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母亲突然说，咱们家周围住的净是疯子。我知道，她说这话别有用意，因此我没附和她。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登高坡，那儿是一个高冈，可以垂直地俯瞰脚下，四周住户簇拥我们如众星捧月，当然也包括那些奔波不停的疯子。他们像拧满了弦的发条，不安分地时刻迈步走动。我经常听到大人们张疯子、李疯子地谈来论去，却对不上号，也不明白是啥意思。
等到大了，才知道我们这个院子有好几个疯子，比如马疯子。他原来在邻近城市的一所大学敲钟，因为自由恋爱，硬是被家人强行调了回来。在那一刻，他被彻底篡改了，为自己敲响了晚钟，开始了漫长的苦役。从此，他失足于错乱的钟声中，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还有段疯子。他是人生这盘棋上一枚趟过河的卒子，永不回头地恋上了酒，在狂热依赖中丢掉了清醒。他的家人常常将他一个人锁进一间屋中，塞给他一瓶酒，放任他一饮而尽后胡乱砸那些伤痕累累的铁制生活用具，乒乒乓乓的声响撞击着空荡坚硬的四壁。有时到黑夜他会孤独地拉起二胡，凄怨伤感的曲调惹得不少人心里难受，像生了霉长了毛一样。
一个不经意的错误、挫折，甚至打击，轻而易举地篡改了一个人，释放出潜伏在他心灵深处的无数魔鬼，将他的人生轨迹掉转方向，朝着相反方向倒退，直至回到另一个起点。他的命运也在一瞬间被撕裂，像那种最脆弱的绵纸，一旦支离破碎，就无法复原。
这些人让我们避而远之，陷我们于他们的汪洋大海或天罗地网当中，左冲右突不得解围，灰溜溜地如夹尾之狗。
在他们眼里，我们是不正常的人。
在我们眼里，他们是不正常的人。
正像一个人站在桥上看风景，同时被另一个人当成风景看，两个人看到的都是不完整的自己。
乳房
我早到一步，坐上了左边临窗的位子。
她迟到一步，坐在了我的身旁。
我没说话，旁若无她。她开口了，要我跟她换位子。我没搭理她，她也不恼，自顾自地唱起了英语字母歌，a-b-c-d-e……唱了不到一半，她停下了，旁若无我地开始从下往上脱套头衫。露出了洁白干净的肌肤，紧接着是两只乳房，小巧玲珑，结实圆润，闪烁着耀眼的白。她没戴胸罩，这让两只乳房随着套头衫的缓缓上升，像受惊的兔子跳了出来。我看了一眼，马上烫着了似的移开了视线。我清楚，在我的前后左右，许多这样的眼睛，他们如饥似渴地读着她，像读一本未成年的书。我有些羞愧，如坐针毡，为这突如其来的暴露殃及自己。
她终于脱掉了套头衫。脸上轻松愉快，甚至有些兴奋，全然不顾后背那片洁白与前胸那两只小兔子，像吸水纸吸引了许多迷离多汁的目光。
我中途下了车。她可以坐上那个临窗的位子，一路唱着字母歌到终点。我想象着她这样猝然空降似的出现在闹市，就像烧得通红的铁块投入沸水，激起了弥天的混乱与骚动。只是不知她认得不认得回家的路?
