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没有改变的诸项习惯之一是随手涂写草稿，到了2005年学会电脑打字以后仍然如此：几页毛糙的白纸，碳素黑墨水，有机会就写，字迹潦草，东一句西一句，只有自己知道那些字词是什么意思——我不属于冯内古特所说的那种反对现代机器技术的勒德分子，我就是习惯用蘸水钢笔写作，似乎只有手腕急速运动，手指沾染墨水，笔尖与带有阻力的粗颗粒纸张的唰唰摩擦声中，我所需要的词语才会相继涌现，要怎么喷就怎么喷……草稿是秘密的，自娱的，要怎么喷就怎么喷，这是凯鲁亚克的说法，结果他把他的草稿公开了，我也一样;但我比他冷静，我写回忆录不是为了自娱，这是由那个被回忆的时代所决定的，回忆那个时代不具有自娱性。不过尽管如此，我专为这个回忆录而涂写草稿，确有那么一点点秘密的意味，这一年多来，凡有关它的绝大部分提纲与片段都在我的老家写就;老家，即在我的回忆录中一再提到的那个长乐路，它至今仍坐落原处安然无恙，这在今日剧变之上海堪称奇迹。我一坐回到那个房间，四十年前的往事纷至沓来，随着写作的深入，我越来越确信这是命中注定——这个沉睡的时代被我唤醒，想得起来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发生了第二次，它们掠过我眼帘;而那背景，则像远方传来的挽歌，黑色塞壬，使我握笔的手微微颤抖。
揣着写到一半的草稿去长乐路，就像克利带着一根线条去散步，我又坐在那里了，最后露面的是谁?数天前的一个上午，我把底楼房门打开，应我邀约，一毛老师用他的哈苏咔嚓咔嚓为这个等了他四十年的房间按动快门，他的本职是教数学，摄影只是一项业余爱好;时间停滞的幽暗客堂，天井荒芜，楼梯黑咕隆咚，堆满杂物的灶披间，在一毛的相机中重获生机，我的七十年代在这里被释放，我的罗陀斯……此刻，微弱烛光下，德普雷的弥撒曲，伦敦中世纪重唱团的素声咏叹在我耳畔回响，那是十五世纪的咏叹，短促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又算得了什么?唱片封套上是一幅灰绿加浅棕色的油画，基督怀抱十字架，胸口在滴血……有两个人由远而近，一前一后蹒跚而行，面目逐渐呈现，让我写下他们的名姓——张朝熹和张嘉君，一对父子，他们等不及，他们呼之欲出，快要到最后一幕了。
张嘉君大我一岁，1954年生，肖马，我儿时的玩伴;他的父亲张朝熹则小我父亲一岁，生于民国十一年。张朝熹与我父亲是潮州同乡，又是同窗，中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毕业即失业体质羸弱家国破碎，那是他们年轻时代最黑暗的日子。1949年张朝熹得了肺结核，为救朋友，我父亲向祖父借钱，祖父说肺结核是无底洞啊，你把他送到教会医院去吧!于是父亲将他的朋友就近送到一家教会医院(就是现在坐落在淮海中路陕西路工商银行一侧的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说这个病人看来不行了，快请神父来祷告吧……唉，我无法按顺序完整地叙述这个传奇经历，反正生死一线张朝熹皈依了基督，他别无选择，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彻底平静了，他读《圣经》，祈祷，赎罪，忏悔，等待死的降临和主的召唤。结果，主显灵了，他真的得救了，不是灵魂得救，而是身体得救了，他奇迹般地起死回生，而他的灵魂注定了还要继续受煎熬，受考验……是啊，头绪过于纷杂，我不应该偏离主题太远;但是，一个人的历史道路不会凭空形成，那些挫败、接连的不幸和突然叩门的死神，那个绝非意外的拯救和见证，决定了张朝熹此后的宿命之途，进而也决定了他们父子延迟到七十年代之后，以那样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与我相遇——秘密地向我母亲和姐姐，向我传福音，孜孜不倦的、恳切与迷狂的，甚至是过分唠叨、不怕冷落与被断然拒绝的。
