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拉是我的朋友，去世已经十年多了。在世上，他只生活了五十八岁。他曾经是个老三届，是个煤矿工人，是个算命先生。他的人生道路很平凡，很艰辛。回忆与他相处、相交的三十多年，看到的不仅仅是梁拉自己的故事，也有我，也有我们那群老三届的生命历程。
相识在列车上
1969年2月初，我们100多名“太原学生”，从太原坐火车前往长治的潞安矿务局王庄煤矿。说来有意思，那时，由于武斗，长治到太原的长途汽车停运了，也没有直达火车，我们要绕河北石家庄，转车经河南新乡、焦作，才能到达长治北站。满满一个车厢，都是我们的人，一色的男生。大家来自各个不同的学校，年龄不等，最小的只有17岁，例如我，最大的22岁，例如梁拉。因为是去参加工作，我们都带着铺盖被褥和衣箱，绝不仅仅是平日里的洗漱用具。也因为是要参加工作，而且是要去下煤窑，大家在车上起初都比较严肃，或者说比较沉闷。互相间原本并不熟悉，刚开车时只是互相打量，几个小时之后，才有了些说话声。又过了一会儿，大家才熟络起来。带队的也是一位高中学生，他倡议大家唱歌，于是《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响了起来。我这时才发现，许多“同学”都带着小提琴、二胡，还有带着足球、篮球的。歌声过后，有人拉起了小提琴，是著名的《梁祝》，按当时说，这是靡靡之音，但带队的没反对，拉琴的也就越拉越上劲了。这是一次奇怪的旅行，车厢里响着《梁祝》的琴声，显然，多数“同学”都熟悉这曲调。可是在石家庄转车时，我们肩扛行李，手提大小包包，还得和上车的所有旅客一样，跳“忠字舞”。在这之前，我虽说是“文革”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但绝没跳过任何舞蹈，很发怵。好在跳“忠字舞”只是一种集体作弊，都在糊弄，大家排队扭了几下就一窝蜂地上了开往河南的火车了。
这会儿，大家都熟悉了，经过在石家庄的短暂休息、吃饭、嘻嘻哈哈跳“忠字舞”，大家都有一种“入伙”的感觉，都是自己人了。大家开始在车厢里活动，攀谈，打扑克。我也在车厢里到处溜达，这时候看到了梁拉。
他显得很孤僻，靠车窗坐着，戴一副近视镜，穿一件破旧的劳动布衣服，口袋里插着三角板、米达尺，面前的小桌上摊着一个“红旗”笔记本，若有所思的样子。我有点怀疑他是坐错车厢的工厂的技术员。有人告诉我，他是太原六中的，姓梁。于是，我坐下来与他拉呱，我那时刚开始学抽烟，在太原上车时特意买了一包3角3分钱的好烟：三门峡。递上一支烟，梁拉友好地接过去了。我看到他也有烟，是那种8分钱的“经济烟”，而且仅有几支了。梁拉以大同学的身份告诉我，到矿上，没有一门本事吃不开，他自己选择了画画，所以带了三角、圆规，尺子，还特意在临离学校时买了一沓白粉连纸。煤矿一般都在山沟里，谁知到那里能不能买到画画的纸张呢。我那时不懂搞美术需要什么工具，对梁拉的打算，唯有佩服。
从此，我和梁拉开始了36年的交情。
井下井上一套衣裳
到了王庄煤矿，我俩有幸分在一个连队，预备队。宿舍也是门对门。我们这个连队，多数都是刚来的新工人，新工人都是老三届的学生。第一件事就是领工作服。我穿上新工作服时，心里比较别扭，别扭在那一行胸前的字：潞局王庄矿，像个农村人，如果衣服上的字印的是什么什么厂，就满意了。但是，梁拉极高兴，他穿上工作服舍不得脱，培训时穿着，吃饭时穿着，上故县(旁边的一处小镇)玩，更要穿着。我嘴上没说，心里却说，真是个山汉，没穿过新衣服。不承想，还真让我猜对了。几天之后，培训结束，真的要下井干活了。我们都换上了工作服，蹬上雨靴，戴上矿灯，准备下井了，梁拉却到处找班长，问：能不能不穿工作服，只穿自己的旧衣服下井?班长看看他的旧衣服说，你把自己的衣服穿在里头，把工作服套在外头吧。梁拉说，我想把工作服留在井上穿。班长说，工作服就是让下井穿的。梁拉无语，只好和我们一样，穿戴起来下井。井下，黑咕隆咚，虽说有矿灯，但那一束雪亮的光，只能让人感觉到周围更加黑暗。初次下井，高一脚低一脚，大家干完活上井来，一个个黑脸黑手不说，崭新的工作服也都蓝一块、黑一块了。我们都去洗澡换衣服，好像飞鸟出林一样。梁拉却没换衣服，洗澡之后照旧把刚才的衣服穿在身上回了宿舍。一连几天他都如此，很快他那从晋南永济老家带来的红花旧棉被也搞得黑乎乎了。我说，梁拉，你这不行啊。他不吱声，神色黯然地坐在床上。过一会儿，他站起来说：“我他妈的没办法呀!所有的衣服都穿起来下了井啦。”就是那天，我才知道，他从来没穿过像工作服那么崭新的衣服。在老家时不用说了，怎么凑合都没人笑话，到太原六中上学时，是穿同学们捐给他的旧衣服，生活全靠学校给的助学金。暑假不回家，在太原市找零活，当个泥水小工，搬砖和泥，得几个钱买书买本。冬天，严寒难耐，梁拉就在六中的操场上跑步取暖。