邮政局里外两重天。里面冷气清凉，恰到好处，外头骄阳似火，热浪袭人。
她像苍蝇一样被轰赶了出来，栖身在落地玻璃底下，与里面隔着一面透明的墙。玻璃沉默地挤压和映照使她塌陷变形了，她将扁扁的脸紧贴玻璃，手像吸盘抓住上面的影子，内心充满了欲望似的渴望，——对近在咫尺的冷。
她头顶扎上了红毛线，万白丛中一点红，熬白了的发被毛线简单缠绕，血红得刺我眼睛，像献给岁月的一道祭礼。我不止一次在集市上碰到过她，她不是偎在卖桃的跟前，就是站到卖瓜的眼前，小心翼翼近乎讨好地向人讨要一个桃或一个瓜。但她总是被人疯子呀疯子地叫来唤去，像苍蝇穿过躲闪的人群，被从这头赶到那头，又赶了回来，两手空空。
她敞开衣襟，袒露乳房，古铜色的，与身体一样，像土地的肤色。她的乳房下垂，一天天地走向干瘪枯萎，此刻像被什么吸引住了，牵坠着她俯向土地，面对熟视无睹的人流。
她随身带着几个大包袱，里面塞满了废纸、废塑料、废瓶子，等等，这方便她可以随时肩扛加拖拽着它们到处流浪，同时让她变得无限单薄与瘦小，就像被大山压迫着生根似的陷入地下，又不得不被艰难地推进着向前滚动。
看到她旁若无人地晾着乳房，我相信她曾经如花似玉的乳房果实累累，汁液鲜美，哺育过许多灯盏似的乳名，他们都曾经张开贪婪的嘴巴，像吸管插入她身体，吮吸尽最后一滴乳汁，熬油为灯地点亮了她贫穷而欢乐的时光。
但现在，我唯愿替她扣上最后一粒纽扣，让她在阳光下保留最后一份母亲的尊严。
刀子
刀子是用来被叙述的。
我的同学洋，穿着朴素，老实木讷，满脸胡子拉碴，像一颗沉睡在毛茸茸壳里的栗子。但谁都想不到，在他体内竟然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力量，燃烧着如此疯狂的火焰。
故事从他分配到某乡镇中学开始。生存环境的落差，远离县城的孤寂，让他犹如困兽苦闷不安。而在县城谈的女朋友见他迟迟调不进城，恰在这时提出了分手，他脆弱如纸的心灵一下子断裂了，他守着一个人莫大的孤独如一只封闭的瓶子，在日复一日手淫的火焰中燃烧自己，不等冷却下来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燃烧，而后一头钻进狭窄如线的牛角尖里，将所有的愤懑与怨气统统迁怒于乡教办主任——一个根本无力改变他进城命运的人。他怀揣着刀子捅中了乡教办主任。那一刹那，他被篡改了，体内洪水似的病症摧枯拉朽破堤冲出。他被贴上了标签，划入了另类，像一瓶硫酸保留在正常人的对立面。
事后脱离危险的乡教办主任将他调到了一个最偏僻的农村小学。他像坐上了滑梯，从上往下一溜儿地滑呀滑，在头晕目眩中戛然停住了，睁开眼一看，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他在无数偶然中得到了放逐，在无数必然中得到了颠覆与解构，这让他浑浑噩噩地在世，却孤孤单单地与人隔绝，或许永远回头无岸。
林站在中关村街头。这个全中国跑得最快的地方之一，像一只强劲有力的钟摆，裹挟和带动着他不停地向前奔跑。这让他心生畏惧，但又不敢停下脚步，他是怕突然被惯性扑倒在自己的脚窝里，被随后追逼上来的脚步踩得粉碎。
一次被刀子改写的抢劫发生了。在街头，他先是看到一个人夹着一只黑色公文包，走出一种叫银行的建筑，另一个人从斜刺里像风冲了上去，紧接着眼前闪过了明晃晃的白光。随后雪亮的锋刃被红光遮盖了。他双眼中的太阳裂变成了无数个，但都血红似火，痛苦嚎叫。从此，他再也摆脱不掉这一瞬间，眼前红雾浓厚沉重，无边无际，像大幕泛起又落下。
又像反复交叠盛开的罪恶之花。
有时刀子在虚拟与想象中被霍霍磨快，跳跃着夺命亮光，无处不在地飞翔。
这时他们大脑深处已经质变了，心中悬着一把无形的刀子，从刀子出发一马平川地延伸通向了针、毒药、注射器，等等，——它们都代表着不同的谋杀。他们像一件件千疮百孔的内衣，被丢进超验和现实的漩涡中反复旋转，徒劳地挣扎，在自己精心营造的阴谋与恐惧中惶惶不可终日，直到像影子消失在影子中。
指挥
不要问他们从哪儿来。问了他们也说不清。
生活按部就班地伸出五个指头在我们眼前晃了晃，他们已经有些虚无地存在了，带着闹剧似的荒谬，在热闹的马路上和集市边，就像一根遽然畸形生长出来的多余的六指头。
比如，他站在这条主干道中间，俯瞰脚下流来流去的车子。他不高的个子，被紧紧地箍在了粉红色女式吊带内衣(当然是从垃圾中扒出的)中，吸引了许多丰富缤纷的目光。他不停地变换手势，“指挥”来往车辆，表情认真而严肃，却不说话，像一个真正的交警。那些车子远远地望见了他，因为肮脏的女式吊带内衣，和他不偏不倚地站立的中心位置。它们听从了他的“指挥”，纷纷减慢了速度，从他的左边往，右边来，秩序井然不乱。这让他很兴奋，也觉得过瘾，好像在“指挥”一支庞大繁忙的乐队各司其职地演奏，仿佛日渐伟岸的身影覆盖了整条长长的街道。