嘉君性格腼腆羞涩不擅言词，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那样的教育，能有几个善于言词的呢……关于六十年代他们父子的模样，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不过我记得母亲要我叫张朝熹“叔叔”，我叫不出口，自作主张喊他“嘉君爸爸”。大姐说，“文革”之前张朝熹一家与我们家时有往来，嘉君毕竟太小，跟在他爸爸屁股后头形影不离，你当然记不得了。张朝熹给我的印象始于七十年代初，彼时严酷的清理阶级队伍已翻过血腥一页，风息浪止，他又出来活动了。印象深刻啊，张朝熹装束刻板一成不变：一件灰色旧中山装纽扣自下往上一直严严实实地扣到脖子根，拎只人造革拉链包，黑色橡胶套鞋，齐眉帽檐下架一副墨镜，这身让我想起《羊城暗哨》《秘密图纸》的打扮走在街头很容易引起小孩子们的注意。坦白地说，我当时有点儿烦他，不欢迎他的意外造访，虽然在那个年头，来客一般都是突然驾到的，没有私人电话，也不习惯专门写信预约，你开了门，就得让你的客人进入你的房间，你还得给你的客人(何况还是长辈呢)倒一杯白开水，即便没有像样的茶叶款待。
1974年春，嘉君频繁找我，不是为了和我谈耶稣，而是谈心。他在恋爱了，单相思地迷上了一个眼睫毛很长会拉手风琴的漂亮女孩。嘉君敏感内向，一直没有敢对那女孩正面表白，却以为那女孩已将他视为男友了。初次恋爱的嘉君患得患失，每当那女孩子情绪波动，忽冷忽热，疑似回避他疏远他，他就紧张，就心猿意马老盯着她问东问西，那女孩被他盯烦了就躲。“我又不是你的，凭什么来管我?”(嘉君模仿那个女孩的口气数落给我听)于是，即便再晚，彻夜难眠的嘉君会从新闸路沁园邨坐24路电车赶到长乐路敲我家门，要我给他分析分析，出出主意，我又有什么办法——那段时间里，嘉君唯有一次非常认真地讲述“上帝是存在的”这个命题，我记不清这个话题是如何引起的，也许他发现我的桌子上摆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他说我迷信自然科学。“应该信耶稣，”他有点激动，“达尔文和牛顿都是瞎说的，人要是猴子变的，那就应该所有的猴子都会变成人，要是生物是进化的，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低等生物?人是上帝造的，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牛顿的第一推动力就是指上帝……宇宙不可能是自然进化的，它是被设计出来的……”我和他争辩，我说宇宙一直就有的，不需要创造，如果有一个宇宙创造者，那么这个创造者又是谁创造的呢?嘉君并不听我这套逻辑，他指了指他手腕上的手表问我：“手表是人设计的吧，但是宇宙比手表好好要复杂了吧?”我回答是的呀，怎么啦，他接着说，“你把一块手表拆了，顶多一百多个零件，把那些零件放在一只盒子里，你就是把这只装着手表零件的盒子摇晃一万年，那堆手表零件也变不成手表……世界一定是被造物主精心装配出来的，不可能是被你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摇晃出来的。”嘉君表现出很少见的雄辩，生动又流利。可惜，嘉君过早恋爱，这次最后以失败收场的马拉松恋爱，神不守舍的两年，消耗了太多精力，他蔫了。此后嘉君的言谈表达依然迟疑不决，比以前更甚，期期艾艾吞吞吐吐，我再也没有看见他如那一天“手表辩论”的成竹在胸与飞扬神采。
张朝熹和我父亲的性格习惯有几处类似：坚持步行，食素为主，不和陌生人搭讪，不苟言笑……我下班回家，看到他坐在尚未开灯的房间里和我祖母或大姐低声说话(不知道是不是在传福音)，就老爱想象他在街上走路的模样，老把他想象成契诃夫小说插图里的“套中人”——身体包得严严实实，戴副墨镜(他是青光眼)，贴着墙根走路。有几次天晚了，张朝熹留下同我们一起吃夜饭，饭菜碗筷都已摆好，母亲招呼他落座，他洗净手庄重地坐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摘下墨镜，十指交叉抱拳，闭起眼睛自顾自祈祷了。我们全家(好像父亲那段日子一直不在家)只好围坐在他旁边等他，谁也不敢出声，更不要说动筷子吃饭了……张朝熹嗫嚅着，听不清他说什么，那是他讲给耶稣听的吗，他面对的是另一个世界吗，那么这个房间里的人又算是什么呢?啊啊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短短的一分钟，对饥肠辘辘的我真是太漫长了，而母亲和姐姐也情不自禁地变得面容肃穆起来，这仪式的力量啊!
