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前，单位收发室交给我一件快递，包裹寄自老家黄县，看上去小且薄，寄件人名叫高文革，我立刻联想起另一个名字——高永革，一个月前去世的同学。一个月前，我去殡仪馆为高永革送行，曾和他哥哥高文革交换过联系方式，这之后从未想过我们之间还会有什么交集。
包裹打开后，见是一盒音乐磁带，那是台湾歌星童安格的专辑《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们这代人曾经迷恋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像古董似的，包裹里附有高文革一纸简短的留言：整理永革遗物时发现的，应该是你的，不忍丢弃，寄还于你。
我仔细端详起这小小的磁带，磁带封面画页已泛黄，依稀可见“情歌王子”童安格的灿烂笑容。画页背面歌词的空白处有一行钢笔字，是高永革的笔迹：仇大明的磁带，找个机会一定还他。
磁带在我手里翻来覆去，跟着一起翻来覆去的还有思绪，我竟不由自主地哼唱起那曾经熟悉的旋律……
01
一九八七年，爸爸从乡下中学调到黄县一中工作，我跟着转学到了一中，那时已是高二上学期。
新班级里什么都新鲜，同桌的女生名叫汪小白，名如其人，皮肤白晰如玉，我在乡下从未见过哪个女孩的皮肤这么白。另外我还观察到一件怪事，一位“老师”始终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课”，一听就是一天，我大为诧异，就找汪小白打听：“最后一排那位是什么老师，怎么啥课都听?”汪小白起先没听懂，她疑惑地向最后一排望去，接着大笑不止，竟笑得弯下腰去。见我脸憋得通红要发作，汪小白止住笑,解释道：“什么老师呀?那是班长高永革。”
不能怨我眼拙，高永革长相太过特殊，个头比同龄孩子高出一大截不说，甚至满脸胡子拉茬。本来肤色黝黑已显老气，可偏偏身着中山装，戴一幅黑框眼镜，说起话来一板一眼，比老师更有老师 “范”。
我后来听其他同学说，从小学到中学，高永革成绩一贯优异，始终是班长的不二人选。我暗自思忖，这样鹤立鸡群的人天生就是当主角的材料，但他身上的“范”实在不招人喜欢。
县城毕竟不同于乡下，学生思想复杂得像山野杂草。班里分成三派，一是以高永革为首的“正气派”;二是邓国庆为首的“捣蛋派”，而另一派属于逍遥派，两边不掺合，却被另两派竞相拉拢。两派势同水火，明里暗里斗得厉害，班主任不得不绞尽脑汁地去弹压，但肯定多偏袒“正气派”。我是一只乡下来的菜鸟，只愿做一个逍遥派。
“捣蛋派”学习成绩差，不守纪律，却个个讲义气。一旦谁或者谁的朋友遭人欺负，邓国庆会带领兄弟们一起上，直到把“仇家”打服为止。“捣蛋派”不光会打架，还挺会赶时髦，服装发型已经和社会上最前沿的流行趋势接轨，唱流行歌跳霹雳舞更不在话下。
班里女同学表面上对邓国庆敬而远之，却从不排斥邓国庆的琼瑶小说和“随身听”，经常向他借阅借听。那两年，谭咏麟、童安格、张雨生火得一塌糊涂，“随身听”也一道火得不行，按照小城那会儿消费水平，普通家庭哪里舍得给孩子买这种奢侈品?邓国庆在课间会时不是地故意把耳机拔掉，把“随身听”音量调到最大与同学们共享。
也许是为了拉拢我，邓国庆偶尔会慷慨地将随身听借给我听，我最喜欢童安格的歌，情歌王子的声音浓郁、婉转、优雅，极对我口味。
02
高永革也向我伸出橄榄枝，与邓国庆的随身听相比，这束橄榄枝份量太重。
高二下学期刚开始，一天课后，高永革把我喊到教室外一处僻静角落，一脸严肃地说：“校团委这学期要发展一批新团员，给我们班一个名额，我觉得你学习成绩还不错，上次作文竞赛还获得全校一等奖，理应作为发展对象来培养，想和你交换一下意见。”
交换意见?这通常是电影里两位领导之间对话时才有的台词，这个词一下把我抬到了半空中，令我飘飘然。那个年代，中学生入团好比大人入党，属于凤毛麟角，光荣至极，我们班目前仅班长高永革、副班长和汪小白三位是团员。
