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11月在首尔认识潘耀明兄以来，已近二十年岁月。跟他见面的数次，一起参加活动的场次，真不好数清。当面或者通过电话、电邮沟通的事务合作与感情交流，也不可胜数。如此密切交往，写“潘耀明和我”这个主题，应该容易把握，立马完成才正常吧。不过，对我来讲，因为交往多，可表达的内容丰富而芜杂，没有筛选反而觉得很难下笔。
经过好几次“欲言又止”，有一天凌晨，我早早起来，精神格外清醒，集中回想了与他交往的旧事，终于慢慢理出了头绪。在确定了“日理万机而不失童心：潘耀明的人格魅力”的主题后，重点谈谈四个方面：第一，结下不解之缘的潘耀明与我;第二，让人悲痛的潘耀明身世，让人欣慰的其成长过程，让人称道的其办事作风;第三，通过潘耀明的介绍，我认识了金庸、刘再复、高行健等顶级华文作家;第四，认识潘耀明后给我带来的学术上的某些变化，视野上的某些拓宽。
一
将潘耀明介绍给我的是我读硕博士的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的老师吴宏一教授。我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3年上半年读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与博士课程，主要研究《史记》等古典文学。我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担任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师，从文学角度对《史记》《汉书》作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到1990年上半年才能完成。我在台大攻读的时候听课的老师不少，不过，跟我缘分比较深的，就只有指导教授，中国文学史专家叶庆炳先生和跟叶先生亲密的古代小说专家吴宏一教授，还有入学后额外指导外籍生提高文言和白话文能力的当时年轻的柯庆明教授三位。叶先生指导我这个来自北方韩国的基础不够的门徒十年岁月，却在我博士毕业后不久因肺癌逝世，很遗憾没有机会继续受到教诲，也没给我报答师恩的机会，真让人痛心。柯先生文学造诣很深，年轻时受到他的指导，打下白话作文的基础，但他在几年之前突然去世，心里觉得痛苦、惋惜了。
还好，吴宏一教授健在。吴先生后来离开台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担任讲座教授，校园山上拥有学校提供的宽敞的住宅。我去香港的时候，访问过他的大房子，感觉特别大、特别舒服。他后来调到香港城市大学，也担任讲座教授，学校提供的房子里也有几个房间，他常说你来香港可以在我的空房间里住几天没有问题。他知道我博士毕业后，转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说，你既然要研究现当代文学，也积极考虑研究金庸小说吧。他劝了几次，知道我在韩国以“东亚文化里台湾香港文化与韩国”为题，负责组织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会的第三届研讨会，便积极给我推荐“金庸的右手”潘耀明先生，提议邀请他来韩国参加会议，认识并交流。我在香港的时候，由于互相忙碌的原因，没能见到潘先生，所以只能依靠吴教授的介绍并通过电邮联络潘先生，打听其意向罢了。意料之外，他欣然答应来韩国参加会议，我就给他发去邀请函。由此我们能在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大学相见。潘先生来韩国之前，有些韩国教授听说过潘耀明的大名及其影响力，感叹道：“朴教授如何能把香港文化界的大牌人物邀请到韩国来的呢?很了不起啊!”因此，见面之前我以为这样名气大的香港文化人，估计架子也不小，一定有自傲之气，那我该怎么样跟他交流呢?不过，这完全属于杞人之忧了。他的态度很谦虚，和蔼可亲，谈得很投机，真的一见如故了。我预感到潘先生和我估计在某种程度上是同类人吧。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不解之缘。
次年春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请我去香港，特地要给我介绍刘再复先生。对于刘再复先生，我早有耳闻。他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引起过“文学主体性”论争，是国际华人社会里鼎鼎大名的学者、思想家、散文家。由此，我从4月11日到15日应邀访问了香港，住在吴宏一教授的城市大学公寓宿舍里。在来自首尔的我的面前，出现的是如同从中国古代经典里走出来的长者刘再复先生。不过，他谈话很温柔，马上让人感觉亲近，但温柔之中见刚毅的眼神，印象很深刻。潘先生时任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为我和偶然一起访港的高丽大学崔溶澈教授举办了欢迎宴，由此在北角都会酒楼上，除了吴宏一教授之外，见到了认识已久的梁秉钧、胡从经教授，又新认识了黄子平、金圣华、单周尧、钟玲、林幸谦等香港教授、文人。大家谈得很愉快。潘先生这次邀请，估计是他在深虑的布置之下进行的，对我来说，是和香港主流学界、主要文坛人士交流的开始，也是以后与潘先生数不清的合作活动的开始。
