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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有尊严的。散文是有尊严的。事物的尊严，源于其存在的品质和功能。
散文最大的品质是什么?我以为，是它话语的诚实性——精神的诚实，叙述的诚实，体验的诚实。散文的独特，并非仅仅在于形式的随意性，更在于它把对精神诚实和自由的诉求升至信仰的高度。它的美，还表现在写作姿势和语言行走的端庄上。
较之小说诗歌，散文更应在其特质即心灵的“诚实性”上下工夫——怎样保证对生命不撒谎?怎样拒绝灵魂作弊?怎样扩大精神关怀?
如果一个作家面对这个复杂的时代，不能发出“在场”的声音，无力作出价值判断和独立解读，那就该被淘汰出这个行当了。作家不是一个技术名词，更非一项终身性职业，而是一具精神载体。要使一个“作家”身份成立，除了对语言的熟悉，更在于他的思想内存、良知精神、独立人格和话语勇气;除了充当一个语言的调酒师，他更是一个精神发现者、一个理想守望者。
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把散文视为一种赋闲文体，它在品质上渐渐沦为文学的下脚料，成了饭后茶余的唠嗑和书斋里的心绪把玩，娇气、柔弱、轻巧、慵散、矫情……作家写散文的气力和心劲，似乎只是开垦小说和诗歌后残剩的那一点点。散文成了文学的剩饭、闲饭、馊饭。
它太懒惰!懒惰造成了萎靡，造成了睡眼惺忪、虚汗淋漓的倦态。如果说，以往散文的不景气和给人的单薄印象多与创作者对散文的文体认识有关——那种“小品”的定位和格局制约了它，那么现在看，松绑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传统的散文概念已被突破：广义上，它什么都是;狭义上，除了小说诗歌，剩下的领域全属于散文。
但新的问题是：散文定义虽宽了，而实际的文本空间——精神体积——仍显狭仄、局促，给人打不开的感觉。换句话说，散文定义与文本实践不对称!被拓展和扩充的仅仅是散文的物理空间，在精神体量、硬度和品质上仍虚位以待，尤其在涉及深刻的心灵事件、人性的现代黑洞、重大民生话题、信仰生态危机、社会良心和批判功能、生存共同体的责任承担等方面，它是缺席的。这并非艺术的天然安排，而是人为的精神弃权和离席，一种惰性、无能和失明造成的无为。散文内部的深阔与幽邃被我们浪费了，作为房客，我们住得很糟糕——虽搬进了一栋大房子，却没能力去装修、布置、填充。
怎样才能把散文做大?使之与设计空间相匹配，配得上它的自由与辽阔?我想到近几个世纪来的欧美文学。欧美散文从来就没有边界、不被锁定，一直像雾一样弥漫，像光一样辐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论题材和表述，它都更自由、流畅、从容与丰满。这一点，随便比较几册中西散文选即可证实。像恰达耶夫《哲学书简》、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那类呼啸的文字在我们这儿是没有的。再者像萨特《被占领下的巴黎》、加谬《西西弗斯神话》、茨威格《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和《异端的权利》、梭罗《瓦尔登湖》、布罗茨基《小于一》等等，虽是回忆录或哲学体的随想，但我觉得它们更富含散文的自由精神和话语诚实性，艺术性也远大于我们自诩为“美文”的那类东西。
恐怕只有中国散文和刊物才那么轻易地形成“风格”，流于模型和生产线上的复制。
究其因，我以为仍是生产者的问题：知识储备不够，精神资源贫乏，思考力弱，生存位置边缘，缺少社会承担，惧怕难度……散文就像气囊，它本身的设计空间非常大，但平时又是浓缩的，能否把之做大、做饱满，关键看吹气的人——看其肺活量、精神底气是否充沛和持久。每个气球，都是胸怀的产物。
或许有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美，文学应以美为最大特征，而非公共良知与社会责任。不错，美确是艺术的首选，但何以为美?词语外壳吗?文本装潢和雕饰吗?当然不。“准确”就是美!闪电般捕捉到事物的核心价值、灵魂的真相和生命不轻易泄露的秘密就是美!为何会准确?是因为你真实到了一定程度，下潜到了足够深沉的位置;是因为你用诚意和责任换取了事物的真，并挽留了它;是因为你顽强地靠近并守住了距真相最近的点……表达准确不仅需要才华，还需感受的勇气和表达的责任，甚至更需勇气和责任。像童话《皇帝的新衣》，最美的一句话是那个孩子说的，这就是诚实的功劳，是童年的属性在帮一个人实现生命之美。文学的最高成就是真实，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能否对心灵和精神不撒谎。当一个人下决心、并有能力不撒谎时，准确、生动、美、意想不到的深刻，即源源不断、滚滚而来。