我自然懂得高永革话里的份量，对他迅即报以友好的笑容。高永革说：“你若没有意见，这两天你写一份入团申请书交给我。”高永革紧接着将面孔板起：“这三个月是考察期，我还要抽空去你家做一次家访。希望你在这期间严格要求自己，主动向团组织靠拢，远离落后分子。”高永革这话冠冕堂皇，不过其言外之意我了然于胸。
一个星期天，高永革如约来到我家，他的出现给了我强烈的压迫感，我忐忑不安地等待这个家伙给我上政治课。没想到高永革到我家后，还没进入正题就一下子被我爸书房里的书吸引住，两个眼球不停地在书架上踅摸，不住地惊叹：“除在图书馆，我从未见过谁家有过这么多书，难怪你作文那么好，原来是家传啊。”
我爸在中学教历史兼政治，几十年里积累了不少书，我闲极无聊时会钻进爸爸书房，不管看懂看不懂一律囫囵吞枣地乱翻。我最爱翻那些历史专业书，当然，我也会趁爸妈不在家，偷偷研究《农村医疗实用手册》里的人体图解，从中我搞清了男女的不同。
以前我老觉得高永革冷漠而坚硬，没料到书竟让他兴奋得像个儿童，他在书房里的表现使我感到他并非如想像中那么坚硬。
高永革尽挑些《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之类的政治书籍，我暗笑这家伙挺会装逼，忙问他：“为什么对这些书感兴趣?读得懂吗?”他的回答一点不像是开玩笑：“我们将来要成为马列主义者，怎能不研究一点?”
那个下午，我们谈天说地，东拉西扯，和入团扯不上半毛钱关系。我们迅速了解彼此，甚至惺惺相惜。临走前，高永革提出要借一本书，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小时候，我乱借书给同学，往往有借无还，常挨老爸揍。我想既然和高永革交上朋友，即使挨老爸揍也值。
03
汪小白不仅皮肤白，身体又圆又鼓，举手投足间魅气逼人，我天天和她坐在一起，免不了老走神。汪小白在班里人缘极好，不管是高永革还是邓国庆，汪小白都能和他们搭上话，每每见到汪小白与他们说话，我内心会泛起阵阵酸意来。
元旦前，我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与高永革的关系也因此迅速升温。为表达谢意，我决定元旦假期去他家回访。
在高文革家，他给我欣赏他收藏的邮票、各类获奖的素描作品，还在他家后院给我表演武术套路，他太多才多艺，不由得我不佩服。
高永革表演完武术套路后，我惊讶地发现，他左手食指缺一半，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沉下脸，不理我。我感到不快：“什么秘密无法说啊，朋友之间是不应该有秘密的?”他沉默良久，才不情愿地说：“那行，我告诉你这个秘密，你也要告诉我一个，我们都保证不对外说。”
建立友谊的办法就是交换秘密，这似乎是全世界通用的办法，历史上那些名人之间的伟大友谊往往均是从交换秘密来开启。
高永革告诉我，他和邓国庆的父母都是县政府同事，两家都住在黄县政府大院里，本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小学四年级那年，高永革和邓国庆一起进了县体委办的业余武术队，相比较而言，高永革更优秀，每次队里举行教学比赛，高永革是无可争议的全能冠军。
小学毕业那个暑假，地区举办武术夏令营，按照地区体委文件要求，给黄县一个参加名额，各县要先选拔再上报，黄县武术队为图省事，没有安排选拔赛，直接把政府办主任的儿子邓国庆报上去。青春年少样样红的高永革忍不下这口气，一封举报信告到地区体委，地区体委经过调查核实，最终取消该县参加资格。这件事在县里引起轩然大波，县体委和武术队颜面尽失，高永革与邓国庆从此变成冤家对头，高永革爸爸是邓国庆爸爸的下属，关系微妙无需明说。