“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会”的第四届学术研讨会该轮到香港举办。作为已经圆满举办过首尔会议的负责人的我，希望学会的香港骨干分子梁秉钧教授和拥有《明报》平台的潘耀明先生合力举办，由此从2005年11月24日到27日在香港岭南大学开会，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与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的几十位权威学者参加，相当盛大。这次会议不但规格高，规模也不小，而且通过《明报》和《明报月刊》大力报道，受到香港文化界与学术界的关注。潘先生在当天会议结束后的晚上特地为与会者设晚宴，进行“东亚学者中文文学交流会”，这对与会者之间的互相了解和情感的交流很有帮助。离会前夜的安排也挺新鲜，来自海外的大家几乎都是第一次去兰桂坊，一面喝啤酒聊天，一面欣赏繁华动人的香港夜景。我深深体会到了潘先生的会议组织作风与不同于一般学者的影响力。
这样，我和潘耀明兄的缘分越来越深。耀明兄有机会邀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华名作家来香港做演讲以及举办世界华文旅游文学研讨会，以“巴金《随想录》”“柏杨或文学批评与人生”“国学”等为主题，在香港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时，都以“回应嘉宾”“海外专家”“知名汉学家”等名义邀请我去参加，让我担任一定的角色。有时候在第三国举办旅居文化讲座的时候，也创造机会要我和一些韩国华文文人、学者去参加。我有机会在韩国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也以“特别嘉宾”形式邀请他担任重要的角色，或专门创造机会为潘耀明举办演讲会，以“主宾”名义邀请他。后来终于专门策划“潘耀明文学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首尔和济州举办，达到“汉江论彦火文学，汉拿谈耀明情怀”，而耀明兄也宣布“韩国是我的第三故乡”。
二
我本来自以为对潘耀明的了解很全面，也相当深。不过，2019年阅读他的那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我与养父》之后，受到了很大震撼，暗暗地流了泪。他现在的辉煌成就和悲伤的幼年时节的印象在我的心灵深处互相交叉着，前者强烈地反衬着后者。啊，我对耀明兄生涯了解的只是皮毛，这么有局限性的呢!由此，我重新审视了潘耀明从幼年到少年，再到青年时期的成长过程，才了解到了耀明兄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在极端的艰难环境中“立志于文学”，经过几个阶段的苦炼、成长过程，终能成为在香港文化界乃至世界华文文学领域不能或缺的重要人物之一。
细看他“如实地写出来的”《我与养父》和《写给天堂里的母亲》两篇散文，首先可以知道他的身世如何可怜、如何悲惨。如众所周知，《我与养父》里就这样叙写：“我的第一个父亲在我出生之前逝世。我的母亲年届四十岁高龄才生我，大抵认为我克父──是不祥之物，便把我卖给外乡的一个菲律宾的侨眷。”这多么让人受到冲击，多么让人觉得悲痛。因此他只有一位养父。而这位养父“二十岁出头返家乡讨了养母，小住个把月便返菲”，“在菲律宾娶了养母”。后来因为中国解放、韩战和被西方世界全面封锁等事情，潘耀明养父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才申请本妻与养子到香港。《我与养父》继续写：“一九五七年辗转来到香港，父亲跑来香港探我们也不过七八次。”“我与养母一直相依为命。”养父寄来的生活经费很有限，因此“文盲的母亲要到工厂去‘剪线头’，我则要利用周末穿塑胶花、钳拉链头赚零用，帮补学费”。养母和潘耀明租了房内只有一张双层木床而局促不堪的小房间。《写给天堂里的母亲》里就说：“我胡乱吃了一点东西便坐在上床架，伏在一块临时搭起的床板上做功课。”其又窘迫又艰难的情况可想而知。
