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六年(1045年)，暮秋时节，一艘客船行驶于素波清风的颍水之上。
客船上坐着一个容止闲雅的中年人和他年轻貌美的妻子。画帘飘拂的舷窗外，是苍苍的沙菼，是离离的野莎，是毵毵的岸柳。他一边小酌，一边闲吟，披襟岸帻之处，无不有一种名士的风流。
他即是梅尧臣。
梅尧臣，字圣俞，宣城人。在伟人巨公众多的北宋，陆游说，梅尧臣诗、欧阳修文、蔡襄书，三者鼎立。张芸叟，一个和苏子瞻、陈履常诗酒相与的人物，赞之：虽草衣木食，而王公大人一见屈膝。
梅尧臣的出身非常卑微。他生于一个竹篱茅舍的农家，少年时虽参加过乡试但名落孙山。成就一代诗宗的乃是他的叔父。
梅询进士及第，历知苏、濠、鄂、楚、寿、陕诸州，为两浙、湖北、陕西转运使。此外，梅询也是一位诗人、一位文章圣手。或许是觉得这个少年有着过人的天赋，不该埋没于灌园蓬庐之间，因此，在梅尧臣十二岁的时候，梅询就带着他一起宦游天下。
后来，梅尧臣以叔父之荫做了几处地方小官。五十岁后，被宋仁宗赐为同进士出身，擢为太常博士。
那还是一个英雄不问出身的年代。尽管官职低微，但梅尧臣却赢得了公卿士子的尊重。他的两任妻子都出身名门：发妻谢氏，乃故太子宾客谢涛的女儿;续弦刁氏，乃兵部侍郎刁渭的千金。
两年前，在梅尧臣自吴兴返回汴京的途中，于一个溽热的夏夜里，“见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的谢氏，卒于高邮一段运河的船上。两年生死，两年悱恻，诗人述之以诗，记之以文。直到今年六月，他从许昌入京，再娶刁氏，生活才有了转折。
九月，梅尧臣携手佳人，绕道颍州，往谒时任太守的一代词宗晏殊。
晏殊，字同叔，曾是丞相，名高位尊。他们载酒于西湖之上，谈诗论文，甚是欢洽。数日后，梅尧臣告别，晏同叔又置酒颍水之上为之饯行。
从颍州西上，约行二百里就是项城。
当年的项城，即今天的沈丘，即我居住的这个小镇，因为处在蔡河与颍水的交汇口，而成为由汴京经蔡河转颍水南下或从南方经颍水转蔡河北上的必经之地。
梅尧臣去许昌，也须转蔡河，再从陈州以北转潩水西上。但转舵不久，船却胶在了泥滩上——这大约是“天不雨久矣”的缘故。触礁，搁浅，阻风，折桅，对命棹而行者肯定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但现在，我们知道，至少对今天的沈丘人来说，梅尧臣之蔡河阻浅应是上帝不错的安排。因为，晏同叔、欧阳修、苏轼诸公，唯是经过，一诗一文也没有留下;范仲淹、陈履常、张耒等人，还好，但高吟洒落的也只是一首七绝或一则五律而已。梅尧臣呢，或放舟于颍水之上，或夜憩于项城之野，幸甚至哉也好，无可奈何也罢，既有诗又有文，而且都不是唯一。
试想当年：
午别晏殊，再过界沟，抵暮就是项城了。不料，西风骤起，本来就逆水而行的客船，越发难以前进。至一蒹葭丛生的古渡，梅尧臣索性命船家弭楫维舟，登上秋风萧瑟、暮色空旷的野岸。踏莎而行、风吹华发之际，诗人吟成一律：
逆水寒风急，轻舟晚不前。
因来泊古渡，聊且上平田。
草软行方稳，鹑惊去瞥然。
却寻孤岸远，吹帻乱华颠。
这首题为《将次项城阻风舟不能进》的五律，其情景与三十六年后苏轼携酒与鱼游于赤壁之下何其相似乃尔：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
梅开宋诗之宗，苏成宋诗之盛，俱有不让唐之李仙杜圣的文采。过雁悬鹑，微风细草，但凡斯人遇见，尽可入句，且无不托想绝尘。
再回到舟中，夫人已置酒几上，梅尧臣与之对酌。蓦然，他想起晏同叔论古人写诗多用平声字之说，深不以为然，遂尽用仄声字，写下《舟中夜与家人饮》这首看似寻常其实十分特别的五古：
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
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
月渐上我席，暝色亦稍退。
岂必在秉烛，此景已可爱。
说它寻常，因为它就是一首托物寓兴的小诗;说它特别，因为它让世人明白：如果作者有足够才调的话，诗的写作是自由的，无论是格律还是文字，都不会成为表达的约束。对操翰巨擘，对赋物圣手，什么平上入去，什么起承转合，都不是事儿。
梅尧臣将诗寄给了晏同叔。想来，倚声为词一向讲究珠圆玉润的晏相公一定会击节称赏的。