高永革爸爸把满腔怒火发泄在儿子身上，回到家抄起一根棍子往高永革身上猛揍。高永革学过武术，反应比一般人敏捷，下意识地用手去挡袭来的棍子，棍子打在高永革手上。那一棍子力道并不大，假如高永革选择躲避而不是迎挡，不至于受到那么大的撞击。就这么看似随意的一击，高永革的左手无名指却骨折了，高永革偏偏不哭不叫，强忍着痛。结果伤指一天比一天红肿，最终蔓延到整个左手，高永革父母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再将高永革送到医院已经迟了，医生说，那个无名指必须截肢，再拖下去恐怕连整个左手都保不住……
听完叙述，我浑身冒汗，再看高永革越发地像许云峰、刘胡兰了。我小心地问他：“你恨你爸爸吗?”高永革从鼻子里哼出一句：“哼，一个小公务员而已。”那时“公务员”一词不像现在这样尊贵，它只是契诃夫笔下一个萎琐的基层公务人员形象。
既然他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我，我不再扭捏，把潜藏内心已久的秘密告诉了他：我喜欢汪小白。
话一出口，高永革瞪圆了眼睛，半天挤出一句话：“汪小白喜欢你吗?”我不好意思说不了解，只好模棱两可地回道：“谁知道呢?”高永革长长吁一口气：“原来你是单相思啊，共青团员是不可以早恋的。”
04
八十年代的生活并非如歌里唱的那样到处充满阳光，黄县县城不大，不知从何时起，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帮派纷纷冒出来，天天聚众约架，更将势力延伸到中学里，把那些不知到天高地厚的半大孩子拉进江湖。
一转眼到了高二下，邓国庆加入了青龙帮，书包里常常藏一把匕首，只要青龙帮召唤，他会毫不犹豫逃课去助战，几天不见，要么胳膊上缠着绷带，要么头上裹着一圈纱布。邓国庆有武术功底，在无数次血雨腥风的江湖争霸中，打出了自己的名气。然而，他却在班级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寂，因为大多数同学开始为一年后的高考感到焦虑，甚至以往跟在他屁股后面的众多小兄弟也装模作样捡起荒疏的课本来。但邓国庆不在乎，他依然会把随身听拿到教室里播放，或在教室最后一排孤独地唱着歌，富有磁性的歌声很能吸引女生们，她们往往听得十分投入，尤其是汪小白。
“后山事件”提前结束了邓国庆的高中学业。
一中位于县城郊区，从正门出去必须绕大老远才能到县城中心。好在从学校后门是一座小山，翻过山是县城中心，可省去不少时间，走读的同学们一天四趟基本上从这座后山的小路往返。
邓国庆在江湖上的名气与日俱增，仇敌自然少不了，小混混们决定在一中后山收拾他。邓国庆听到风声后，防范工作做得好，小混混们一时无法得手。多日伏击不成，小混混们不免心浮气躁，便开始拿邓国庆的同学撒气，他们注意到了汪小白，十七八岁小姑娘很少能像汪小白那样凹凸有致，汪小白因早熟带来的女人味透出一股说不清的魅力。小混混们最初只是以轻佻的语言挑逗，进而发展到凑近骚扰。
“后山事件”的详情我是事后听说的，那一天下午课后紧接着开了一节班会，散会后已夕阳西下。包括高永革、汪小白在内的男女十几个同学结伴回家，在半山腰与那帮小混混们不期而遇，小混混们亮出刀子将汪小白围在中间，女同学和胆小的男同学鞋底抹油全遛了，仅剩下高永革和另两位班干部继续与小混混们周旋，就在小混混们要对汪小白动手动脚时。邓国庆带着几个同伴如神兵天降，双方马上陷入混战，而高永革趁机拉起汪小白的手向山下狂奔……
据说当派出所警察赶到斗殴现场时，一名小混混已身受重伤，包括邓国庆在内的七八个人全挂了花，那个受重伤的小混混经过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总算没酿成恶性刑事案件。之后几天，派出所警察三番两次来学校里调查，最终将邓国庆的行为定性为见义勇为，批评教育一顿后随即给放了出来，而那几个犯过前科的小混混全被送进看守所等待公诉。
“后山事件”后，邓国庆再没来上学，已是副县长的爸爸为他提前申请到高中毕业证，凭借这张毕业证，一副好身体，冬季来临前邓国庆参了军。
邓国庆临走前，把随身听和磁带一并送给我，无限感慨地说：“部队上不许带这些，既然你喜欢就送给你，你是这个班唯一瞧得起我的人。”
我说：“不，至少还有另一个。”
邓国庆眼睛一亮：“谁?”
