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小镇大概不到三周的时间。我无法确认在这里我能待多久。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对于我来讲，异乡的每一座城市，在我的生命里，它注定只是一个匆匆的驿站，就像我是这些城市匆匆的过客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打个照面，即使在这里停留，也不过三载两年。在这些远离故乡的城市里，我靠出售身体里仅存的那一点力量，或者贩卖我脑袋里所谓的经验主张度日和谋生，然后顺便给我年迈的父母寄一点买柴米油盐的小钱。在这些操着不同口音、有着不同饮食习惯的地方，除了单位的同事和房东之外，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熟人。
小镇很小，没有熟人的小镇更小。尽管我已不太擅长真正的行走，但是，从小镇的东头到西头，或者从南边到北边，大概花个二三十分钟，便可轻松抵达你想要到达的某个角落。我将近四百度的近视眼，能清楚地望见小镇西边的那座小山上，整齐划一地竖起了一块块墓碑。我知道，那底下是一条条曾经热气腾腾的生命，在这个小镇上，他们或者耕田插秧，或者出海捕鱼;或者和平相处，也或者为某件小事而大动干戈。但如今，他们一个个正悄然安睡，头枕青山，俯听从小镇前滚滚而逝的滔滔江水。这些水声浩荡里，或许夹杂着战鼓雷雷，号角声声;也许会有一段悠扬悦耳的渔歌和灯影里的桨声。对了，也可能有失足的落水声，不过，它早就淹没和消失在这袅袅的余音中。日月已和他们无关，光阴已和他们无关，唯有某些时候的香火和纸钱才属于他们。
此刻，我正坐在一间小小的出租房里。出租房里的一盏日光灯正嗡嗡作响，以一种特别刺耳的频率在头顶的天花板上轰鸣。我有些想不明白，这样一个本该仅仅只需要发光的东西，为何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显示它的存在?何况它与我比较起来，至少不那么形单影只。就在离它不到两米左右地方，另外一只和它长得一模一样的日光灯，也在那里亮着，相比之下，它显得如此安静乖巧。
尽管这种轰鸣让我有一种莫名的烦躁，但是，它的存在似乎却是那样的必不可少。因为，即使是在白天，我假使有那么一点点闲暇时光，当我留在出租房里发呆、偶尔翻翻床头发黄的书籍、或者查看微信刷刷朋友圈的时候，我都必须要打开它们——在这间房子里，如果不开灯，而且不同时打开两只日光灯，你几乎可以看到地狱的样子，它是如此的阴暗。所谓的两扇窗户，想必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而已。不说阳光，就连空气也几乎不能流淌进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只日光灯给我的不仅只有光明，更重要的是，它用这样的响声提醒我，我苟且而又庆幸地活在这个人世间，是那么的真实，又那么的虚幻。这响声，与那些袅袅的余音不同，它似乎与我有着某种偶然而又必然的联系。
在找到这家出租房子之前，我走街串巷，找遍了很多地方，但小镇可供出租的房源并不多。路边的电线杆上，零星地贴着一些租房启事，有些已经被阳光和雨水模糊，发出一阵阵无力的惨白来。我费力地从上面仔细辨认，然后拿出手机，在键盘上输入那些歪歪斜斜的数字。电话那头，有时是一位妇人，有时是一位男人，有时候也可能是滴滴滴的忙音。