坟场琴声
刚开始下井的阶段，我们都不太惧怕，甚至有些“同学”还非常热情。王庄煤矿那时就比较先进，安全系数比较高，真正害怕起来是看到身边的工人被砸死之后，才有了要赶快离开井下的念头。不想下井，就得找理由，多数“同学”找到的理由是身体不好，不适于下井，例如高度近视。梁拉是近视眼，但他没有用这个理由，他要用画画的本领，让领导请他上井。为此，他天天作画。找个病假条交给班长，然后带着画本，躲起来画。
矿上那时没几个人会画画，但，还是有见过绘画的，太原来的学生中就有。他们讥笑梁拉：著名画家达芬奇当年就是用圆规画鸡蛋的?梁拉当面不表示，背后立刻就放弃了他的那一套几何工具。他开始到处找师傅。王庄村里有个画炕围子的农民，远近闻名。梁拉拜其为师。还真让他找对人啦，那农民画师原本是个城里的“右派”，读过美术中专，被赶回乡下之后，从不多言多语，加上老父亲是大队书记，过得倒也安生。不知什么机缘，梁拉与这位画师很投缘，不久，梁拉就开始在宿舍里像模像样地画起速写来了，从此大家不再讥笑。
“同学”们为了脱离井下，展开了各种动作。其中最显眼的是表现自己的文艺才能。拉小提琴的有好几位，各自都瞄上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苦练不辍。胆大一点的，敢在各种场合练习。例如，有个叫朱世清的，小提琴拉到了饭堂里，他看上了食堂窗口一位漂亮的女服务员(顺便说一句，看上这位姑娘的，能有几百个男人，包括我在内，矿上女人太少了) 。开饭前，朱世清一手提着饭盒，一手提着琴到食堂。饭盒放在桌上，自己立在窗口拉琴，拉的是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或者《白毛女》一类。无奈，那姑娘不为所动，还嗤之以鼻：神经病。朱世清的举动一时成为美谈，朱面不改色，反而拉得更勤了。真奇人也。胆小羞涩一点的呢，就会找个僻静一点的地方练琴。有位叫蒋晓鹏的，半夜，来到矿山附近的田野里拉琴。琴声哀怨，住在附近的人毛骨悚然，纷纷说，野地里闹鬼。一连几天，每逢半夜，琴声必响，我们几个太原学生，决心一探究竟。夜色中，提着木棍，拿着砖头，在一座坟头上捉住了拉琴人蒋晓鹏。大家一阵欢呼雀跃。从此，这块田野和坟头，成了我们常去的地方。
有一天下午，我和梁拉请了病假，来到这块坟地，梁拉是拿着速写本的，我则纯粹闲逛。坟地里有许多圪瘩柳树，高高低低，立在各家的坟头前，树上还有老鸹窝，春风中，柳条摇摆，鸟雀啾啾，也还有点意思。梁拉就画这个，可惜，梁拉没有炭条、画笔，用的是廉价的蓝色圆珠笔。我笑他，你啥时候才能成为画家?他笑我，你啊，苦煤工一个，将来有点出息，也得靠我。我问：靠你?为啥?他答：你看过《三国》没有?我就是卧龙，我就是庞统，出山做事指日可待。这类对话，经常发生，表明我们都不安生。我说，真要离不开井下，我就考虑回太原，再寻出路。梁拉脸色忽然凝重起来：你们这些城市人，太不珍惜机会，回太原，你还不得上山下乡?那样你的户口就变成农村户口了。现在，我们好赖还是城市人口啊。你们的城市户口是天生的，我的，是自己奋斗得来的!你们太不懂得世事之艰辛。梁拉的神色，严肃之中有一份自豪，至今难忘。
一场“银铃般”的单相思
大约在1970年左右，矿上传出，要从新来的学生中抽人，搞个什么展览。梁拉像鹰一样，紧盯着这次活动，经常要去办公院转转。去办公院最好的理由是找人下棋，梁拉本来就是个“棋篓子”。办公院与饭堂是对门，端上饭，进那个矿山的首脑机关，很顺当。如果不是这个理由，梁拉是不好意思进去的。与办公院的人接触多了，消息也就多了，梁拉如愿以偿地被抽出来搞美工，名正言顺地进了办公院上班。这事，把我给“馋”坏了。许多在井下的“太原学生”也对梁拉羡慕不已，梁拉也不无得意，脸上的笑多了，人也似乎胖了些。我说他，你终于熬出头了，卧龙要出山啦。梁拉正色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从来没把“上井”当成回事，这叫小试牛刀。