至于潘耀明的成长过程，看《年谱》就大概知道了。潘耀明中学三年级时与同学创办“豪志文社”，以油墨刊印《豪志月刊》。这是“立志于文学”的最初表现吧。毕业后，19岁进入《正午报》，阶段性地做见习校对、见习记者、记者、助理编辑、编辑等职。期间和《正午报》专栏作家曹聚仁先生结识，并在曹先生勉励与启发下，开始向“文学梦”做实际上的努力。1972年他出版第一本作品集《中国名胜纪游》。他作为“立志于文学”的文学青年，1977年首次以“彦火”笔名撰写四个报刊专栏，“佳作迭出，文名日噪”。1978年机会终于来了。他这年夏天担任《海洋文艺》执行编辑，应国务院廖承志的邀请，以香港文化出版代表团之一员访问中国内地了。这样他有了拜访艾青、高瑛夫妇，认识臧克家等人的机会，而类似的机会后来更多起来。采访经过十年动乱的这些名作家，也和他们保持交流，慢慢积累采访、研究的成果，后来就能出版《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和《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等三部探访并研究作家的名著。1980年2月他进入香港三联书店做编辑副主任，后来升到董事副总编辑，也参与过筹办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社。他又有机会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攻读纽约大学出版课程，荣获硕士学位。1991年受到金庸的邀请，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和总经理，还做几部杂志的总编辑，出版各种文学丛书，做几个作家协会或者研究学会的会长等，这估计大家都知道，在此不必细谈。
中国自古以来留下了艰难环境中“立志成才”的许多动人故事。有人一提起潘耀明的身世以及艰苦的成长过程和现在的辉煌成就，我就联想起孟子的一番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无论如何，在我看来，潘耀明创造了一个艰难环境中“励志成才”的香港版感人故事。这对中华儿女来讲，也蛮有借鉴意义的吧。
下面谈谈潘耀明的胸怀与办事作风为何让人称道的。
很多人以潘耀明为香港文化界的“宋江”。首先给潘耀明取这个“宋江”绰号的，就是刘再复先生。他在“潘耀明文学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祝贺词”里说：“在香港，他被称为‘宋江’，即能聚集各路写作好汉于一堂的带头人，其贡献实在是很杰出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女士也在这个“祝贺词”里说：“他数十年为文学事业耕耘奔走，为团结凝聚香港、内地、海外作家，为发展繁荣香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些评价当然是“祝贺”性质的，不过，通过这些话，也能理解其办事作风。潘耀明为何能成为“聚集各路写作好汉于一堂的带头人”，其秘诀估计能从很多方面解释，不过在我来看，这和王安忆曾经提到过的他“一副好人的心肠”，以及我曾经提到过的他“长期间的使命感与出色的统筹实践能力”不无关系。
潘耀明长期以来担任了那么多的职务，并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推动了那么多的活动，联络了那么多的人。他应付并处理这么多工作的机制可以以“日理万机”来形容才合适吧。我也在“身兼数职”的“大忙特忙”年代里有过类似的经历。我由于另外的活动去香港的时候，也常常跟他联络。他在百忙之中也为我安排酒席，举杯畅叙，让我非常感动。看别人回顾耀明兄的文章，可以发现对很多老朋友也是同样的态度，谈何容易。这样的“大忙人”，怎么能撰写出版近三十部散文集以及采访作家的学术性著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谜”。不过，后来从耀明兄谈到业余作家时的一番话中找到了钥匙：“这些人往往利用晚上别人在看电视节目时间或周日进行写作。”我觉得他实在谈的是他自己。王安忆也曾经从另外的角度解释过：“彦火的散文其实是在这密密匝匝的生计中，硬挤出的一点闲心……就是直面现实的时候，略微有一些旁顾。闲心就是从这些旁顾中生出的。”从事过文学创作的作家或学术研究的学者都知道，搞策划活动、行政工作与专心写作、专业研究这两方面都做得完善，做得达到水平，是何等难事。
人在事业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困难、失败的情况也估计不少，不过，看来耀明兄每每为完善而努力，实在不是很容易的事。跟他合作时，往往牵涉到财政问题时，我就发现他彻底坚持“公事公办”的原则，由此，我能猜想到他担任《明报月刊》总经理三十年，估计也坚持这样的原则，所以能得到金庸先生和后来的董事长张晓卿先生的长期信任。他能长期担任几个华文文学机构与学术团体的会长，这也和得到组织内部的长期信任有关系吧。