这些出租房的租金并不便宜，甚至贵得有些离谱。在我能接受范围之内的，或许也会有，但往往早就被人租去，他们和我一样，也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去烧茶做饭，去解决生理上的需求，去安放那副疲惫的肉身。那些宽敞明亮、阳光通透的房子，住着的大都是本地人。比如，我的房东。他除了有我租住的几间出租房之外，还有沿街两间五层的洋楼。洋楼里面，经常有人进进出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从里面经常传来喝酒猜拳或是嘻嘻哈哈的声音。那些声音，有时候从傍晚持续到深夜。这些声音既有些刺耳，却又让我有一种别样的快感，尤其是那些女人放荡而性感的声音，有时候让我口干舌燥。每每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我总觉得，它在证明一件极难证明的事情，那就是我还活着，真实而卑微地活着。而活着，总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
出租房与房东的豪华居所仅隔一个不到三米宽的小院子，院子上面搭着一个半透明的雨棚。我的出租房便瑟瑟地缩在这雨棚下面。我无法猜想房东当初搭建这样一个雨棚的目的。在这雨棚下面，我的出租屋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在高大魁梧的老师面前低着那颗永远抬不起的脑袋;也像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奴仆，不断地对着它满嘴横肉的主人卑躬屈膝和俯首。我偶尔也会跑到出租房的房顶透透气。在楼顶的时候，我除了透气，还能见到久违的阳光，能呼吸到一点新鲜的空气;更重要的是，我还能看看那些“高大”的建筑，比如，房东的洋楼。
房东的洋楼之高，高出我的出租屋顶，高出站在出租屋屋顶的我的头颅。我必须要用一种被称为“仰视”的方式，才能表达我对这些“高大”建筑的钦慕与向往，才能看清它们的高大与富丽堂皇。我当初曾用类似的方式驱车几十里去见过一群文人墨客，那种见着真人的喜悦、兴奋与激动，无法用语言形容。而当我昂首“仰视”房东的洋楼时，我那该死的颈椎总会咯咯作响。那咯吱咯吱的响声，是小镇里另一种声音，它隐隐地，源自我的骨骼，也可能是我的内心深处，旁人无法知晓。这种类似委屈，类似侮辱，类似妒忌，类似愤怒的声音，唯有我独自去面对承受，没有人可以和我一起聆听。不过，对于那些真正崇拜的人，能写出一手好字的人，我内心总是充满敬意，他们或许生活在低处，但其灵魂的高度总是让人望尘莫及。
楼下住着另一个租客。她说，房东是一个不错的房东。我想，我的颈椎在听到这样的表述后，是不应该发出“咯吱咯吱”这样的响声的。这样的声音，多少贬低了我的胸怀，降低了我的人格。我对我的颈椎发出这种近乎不满的声音表示鄙夷和愤慨，我越来越不满意我那层薄薄脂肪下面的那几块骨骼，尤其是我的颈椎。这一块接一块的骨头，为何要彼此争斗，为何要相互戕害。我不断提醒自己，我要尊重我的房东，他毕竟给了我一方居所。
租房那天，我客气而小心翼翼地问租金是不是可以再便宜一点，是否有更好一点的房子可以出租时，房东眼头也不抬也不眨，以他洋楼一般高的姿势俯视我，硬邦邦地说“前面楼上有，但，你租不起。”他故意拖长了“但”字，他说那句话时，脸上有一丝轻视、一丝不屑，也有一丝洋洋得意。就在那一瞬间，我那虚伪而灌满血浆的心脏，像是被重重地刺了一剑，鲜血险些喷涌而出。但我很快便冷静了下来。我知道，他的大实话便是我眼下的真实写照。我口袋里掏不出那么多的票子。而票子在很多时候，尤其在这个时代，作用总是巨大的，对于我来说，它能换来从窗户里透过来的阳光和风。我还知道，当我拿不出这些票子的时候，阳光和空气绝不会主动拐个弯抹个角，来我的出租房里作一刻停留，更不用说歌声里的那只蝴蝶了。这点常识我还是有，很早的时候，当过一段不称职的物理老师，尽管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但是我还记得，那时，我站在讲台上，一本正经地跟我的学生们说过，光在同一中介质里是沿直线传播的。