我说：“汪小白，她跟我说过她佩服你。”
邓国庆沉思片刻后问我：“仇大明，你说实话，你喜欢汪小白吗?”
我知道邓国庆暗地里喜欢她，犹豫一下最终点点头。
邓国庆拍拍我的肩膀像是赞赏地说：“你比较实诚，不像高永革那么虚伪，他明明喜欢汪小白，却非要装出正人君子的模样。”
我惊呼道：“高永革?他怎么会?他可是马列主义者啊。”
邓国庆愤愤地说：“屁，他是一个伪君子。”
05
邓国庆离开后，“捣蛋派”随即土崩瓦解，但高永革也未能实现在班里一统天下，因为在深受武侠小说熏陶的同学们认为，在后山事件里，邓国庆的行为堪比大侠，高永革的表现和临阵脱逃没什么区别。后山事件掀起的风波没多久便平息下来，毕竟高考压力一天天逼近，茫然和忧伤迅即接管了大家的情绪。
我继续迷恋童安格的歌，每次我唱起《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汪小白会出神地聆听，正像当初他聆听邓国庆唱歌一样。少女出神的模样最是迷人，她听着歌，我望着她，都沉醉了。
1989年新年悄悄临近，一向古板的班主任格外地开恩，破天荒地决定举办一次新迎年晚会。
一天，高永革找到我，他说家里刚买一台录音机，希望我将那盒童安格专辑借给他听，试试机子。
高永革身上在悄悄发生变化，尽管举手投足依然是那样正气凛然，“古董”气却少了许多。很少见他穿再那两件蓝绿两色中山装，而是换上了夹克或运动衫，黑塑料镜框换成金属边镜框，总把脸颊的胡须刮得精光，这反倒给人一种莫名的滑稽感。
对于高永革的要求，我没往深处考虑就答应了。
晚会上，大家自报节目，即兴表演。我准备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我最拿手，但主要目的是我想唱给汪小白听。轮到高永革表演，我本以为他会表演一组武术套路或诗朗诵之类，结果他居然也唱起《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五音不全的他一副自信的样子，边唱边凝视着汪小白，简直是赤裸裸的表白啊。我明白他向我借磁带的原因了，邓国庆说的没错：高永革是成色十足的伪君子。
我无心再唱下去，愤然离开现场。
06
高永革的高大形象在我心目中开始坍塌，这要比他喜欢汪小白本身更为严重。我决定找高永革谈谈，我得告诉他，汪小白那样的“妖精”不适合高永革，就算喜欢女孩子，也要选择林道静或金环那样的。
我和高永革谈话最终陷入僵局，谁都无法将对方说服，于是我们打起一个赌。我们约定，谁考上大学，谁优先追求汪小白;如果两人同时考上大学，谁考得大学好，谁优先追求汪小白。
按照一中往年高考记录，平均每个班最多不会超过十人能考上大学，我和高永革虽能跻身班级前十，谁也不敢讲手拿把攥。
为战胜高永革，我不顾爸妈反对，决定走体育生这条路，在我眼里这是一条捷径，每年校运会上的表现证明我是具备体育天赋的。体育生高考文化课分数线不高，我自信可以轻松过关，我只需要努把力把体育成绩练上去就行。
高考一天天地临近，其他同学在教室里面对厚厚的试卷奋笔疾书，我则在田径场上挥汗如雨。我和高永革为同一个秘密同一个目标冲刺，而汪小白则浑然不觉。
1989年7月7日前的两个月，到了我们那一届高中的最后时刻，操场边柳树上的知了叫得一天比一天欢，空气愈加燥热，令人透不过气。两个月后的高考大战，不会有几个人能全身而退，吝啬的录取率将会把大多数人挤出这场残酷竞争。
空前的焦虑压抑着每个人，我们那一代人不晓得在高压下怎样发泄，寄情于汪国真和流行歌曲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那两个月里，同学们全成了诗人与歌星，整日里一边没完没了地刷着试题，一边疯狂地哼着连不成串的歌。
几乎没人会把一首歌完整地唱完，大家苦中作乐相互调侃。这位唱：我的未来不是梦…… 立马会引来嘲笑：怎么不是梦?是噩梦!那位唱：向天空大声喊，我爱你……，一瞬间会招到围攻：你爱谁，你敢喊吗?当有人唱起《狼》时，突然引起大家内心的共鸣，跟着一起和起来：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
我只会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目的是希望引起汪小白注意，很遗憾，她大概不再对这首歌感兴趣，只是一天到晚头也不抬地刷题。