次日的行程如何呢，我们不妨继续想象：
睡了一宿，到霞光照岸的时候，梅尧臣才被唤醒。风不知几时停了，除了鸢飞鱼跃，四外一片静谧。
船继续前行，午间抵达项城。诗人挽手新妇，在一个红石台阶的渡口上岸，又在一家古槐依依新蝉嘒嘒的酒馆用餐……
转向蔡河的船很多，以致舷舷相磨，但行之不远，就次第搁浅了。无奈之下，梅尧臣只好修书一封向晏同叔求助，然后又一次登上项城之野，观景览物，以为排遣。《蔡河阻浅》即写于此时：
陆乏百钧驼，水假孤艇进。
颍苦湾滩长，曲折剧篆印。
蔡方阻浅涸，寸步且悭吝。
胶舟看在前，暗碛疑难慎。
谁能使奡荡，空自思禹浚。
丈夫少壮时，必在驰驵骏。
蹉跌，蹭蹬，困顿，沉浮，难道是丈夫少壮时必然的遭遇吗?梅尧臣有些茫然了。自己从十二岁时就跟随叔父舟车辗转，足迹遍布半个中国。但那时，外部世界带给自己的更多是新鲜、美妙、奇异。尤其是好峰幽径、花坞石屏，一次遇见便是一次享受。即使到三十岁任河南主薄与河阳主薄时，与钱惟演、欧阳修、谢绛、尹洙、富弼、范仲淹等一众洛下才子，登龙门，上香山，渡伊川，入嵩室，朝出饮酒，夜归赋诗，不识何是一个愁字。“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一禽一木亦无不可爱。但自景佑元年诗人调任位于长江之岸的建德县县令后，一切都改变了。
山水依旧，朋侣已非。
但纵观梅尧臣一生，宦途并无大的坎坷。搁浅阻风，亦不过是自然造成的艰难而已。“陆行畏水深，舟行畏水浅。人生莫为客，为客此难免”，这是他一年后许昌任职期满，从蔡河返京在尉氏遭遇巨浪时所作。是啊，人生百年，哪能处处一帆风顺呢?就说这次，比之一河搁浅的行客，梅尧臣已是非常幸运了——晏同叔接信，即派府兵在第一时间赶到，送来了醇酒与美食。
而同一年，与梅尧臣在洛下即为好友的范仲淹在邓州写下那篇光耀千古的《岳阳楼记》。文中有这样的句子：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樯倾楫摧，商旅不行……比于洞庭湖，颍水与蔡河的险阻只是浮芥飞羽而已。
两年后，范仲淹改知杭州，专门过陈州拜谒晏殊。没人知道他在蔡河是否也遇到了诸如浪大风急、水浅滩长、泥深桥危之类的事儿。假如是，想必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淡然处之了。
与梅尧臣相比，范仲淹则有一个不幸的家世：两岁丧父，母亲改嫁，寄人篱下。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兼济天下的伟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君国以忠，亲友以义。无论道德还是气节，无论功名还是学问，都赢得了千秋无二的赞扬。可是，就这样一位旷世奇才、一位绝代英物，却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
景佑元年(1034年)，他第二次被贬，在《睦州寄晏尚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像古人那样过一种朝坐钓石、夜卧隐茅的生活：
伏自春初至项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谢，由颍淮而下，越兹重江，四月几望，至于桐庐……睦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浊一清，如济如河。百里而东，遂为浙江。渔钓相望，凫鹜交下。有严子陵之钓石，方干之隐茅。又群峰四来，翠盈轩窗。东北曰乌龙，崔嵬如岱。西南曰马目，秀状如嵩。白云徘徊，终日不去。岩泉一支，潺湲斋中，春之昼，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隐者之乐。
“大得隐者之乐”于范公终究不能。庆历五年，因推行“新政”，他被罢免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邠州，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朝廷，并在随后的六年里，改知邓州，改知杭州，改知青州，于白发垂垂之年，风尘千里，江海一舟。