您如果跟潘耀明合作活动，当然可以感觉到他“礼贤下士”的风度，也能发现温柔与和蔼可亲、幽默的一面，但有些情况下又让您想起《史记·游侠列传》里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因为我曾经跟他几次合作，就发现他的诺言一定有结果，坚持某种现代化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的作风。有人也曾称他为“文侠”。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能做到这样，估计要具备两种条件吧：第一，一定要有坚持贯彻诺言的意志和能力;第二，不要忘掉诺言，虽然年纪大些，也需要好记性。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谜。
最后，我们可以提提他“天真”的一面吧。按照我的近二十年交流经验来讲，耀明兄办事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不苟言笑，认真工作，有的时候让人感到冷淡，但我总觉得耀明兄“不失童心”。他有一次来韩国的时候，我特意请《当代中国作家风貌》的韩文版译者朴在渊教授来和耀明兄邂逅，两位好像马上回到童年似的，眉开眼笑，互相打趣，那瞬间我发现了他的“童心”和“纯真”。其实，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相当一些友人都常常体会到这样的“不失童心”和“天真”的一面。我看，这就是耀明兄的人格魅力之一了。
三
在耀明兄对我的许多好意的安排中，给我最大的灵感与启示的就是让我结识了几位当代中华顶级作家。那几位就是金庸、刘再复、高行健、余秋雨、黄春明等。他们每一位都算是在自己领域里达到最高境界的大师，象征着当代华文文学的最高成就。这让我远远扩大了文学视野，大大提高了活动境界。
如果按照结识的时间来讲，第一位就是刘再复先生。
耀明兄2005年趁着刘再复先生在香港逗留的机会，请我来香港跟他认识，进行座谈。他为什么那么积极地让我认识刘再复先生?我后来才猜想到，他的想法估计是这样吧：让我们两个人互相认识，日后可以在香港等华文世界和韩国之间开展有意义的学术文化活动。耀明兄进一步掌握机会，2007年5月又邀请我以回应嘉宾资格参加“高行健-刘再复演讲会”。这样能让我不但和刘再复先生的友情加深，而且新认识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安排实在用心良苦。2005年我曾经担任过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和大山文化财团共同举办的第二届首尔国际文学论坛的组委，成功地邀请到中国方面的莫言和北岛。从2010年开始准备，2011年5月预定举办的第三届首尔国际文学论坛，也请我来担任负责中华方面的组委。由此，经过组委会的推荐，邀请到了世界各地的顶峰作家，里面就包括我所推荐的高行健和刘再复、韩少功。这对当时韩国文坛来讲，算是一场盛会、一件大事。主流媒体登载各种报道和采访、对谈等，不知其数。
耀明兄给我介绍的几位大师中，对我而言，受到精神上的灵感与启示最多的还是刘再复先生。他曾经写过《鲁迅传》。2008年10月，我应邀去美国参加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会议，会后访问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和波斯顿的哈佛大学，之后要飞去华盛顿。当时在华盛顿逗留的刘先生和女儿——马里兰大学刘剑梅教授——亲自开车来机场迎接我，让我很感动。后来2011年刘先生来韩国的时候，带给我一幅“沧海情怀”书法。我很喜欢他的散文《读沧海》，所以把这幅书法挂在我的“树人斋”客厅墙壁上，在我自己要懒惰的时候，鼓励我不要怠慢。2013年檀国大学邀请他来韩国时，我不但做了桥梁工作，还为他翻译了演讲稿。那次演讲实在让听众很感动。刘先生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仁智兼备的现代长者，我私下努力学习他的风度与作风，也将这样的大师介绍给我的耀明兄致谢。2021年刘先生八十诞辰，我写了一篇回顾散文《华盛顿郊外的一个宁静的秋天下午：回顾刘再复先生》(《文综》2021年9月秋季号)，一面为珍惜与这位中华长者的宝贵缘分，一面以此为他贺寿。
第二位是金庸先生。
耀明兄给我介绍的几位大师中，在韩国大众心目里知名度最高的就是金庸先生了。记得2005年12月3日下午，我在家里休息时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位香港导演打来的。他说和潘耀明认识，这次和金庸先生一起来首尔玩，金庸先生愿意和您见面。这对我来说，真是又惊又喜。金庸是谁啊?不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的金庸吗?当时在韩国，金庸武侠小说是畅销书，中国作家中，金庸唯一拥有号称“一百万部”畅销记录的传说。由此，我去金庸先生住的新罗饭店咖啡厅初遇金庸，和他与他的夫人以及朋友导演边喝咖啡边聊天，也拍合影，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告别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高高在上，而是朴实、仁慈并带微笑的，有点灵敏而寡言的印象。