除了房东找我讨要房租之外，我和他一家人便这样一前一后老死不相往来地前后居住着。我和房东以及那些到房东家做客喝酒聊天的人，都是从同一个铁栅门里进来。为此，我内心觉得庆幸，至少在进出大门的时候，我与他们还是平等的。只是从铁栅门进来后，他们朝前走，我是向后走，我们分别通过一截不一样的楼梯，走进高低不一样，明暗不一样的房子里。而不一样的房子里，无论从面积、装修、家居陈设以及阳光日晒等任何一个角度比较，都天壤之别，迥然两个世界。如果用修辞里的夸张手法，那就是，一边天堂，一边地狱。
有时候，我也会从“地狱”这间房子里走出去转转。尽管小镇比较偏僻，但城里该有的似乎也都一应俱全，诸如银行、超市、餐馆、理发店之类，只是看起来生意普遍惨淡。出门，向左拐，便有一家卖新疆烤肉串的排档，偶尔也会从那里传来诱人的孜然或者麻辣羊肉的香味，那香味里，还夹杂着炭火的味道，汗水的味道，冰镇啤酒的味道，那味道和小镇里的声音浑然交杂，别是一番风味。不过，我今夜路过时，并没看见顾客光顾。两个皮肤黝黑的新疆人，坐在油腻的摊位前，无聊地玩着手机，其中一个的手机还插着电源线。电源线是从排挡的棚顶上接下来的，手机好像吊在半空之中。这样子有点像好声音里华少拿着的那个麦克风。他正看得起劲，好像完全不在乎今夜是否有生意可做。那样的简单，我似乎好多年都没有过。
烤肉店的对面有一家药店。前些天，我在那里买了一袋菊花和一袋枸杞，品质一般，但价格不菲。平日里，药店比较冷清。在我看来，药店冷清是一件好事，每次去医院，看到那人声鼎沸的场面，我总是莫名地担忧和不安。今夜路过时，只见药店前摆着几张桌子，桌子上摆满了一大堆补肾、降压之类所谓的神奇药物。几个白大褂坐在那里，他们的样子，俨然便是德高望重的天使。其中的一个白大褂手持麦克风，在那里不断地喊着，“免费体检，买一送一。”那单调的声音，经过无线话筒，从一只劣质音箱里传出来，夹杂着丝丝的杂音。这杂音大概是这小镇里又一种声音吧?尽管这声音有些刺耳，但多少还是让这寂静的巷子有了那么一点点生机。
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虔诚地坐在那里，争先恐后地撸起袖子，把她们一只只肌肉松弛的手臂交给白大褂们，任凭他们摆布和拿捏。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总不屑于听医生的，更不愿看医生画在病历本上的天书，或许在他们眼里，这世上早已没几个真正的好医生;而这些免费体检的，才是他们真正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是他们的再世华佗，唯有他们才具有妙手回春、手到病除的本领。而看那阵势，我猜想，过不了多久，肯定会有人迫不及待地掏出腰包，心甘情愿地掏出一张张包裹得皱巴巴的票子，然后，从这些白大褂的手里，满怀喜悦地拎着一大袋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保健品回去。我在想，他们为何如此抵触，为何如此迷恋?这些白大褂又为何如此吃香?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件悲哀而又无力的事情。
我继续向十字路口的方向走去。对，小镇也有十字路口的。十字路口是小镇最为繁华的地方。不过，到了傍晚的时候，已经冷清了许多。那些并不怎么明亮的路灯下，只剩下零星的几辆三轮摩托和稀疏的几个行人了。开摩托的师傅们，有的嗑着瓜子儿，有的听着随身喇叭里的凤凰传奇，有的凑在一起抽烟聊着什么，他们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这些人，有可能是以此为生的，也有可能是兼职赚点生活费的。只是，摩的这玩意儿，坐个短途可以，若是稍远一点，实在不安全。
