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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时间:2024-01-20    来源:www.xinwenju.com    作者:徐贵祥  阅读:

  六岁那年,我上学了,第一个老师名叫卢文芳,蒙城人,说话大声大气,当地人喊她大卢。那时候洪集镇师范毕业生不多,因我老姨毕业于六安地区卫校,所以卢老师同我老姨很快成了朋友。卢老师最早教我们汉语拼音,啊喔呃咦唔喻,就像教小孩子学讲话。

  学校条件很差,要自带小板凳。我入学时候年龄偏小,打扫卫生之类的事情总是不愿意干,一被批评,搬起小板凳就要回家,还爱哭。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怎么做工作都不行,我就是不愿意上学。不知道卢老师做了哪些功课,让我当了小组长,这一招果然管用,我一听当了小组长,立马昂首挺胸,搬起小板凳又回到学校,上课注意听讲,下课搞卫生,指手画脚。有一个同学,年龄比我大,个头比我小,我经常拿扫帚把敲他的屁股,督促他打扫卫生——由此可见,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官本位意识。

  上学不久,城里的运动蔓延到乡村,卢老师给我们加了一门课,写大字报。她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旧报纸,启发我们,写自己知道的不好的人和事。可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不太清楚什么是不好的人和不好的事,卢老师就给我们做示范,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质问卢文芳——

  寻根问底,这要算我第一次受到作文训练,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次受到文学创作训练。经过卢老师循循善诱,“质问卢文芳”这几个字的意思明白了,可是质问什么呢?我自己写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但是一个年龄大点的同学的“质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这么写的:质问卢文芳,为啥吃鸡不吃鸡爪子?这篇大字报里面就几十个字,一半是错别字,一半是用拼音代替的,那几十个字张牙舞爪,大小不一,十分难看。经过卢老师修改、讲解之后我们才明白。这样一来,写大字报的功课就算推行下去了,我们并且提前练开了毛笔字。卢老师给我们发了描红本,让我们照葫芦画瓢。

  大约三年级前后,运动越来越热闹,老街上的无业游民搞起了宣传队,老师们也参加了。宣传队排了一个节目,节目名称记不得了,记得算术老师蔡继煌在节目里扮演男走资派,卢老师扮演女走资派。蔡老师也是师范生,长得白白净净的,讲一口曲里拐弯的蛮腔,有点听不懂,马马虎虎知道意思。卢老师穿着一身奇怪的衣服——后来知道那是旗袍,脚上蹬着高跟鞋,走路一摇三摆,故意出丑。台下哈哈大笑,一片乱喊,说卢老师演得像,还有人往戏台上扔西瓜皮,打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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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上体育课,学生们在操场集合之后,来了一个人,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脚上蹬着一双皮鞋,油光锃亮。我定睛一看,这不是我姨父吗?没错,他就是我的姨父任炎哲,刚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因为有城镇户口,又是高中毕业生,被安排在学校当教师。自从那天之后,我就喊他任老师。任老师主教算术,也教画画,还教体育。

  在我的记忆中,洪集镇的宣传队好像从来就没有解散过,只是在不同的年头,人员不断变化。那时候,别的地方搞运动,停课闹革命,但是洪集镇的运动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据说是我们的公社的领导对学校有要求,坚持不停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方面的事情由街上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乡下的农民抓,革命方面的事情主要由宣传队造声势。宣传队的节目,除了样板戏片段,还有一些歌舞之类的。演样板戏的时候,陈正老师、任炎哲老师、周俊勇老师等人,都在乐队。陈正老师是个老教师,教过我的父母,他的毛笔字非常漂亮,一手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可以当字帖用。在课堂上,他教我们语文和历史。在宣传队里,他拉京胡——这个爱好老人家保持了多少年,直到我后来参军,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在拉。

  老街宣传队的文艺节目,是我们在课堂之外受到的另外一种教育。我现在依然记得,有个节目,男生小合唱《军队和老百姓》,上场的四个演员,两个穿军装,两个穿便衣。穿军装的还有一个女扮男装,扎着皮带,英姿飒爽——那是我老舅的同学原蓉,我们喊她原姨。长大了才知道,原蓉当时是洪集镇的镇花。

  快上六年级的时候,学校遇到了麻烦,那时候上面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条指示的后半部分好办,洪集公社乔书记是个老资格,他对上面讲,洪集公社从来没有停止“抓革命”,上面也不好说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学制要缩短”,连乔书记也没有办法阻挡,问题是,学制缩短了,课没有上完,怎么办?

  我不知道是乔伯伯的意思,还是上面的意思,我们读完五年级之后,全体再读一次五年级,号称五年级第三、第四学期,把原先设置为六年级的课程,拿到五年级三、四学期上。

  很快,五年级第三、第四学期也读完了。当时的霍邱县南部十几个乡镇,正规中学只有叶集中学和三元中学,都是住宿学校。我们这些学生年龄还小,下田干不了活,上学没地方去,于是就有了一个创举,办戴帽中学——以小学为主体,就地取材,加一个初中部。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反正我们在戴帽中学读书,感觉很不爽,觉得戴帽中学很土,但是——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我们的戴帽中学,非常了不起,不仅能完成初中的教学任务,给我们以初中知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中学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培养了自学精神。

  多年以后回忆,我们那个学校,初中部倒是有了,可是,老师呢,全是原来的小学老师,高中毕业生和师范生只有一半,另有一半是民办教师,有的甚至只有初中文凭。就是这些人,新教师向老教师学习,互相切磋,把初中教材搞得滚瓜烂熟。