早在七十年代我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了，当然这是我自封的。绝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不信神，未见得他们一定就有什么“论”;敢于自称是一个无神论者的人，一般都自以为是。现在回想起来，嘉君当年针对我的一句话说得很尖锐(也许他并不觉得尖锐)。“阿亮，你别自作聪明!”他说，“你看了这些书你就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吗?科学是要过时的，耶稣不会过时。”嘉君的上海话发音有点特别，“耶”字没有鼻音，“耶稣”听上去像“亚苏”……嘉君正式受洗于1978年，这之前他其实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一家全是基督徒，嘉君的母亲娘家姓李，一个老资历的基督教医院护士，她看护过的无数病人之一，对啦，就是1949年被我父亲送进亚尔培路(即陕西路)教会医院的张朝熹。信仰和奇迹使他们相爱，结婚并且终生为伴;有这样的因缘，嘉君再不信上帝就没有道理了。
该说说我自己了，关于信仰，关于那个年代我对信仰的模糊认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在这里奢谈信仰，不过我可以坦诚地描述在那个年代条件下我的精神状态，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们与我一样从那个年代过来，那个年代我们是有一个共同信仰的。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一个消灭剥削与压迫走向无阶级社会的信仰，与生俱来地，自小就植入到我们大脑皮层的深处。后来，到了我的少年时代，我们不仅被告知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而且阶级斗争还越来越激烈，我们的周围到处是阶级敌人，乃至包括我们的亲人与父母都可能是，更有甚者，连我们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阶级敌人……这样的图景不是一种虚妄的宣传与想象，而是正在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现实，阶级敌人那么多，百分之三，有时候是百分之五，你们应该会简单的算术，一个七亿人口的国家(七亿人口，这是七十年代初的统计。1968年毛泽东在派出工宣队之前宣布“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无论用乘法还是除法，你们算一算，百分之三或者百分之五，那该有多少敌人?一个到处是敌人，一个源源不断产生出新敌人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镇压与犯罪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是走向无阶级社会的必由之路吗?意识到，或隐约意识到“世界在犯罪”，无论它用复辟的名义还是用专政的名义;于是，一种“思想的犯罪感”就令人不安地在内心闪现了，但意欲解释它的好奇心却不可遏制——而为了解释这个世界如何由于奉行封锁与剥夺自由思考的严酷政策，它的思想和信仰本身如何逐渐沦为了谎言、绝对服从以及贫乏的教条，这一切的集体盲从与精神苟且究竟是怎么来的，首先要对那个源头进行了解。
父亲是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是无神论者)，几个同学都在读马克思(马克思更是无神论者)，周围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毛泽东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一切使我的最初阅读只能与政治相关。那个年头，我没有机会系统地接触政治信仰之外的任何“信仰”，那种宗教意义的信仰对我来说，照理只能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不过，那些被暴力无神论者企图彻底消灭、抹去、封杀的有关其他宗教信仰的各种痕迹，那些残骸断章，图像文字，依然会因不同的机缘与偶然，将那些不可泯灭的信息透露给我，透露给你……如果你的灵性与它们一样没有泯灭，当你的好奇心和感受力刺破了坚硬的政治坚壳，你就会从那些文字残片中发现一种复杂、深邃和无限性，它如同黑暗中的光亮，返身指引你在你所生存的那个贫乏而野蛮的世界中看到类似的复杂、深邃和无限性，这时候，你的宗教感就开始萌芽，并豁然开朗，尽管这还不是你真正接触到宗教信仰乃至接受它的决定性时刻。