但是，这次牛刀小试还是让梁拉心里流了血。办公院里有领导就有打字员，打字员中有个姑娘，名字很好听，叫柳叶，人长得却不能说苗条，圆盘脸，矮身材，工人们背地里叫她“一篓油”，形容其胖而矮，唯有说话细声细气，不看人，光听她说话，会以为这姑娘多水灵呢。不幸，梁拉竟然迷上她了。事情起因很简单：梁拉在院子里画画，柳叶出来进去，路过时免不了停下脚步看看。有一次，甚至和梁拉说了几句话。就这几句话，被梁拉形容为“银铃般”的声音，永远地留在了他干涸的心中。梁拉觉得自己要恋爱了，见到柳叶时就觉得不自在，见不到柳叶更觉得不自在，总觉得自己的衣服脏了，头发乱了，甚至画得也不美了。梁拉开始爱照镜子了，一边照，一边还问我，你看我还有点英姿勃发的样子吧?我不假思索，脱口就说，就你那一张驴脸，还想诱惑小妇女啊?(不知啥时起，我们这些太原来的新窑黑子，不再把女生叫女生了，而是跟随当地工人，把她们称呼为小妇女，年龄大的女人被称作老妇女)梁拉说，我这脸，正规的说法，应当称作方脸，所谓“方面大耳”是也。我哈哈大笑。“一篓油”的外形差了点儿，但是，看梁拉着迷的样子，又不便说透。梁拉到底向柳叶表白过没有?我不知道，梁拉也从没对我讲过。后来有一次，我发现，柳叶远远看见梁拉走过来，立即就转身避开了。看来梁拉失恋了，或者说，是更深地陷入单相思的泥坑，不能自拔了。他变得少言寡语，路上见了人，轻轻点个头，就过去了。
矿上的展览结束后，梁拉的工作也有了变动，从井下预备队调入行政科，具体工作则是在行政科的洗衣房当代班。洗衣房是一帮家属。
与梁拉不同，我的处境则是每况愈下。由于看不惯预备队长和书记(看不惯什么，现在早已忘记了，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竟然与几个人贴起了大字报，惹得全队不安生。恰遇那段时期矿上出了一次伤亡事故。本来这是常事，可我们第一次遇到，少见多怪，死者又是刚刚熟悉起来的师傅，为了显示对矿上的不满，在追悼会上我们这批“太原学生”不仅集体佩戴白花，而且还公然唱起《国际歌》来。这下，使得矿领导极度不安，会后没几天，我，还有其他几个“老三届”学生，被从相对苦轻也比较安全的预备队调入采煤队。调动理由，工作需要。我自己知道，这是惩罚。
采煤队的确苦重，而且危险系数很大。我在采煤队干了半年，一直没有生龙活虎过。能在采煤工作面快乐干活的，我至今觉得他们值得敬仰。半年后的一天，我在采煤巷道搬金属网时，被一大块“伪顶”——相对柔软些的石头，砸倒了，幸好身旁有几个老工人，他们上来抬起石头，抱我起来。我当时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冲动，就在他们上来抱我时，我觉得大群大群的巨石将排山倒海般掉下来，我大声呼喊，快走开!快走开!冒顶了……全然不顾自己已经被压在石头下边。但是，工人们把我抱起来，用头灯照照顶板，对我说，没要紧的，上边光溜溜的，不会再往下掉石头。我抬头看看，果然光溜溜的。这时我才感觉到腰背疼痛得很，手掌也出了血。一位老工人背我上了井，医务所的大夫已经在井口等着了。
人真是奇怪，刚才受伤的片刻，我想的还是不要让别人也被石头砸住，可一上井，一见到太阳，我竟然立刻发了誓：谁他妈的也不要想让我再当采煤工!这次受伤的直接后果是，我被评为三等丙类伤残，工作变动到井上，去了发矿灯的灯房。灯房离洗衣房很近，梁拉和我没事时，就可以聚在一处聊天。也因此，我知道了梁拉这场恋爱的最后结局。
洗衣房的老妇女们对她们的带班很感兴趣。小伙子，年轻轻的，不仅识文断字，而且还会画画，生活也很简朴，给谁家当个女婿不好呢。于是有老妇女问梁拉，你也不小了，就在咱矿上找个对象成家吧。梁拉起先一听这个，就说不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后来，好几个老妇女都来问，梁拉也是灵光一闪，就道下驴，说：你们给我介绍一下吧，我看好一个人。老妇女来精神了，快说，快说，谁家的?梁拉说，听说她也是咱矿上的子弟，不知道是谁家的，姓柳，叫柳叶。老妇女诡诈地笑了，说，你看上办公院的打字员了?梁拉说，怎么样，你们认识吗?老妇女又诡诈地笑了，说：你听信吧。隔天，同是洗衣房的一位梳剪发头的老妇女来到梁拉跟前聊天：小梁啊，你父母是干啥的，一月能赚多少钱啊?梁拉说，我妈死得早，我爹在农村修理地球呢。剪发头又问：家里几个兄弟?梁拉照实说了。又问：你家给你娶媳妇，攒下多少钱?梁拉说，我家是穷光蛋，我每月还得给老父亲寄15块钱呢。剪发头不再问了，又说些别的，临走，剪发头留下一句话：小梁啊，娶媳妇得要彩礼啊。没彩礼，就不要胡思乱想啦。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梁拉硬是没明白过来：剪发头正是柳叶她妈。