07
七月七、八、九三天一过，人生分野便拉开序幕，太多人的记忆从此被分割，正如班主任临考前反复啰嗦的那样：“你们将天各一方，命运也将千差万别。”
高永革压线考上省城A大的三年制大专专业，汪小白则被省城的师范学院录取。我太不走运，由于在训练中不慎受伤，在八月初的全省高考体育加试中打了封闭针进入运动场，顺利完成前三个项目后，我最终倒在最后一项，800米跑的终点线前……
极度膨胀之后一定是极度自卑，特别是在“情敌”的胜利衬托之下，我的失败更显悲壮。
高永革和汪小白在去大学报到之前，分别来过我家，我早早地吩咐过爸妈，找借口让他们吃了闭门羹，他们的出现无疑只会加深我的伤口。
一年后，我通过复读考上省内一所师专，由于心里始终有口气郁结，我把能够利用的课余时间全用在备战考研上。师专毕业后第二年，我接到一所国内著名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我在精神上仍然是个失败者，那几年我不止一次收到过高永革、汪小白给我寄的信，我一眼未看就扔了。无数个不眠之夜，高永革与汪小白在大学校园里花前月下手牵手的情景总会跳进脑海里刺痛我。
好在时间无敌，当我拿到硕士学位证书，高中阶段那段过往化为衣服上的旧迹，不注意已不那么清晰，我甚至常把这些作为笑话讲给室友听，在远大前程面前，苦涩青春已经不值得一提。
08
不知不觉进入二十一世纪，如一首歌里所唱：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
新时代里，新旧交替不再那么从容，旧的没变旧，新的就迫不及待登场，新买的自行车没用上两年就为摩托车、私家车所代替，前两年安装的家庭电话，新鲜劲未消退，手机就出现了;互联网普及了，痴痴地坐于灯下手写的家信成了遗落在草丛中的纸屑，有了QQ和手机短信，按一下发送键，就能迅速抵达，没有字斟句酌，更没有犹豫和扭捏;高速公路遍地皆是，从黄县打个盹儿的功夫便可到达省城。
再次见到高永革已是高中毕业的十年后了。
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在省城一家电视台工作。记者这份职业使我大开眼界，世故与圆滑也在心底逐日增厚。我听说过高永革和汪小白都在省城，却从未考虑主动去联系他们。
一天晚上值班，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雄浑的乡音直冲我脑门：“是仇大记者吧?”刹那间我判断出此人必是高永革，如此中气十足的语气不是他还能有谁?我实在不想理会他，无奈他把我逼到墙角，我不得不换上一副笑脸去对付这个昔日“情敌”。电话那头，他约我第二天出来吃饭，我无法推拖，硬着头皮应下来。
第二天下班后，我来到高永革说的那个酒店，高永革早早在一间小包间里静候我，见我进来，他热情地张开双臂拥抱我，那一刻，恍如隔世。
高永革中学时就少年老成，眼前的他更显老相，皮肤仍旧那么黑，脸上的胡子茬比以前更多，才三十挂零，发际线已往后缩了不少，体型胖了一圈，说他五十岁估计肯定有人会信。高永革天生官相，发福后的身材更显威武，只有寒酸的服装暴露了高永革的现状：混得不怎么样。
酒过三旬，过去的隔膜迅速被酒精烧化。我们一起回味年少时的友谊，畅谈十年来各自己经历，虽然各自过滤不少酸甜苦辣的味道，但基本事实还是不掺杂任何水分的。从他的叙述里我了解到，在我苦苦挣扎的这十年，他并非一帆风顺。
高永革A大毕业后，分配到省测绘局办公室工作，测绘局属于纯粹的事业单位，日子不咸不淡，工资到月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如果按部就班，高永革从科级干到处级退休没有任何问题。但他进测绘局工作三年后，也就是我刚上研究生那会儿，办公桌后的那张椅子已经稳不住他的屁股了。
那几年流行停薪留职下海经商，无论是父母动之以情的苦劝还是单位领导晓之以理的挽留，都没有动摇高永革下海的决心，经历三年不成功的体验后，高永革重新回到测绘局，但办公室里的那张大有前途桌子已不再属于他。
我为他感到惋惜：“你性格并不适合下海经商，为什么不考虑在测绘局脚踏实地走下去呢?”