每一年六月的这几天都有人欢喜有人忧愁。它像荡着秋千揪紧了许多人的心，没有谁能够延缓或阻碍它前进的脚步。它总是势不可挡地不请自到，带着不紧不慢的惯性。
它就是高考。车流与人流汇合到一起，像声势浩大的洪峰，在考场外边搓起了巨大混乱的疙瘩。目光与目光相互推搡，身体与身体互相咒骂，仿佛许多火药桶交叉碰撞到一起，在焦灼与期盼中等待爆炸。
他适时奇迹似的出现了。他高高的个子，挺拔笔直，让某些人举头仰视。他戴着草绿色的棉帽，帽朵放下来护住了耳朵和脸庞，却遮不住一部打卷的浓密的大胡子。他穿着一身紧身迷彩服，袖口和裤脚都扎紧了，这让他像一根被绳索从头到脚五花大绑的柱子。他的帽子上、肩头和胳臂间缀满了花花绿绿的玩意儿，我理解他是将它们当成了勋章或其他与荣誉有关的东西，也许他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将军或元帅。他左手打一把花伞，右手持一把破烂蒲扇，左肩斜挎军用水壶，右肩斜挎军用书包，走起路来速度很快，雄赳赳气昂昂地仿佛正在抬腿跨过鸭绿江，一会儿就没了人影。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与他在街上猝然遭遇，不知为什么，看到他我眼前老闪现着另一个著名形象。
此刻他耸立在考场警戒线外的一个水泥台上，脚下猛然多了这么一块垫脚石，他仿佛拔地高大了许多，像一尊沉默无语的塑像，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儿。他反复上下托举着伞，左右挥舞着扇子，太阳从开始露出半边脸儿，就像蚊子叮上了他(谁叫他长得那么高，最先被阳光照亮呢?)，到了正午狠狠地咬住他，留下了深刻如伤口的痕迹。大门两旁警戒线内持枪挺立的武警战士面朝大路，冷漠无情，根本无视他的“指挥”。有人偶尔瞥见了他，悄悄地要另一个人看，在彼此会意的笑中，焦灼与紧张暂时分崩瓦解了，绷紧的神经暂时放松懈怠了，仿佛某些坚硬与庄严一瞬间被解构了。
他一直这样站立“指挥”。直到两天半后，全部考生像一阵风似的被车轮和脚步裹挟走了，仅仅丢下一座空楼。他才左手打伞，右手持扇，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十字路口，稍一犹豫，头也不回地一直向右……
但他们终究“指挥”不了自己。
某天，某个要人要来这座县城。他们大清早被从垃圾旁和废弃建筑里惊醒，被老鹰抓小鸡似的架起随手扔到警笛尖叫的囚车中，风驰电掣地开往城外，像皮球在车里抱头滚来滚去，撞得鼻青脸肿，浑身酸痛。
他们像垃圾被倒在了洛房桥上。这儿，向前一步是邻县，退后一步是本县。
直到傍晚，他们才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回县城，第二天重新准时“指挥”我们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的生活。
他们仿佛是一个个先知，将时间掐算得精确细致，滴水不漏，每一次都赶上远远地目送要人们的车队在警车开道中，做梦似的消失在暮色中。
言
谎言重复一千遍之后——仍然是谎言。
任何角落，我说的就是任何角落。在这个城市的任何角落，也许在我背后，也许在你楼下，也许在你身旁，诚的声音借助电波出其不意地设伏和捕捉着我，我在猝不及防中被他抓了现行，乖乖地作了他的耳朵。他总是在我就要将他遗忘时打电话给我，他超常的热情与非凡的激情，让我们之间的对话成为他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他太需要我这么一个听众了，确切地说，是这么一双忠实的耳朵，从叙述到叙述地聆听和分享他的“成功”与“快乐”。从这一次到下一次，他赶在我就要将他遗忘时，出其不意地设伏和捕捉了我，乖乖地作了他的耳朵。他翻来覆去地强化和加深着我的记忆，就像大圈套着小圈的年轮，——为了永不忘却的记忆。
他像一个烧炭党人，被热情驱动，被激情感染，滔滔不绝地牵来一条大江，上面漂浮的是谎花似的谎言——结不出最后的果实。他没意识到他正在玩着冒险的游戏，这让他如履薄冰，随时都可能掉入自己埋设的陷阱。他就像一个前言不搭后语的木桶，四下里漏着水，他疲于奔命地奔跑着堵漏，弄得自己狼狈不堪，手足无措，左右碰壁，却浑然不觉。试想想看，一个从身体内部往外到处“跑水”的人，怎么能堵得住自己泉涌似的高潮迭起的无数“伤口”呢?