直到先前让梁拉听信的那位妇女把这个谜底点破，梁拉才知道，自己犯了个大错误。后悔之中，还隐隐有一种受辱的感觉，梁拉想，找个机会，要重重地给柳叶她妈一句什么话。这天，梁拉像以前一样，趁工闲，给老妇女们画像，画完，人们皆说，像，像。柳叶妈也凑过来看，也夸他画得好。梁拉逮住机会说话了：哼!你知道吗?世界上还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说着，还硬硬地看着人家。柳叶妈没说啥，走开了。
然而，梁拉的情结并未解开，后来许多年间，都曾和我回忆自己的这段爱情故事。我笑道，你这段，充其量是个单相思嘛。梁拉不同意，他总说，当时，柳叶对他的眼神、说话的声音都暗示着爱意。那“银铃般”的声音，他回味了好几年，也成了我打趣他最有力的武器。
矿山文事
有一段时间，梁拉很少露面，下了班就躲在宿舍画画。偶尔在食堂遇到，问他在画什么，他很神秘地说，过一段再告诉你，看能不能惊你跌个跟头。这家伙，要发狠啦。
我那时也在与一位爱好文学的朋友探讨“创作”问题，这位朋友就是小川，当时在石圪节宣传队当“小生”，或者叫“男一号”。反正他虽也是井下工人，但整天在“脂粉”堆里混着，很让我等羡慕。小川酷爱文学，尤其喜欢郭沫若。与我投缘，过从很密。小川写了个描写石圪节矿工起义的剧本，好像叫《矿山烈火》，在我眼中，俨然一个剧作家。我那时幼稚得很，看得起小说，看不起剧本。加上别人一捧场，说我有郁达夫气质，我就更不得了啦。这样的两个人混在一起，可就是写不出什么作品来。仅此一点，就令梁拉觉得我们在浪费光阴，瞎耽误工夫。不过，梁拉对小川很敬佩，从不在小川面前说什么，反倒是也混得很亲切。
这天，我耐不住寂寞，去看梁拉在鼓捣啥。梁拉果然是在画一幅大画，题目《多出煤，出好煤》。我惊讶道：这么大的题目，你能画好?梁拉不屑地说，怎么就画不好，功夫不负有心人。你就等着瞧吧。那画面，我也不敢恭维，是在一节列车上，列车停在装煤的溜煤眼下边，一位高大的煤矿工人手执铁锨正在英勇地装煤。梁拉既然不想听我的，我也就只想打趣几句了事。梁拉其实也很彷徨，他也在苦恼。他又问我，你既然看到了，就提提意见吧。我装作很内行地说，题材不行，你这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梁拉一下子变得蔫了，说，还真让你小子说对了，我早就画不下去了。于是，一起闲聊起来。我说，我也想写点表现矿工生活的东西，苦于没找到题材。梁拉说，题材是有啊，怕你小子写不了。他接着说，矿上最近出了个大工伤事故，有个老工人去献血的事，你没听说?我真不知道。梁拉说，你呀，不关心这些事，写不出好作品，那个老工人献血之后，眼睛突然瞎了，多感人。梁拉这几句话真把我惊住了。我把这件事默默记在了心里。
隔日，我上石圪节矿找小川。免不了提到和梁拉的这番谈话。小川果然敏感，他说献血这事，可做文章。你不妨试试。我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当下就与小川构思起一篇短篇小说来。二人商定，我写初稿，小川来修改。说着，我们去商店买了瓶“北极星苹果酒”(似乎是石圪节商店当时唯一的酒类)，边喝边聊。这篇小说，后来真写出来了，经小川从思想到内容、文字的大大改动，《潞安矿工报》就给发表了，不久，长治市《工农兵文艺》也给发表了。小川和我，一时很兴奋。梁拉除替我们高兴之外，不忘提醒我记住他的功劳：是谁告诉你这个题材的?是谁督促你写作的，是我老梁啊。的确，在我当年的日记中，仅记录梁拉给我推荐文学作品和探讨好文章的篇什，就有十多处，年代久远，细节都淡忘了。
但是有件事情，我没忘，那就是送小川上大学。那是中国首届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小川荣幸地被推荐到山西大学中文系了。消息传来，我们王庄矿的几个好友都上石圪节去欢送，我和梁拉还骑车几十里，赶到长治北站送行。小川是乘着石圪节矿的一辆大卡车下来的，我和梁拉在王庄口等待，车上人多，加上汽车不是王庄矿的，我俩决定骑车去车站。小川像个“犯人”一样，只是胸前没挂白纸牌子，立在车厢前头，周围簇拥着一堆人，男男女女。小川向我们招招手，迎风走了。我和梁拉骑车紧追，至少有三十里地。一路上，我免不了生出许多感慨，羡慕小川上大学。梁拉当然也羡慕，不过他神情比较生动些。我说，这下，我们与小川相比，在人生的道路上就落下步子了。梁拉不以为然，说，不见得。我们和他赛跑，谁最先到“汴梁”，还说不定呢。