与此同时，这一瞬间的启示给了你一线光明，你意识到即便在一个不讲理的世界中，理依然在运行当中;而在贫乏世界里，一个远远超越贫乏的卓越大脑是可以出现的，当然这个卓越大脑多半是以迷惑、流泪、震惊、恐惧以及不能自已的怀疑来表现它的血肉存在，一种关系到罪恶，关系到它的最后解决，关系到末日审判的预感和紧张思索……然后，世界逻辑回来了，现实无法逾越，一切的解决只能是政治的解决，你再次回复到对未来政治走向的绝望和不肯放弃的善良展望之双重纠缠，你期待于时间的仲裁，甚至企盼某种你都不敢相信的突变，一场宫廷政变……这时候，脱离现实的“信仰”，就这么与你擦肩而过，你的卓越大脑又陷入到那个世界政治的黑色泥泞之中。
1978年张朝熹“右派分子”错案彻底平反(这个右派蒙难故事我必须省略了)，他衣着打扮依然如故，中山装人造革拎包加墨镜，套鞋换了皮鞋，坚持不懈地到我家传福音，我父亲总是找借口避开他(我父亲不喜欢任何人对他说教，包括我的四舅。四舅是另一种说教，毛泽东去世思想解放那几年，他多次趁着酒兴大谈三民主义，让父亲非常生气;父亲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好感，而对做过民国政府公务员的四舅来说，日本投降后的短短几年则是他的黄金岁月)，出于礼貌，我只要没有什么要紧事，就会认真倾听“嘉君爸爸”的教诲，不过我还是自以为是地觉得他讲得不好，啰啰嗦嗦像个市井妇女(比如有一次他绘声绘影地说，他的一个教友做梦在天堂里看到周恩来了，证明耶稣洞察世间一切善恶，好人进入天堂云云)，远不如我从外国翻译小说里读到的那些神父说得那么令人心动：“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以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或“你源于尘土，归于尘土，愿你回到主的怀抱，阿门!”八十年代我开始写作，张朝熹先祝贺我的文章发表，夸奖几句后，又补充说：“我平日是一直替你们几个姊妹弟兄祷告的，耶稣打开了你的智慧，但还得打开你的心，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写文章就会如虎添翼……”啊，又是耶稣，又是耶稣!我写作和耶稣有什么关系……唉，风华正茂的八十年代，速朽易逝的八十年代，初出茅庐的无神论者啊!
张朝熹从不讲上帝创世亚当夏娃，他只讲耶稣与马太约翰保罗诸使徒的福音故事，讲人人皆有罪，讲宽恕和谅解，偶尔也讲坏人即魔鬼，他们行恶必下地狱得报应;他坚信祈祷可以治病，他不怕死，死不过是回到“天家”，回到耶稣那里去，有什么可怕?张朝熹命运多舛而韧劲十足，身体虚弱而九死一生，他今年已年届九十，去岁还摔断了腿骨，又奇迹一般迅速康复，现在独居在桂林路师大新村——这是嘉君留下的房子，嘉君罹患肝癌殁于2002年，他的母亲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先走一步，早早去了天国。妻儿的相继离世，中年丧妻老年失子，我不知道张朝熹是什么感觉，更难以揣摩他的内心。面对他，我承认我看不透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命运。仿佛，张朝熹来到世间就是为了做两件事：遭受苦难和传福音，他因受苦而笃信耶稣，又因笃信耶稣而受苦，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两者互为因果，轮回不已。上帝啊，既然“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难道他就是义人，义人就在我的身边，义人就是这样被轻蔑被践踏的吗?一直躲避着他的那个少年同窗，那个义不容辞送他去教会医院“救了我一命”(张朝熹语)却讨厌“上门说教”(我父亲语)的老朋友，即我的父亲，不正是由于张朝熹近半个世纪的不弃与感召，最终接受了基督教义，完成了你此生的夙愿吗?莫非，你就是“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戴锁链的使者”的圣保罗附体?父亲去世多年之后，母亲给了我一包信札，其中有张朝熹致我母亲的一封信，里面写道：“征原兄弟救了我一命，这是主在让他这么做，但是他不知道……征原到底还是皈依耶稣基督，这是主的荣耀，现在征原兄弟到了天家，已得永生，哈利路亚!”
