员。我记得当时人们背后指责他们的话或顺口溜，是很欠友好的。但这些情绪性语言，是不会以文字形式流传于世的。然而，就在我从西庙垃圾中得到的那堆资料中，竟真发现了一份这方面的文字遗存。那是在后底院食堂当司务长的前头院家祥三伯写的一纸似为安抚众人情绪的检查。三伯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办事公道的正派人，当人们把食堂办不好的责任归咎于他，他再委屈，也是需要写这个检查，以平息不满情绪的。如同打仗，排兵布阵出错，当士兵和班长、排长的，是会首先中枪的。三伯中枪，预示着食堂民怨极大，快办不下去了。
二是，下灶频次问题。也许不仅是为了平息人们的不满情绪，在1961年春节前2月13日至5月22日，即腊月二十八至四月初八的99天间，集体下灶次数突飞猛进，变得很不严肃。仅按我得到的资料统计，集体下灶共16整天零11个晚上，占到了五分之一。下灶理由，除“准备过年”“过年”“过元宵”外，又新增三个过会日。另，人们原来就没敢计较过的“二月二龙抬头”、四月初八吃切疙瘩的“佛诞节”和“五一劳动节”等理由也赫然在列，甚至连“下雨”“改善”也作为理由混迹其间。
让人喜出望外的是，在这16天又11晚、计3556.1分的下灶粮食中，只有383.3斤原粮，占10.8%，其余都是小米、小粉、豆面、玉茭面，甚至还有白面。人均日用水平达到1.08斤，超过平常的人日均6两和住看守所人员日均8两的水平。其中，小米占到24%，白面竟占到23%。这对当时饿怕了的人来说，真是受宠若惊。
这是公共食堂破罐子破摔的最后挣扎。其中，3月27日那张《集体下灶总结表》则残酷地暴露了公共食堂的这种无奈，在“下放原因”栏内竟赫然填写着“没糊饭面，难调剂”。
糊饭面，与厨师使用芡粉一样，与其说是粮食，莫如说是增稠剂。仅用些许玉茭面、蕉籽面甚至糠面，往锅里一糊，稀稀的饭就能立马变稠。“糊弄人”这个词，或由此而来。当食堂连糊饭面也拿不出来，“高高山上一根棍儿，过了一会儿说一会儿”的颓废情绪则不可抑制地表露出来，于是不仅增加集体下灶的次数，甚至不惜动用到金贵的小麦。
是年5月31日，村干部牛连顺，第二食堂事务长、前头院三伯冯家祥及张广玉三人出具的一份粮食盘库证明显示，这个有一百三四十号人就餐的食堂，仅存黄豆149斤、小麦48斤、大豆330斤、小米146.5斤、绿豆 294斤、豆面32斤、白面207.5斤，粮票7.9斤，计1214.9斤。其中，蕉籽和玉茭这两个加工糊饭面的担纲品种斤两不剩，而玉茭还欠羊群上98斤、欠管理区80斤。
而制于1961年7月1日的第一食堂的盘库表，尚清晰地记载着：
粮食长余684.7斤，脱耗689.14斤。
更有一栏在“解散食堂”四字下，载有：
下放十天粮食689.4斤、下放余粮258.2斤。
还有一栏记载了食堂解散后，下存粮食上交管理区的情况为：
小麦0.5斤、蕉籽1.3斤、小米14斤、豆子14斤、谷子99.5斤，总计 129.3斤。
这就是村上两个食堂解散时的全部粮食家底!
三年前公共食堂成立时，社员们几十斤，成百斤往里投菜，还把最后一撮咸盐也投了进去。当其解散后，一张名为《上冯庄大队菜园茴子白下放表》，则记录了其仍与村民们有“礼尚往来”。因为，除了过年，蔬菜是绝对不会下放到户的。
此表表明，茴子白是分三次下放给各家的。办法似乎仍沿用到食堂打饭时的规矩：按人口折实分数衡量。表中开列的户主有44个，户主名姓虽已洇灭难辨，仍可判断出是由张家街和牛家街组成的第一食堂的。分菜最多的户口是31斤：第一次18斤，第二次12斤，第三次1斤。表的右上角注明的时间为1961年8月19日。显然，公共食堂解散应在此前。
后在《日记簿》账册上，载有一行特别文字：
食堂于1961年6月21号解散，此账决算后不用。
上冯庄村公共食堂解散的准确时间，应是这天：1961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