我说，自行车能追上汽车、火车吗?他说，你我也许骑的是火龙驹呢。
转变
推荐工农兵上大学这个事情，引起了许多“太原学生”对自己命运的进一步思考。结论是，要想不做一辈子煤黑子，就必须跳出煤矿，最好是回到太原去。回太原，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大事，于是各种各样“走后门”找关系的手段都出现了。最有力的手段，还是来自这些青年人的家长。比如，省里开了个会，认为，潞安矿务局应该和太钢平衡一下劳力，平衡的结果，潞安应该给太钢21名劳力。于是，就有21名“太原学生”去到了太钢，而这21名劳力中，就包括省里相关人士的子弟若干。当然，21名劳力中，并不都是他们的子弟，也得给矿务局方面留些指标。我就是这次劳力平衡的受益者。也就是说，1975年，我调到太钢，离开了煤矿。梁拉，则乘着他的“火龙驹”，继续“巡行”在潞安矿务局。
回太原工作了六年之后，我第一次回王庄矿的情景很有意思。首先是在大饭堂里，我和当年的伙计们一起排队打饭。来来往往的工人们许多都还很面熟，甚至能喊上名字来，许多工人们并不以为我已经离开许多年，他们像以往一样，张口就问：上几点班?我本来很兴奋，这一瞬间，恍如回到了井下采煤的日子。连续不断地喝酒，从王庄矿喝到石圪节，又从石圪节喝到王庄矿。两三天没清醒的时候。我自然要去探望梁拉，梁拉此时已经结婚，住在家属院里，爱人是一位北京插队的知青，老实巴交的一位大嫂，比当年的柳叶高大。梁拉早已知道我回来了，但是他坚持不主动出来和别人一起搭伙请客。他要看我会不会过门而不入。他这点心思，我心里也清楚。一进门，梁拉就大笑，说，你这个鬼家伙，看来我还没白准备，来，咱们也喝酒。我实话告诉他，不喝了，宁可让你打我一顿，我也不能再喝了。我只是要和你好好聊天，当然饭还是要吃的。之后，我们进了他的书房，当年矿上比太原市房子富余，我直羡慕梁拉有自己的书房。梁拉对这一点也不无自豪，当时，梁拉已经是小学的校长了。我问，还画吗?梁拉说，画画对我来说，也就是个敲门的砖，进了人家的门，还拿着砖头做啥?哈哈，真是梁拉。他书房里果然看不见一点点画画的迹象。梁拉又说，虽然画画是我的爱好，可是，爱好不能当钱花，现在拖家带口，顾不上了。我忽然想起当年他对柳叶妈说的话：世界上还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于是，调笑他，还是金钱厉害啊。梁拉说，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不能说过去错了，也不能说现在就对，人随奈何走吧。
梁拉像以往一样问我，现在看啥书呢?我回答了。梁拉却神秘地说，我这里可有好书呢。我以为，他肯定要说的不是政治上的禁书，就是些《肉蒲团》类的黄书。梁拉笑话我道，那些书，是你这种人要看，我不看。说着，他拉开了一个大抽屉，满满当当，都是古旧书，有些还是复印件。细翻阅，才知道，都是看风水、算卦的书籍，例如： 《周易》《奇门遁甲》《推背图》等等。我着实惊住了。当然，也有些不以为然。梁拉说，你懂个啥?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我已研习多时，越看越觉得好，有用。我问，有啥用?他说，可以靠这个吃饭，农村里盖房子，选坟地，问吉凶，都离不开这些学问。即便就是矿上，人们也需要这个。我说，莫非，你要当风水、阴阳先生?梁拉笑笑说，比那个要高一点吧。他边说边就拿出个铁盒子，里边有根草，梁拉说，这叫“蓍草”，看风水离不了，用起来比较复杂。梁拉还介绍了算卦的程序和另外几个工具。我说，你不是走入迷途?梁拉说，这可不是迷途，古代的孔明、李淳风、袁天罡的学问都在里边呢。我拿不出什么更有力的理由，辩证法唯物论之类的道理，梁拉懂得不比我少。当日，朋友间叙话千头万绪，现在多已忘记，唯独关于风水和《周易》等等谈论留在了记忆中。