我早年读书有个习惯，即描底线，后来发现，凡被描的，让我怦然心动的，无不是一些高度准确的句子，由于它准确地击中了你的某个精神部位——你被抚摩了，它感动和惊讶着你，你才觉得它美。它惊醒了你体内某种东西，它最大限度地窥视了你，它帮你恢复成你的样子，所以你感谢它。比如杜拉斯说：“如果你只喜欢和一个女人做爱，那说明你不喜欢做爱。”“夫妻间最真实的一点，是背叛，任何夫妻，哪怕成绩最好的夫妻，也不能促进爱情。”这样的句子，虽不免偏激，我仍觉得她吐出了一种罕见的美，她靠的是诚实和露骨的勇气!有了这等勇气，她不愁写不好。
读者往往对某个作家有一种固执的信任，逢其文即读，遇其书则购，为什么?因为信任，因为预支了一份信任在里头。大家相信他的精神是诚实的，无论他写什么，都愿意相信他，相信他又一次要把真诚而重要的东西告诉大家。尽管他的故事未必每次都精彩，未必每个观点都卓尔，但人们已养成了一种恭候他的习惯。这样的精神印象，无疑乃一个作家最大的荣誉和成就。我对茨威格的态度即如此，他的书我每逢必买，有个别至今也未及读，但我信任他，我信任他的点点滴滴，包括日记和书信。连他的那篇遗书，都堪称世界最美的散文之一。在我这儿，他属于那类值得收其全集的作家。我通常把好作家分成三类：一类你可读其代表作，一类你可读其选集，一类你可收其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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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提小说和诗歌，其境遇类似散文。中国小说与诗歌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有过两度繁荣：第一次由公共化主题所带来，它们起到了为社会大变革“见证”和“立言”的作用，这是向外发力、关怀现实的结果，文学清晰地找到了自己在时代格局中的位置;第二次是内在的，主题由外至内，开始挖掘人性深处的矿石，尝试恢复被政治毁坏的生命本体，同时，艺术上的提升和探索，又极大满足了审美需求。现在的问题是：它们在分别完成了技术升级之后，为何影响力反而萎缩了?读者也越来越少?
我一直觉得，小说、诗歌之衰落，主因并非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多大变化，亦非现代媒体的冲击和大众注意力的转场，而在于其自身话语力量的萎缩，其精神关怀力的衰退，其注意力的涣散，它对时代的追击速度太慢了——在社会生活的重大题材上严重缺席，对现实的批判力和解析力、对社会危机和精神险情的敏感度严重不足……除了书斋化的凌空虚蹈，文学正变本加厉地趋于娱乐，而这恰恰是现代媒体手段(数字视听、网络游戏)可轻易替代的。
当一个艺术品种丧失了独立性后，结果可想而知。若文学的主调变成了一种消遣、一种赋闲，若它仅仅对应起了“物理人生”(比如所谓的“身体写作”)而非精神诉求——功能上仅剩下了“怎样让肉体更舒适”，它也就暗淡下来了，因为电子媒体的娱乐能量，远比文学大得多。
同样，这也是散文的尴尬。如今大部分散文生产者是与小说和诗歌的作者一道成长的，知识结构、经验储备、精神资源是一样的，更何况很多散文即小说诗歌作者的副产品。现在回头去看，当初很多人投身写作，解决的仅仅是语言训练、结构把握、叙述能力等文艺素质和技术问题，而在信仰、现代理性、价值观、社会学和民生知识等方面是欠缺的，加上生存角色多滞留于作协等书斋空间……如今，在社会矛盾和信息愈加复杂和专业化的背景下，传统型的文人即使想对当下发言，想参与一些重大的时代话题、精神启蒙、民生关怀和公民社会建构，但由于先天不足、内存太小，往往找不到方法和工具，找不到介入的路径和平台。而像经典文学那种宏大叙事的操作，可能性更小。正因这些欠缺，使得其只能不停地“赋闲”下去，撒撒娇，调调情，犹如一个人退了休闷得慌，没事找事干。
可以说，当下文学界的底子和主流表述，基本上以抒情美学和浅层感悟为主体，走的仍是“文艺”路线。这个底子，是几十年来的临摹经验和文人惯性造成的，是传统的知识结构和夫子习气决定的。这个底子，对付一个信息简单、相对静态的时代可以，而之于一个全新、庞杂和专业密集的时代，则捉襟见肘，无精神和认知之优势。
举个新闻界的例子，何以那么多人吹捧“南方报业”?它有别于其他媒体的品质是什么?我以为是独立精神和理性的专业式批评，是它对生存共同体的责任意识，是它对话语诚实性的追求!未必它已做得完美，但你无法不为它那种深沉的努力所吸引。这就是魅力，这足以对文学构成精神上的启示。