他摇摇头：“你知道我的性格，测绘局办公室里机关重重，处处需要变通，也未必一定适合我。”
我理解不透这些话的真意，他也不想继续将这个话题进行下去，将话锋一转：“你和汪小白联系上了吗?……”
这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我一直避谈汪小白，就是怕引起彼此尴尬，等我琢磨出话中的意思后，情不自禁地大笑不已：“怎么?我以为你和汪小白的孩子满地跑了哩。”
高永革叹口气说，刚上大学那会儿，确实追过汪小白，可汪小白始终没看上他。他告诉我，三年前，汪小白和邓国庆结为夫妻，邓国庆从部队退役后，利用他老爸的关系在黄县开一家医药公司，眼下已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汪小白师范学院毕业后进了教育局当公务员，前不久刚刚晋升为科长。
高永革酸酸地说：“夫妻俩一个从政一个从商，名利双收，珠联璧合。回想我们当初，真够傻的。”
我没吱声，只重重地点了点头。
09
那次重逢，我和高永革一起埋葬过去的芥蒂，来往逐渐多起来。
我在事业上顺风顺水，有了自信的底气，便建起同学群，主动联系起散落在省城各地的同学们，作为群主，我隔三差五主动组织饭局邀同学们聚会。同学们多年不见，再次见面，便如蜡封的酒坛被揭开，彼此的面容从里流淌出来，既新鲜又浓烈，带着独属于他们记忆的气味，其实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人了。
我、高永革、邓国庆、汪小白会经常在饭局上碰面，推杯换盏之际，欢声笑语之间，某些往事仿佛从未发生过。
这样的聚会呈现出五年盛景，同学们隔三差五，轮留作东。最初时，大家还恭维高永革，尊称他为老班长，再往后没人再提那些遥远的少年往事了。本是纯粹同学聚会，还偶尔夹杂着一些不相识的人，变成交换某种潜在利益的名利圈。
岁月在一个个的酒局里流淌，该结婚的结婚了，该挣钱的挣钱了，该升官升官了。这是人生的必然，也是在酒桌上可以炫耀的资本。高永革始终没什么变化，也拿不出什么东西与大家分享。酒桌上犹如一个局，只有一两个人才是主角，高永革和大多数人一样更多地扮演着聆听者的角色。
一次聚会，高永革为显示他的幽默，把他“珍藏”多年的高中考试成绩单亮出来，半开玩笑地调侃：大家都来检阅检阅自己当年的光荣纪录啊。
这种老“古董”确实吸引人，不过大家看到成绩单上的排名后，发现除了高永革，自已的成绩不忍卒睹，自我解嘲一番后，心里不免产生异样的感觉。
10
一晃又一个十年过去，四十岁后，同学聚会日趋减少，慢慢地，我们一个月见一次，几个月见一次，再到一年也见不到几次，对自己身上发生一切渐渐失去及时和对方倾诉的兴趣。我们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见个面无非是见着几张熟悉的面孔，高中时代残留下来的悬念在一个个饭局中已失去新鲜，再久就无味了。
本就不多的同学聚会，不再见到邓国庆的身影，据说他因为有了外遇和汪小白离婚了。仍然单身的高永革总是找各种借口缺席，他不在时，这很容易成为同学们的话题，大家说他仍然恋着汪小白，有意撮合他俩。
有一次聚会，趁高永革缺席，一位同学旧事重提，汪小白极不耐烦，将同学们的好意否决：“高永革说他曾追求过我，他那叫什么追?上大学那会儿，他倒是约过我几次在校园里轧路，记不清我们一起走过多长的路，我只记得他总像个政委似的给我做报告，从未表白过什么。他什么心思我心里明镜似的，不就是想叫我主动投怀送抱吗?如果他真的爱我，连这点架子都放不下吗?他爱的只有他自己。”
那天汪小白喝得较多，一扫机关干部的矜持，将离婚女人常见的那种幽怨都吐了出来：“男人啊都是心口不一，只爱自己的主。”
这话打击面太大，在座的男同学面面相觑。忽然，汪小白醉意朦胧地指着我：“刁大明，我说错了吗?当初你高考失利，至于一面不见吗?我给你写过那么多信你竟然一封也不回，为维护你那可怜的自尊，你在歌里唱的那些爱啊情啊的怎么会全成屁话了呢?”