大约又过了两三年，我与小川、六月等等诸君在创办《消费者画报》时，梁拉到太原出差，我们见了一次。这次，梁拉气色极佳，见面就问我，这几年可有啥发展?我将《消费者画报》的事情，说给他听，不料，梁拉大不以为然，连连说，小把戏，小把戏，你该走仕途，现在干的都是小把戏。我问，你凭啥这么说?他诡秘地一笑，天机，天机，不可道也。我当然不信他。梁拉说，你小子就不知道问问我现在做啥?我说，你不是在当校长大人吗?梁拉说，我早已不与孩子王们为伍了，现在矿务局办公室里负责。哈哈，好家伙，真是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我连忙将其拉入街边的小饭馆，打了二两酒，正正经经叙起话来。原来，王庄矿这几年连着出大人物，眼下的省长就是王庄的，省煤管局的局长也是王庄的，因此，潞安矿务局气象一新，局内人事变动也很有个看头。梁拉早年有位棋友，贾某，势头看好，正以副局长身份在局内主持工作。梁拉现在是他的“军师”之一，因此也就负责上了办公室。不过，梁拉说，也有隐忧，贾某的对手，另一位副局长也不弱。局势还不十分明朗。为保住贾某的江山，必须做几件事情，至于做什么事情，梁拉很神秘，不说。我也就不好问下去了。我说，看来你不搞《周易》了?梁拉说，还在学习，已经初见成效了。
落马
正当我以为梁拉从此将步入“仕途”，前程不可限量之时，从矿务局方向传来“贾某”调往晋城矿务局任局长，潞安由“贾某”的对手执政的消息。我想，“主子”荣调，“军师”随行，是通行的惯例，梁拉大概也要搬家了。
不料，梁拉竟然没跟着走，仍然待在原地。怎么回事呢?我乘一次往长治出差的机会，去看他。到了矿务局办公室一问，人家回答说，他早已调漳村矿小学校，当校长去了。看来，新局长把梁拉“打回原形”了。我又赶往漳村矿小学校，学校的人告我，梁校长已经有几天没来了。不得已，我只好请人带我去他漳村的家里找。梁拉在家，一脸晦气，正在与人下棋。见到我来，脸色顿时改观，高兴地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个鬼家伙怎么会来呢。说着收起棋盘，打发别人离开，呼唤老婆烧水沏茶。二人坐定，寒暄过后，我说，校长不上班，躲在家里下棋，必是心中不痛快啊。梁拉脸色陡然间变回到了刚才的晦色。他说，不是校长啦，昨天矿上正式通知我，回教育科待命，免啦。我暗暗惊讶，新局长如此手重，梁拉大概没有料到。我安慰道，官场情形，此一时彼一时，不必过分在意。梁拉说，你不知道，不了解。新局长估计是恨透我了，我原本以为躲在这么个教书匠的地方，他眼不见心不烦，也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没想到，这人心胸太小，前几天来漳村矿检查工作，突然问起矿长，有个梁拉在你这里?这人不能用，小学校长也不能给他!我问，当初，贾局长走，你为什么不跟着去呢。梁拉轻轻一笑说，也想过走，老贾前一段还说要我去呢。不过，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具备，我才可动，否则，大凶。哎呀，我几乎喊出来，你太迷信了。梁拉竟然说，天意不可违。
我又问，你到底怎么得罪现任局长的?梁拉回答：一仆不事二主，说起来，人家如此整咱，也有他的道理。我说，都是王庄矿的老熟人，不可去缓和一下吗?不!梁拉坚决得很。
当天夜里我留宿在漳村矿招待所，梁拉也没在家住，与我联床夜话到午夜。这时，我才知道，上次在太原见他，他要为“贾某”办的事，不过是在省煤管局办公大楼的某处放一口小刀，以斩杀“恶”鬼之类，以利“贾某”诸事顺利，云云。我觉得有点好笑，梁拉说，当然，这是一种法事，灵不灵呢，我看灵，老贾当正厅级那么顺，正是此法所求。我说，那你当“军师”就办这些事?梁拉说，也办些公文，也帮老贾分析形势等等。梁拉还说，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五月之后的潞安》，所谓五月之后，是指省长提拔原局长当了省煤管局的头之后，潞矿群龙无首，各路头领，大显神通，争夺一把手的关键时期。此文，曾流传于局机关某个层次，影响很大。正是这篇文章，使现任局长恨透了梁拉。原来，病根在这里。
第二天告辞时，梁拉心情大有转换，说：官场不是咱的地方，江湖上还大得很，从今后，我要上江湖走走啦。
石榴红了
梁拉从此不再关心潞安的政事，只在教育科里保留了个领工资的位子，精力和时间大都用在他说的“江湖”上。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下海经商的很多，梁拉也试着干过一些事情，其中有个例子，很值得一记。梁拉曾经告诉我，他的老爹和弟弟在永济做起了小买卖，倒贩些杂货，生活大大得到改善，梁拉就想，凭自己的知识文化，一定不会连个小买卖也做不好，甚至应该做得更好才是。于是，他抽空回老家，看看老爹是怎么做的。结果，发现老爹的办法很简单，本钱，是多年来梁拉汇回家孝敬老人的钱。货物，是从南方贩回来的电子表。他爹和弟弟带着干馍，去南方一个叫石狮的小城，找货源，一块电子表几元钱，回去可以卖几十元，一次带大几十块回来，然后再沿街卖给永济县城的人。每月往返几次石狮，竟积攒下数千元的资产。用梁拉的话说，已经是“准万元户”了。梁拉在老家待了几天，觉得天地果然宽阔，自己的事情也是“百废待兴”，大有可为。一时性起，竟从永济乘上到西安的火车，要去大地方遛遛，开开眼。车到临潼，下车买零食，发现此地到处是红红的石榴，颗粒晶莹剔透，诱人馋涎欲滴，而且价格便宜。他忽然想起，长治那块地方不见有石榴，如果贩它一车皮回去，必然赚钱。当下梁拉拿定主意，不走了，就地联系石榴。