他开始言语冲突，相互矛盾，叙述南辕北辙，在同一时间踏进了同一条河流，也许他根本就没意识到，继续将谎言进行到底，直到江枯石出。
他守着自己构筑的像肥皂泡一样虚幻的谎言，他被热情驱动，被激情感染，活在自己巍峨高大的影子中，坚信自己无所不能横扫天下，仿佛是自己的神与所有人的救世主。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内心空虚的沙漏，眼睁睁地被时光埋没和吞噬。
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住着一群特别的病人。
那个人，见到我，上前几步，对我说，你是×××，我是×××，我不喜欢你。
他没跟我握手，一副势不两立不甘同流合污的姿态，仿佛一个都不宽恕。我知道，他是将我当成了假想的对手。
他说的是现代中国两个最著名的对手，他们以国与共的名义合作与分裂，一辈子纠缠不清，恩怨分明，互为生死冤家，像一对天敌。
在精神病院，我不断碰到类似的人。他们无极限地在妄想中将自己放大，放大，再放大，直到成为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人。他们手握了点化万物的权杖，占有了富可敌国的金钱，也拥有了倾国倾城的美丽。所有这些，都被他们的热情与激情塑造，成为独一无二的唯一。
踏着铁管和铁板焊成的楼道，转过一个螺旋形的弯，通向病房。外间是医生值班室，宽敞幽深，从古旧的木地板缝隙里，灰尘们柔若无骨，列队在阳光下飘来浮去。打开两扇铁门，空荡荡的房间里摆着一张桌子，两条长凳。像得到了号令似的，一些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聚拢在我周围。这个问，大哥，有烟吗?那个也问，大哥，有烟吗?见我摇了摇头，他们失望地一哄散了，站到不远处望着我。我孤零零地坐在凳子上，被他们簇拥和包围，我没觉得害怕。这时我发现他们当中有一双眼睛特别明亮，在这双眼睛下面，我看到了一张年轻光洁的脸。从这双眼睛里面，我读不到绝望与失落，有的是属于天使的宁静与清澈，像童话那样纯净。我悄悄地带上门，在我心灵的底片上，永远凝固了那一刹那。
在紫藤架下或葡萄架下，他们穿着宽条纹的病号服，静静地坐在那儿，白亮的阳光在浓荫以外闪烁，偶尔穿透叶子泻到脸上，有些地方暗，有些地方亮，像那种老照片。架下时光清凉、安宁，每一个人表情平静，内心波澜不惊，仿佛睡熟了一样。
他们肉体的健全和通畅，与精神的残缺和障碍对立鲜明。他们一日三次地一把把吞服下大小药片，有时在寂静中捕捉得到一拨一拨的声音，在喧哗中感觉得到一把刀子或一柄锤子时刻从背后或头顶逼近自己。他们的痛苦是抽象的，可具体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就变成了一个个活生生的细节。他们丧失了与世界、与他人平等真诚地沟通的欲望，熄灭了热情，拒绝了关心，从幽闭的内心出发和蔓延，坚硬的隔阂像一堵墙。
想到了那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段子。它们无一例外地站在正常人的立场上，对病人们毫不留情地嘲讽、调侃与捉弄，将他们等同于零甚至负数。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那些段子像出自一个孩子之口，是不折不扣的童话，童真与童心尽在里面，从中可以读出孩子的全部世界。
而那些医院以外的人，疾病同样在他们体内投下了痕迹与隐喻，暗藏着的玄机在一瞬间释放了出来。比如搬起石头恶狠狠地砸向路面的甲，见了女人笑得无比纯真灿烂的乙;比如一年四季裸着上身却穿着裤子遮住最后羞耻像陀螺满县城旋转奔走的丙……他们分散在大街小巷，有时与我们迎面遭遇，他(她)往往会对我们友好地绽开笑容，我们却如临大敌，慌张地绕开了走。
与医院里面的人相比，他们同样被日常生活中无数普通事件修改，被我们无声无息地篡改着，我们不经意地就将他们放逐出了我们的生活，就像用橡皮不露声色地轻轻擦去了某些痕迹。
其实，又有谁想过，骨骼简单的“人”字究竟该怎样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