从这里开始的因缘，由于耀明兄的积极安排，能在香港继续着。2009年2月26日我在香港的时候，他陪我去访问位于维多利亚湾沿岸的一座大楼25层全层的金庸办公室，让我跟金庸见面。我们高兴之余，谈了不少事。金庸亲自签名送给我新版《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两部武侠小说。两天之后又在香港大学黎活仁教授举办的香港大学国际金庸研究会成立典礼上见到金庸。记得我为成立典礼献上祝贺词，黎活仁先生给我颁发了“国际金庸研究会”荣誉会长证书。
我虽然不是金庸迷，但是通过这样的缘分，与金庸先生保持了很亲密的感情，也慢慢抽空开始研究金庸了。由此，2009年4月在母校台湾大学文学院举办“国际金庸研讨会”时，我就参加并发表了一篇以《金庸笔下的高丽》为题的论文。在韩国《大山文化》秋季号里又登载了《通俗作家与经典作家之间：将通俗文化改造为精英文化的85岁巨匠金庸》一文。2010年我指导了王乐的硕士论文《金庸小说中的道教元素研究》。这样我对金庸的关注与探研一步一步深入并扩大了。
2015年耀明兄举办第五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论坛，里面特地包括“金庸文学山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金庸文学专家云集的情况之下，我也应邀发表了《金庸在韩国：地位、翻译、研究、电影及其他》，后来修改、补充，重新整理后，以《金庸在韩国及其小说中的韩国人物》为题，在香港《文学评论》(2016.8)上发表了。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去世，各大媒体都登头条并悼念，《亚洲周刊》驻韩记者南黎明也采访我，以“金庸离世韩国金庸迷惜别”为题，重点进行了报道。她顺便收载金庸在新罗饭店和我一起拍的那张在韩国唯一的照片，也采录了我对金庸印象的陈述：“金庸看起来十分朴实，这种谦和让人更加感觉他是个巨人。”金庸虽然早就去世，但是我和金庸的缘分好像还没有结束。耀明兄到了金庸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在《明报月刊》特设特辑，请我发表《金庸小说在韩国的翻译》一文。来中国西安陕西师大工作后比较有空，我在电视里看了以他的原作为底本的版本不同的几部电视剧和电影，如《天龙八部》《鹿鼎记》《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等，重新咀嚼其情节，重新吟味其艺术性与思想性，重新享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算是有眼福了。
潘耀明对金庸的情义真的很重。他在金庸生前组织过“我与金庸：全球华文散文征文奖”等许多活动，去世后也举办多场纪念金庸的各种活动，如用《明月》编特辑号等，不让人们忘记世纪大侠金庸，这是难能可贵的，真不愧是金庸认可的“亦师亦友”的关系。
第三位是高行健先生。
高行健是以中文文学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作家，因此，2000年他获奖的时候，韩国的大小各种媒体特别关注并大大报道，我也在韩国《国民日报》里写过一篇介绍文章。韩国文坛与学界早就有意邀请他来做演讲，举办出版纪念会等各种活动，但是估计由于没有合适的策划者与联络人，所以十年来一直未能成行。
耀明兄到了2007年，跟上面所提一样，策划邀请高行健和刘再复两位顶级作家到香港进行“高行健—刘再复对谈：走出20世纪”演讲会，趁这机会也邀请我以回应嘉宾资格参加发言。作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汉学家，我当然乐意接受。初遇高行健时的印象，我曾经这样写过：“一见到高行健先生，就马上感觉到他是又诚恳又朴实的典型的中国人，一点架子都没有。”通过高刘对话和回应、讨论等过程，我虽然对他的“冷的”文学观不敢苟同，但也了解了他拥有一般文学评论家难以企及的独到的文学见解。我2010年有机会去拉托维亚参加欧洲汉学会议，趁这机会访问巴黎高行健的居所，跟他邂逅，畅谈一番。我作为2011年预定举办的首尔国际文学论坛的组委，请他来韩国参加论坛与高行健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我们事前商量过同时邀请刘再复先生参加论坛，他就乐意答应了。2011年5月，高先生果然来韩国，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如大会主题发言、韩国外大演讲会、高行健文学国际研讨会、韩民族报座谈会、高行健戏剧研讨会、韩国现代美术馆参观等，我一直陪在他左右。