隔两天，梁拉与他的半节车皮石榴同时到达长治站。一出站，梁拉傻眼，许多水果摊上都是石榴，且价格并不贵。这一下，着急上火，连牙都肿了。他疯跑了一天，也没推销出去多少，懊丧至极。只好再找汽车，把石榴运回潞矿。用梁拉的原话说，一筐一筐的石榴，送人都来不及。来不及，也得送，送不出去多少，就自己找两个朋友，推上自行车，带上秤，沿街叫卖。这回，梁拉亏了本，得了个教训：梁某人不是做买卖的料。
东方不亮，西方亮。梁拉的日子并没有掉到谷底，就在他卖石榴前后，他那“算卦”师傅的名声，暗中在周边的村庄和矿山流传开来。当然，这是不可公然进行的买卖，非熟人介绍，还找不到梁师傅呢。梁拉在江湖上的日子开始繁忙起来。
江湖岁月
整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头几年，梁拉都泡在“江湖”上，常常往来于太原和漳村矿之间。每到太原，多会与我联络，或者直接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最初几次，我以为他是来太原出差，因此，总要请他上小馆子里吃点喝点聊点。次数多了，我就问他，你上太原来，每次都干些啥?怎么那么多出差的事都是你的呢?他神秘地压低声音说，我是被人家请来的，某某总经理，知道吗?人家请我来办些事情。噢!我这才想到，梁拉可能已经在他那一行成名了。
果然，以后几年，梁拉来太原都是他请我去看他。程序一般是：先来电话，在某宾馆，见面，尔后相谈，吃饭。谈话内容总有一项是，近来，给谁谁看了风水，看了面相，或者作了什么功法。此次住的宾馆，便是某某人物安排云云。我一直觉得梁拉是走火入魔，不信他那一套的，偶尔，也请他给我打一卦，玩玩。他太了解我，说准了也不稀奇。说吉祥了，我瞎高兴一阵，说的有凶险了，我也不当回事。他可不行，遇到卦象不好，必要为我做点什么功，方算过关。梁拉算卦，只用几枚硬币，让你净手后随便摇动，摊在桌上，他煞有介事地，将硬币正反面出现的次数记录在纸上，如此循环往复好多次，再解释卦象。据说是九爻十八卦，来自《周易》。在这些宾馆里，我听他说到的和自己看到的客人，有这样几种人，经理、律师、男女主持人等等。每次来住一周半月，每次回矿时，梁拉总是春风满面，悄悄对我说，“这次的收成又不错”。能有多大收成，他却是守口如瓶，很少透漏。
梁拉的夫人是当年的北京插队青年，出身下层社会。每逢陪夫人回家过年，梁拉总觉得小姨子、小舅子等娘家亲戚看他不起，似乎夫人跟着梁拉也很没面子。这是梁拉的一桩心事。他的女儿，这些年也长大了，没考上正规大学，梁拉也为她的就业问题皱眉头。但是，这些常人的烦恼，梁拉从没跟我聊过，直到有一天，他乘飞机从京城回来，才第一次向我表露：这回去京城，我着实出了口气、翻了个身，老婆也跟上咱脸上有了光彩。梁拉说，某某大公司，做娱乐业的，董事长请我去看看，我这回的条件开得高了些：一，时间紧，来去必须乘飞机;二，身体欠佳，要带着老婆;三，住的条件不能差，四星级以上;四，在京城活动得有部卧车陪同。这年头，咱的价码上去啦，自己也觉得条件太苛刻，怕人家不答应。不料，你越要价，他越恭敬。哈哈，事前，我给小舅子打电话，他是开出租车的，我让他去机场接。一下飞机，出机场，那家大公司的什么凯迪拉克就等咱呢，小舅子一看傻了眼。到了宾馆，小舅子又傻眼，问我，姐夫，您现在是个腕儿了吧。嘿嘿，把那小子馋坏啦。我也不含糊，就在咱住的宾馆，请她娘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很搓了一桌。原来说，这顿饭钱我要掏的，没想到，一个功法下来，这家的董事长特高兴，不仅代掏了饭费，临走，佣金一个没少给。(我不失时机地问：多少?)整整一个数啊。我猜是一万元，梁拉说，可惜了你那点脑水，不止，不止啊。