说完，汪小白掩面痛哭，幸好女同学们纷纷上前劝慰她，无人注意我通红的脸和脖子。
11
时代以“加速度”方式向前飞奔着，令人目不暇接，晕头转向。在功名利禄的快车道上，人们被高度的警觉与不断加码的追逐弄得身心俱疲，焦虑不堪，连睡眠也不得安生。
我和高永革一年里鲜有见面机会，仅在春节的短信问候中还能彼此打个招呼。眼见高永革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再联想起他曾经意气风发的模样，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他的一生就这样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不好说他现在过得多潦倒，但他显然已经被时代边缘化，而且他似乎并不想着去急于改变。
我想帮帮他，决定先去他住所看看。当我在电话里提出这个要求时，他起初并不太情愿，架不住我一再坚持，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
高永革住在测绘局大院里，准确地说那算不上是家，他没成家，单位仅分一个单间给他。宿舍在一幢两层青砖墙大楼里，这种苏式建筑在城市里已经难得一见。时代步伐一天快过一天的当下，测绘局这种单位仍然如隐士般沉重地跟着时代跑，连办公楼、员工宿舍也从里到外透着陈旧的气息。
对于我的到访，高永革从心里是抵触的，他一定是怕我看穿他的老底。那些年正值房地产开发高潮，房价并不算高，稍微有点积蓄的早已买下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产了，甚至购买第二套房的人也大有人在，谁会像他那样坐等单位不靠谱的福利政策?见面后，他说了一大堆关于房子的话，尽是抱怨、惋惜，又说现在这套宿舍不久要拆迁，到时候他便能分到一套两居室云云。
我不耐烦地打断他：“我今天来不和你谈什么房子，我想谈谈你的婚姻大事。”
当晚，在测绘局大院外一个火锅店里，我俩边喝边聊，我单刀直入：“老大不小奔五的人了，为什么不成个家?难道还惦记着汪小白?”
高永革一挥手打断我：“那事早翻篇了。”
我说：“生活就这回事，结婚不过是给自己找一个情感上的依靠罢了，再说，老这样单身，你每天下班回到宿舍不寂寞吗?”
他一脸的不屑：“我特别忙，哪有那么闲?我一直在考律师证，以后准备兼职做个律师。闲的话我有一帮麻友，熬个通宵也没问题啊，怎么会寂寞?”
我建议道：“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谈好了就抓紧结婚吧，老这样不算事啊。”
他有些玩世不恭地应付我：“行啊，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可不愿随便凑和，况且我并不缺女人，真的。”
我无言以对，呆望着面前这位不修边幅的油腻中年，这还是那个口口声声要当马列主义者的人吗?
12
我给高永革介绍过三个大龄女青年，最终一个没谈成，这完全在意料之中。我从此打消这个念头，我们再也不是高中同学那些年，做到心无旁鹜，把友谊看得无比重要，在彼此身上寄托沉重的情感;也不是我们高中同在一个班级时，每天分享彼此的事情，观察对方细微的情绪变化。
既然生活把我们推入到完全不同境地，只好随他去。
四十五岁那年春节刚过，同学间传来消息，高永革得了癌症。我给他打电话求证时，他已经在省城一家二流医院刚刚做完手术。我赶紧过去探望他，在病床上，术后不久的他十分虚弱，原本黝黑的皮肤竟是煞白。
我问他：究竟是什么状况?