较之小说诗歌，散文对“坦白”和“诚实”有着更大的精神诉求。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文艺政策和样板文章的裹挟下，散文多数时候在撒谎。当然小说诗歌也在撒谎，但散文的谎比谁都多，精神作弊的嫌疑比谁都大。除了撒谎，另一条出路就是“逃”，逃向最不起眼的东西，逃向最不引人注意的东西。本来，走向寂静和细微不失为艺术正途，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流浪和回避(就像写作《金蔷薇》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坛的角色)，但若这条路上堆积了太多的人，形成了“难民”景象，则是真正的“逃”了。
以上所言，并非否定散文多样化，并非要把虚静闲淡、风物禅意剥离出去，而是一个“比例”和“气象”问题。我和刘烨园先生谈话时，他提出一个“比例说”，点得很到位：评价一种事物和现象，关键看其构成的各项比例。纠正一个偏颇，即对一种比例作调整，而非灭杀什么。现在的情况是：散文中赋闲成分太大，精神用世的比例过小，尤其对于这样一个远不轻松的峻急时代。
先丰富，后选择。如今到了选择的时候。
散文应接触更深和更大面积的地气：除了生命美学、民间纪事和心灵风光，应更贴近当代生存，添加更多的思想家当和忧世情怀;应融入更多的精神发现和社会理性，放扩自身的关怀力，让更多的共同体事务和广场事件进入视野，甚至应像胡适那样培养一点“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专业兴趣和能力，像梁漱溟、陶行之、费孝通那样多一些田野调查和“乡村实验”，如此，就有了从不同方向进入时代广场的路径……否则，仅凭传统的文艺路线，只能在这个广场的外围晃悠，名为优雅，实为看客。
现世即永恒。如果对当代最重大和最峻急的问题都回避，如果连时代广场与核心生态圈都进入不了的话，那所谓的“藏之名山”无疑是可笑的，一种虚幻与自欺罢了。其实，西方的优秀作家，本质上无时无刻不在消费当代和为当代人服务。为当代而作，才是为未来而作。后人对前辈生存历史和精神困境的了解，无不借助最当代的作品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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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叙事的不足，也表现在“历史大散文”和“文化大散文”的流行上。它们更多地扮演了一种“粽子”和“裹脚”的叙事角色，更多停滞在对史事片段的复述、重组、文化揣摩或政治抒情上。而我的态度是，文化和历史不应只有“过去时”，更应有“现在时”和“进行时”，选择历史作起点没问题，但应把精神触须延伸至当下，应在光阴这棵大树下，找到“根”和“枝”的基因线索与家族关系，否则，文化和历史散文即成了彻头彻尾的旧史散文。能否完成这样的递进和提升，取决于作者的文学理念和精神打算，尤其在中国，这不是才华和技巧问题，而是一个写作信仰问题，是对作家关怀力的考验，对其精神诉求和承担力的考验。
所以我觉得，有个比“写作好坏”更大的问题我们没解决好，即“为何写作”。这样一个职业多样化的时代，是什么理由使一个人选择了写作而没干别的?在西方作家身上，这是一个永恒的终身命题，从开始动笔的那天起，他就要面对，就要选择，就要确立一种精神立场，就要为自己一生的作品命名，一直到死。但在中国作家这儿，很难找到这样的基因，或者根本不当回事。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深处，缺乏一层结实的奠基，缺乏一种根的支配。
另外，当前散文界的热闹，很大程度上是由杂文、思想或文化随笔——由作者队伍的结构改变带来的。散文从业者的成分变丰富了，它不再是文人的专利，学者、科学家、艺术家、媒体记者、公共知识分子的“另类散文”，都让人耳目一新。这是个非常好的开端，尚须期待的是：在给散文扩容、融入理性品质的同时，应防止文学美质和艺术性的流失。我注意到很多理性散文和思想随笔颇显粗糙，不仅在语言表层，更体现于思维、逻辑和价值判断上，欠精细、欠瞄准，从而削弱了话语的力量，影响了传播实效。
总之，散文不再是它能承载什么——允许什么进入的问题，而关键看你能赋予散文什么。散文应从传统的松垮、慵散、懈怠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应调整自己的注意力，有更多的人文承担和介入责任，更多的公共干预意识和精神参与能力。
应端正身子，以直视生命的态度写散文，而非懒洋洋地画散文、描散文。
散文不该沦为文学的剩饭、闲饭、馊饭。而文学，更不应被稀释成一个时代的胃酸和呕吐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