我事前翻译了他在首尔国际文学论坛的主题演讲稿，题为“意识形态与文学”。我还记得他的主要的观点：“意识形态牵制、左右、主导乃至炮制和裁决文学，在二十世纪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 意识形态可以说几乎成了一种难以防御的世纪病，有幸能抵御这种世纪病的作家，他们的文学便得救了，日后也还经得起再看。”不过，对我来说，韩民族报组织而由我主持的高行健、刘再复、朴宰雨三人座谈是最有意义的一件活动，我受益匪浅。较长的中文座谈稿后来在香港《文学评论》(2012.2)上登载。虽然我对文学的基本看法和高行健的有一段距离，不过，准备举办首尔国际文学论坛和高行健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过程当中，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高行健，我找时间对高行健的文学与思想多加研究，撰写了一篇题为《独立在边缘的<灵山>：境界的作家高行健的文学与艺术》的论文，发表了一篇题为《韩国接受高行健的脉络》的报告，指导了一篇金英明的硕士论文《<灵山>所见始源文化研究》，也觉得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因为潘耀明和高行健的这些缘分，我2019年在首尔和济州负责组织“潘耀明文学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两会的时候，高行健乐意参加组委会的顾问团。我作为组委会主席，感到耀明兄与众不同的影响力了。
除了上面三位之外，靠耀明兄安排的机会，认识了余秋雨先生，也跟着耀明兄一行，去台湾黄春明故乡宜兰，和黄春明先生一起做学术会议和文学交流活动几天，也有谈得来的不少故事。还有陈若曦、李昂、尤今、戴小华、周励、陈浩泉、高冠中、华纯、吴志良等世界各地不少著名华文作家与罗多弼等知名汉学家，乃至贝钧奇、曾启繁等有志于支持潘耀明文学事业的经济文化界人士，通过耀明兄主持的各种会议和讲座认识或者加深了友谊。在此如果做些补充，就是通过别的机会，也前前后后认识了无名氏、卢新华、严歌苓、张翎、张凤、吕红、施玮、陈瑞林、朵拉、林湄、章平、刘瑛、梁丽芳、青羊、陈河等海外知名华文作家，也不断进行交流的这一事实。以后估计有机会再详写，在此从略。
四
后来冷观我自己，发现和耀明兄的认识与长期交流给我带来了学术活动上的不少变化和文学视野上的不少拓宽。
我的第一个变化是应邀去香港、澳门参加会议与活动的机会多起来，结交的港澳学者、作家也多起来。每年有机会去香港起码有一两次，多的时候有三四次了。其实，从韩中建交的1992年之前开始，我应邀参加了中国内地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算相当多，不过，应邀去香港参加学术会议只是2003年梁秉钧负责举办的香港岭南大学的一次会议而已。如上面所提一样，我认识耀明兄之后，应邀参加了他负责举办的许多座谈会、演讲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讲座等活动。香港的另外一些大学与学术机构也往往邀请我去参加。因此，到目前为止，去香港已经超过了三十多次，去澳门已经超过了十次有余了。
香港不仅是香港学者与作家在小圈子里讨论学术的地方，也是东西方有水平的学者与中国内地有名望的学者、作家聚集探讨学术与文学的要冲之地。当时我去香港，往往由耀明兄与梁秉钧以及陶然等迎接我。我们一起见面，尽兴喝酒聊天，因此在我的头脑里香港主要是潘耀明的香港、也斯(梁秉钧)的香港，有时是陶然的香港了。去澳门的时候，主要和朱寿桐出面一起活动，所以澳门主要是朱寿桐的澳门了。不过，也斯早在2013年1月因肺癌逝世，陶然也于2019年3月因肺感染去世，在香港只剩下潘耀明。但愿潘耀明寿比南山，能创造多见面、多合作的机会。澳门朱寿桐还很年富力强，不必同日而语。当然，这样那样的过程当中也认识了刘以鬯(已故)、黄维樑、林曼叔(已故)、寒山碧、郑炜明、张隆溪、张健、郑培凯、林幸谦、何杏凤、旷可怡、潘铭基等香港的知名作家与元老、中坚学者。
我的第二个变化就是耀明兄给我带来的和香港学界、文坛、世界华文学界的活动参与方式上的角色变化。
首先，耀明兄2008年很早邀请我担任“世界当代华文文学精读文库”50部的编委之一，我很荣幸参加了。这50部里包括我认识的莫言、余华、王蒙、铁凝、北岛、舒婷、王安忆、贾平凹、韩少功、张炜、苏童、格非、余秋雨、刘震云、阎连科、迟子建等中国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与高行健、刘再复、黄春明、余光中、洛夫、陈若曦、李昂、朱天文、刘以鬯、也斯、严歌苓等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与其作品。我所担任的角色虽然贡献有限，但是对世界华文文学50位名家与其代表性作品加深了认识，也感觉到在世界华文文学场地里跟他们一起呼吸，对他们很有亲近感，对韩国推动“中华名作家邀请国际文学论坛”(2010年至现在，已举办11次)很有帮助。这个论坛的第十一届就成为“潘耀明文学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首尔会议了。