他说：单位体检时查出来的，胃癌早期，幸好手术倒挺成功。
我叹口气道：这么会这样?
他说：医生说也许是长期生活无规律所致，我觉得说不定就是天注定的。
我说：别胡说，为什么不选择省城最好的医院治疗?
他说：水平应该差不到哪里去吧，这家费用便宜些。
我摇摇头：这种事情怎么好图便宜呢?你太不拿自己当回事!
在医院里，我看他精神状态还行，便跟他多聊了几句，劝他出院后抓紧时间成个家，生活上有个伴也好相互照应。
正和他聊在兴头上，他的主治医生走过来，告诉高永革下周就可以出院，叮嘱他出院后仍然不要大意，按时服药、复查，尤其是生活得有规律。
听说快要出院，高永革来了精神，他说：“身体康复后，我一定得重新规划生活，不再胡混了。我的律师证已经拿到，准备找一家律师所合作，做一个兼职律师;再认认真真地谈一次恋爱，单位分的房子已经拿到钥匙，的确需要一个女人来主持。”
高永革出院半年后，我通过人脉资源给他介绍过几家律师事务所，他面试的效果并不好。好不容易一家律所看我的面子愿意接纳他，却只给他一些离婚、交通事故之类的小案子，这大概是新入行的菜鸟们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干了不到半年，高永革借故离开了，这同样在我意料之中。
后面大约有大半年的光景他未再联系我，我又忍不住牵挂他了，癌症患者术后的恢复调养至关重要，他目前的生活谁来照顾呢?他生在一个基层干部家庭，父母平日里对子女的严管多于关爱，高永革上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生活几乎没有同步过，彼此各自奔前程，成年即意味陌路。
我没打招呼，径直去了测绘局大院。
我手拎水果篮还未走近他的宿舍门口，老远就听到噼里啪啦的麻将声，轻轻推开门，浓重的烟味迎面扑过来，我透过烟幕，看到最里面那位正是高永革。
见我不约而至且面带愠色，高永革有些手足无措，讪笑着，目光躲躲闪闲。我把水果篮放在桌上，冷冷地说一句：“不打搅你们玩，你尚在恢复期，还是多注意休息。”说完，头不回地自顾离去，我发誓不再去理会他，谁会有足够的耐心去教一个瘸子走路?
转眼半年过去了，春节刚过，省城大街小巷里喜庆的气息仍未消退，已隐约闻到春天的味道。某天深夜，我收到高永革手机发来的短信：同学们，感谢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衷心祝福你们!
这些文字触目惊心，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的全身。
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我拔通高永革的手机，接我电话的是一位声音低沉的男人，背景里传来嘈杂的声音以及女人低低的啜泣声。
电话那头的男人自我介绍是高永革哥哥高文革，他告诉我，高永革已于昨天傍晚去世，高永革临终前嘱托哥哥替他向所有的同学群发短信致谢。他说，高永革第一次手术后疏于定期复查，也不注意保养，结果癌细胞扩散，症状加剧后，转到省立医院坚持一个多月，终于还是走了……
13
我从思绪中回过神，再看面前那盒与废物无异的磁带，内心隐隐作起痛来：我们曾经倍加珍视的东西现今还剩下多少会在心灵深处继续闪光呢?
省城的初春变幻无常，下班回家路上，风越来越大，雨越下越欢。雨水齐刷刷地朝着车前的挡风玻璃倾泻下来，形成一个雨帘，我无法看清外面，借着灯光，密集四溅的水珠蕴含着不同光彩。车流如蜗牛般走走停停，我心烦意乱，从手机里调出《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久违的旋律不断将往事从内心里勾起，只是记忆变得和车窗外世界一样模糊不清，那些同学的面孔如走马灯般再次浮现在脑海里，或成熟或天真，或矜持或卑微，一时竟想不起谁是谁了……
回到家里，我找到尘封已久的相册，翻出高中同学毕业合影，仔细地凝视，照片上的形象又清晰起来，高永革还是一身正气的样子，再看其他同学，不一样的神情，却是一样的青春年少。
我很想问他们：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们唱的那些歌?
回答我的只有车外淅淅沥沥的夜雨声。
(小说乃虚构，如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