再说说梁拉女儿就业的事。女儿上过大专，毕业后也是没处就业，女儿提出继续学，专升本。梁拉对女儿说，赶快学点真本事吧，本科出来也未必好就业。女儿想想，说，学什么，咱家放着你这么个神仙的本事，我不用再上哪儿学了，你教我吧。梁拉认真地说，这可不是三天两后晌能学会的。不仅要有知识，还得懂世道人心，就看你的语文水平，怕是连《易经》也啃不懂啊。女儿无言。也算女儿有福，梁拉多年伺候着一位国有公司，老板对梁拉如对兄弟，梁拉刚刚试探性地张口，人家就满口答应，并且让女儿立即上班。每提起此事，梁拉自豪之中不无感激之情。
久在河边走，难有不湿鞋。梁拉也有过胆战心惊的时候。一段时间，梁拉说他算赌球算得比较准。于是在太原安营扎寨，住进一家宾馆，有人供吃喝，付佣金，他只管安心为主家赌球提供他测算的结果。赌球的原委，我不太知晓，只知道是一种赌博，赌场在澳门。我曾问过梁拉，你测算的根据是啥?答曰：《周易》。于是我又如坠云雾。我又问：准确率如何?答曰:百分之六十多一些。也许他的法子真灵，也许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有人据此，将他带到了珠海，隔岸赌博。梁拉说，去了珠海就知道此事不可为了。每天有人守着他，吃喝玩乐任由他，但到时，必须将推算的结果，密封递出。是谁雇佣他，他根本不晓得，只知道是“大哥”。半月下来，“大哥”发话，梁兄可以造就，不妨秘密进入澳门。这回，梁拉慌了，眼看要与黑社会搅到一起了，危险在即。梁拉撒了个谎：近日身体不支，需要回山西找个信得过的中医看看。被放回。从此，梁拉再没去过珠海，每每提起，尚有隐忧。此时已是2003年，梁拉走到了他自己事业的高峰。下坡路就要开始了。
结束
2003年的一天，太原正在闹“非典”，我接到梁拉的电话，声音有些异样，问我在做什么，我说，什么也做不成，被困在大院里，寸步难移。梁拉说，你来看看我吧，老伙计，我下午就要做手术，胃癌。我吃了一惊。忙问住在哪个医院，是不是非做不行。我能听到梁拉惨然的笑声：必须手术。
但是，我没有去长治医院看他，我不相信这是他的最后关头，同时也因为我不能离开住所，一旦离开，再要回家，先得被“隔离”一段，证明未染“非典”才可以进大院之门。不过，内心也隐隐有点不安，在夜晚来临时，我望着漆黑的天空，默默祝愿梁拉能顺利过关。第二天，我给梁拉的手机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爱人：手术成功了，医生说，病灶也许不会转移。我说，过一段，我一定会去看他。
“非典”疫情解除之后，我约了当年同在王庄矿的朋友小健一起到漳村矿看望梁拉。梁拉红光满面，兴致很好，连连说，大难不死，大难不死。现在又可以端饭碗，吃汤面啦。当日，我和小健都觉得他康复得还不错。小健在医学院工作过，病人见过不少，有点经验。在返回太原的路上，小健告诉我，这类癌症多数会转移，就看梁拉的运气了。
又过了大约一年，我们王庄煤矿的“太原学生”搞进矿35年聚会。王庄煤矿以盛典式的规模，迎接我们。几乎所有能回到王庄矿的“太原学生”都回来了。大家都老了，相互间既熟悉又陌生。梁拉从漳村矿赶来，显得有些憔悴。他不参加聚餐，要按时回家去吃他的汤面，而且，绝对不再敢吃刺激性强的食物。这次聚会，对他来说，只是见了见想见的老熟人，合了个影，就告辞了。
2005年，梁拉又来太原住院了，他躺在省人民医院的病床上给我打电话，我感到情况不好，连夜去了医院。他住单间病房，房间里摆了不少康乃馨鲜花。梁拉已经无力起来，告诉我，骨头疼，已经用了一种贵重的药，会好的。言笑间，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注意身体，身体不好，有多少钱，做多少事，也是枉费。我为改善气氛，说，你小子有办法，怎么住进高干病房来了?梁拉说，都是朋友帮忙。我只是给他打了个电话，人家就给联系到这里了，还来看望，又送东西，并且说，不要担心钱的问题。梁拉言语中仍透着一种自豪，他说：比养个儿子还强呢。这是我听到的梁拉风格的最后一句话。我告辞时，梁拉夫人送我出来，神色哽咽地小声说，已经转移了。我黯然道别。
半月后，我接到梁拉夫人的电话，梁拉在永济老家病逝。我约了小健和另一位朋友老段，驱车前往遗体告别。梁拉被安置在一个玻璃罩子下边，化过妆，显得还安详。梁拉夫人说，是哄着他回到老家的，回来后，梁拉反复说，走不了，走不了，每天夜里五更前都不睡，一过五更，他就有了笑脸，说，今天又走不了啦。这才可以睡一会儿。谁想到，昨天夜里已经过了五更，他突然就长长出了一口气，不动了。
我面对梁拉深深地鞠躬：老伙计，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