其次，耀明兄后来知道我曾经在台湾大学硕博士的研读过程当中研究过《史记》《汉书》文学十年，古典文学也有相当的基础，就请我来参加他本人担任特约主编的《国学新视野》学术顾问。2011年3月创刊的季刊《国学新视野》是由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联合创办的高端学术刊物，潘耀明明示，他“期望以新视角、新手法，为当下的国学研究开一新生面”。又说：“高度金融化、商业化的社会中，《国学新视野》冬季号犹如孤根独暖的寒梅，于严冬时节为学人送上丝丝暖意。”因此潘铭基教授评价说：“每一期《国学新视野》的出版，代表着香港的国学推广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我不但作为唯一的韩国学术顾问，对我的恩师，韩国汉学家金学主先生和我尊敬的中国哲学专家宋荣培先生进行采访，登载于《国学新视野》，给国际汉学界介绍了韩国汉学的一些主要脉络，而且有一次应邀写了卷首语《孔子与鲁迅：人文精神上的继承性与其在现当代历史上的不同角色》一文，扼要地展现了我的通观古今的一些观点。我又顺便应邀参加了香港浸会大学为了纪念“《国学新视野》创立三周年”主办的“第二届中华国学论坛”，认识了许嘉璐、张隆溪等先生，也与香港与国际汉学界主要人士进行交流，由此，我的角色也重新扩大到以古代为中心的汉学领域了。
再次，我和潘先生商量，向香港艺术发展局申请，争取到“香港文学选集”三卷本韩文翻译出版项目。后来2012年香港的短篇小说与散文以及诗歌作品的代表作品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了。这可以说是韩国学界和香港文坛合作推进的代表事业之一。
下面谈谈作为第三种变化的我的文学视野上的拓宽。
我曾经在《华文文学会议与旅游主义》(《文综》2016.6)里说明的2004年参加山东威海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经验和与上面所提金庸、刘再复、高行健等大师的认识与交流，以及与多数香港学界和文坛人士的认识与交流，渐渐给我带来了第三种变化。这就是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观念的某些变化与扩大。我在首尔国立大学中文系本科时期开始关注并研究鲁迅，后来留学台湾，在不能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语境下主要研究《史记》文学十年，再回到中国新文学研究团队之后，主要以鲁迅和“现代”进步文学为中心思考，关注不到所谓“当代”与“海外”。但是通过早就个别认识的台湾陈映真、无名氏与2004年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的严歌苓等几位世界华文文学主要作家，耀明兄给我介绍的金庸、刘再复、高行健等几位大师以及香港与海外的华文作家、学者的交流，我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慢慢开始关注，由此慢慢对“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与金庸的所谓“通俗”的武侠小说也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了。
自然而然地，对耀明兄提倡的世界华文旅游文学的态度也慢慢有了变化。我年轻时对旅游文学采取“悠闲知识阶级”的“游山玩水”的观点，后来通过对郁达夫、杨朔、刘再复、余秋雨、张承志、莫言、潘耀明等人的游记名篇的阅读与欣赏，体会到了“已经深深地体现出了高尚的情操与艺术境界来了”。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以前不容易想象的飞跃性的变化。这个话题估计以后也有详谈的机会吧。
上述四个方面是我对耀明兄为人为文的看法，也是两人间友情的收获。虽然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却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他的人格魅力与人生境界。
岁月不饶人，再过几年，耀明兄就是“80后”的“潘老”了。不过，以他一贯的“年轻心态”与以游泳为锻炼的“健康身体”，以他自觉的文学使命感，他依然会不待扬鞭自奋蹄。不过，我希望耀明兄今后不需再“日理万机”，而多达观世事。但愿在“不失童心”的“天真”心界里，和同样“不失童心”的海内外文学老友一起，宽裕轻松地继续做文化山水之旅，也预祝他能在寿比南山的境界里逍遥自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