皇佑四年(1052年)，范仲淹又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去世。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是他赞扬庄光(严子陵)的句子。而他的品德，恰如这十六字所写，赢得了后人无限的景仰。三十七年后，自少年时代就对他倾慕不已的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说，愿“自托于门下士之末”。
然而，少慕“范滂登车搅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苏子比范公一生愈加不堪。
苏轼何许人也?窃以为《宋史》评价最为准确：
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
但是，这反而成了他的罪愆。
熙宁四年(1071年)，因对变法有不同的意见而得罪王安石，苏轼请求外放，任杭州通判，当年九月，也像梅尧臣、范仲淹一样，一叶小舟从蔡河转颍水，远赴沧海之涯的杭州。从此，除了几次短暂的京城任职外，苏轼一贬三谪，南迁北徙，几乎一生都在风樯浪楫中度过。
身行万里半天下，我生飘荡去何求?苏轼由颍入淮时，想起五年前扶丧回蜀、在泗州阻风、三日不能开航的往事，感慨万千。但这还不是他最险恶的遭遇。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在远谪惠州途中，在距当涂六十余里的慈湖夹遭遇大风。当时正是流金铄石的溽暑季节，呆在闷热的船舱里，他写下五首七绝。其中一联是：
暴雨过云聊一快，未妨明月却当空。
这就是苏子：暴雨过云，聊引一快;穿林打叶，何妨吟啸?
但到南昌的时候，他有些颓丧了：
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
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
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
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至赣石黄公滩，心情更为糟糕：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但此时还只是惶恐，欲渡海南去时，则近乎绝望：
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
过琼州海峡时，风高浪大，一棹危于叶，苏轼则喻之为若高山之坠深谷。“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五十年前的范仲淹仿佛看到了苏子此时的窘境。
幸运的是，苦雨终风也解晴。出没于骇浪飓风里的一叶小舟不仅没有倾覆，还让劫后余生的诗人领略了鲁叟乘桴的快意。
1100年，艺术家赵佶继位，大赦天下。在琼岛三年后的苏轼得以渡海北归。一家人又以舟为家，在十三个月的时间里，从雷州经廉州、郁林、藤州、梧州、广州、韶州、豫章、金陵……一楫一棹地向北转徙。但让苏子愈加茫然的是：乡关，帝都，何处是归程呢?
苏子襟怀中的潇洒之气于此辗转中已消磨殆尽了。船至常州，这位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的绝代人物，终于一病不起。
一生漂泊，一生流离。他给自己做了一个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尽谓北宋是最好的一个时代，不杀才士，不以言语罪人。但像梅尧臣、范仲淹、苏轼这样一流的人物，却在他们所处的天地，襟抱难开，厄运频仍，一生就似他们寄身的小舟，时而陷于泥淖，时而阻于狂风，时而卷于惊涛……不磨的独有垂于天地的英名和贯于斗牛的浩气。
搁笔之时，恰是宿雨过后的早上，轻飔入发。我又想起苏子的诗，“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不禁凭窗而泣。
楼外，正是逝水滔滔的颍河。我仿佛看见了伊人扣舷而歌的身影。
他们的快乐，唯在高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