前几天，我要去一趟市里，等了半天没车子。正当我焦急万分时，一个摩的师傅突突突地将冒着黑烟的三轮开了过来，然后紧跟着我，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花言巧语不断地引诱我。我算是一个立场太不坚定的人，几颗糖衣炮弹便能让我缴械投降。我一屁股坐了上去。一路上，快六十岁的摩的师傅把油门轰得比拖拉机还响。轰隆的发动机的声音，大概是小镇里又一种声音吧，它夹杂着浓重的汽油味，灰尘味，以及我翻江倒海一样的胃酸味。这种声音，穿过闹市，穿过石桥，穿过田野，也穿过那一排排的楼房。这可能是小镇才独有的声音，我那遥远的山村里听不到，繁华的都市里也听不到。它嘈杂、喧嚣，却又充满力量，是那么的真实，又是那么的惊险和刺激。三只轮子的摩的几乎是一蹦一跳地在崎岖的路上飞奔着，跨坐其上的摩的师傅在驾驶的位置上，一路颠簸着，他花白稀疏的头发在风中凌乱飞舞，像是一只只飘着的风筝线，而他那颗长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的头颅，则像是丝线下悬挂着的那只风筝，正朝下方坠落，可一时半会又落不下来，在风中不断沉浮起伏。我紧抓着锈满铁锈的扶手，扯开嗓子大声地冲他喊道，师傅，慢点，慢点。可这老家伙并不因为我的叫唤而放慢速度。他大概是急着赶下一趟吧，今天的工夫钱还差不少吧。这个春天里，不到三公里的路程，我瘦弱的身上冒出了最多的一次臭汗来。
十字路口有一家叫“十足”的小超市。我推门走了进去，一个个子不高的女服务员正在柜台里摆放着货物。我并没有急着要买的东西。转了一圈后，还是没有发现有非买不可的东西。那些零食或者饮料，它们早就不属于我这个年龄了，包括水果也一样。有时候，兴冲冲地买回一袋水果，可一个星期后，它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等想起来的时候，新鲜的水果早就像是冬天里没涂润肤霜的女人，一脸皱巴巴的样子，难看极了。但是，转念一想，我总不能站在这里光看不买，让人觉着我是那些传说中踩点的人吧?再怎样，我也是一个靠出卖力量、贩卖经验的人啊。为了证明我的高洁和清白，我想我总该有一点实际行动——我得买点什么。就当我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看见门口靠墙的地方，摆着某品牌的低温奶，废弃的纸箱壳子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满二十元，送陶瓷杯一个。
陶瓷杯还真是我想要的东西，我一直想要一个这样的杯子。前些天，我专门在附近的商店超市里去找过，但并没有看到我想要的那种。一个人，总会有忘记吃早饭、午饭或者晚饭的时候，等到肚子咕咕叫时，才想起我不应该辜负身体上那个至今还不能凸起的肚子。那凸起的样子，在我很多时候看来，是一种富足安定的象征。只有漂泊的人，只有流浪的人，他们的肚子一直会空空如也，一直会扁平凹陷。而肚子反抗的时候，我正好便可以用这样的陶瓷杯冲泡点麦片奶粉之类，解决一下温饱问题，混过一顿，度过一日。
我看了一下价格标签，用我快要生锈的脑袋算了一下，二十元至少要买三瓶牛奶。凭我这样一张笨拙的嘴和我那扁平的肚子，无论如何在一个晚上是喝不完的。而这样，问题便来了，喝不完的牛奶放在哪个地方呢?我的出租房里没有冰箱。这天气，说冷不冷，说热不热，而低温奶是一种很奇葩的奶，不放在冰箱里它便会很快变质，对于它来讲，2到6度是最适宜的环境。环境的重要性自不言而喻。就如人一样，性相近，习相远，很多时候因环境的改变而性格改变。比方说，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兄弟姐妹，婴儿时，并无多大不同，但随着不断长大，尤其结了婚嫁了人之后，性格则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温顺，有的暴躁，有的孝顺，有的与父母如仇人一般。那一刻，我像是中了邪一样，突然间便相中了那个印着卡通人物的陶瓷杯。我相中那个杯子的样子，像是相中了一个如意的妙龄女郎，也像我的父母们相中一头猪崽儿一样，两眼放着光芒。?