  五十年前的洪集老街,十五岁至二十岁的失业青年至少有三十个,多数都是多才多艺,琴棋书画俱佳,家家都有藏书。学校的老师里面,至少有三个可以称为书法家,陈正老师擅长楷书,任炎哲老师擅长行草,蒋长友老师擅长隶书。

  读戴帽中学的时候,我偏科的毛病就更加明显了,因为小时候读过一些“毒草”,借助字典,连猜带查,十岁前后,不仅当代红色经典读起来顺畅,像《史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三言二拍》这样白话夹杂文言的书籍,读起来障碍也不是很大。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一年级,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认字记词较多,词语结构、句子成分搞得比较明白。初中一年级学语法修辞,学比喻、拟人、夸张、排比等,更是超常发挥。初一下半年,也就是我十二岁那年,因为父亲调动,我转学到刚刚建校不久的姚李中学,参加第一次语文测验,我得了八十多分。而当时被语文老师李成华看好的语文学习尖子们,最高考了七十多分,以至于李老师把这些尖子叫到一起训了一顿,他很纳闷,正规中学的学习尖子怎么考不过一个从戴帽中学转学过来的学生呢?四十多年后,我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军队作家,有次探亲回乡,一个同学组织当年姚李中学的老师和几个同学聚会,酒酣耳热之际,我讲了这个故事,李老师说,记不得了,记不得了——这是后话了。

  在姚李中学读书期间,我和父亲住处的对面是姚李区文化站,站长绰号周老飘,个子很高,是个非常敬业的基层文艺工作者,给我的印象,他似乎永远生活在黄梅戏和庐剧里。姚李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也经常在文化站里排戏,让我在羡慕的同时,也萌发了长大了写戏的念头。我特别渴望我写的戏能在乡村上演。

  我在姚李中学读书不到一年,父亲又调回洪集公社,我只好再转回洪集戴帽中学。当时的语文老师是王启昌,大高个,他的楷体就像他本人一样,瘦长。王老师给我们上课,不满足于照本宣科,除了规定动作,他还给我们开了一门选读课,讲文学作品,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讲刘知侠的短篇小说《铺草》和茹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他不仅讲作品结构和人物关系,还介绍作者。

  实话实说,从读懂课文开始,我就比较注重课文的作者,李白和杜甫自不必说,我特别关注的是那些新名字,我觉得他们的名字能和李白、杜甫这样的人一起出现在我们的课文里,太了不起了。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功名心就萌芽了,非常渴望出名。

  有一件事情被我牢牢地记了几十年。大约就是我从姚李中学转回洪集戴帽中学不久,我写了一篇作文《在田间》,以公社书记早晨起床后拾粪为素材,写农村基层干部不忘初心,不搞特殊,同农民打成一片。这篇作文后来得王启昌老师的赏识,让我在课堂上朗诵。戴帽中学有个老师张联政,复员军人,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字,会刻钢板,办了一张油印的小报,我的作文《在田间》后来被张老师刻印在油印小报上。拿到散发油墨的小报,我激动得不得了,放学走在街上,观察行人,希望得到他们的夸奖,可惜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语文成绩蒸蒸日上,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同时也带来一些麻烦。因为偏科,我的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考试经常不及格。初二那年,数学老师换成我的姨父任炎哲,我的天啦,那时候在我的心目中——不仅是我,好多同学都这么认为,任老师简直就是阎王,他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罚站是常事,挨打也是常事。因为我的顽皮和数学成绩上不去,他换了好几个木制三角板——那是打我的工具,经常会出现折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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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谁都不怕,就怕任老师,发展到最后,作业做不好,我就不敢睡觉。当时我父亲是分管文教的公社副书记,怕我被打傻了,郑重其事地找任老师谈话,批评他不能体罚学生。任老师振振有词地说,别的孩子我不打,但是你这个儿子,成绩上不去我就打,要不你就让他转学。

  我父亲跟他的连襟吵了无数次,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在任老师那副弦长一尺有余的三角板的调教下,我学会了勾股定理、学会了开平方、学会了解方程、学会了初级函数。在即将考高中的那个学期,我的数学成绩最高达到了九十多分,并因此而当上了学习委员,尽管只当了半年,但是我仍然引以为荣,因为这个事实证明,我不是笨孩子,只要我努力,我就可以成为一个聪明孩子。

  初中毕业,我重新回到姚李中学读高中,语文老师先后有汪泛舟等人,汪老师原先是中专老师,屈尊给我们当老师,仍然热情很高。我印象最深的他给我们讲《薛谭学讴》,讲得抑扬顿挫,津津有味,至今,那一课在我的心目中还是“声振林木,响遏行云”。高中毕业前夕,我曾经写过一个剧本请汪老师指点,虽然那个剧本很幼稚,未能登上大雅之堂,但是汪老师指导我读了一些书,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若干年后我到兰州,看望汪老师,讲起这段往事,汪老师不大记得了,只是告诉我,我的每一点进步他都知道。

  补充说明,我在中学时代——包括后来在姚李中学读高中时期,学的那点知识,没有帮助我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一名医生,但是,后来我当炮兵、侦察兵,当作家,我写《弹道无痕》《历史的天空》《琴声飞过旷野》,里面都涉及到三角函数、方程式、对数等基础知识,肚子里几十年前的那点存货,全都最大限度地派上了用场,它们为我的那些虚构的作品增色很多,没有那些知识,我写不出那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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