《仰望星空》这一章，在我的草稿中本是另一个叙述顺序，让我摘抄如下：复兴公园大草坪，母亲与我，夏夜星空，托勒密，天穹模型，哥白尼，康德，宇宙，上帝，法国唯物主义，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卢梭，费尔巴哈，牛顿，达尔文，蒸汽机，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杨斯基发现血型，火箭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另一页：来自文学的，最初的神父，感化，怜悯，和解，做礼拜，唱诗班，弥撒曲，对宗教的思考从批判开始，宗教裁判所，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鸦片，被颠倒了的尘世苦难……其中还有一页：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胡耀邦，郭沫若报告“科学的春天”，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徐迟，地质之光，阿基米德，浮力重力，圆周率，祖冲之，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曲轴，活塞，氟利昂。
按我原先的设想，这一章应该从复兴公园大草坪开始，1965年的一个夏夜，我躺在那儿看天空，繁密的星空将我笼罩，大草坪很大，除了浩渺的星空，周围的纳凉者都不在我的视野中，那是多么大的天空啊!慢慢的，纳凉者们的嗡嗡说话声就听不见了，我好像脱离了地面漂浮到了半空……那年我十岁，这个暑期结束后就要升小学四年级了。虽然小学课程里没有物理与天文，但我们班上的许多男同学已经一知半解地晓得什么是“万有引力”什么是“共振”什么是“光年”了。我仰望星空，心里猜测那些最耀眼也就是最近的星星离地球有多少光年，比如天狼星座，《十万个为什么》说它离我们有十六光年，那再乘以每秒三十万公里是多少?年月日分秒，稍一推算，我的脑袋立即不可承受了——那些我所看见的星星，与我之间的距离是一片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虚空，可是我确实看见了它们!我突然害怕了，我赶紧从这一足以使一个小孩子恐惧的心算游戏中挣脱，下意识地将脑袋转向我母亲：她依然坐在我们带去的草席上，安详地扇扇子，大草坪远远近近坐满了纳凉的大人与小孩，嘈杂的说话声渐渐响了起来，一切都还是老样子，母亲距离我最多不到两米，这是一个怎样让我放心的距离啊!
仰望星空，一个朝向地球之外的题目，它起源于我的一次难以忘怀的少时经验，这个经验远远早于我后来对人世间的关注，它如一颗种子，总是因各种机缘在我不同的年龄阶段迸发，似乎注定了要我不断地去想它，重温它，再次体验它。我的草稿泄露了我的思想秘密——它本来与懵懂的天文学好奇心有关，源头在那儿，但“文革”紧接着爆发了，人世间的动乱与暴行所带来的现实恐惧，压倒性地遮盖了对无限天空的恐惧，将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驱赶到眼皮底下，即我们的生死存亡，警惕我们身边的敌人，或担心我们本身就是敌人——当七十年代初，因毛泽东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宽阔胸怀与飘忽兴趣转到了哲学及自然科学，我才有机会从血腥阶级斗争的间隙得以一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知道了“无限循环”和“宇宙史”，此后，又通过延伸性的非系统阅读接触到了那些我已写在草稿上的名字，和这些名字之下的惊人著作、思想与概念：存在、思维、物质、意识、必然性和偶然性、自由、理性、绝对真理，以及——上帝。
但是，人世间故事已经让我难以释怀，人世间与天国是一体的，并没有一个绝对物质的星空，也没有一个绝对意识的仰望;想象你周围的现实不存在，只是你的一个幻觉。当我在我的凌乱草稿中看见了那两个人的名字，我的心就激烈地跳动——而碰巧又在那一刻，德普雷的弥撒曲响了起来，我的仰望星空，就这样将眼睛牢牢地盯住了地面，我的身边，那一对渺小的父子，我和我父亲的兄弟;正如谁说过的：比天空还要大的，是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