那个个子矮小的女服务员，此刻正站在玻璃柜台后面，继续摆放着她手中的货物。玻璃柜台里，摆满了花花绿绿的香烟，一旁的架子上摆着口香糖、木糖醇之类的东西。而在整个柜台最显眼的地方，则是清一色的杜蕾斯、冈本。我一直不太明白，在所有的超市里，这些隐私的东西为何要放在那么显眼的位置。这些东西的招摇，总让我有些抬不起头来，如我的出租屋一般。这么多年，我从未有机会用过它们，听人讲过，说日本品牌的安全套是最好的安全套。他们说这话时，脸上的横肉一连打出几个皱褶来。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最好指的是最安全还是最舒服，或者是其他的最什么。说实话，我从心底里十分抵触日本的东西。我的一位朋友出差去日本，在朋友圈里晒樱花和富士山，他的炫耀，让我怒不可遏，差点就屏蔽了他。可是特别奇怪，在这件事情上，我心里好像有一条馋虫，总想跃跃欲试。每当我看到有些人像买香烟一样大大方方地从架子上挑选这些日本货，然后不慌不忙地付款时，我总像是看见了英雄高举炸药包堵枪眼一般，那阵势和派头，令我羡慕不已。我每次看到它的时候，我的脸总会一阵阵发烫。那些套子似乎此刻不是套子，而是一块不断变换着南北极的磁铁，它有时是北极对着我，有时又是南极对着我，我站在它面前，被它吸引着、排斥着。在它的面前，我感到了作为一个男人不可言说的自卑，以及无尽的胡思乱想。?
我害怕服务员看见我险些发烫的脸，连忙将一双眼睛从那一盒盒摆满杜蕾斯和冈本的地方抽了回来。是的，我要用“抽”这个词。我觉得在杜蕾斯和冈本面前，我的眼睛便是一只小偷的手，我便是那个胆小却贼心不死的小偷。我花了大概将近十秒钟左右的样子，才平静了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这心跳的声音，如我那之前骨骼的咯吱咯吱一样，只有我一人能够听见。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假装镇定的样子，对她说，我想要那个杯子，但我一个晚上喝不了那么多的牛奶，我没有地方可以存放这些喝不完的牛奶，你这里可不可以帮我寄存?我一口气说出了一大串的话，像是战斗片里的机关枪一般，朝她扫射过去，我甚至感到她被我的机关枪打得直发抖。而当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喉咙干得快要冒烟，我似乎又一次感到我这瘦弱的身体上再次冒出这个春天里的第二次臭汗来。那个个子矮小的服务员，用一双滴溜溜的眼睛紧紧盯着我，像是碰见了一个嫌疑犯，顷刻间，将预警提高到了至少黄色以上的级别。
我算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这其中包括向她出示可以表明我身份的证件和我手机里那一张张获奖的照片。好说歹说，终于才算把这个个子矮小的姑娘给拿下。现在想想，我要是写一篇几千字的文章，打一篇啰唆繁杂的报告，或者是让我去讲一堂关于人生关于理想的讲座，也不至于如此费力。九牛二虎之后，她终于同意我寄存两瓶牛奶在她的店里。不过，尽管她勉强答应，我却依然能够从她的眼里看到一丝的怀疑与不安。唉，这世上，要相信一个人，为何变得如此艰难。我突然又想起小时候学的一篇课文来，叫《同志的信任》。不过，按现在的说法，小姐已不是小姐，同志亦不是同志了。
一个偏僻冷静的小镇，一间“十足”小店里，一个个头矮小的服务员，一个结结巴巴的大老爷们，这样的场景和画面，这样的人物与时间，如果让一个编剧或者那些所谓的写手们，可以编出多少段子和剧情来?而这个结结巴巴的大老爷们磨蹭半天，仅仅只是为了一只可以泡点麦片奶粉的陶瓷杯，为了给不能一次喝完的牛奶找个寄存的场所，这个故事又该是多么的狗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