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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念业师程继田先生

时间:2024-09-16    来源:馨文居    作者:赵勇  阅读:

  我的大学老师程继田先生走了,走得安安静静,走得无声无息。我在山西大学的官网上搜,那里没有他去世的任何报道;我又在百度上查,那上面还是他以前的一点基本信息:程继田,1934年生,笔名程文、程思,安徽歙县人。195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61年结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进修班,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

  也许,这正是他辞别人世的意愿吧。他生前低调、谦逊,死后更是不愿惊扰众人。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用到他这里应该是合适的。

  然而,我还是决计打破这静默,把我认识和交往的程继田老师写出来,以寄托我的哀思。

  现在推算,程老师是在五十岁上下时走进我们的课堂的。他给我们开设过两门选修课,先是讲美学,后来又讲马列文论。那时候,山大中文系名气大的老先生是姚奠中、靳极苍和半老不老的马作楫等,年轻一些的则是姚先生的几位高足康金声、梁归智、刘毓庆。程老师夹在这些人中间,讲的又是理论课,他在学生中似乎就没什么名气。

  何况,他讲课也会吓倒一些学生。现在通过网络,我已查出歙县方言是安徽最难懂的十大方言之一,但在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程老师是安徽人,只是觉得他的南方口音不是一般的重。他自然也在努力把方言转换成普通话,但转换之后依然不知所云,有时甚至会出现“唧唧复唧唧”的音响,像是花木兰织布。许多年之后,我的一位舍友提到程老师,就会“介个介个介个”一番,那是他在模仿程老师把“这个”说成了“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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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见,当如此浓的乡音充斥于课堂中时会是什么效果。几次课下来,许多同学依然云里雾里,叫苦不迭,直陈“呕哑嘲哳难为听”。程老师也知道自己的地方普通话不入耳,便只好不停地板书。他的字写得好,又常常是竖排,草书,一节课就是一黑板。从远处瞧,不经意间就有了布局,仿佛一件书法作品。

  我大概是比较早地进入到他的语音系统之中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语言天赋,而是被他讲的那些内容吸引过去了。那个年代,正是美学热的高潮期,我在抄写着《美的历程》的同时,也想弄清楚美学的基本原理是怎么回事。程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两本教材,其一是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其二是杨辛、甘霖的《美学原理》。我读着这两本书,再听他用安徽普通话捋着自然美和艺术美,二者很快就融为一体了。

  但是,马列文论似乎没用什么教材。不过因有美学课这碗酒垫底,再听他讲济金根、拉萨尔、莎士比亚化、席勒式,我已能毫不费力地“随物又宛转”了。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买到一本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这本书被我读得烂熟。那固然是为了准备考研,却也是在向程老师的这门课致敬。因为认真听过他的讲授,我在理解马恩的说法时已不再吃力。

  在大学阶段,我与程老师的接触可能就比别的同学多一些,因为我是他这两门课的课代表。印象中,程老师那时候烟瘾不小。课间时,他在楼道里吞云吐雾,就像我现在的这副模样。上课时,他喜欢穿一件半新不旧的米黄色风衣,一下子让他风度大增。但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风衣的下摆处开了个三角口子。又上课时,那个口子已被缝上,但粗针大麻线的,估计是程老师亲力而为。一些神通广大的同学已打听出程老师正在落单,而他时常手托一块豆腐在校园中穿行的神态,似也成为山大的一道风景,那是他中餐或晚餐的主打用料。因为这一风景,他也被戏称为“豆腐教授”。

  于是我想到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看来,程老师是走进恩格斯的埋伏中了,他不正是山大教授的“这一个”吗?

  对于许多人来说,大学毕业往往也是师生关系的结束。从此之后,那些老师可能还会被谈论,被怀想,却不大可能再是学生交往的对象了。

  但是,我与程老师的真正交往却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开始的。因受毕业分配的刺激,我落脚到晋东南师专后,随即便生出考研之心,也开始了考研前的疯狂准备。但究竟选什么专业,报考哪里的导师,我却是两眼一抹黑。大概是因为找不着北,报名前我给程老师写信请教了。1986年12月初,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信中提到的指导教师,有一些在会议上见过面。据我看,李衍柱、奕昌大、叶纪彬三位导师可以报考。他们均为研究文艺理论。根据你的情况,以报考文艺理论为重。美学需要外语水平较高。南开也可以考虑。”

  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把李衍柱老师排在最前面,我才报考了山东师范大学?而当考试结束我给程老师汇报过情况后,他在来年3月的信中又说:“我已去信山东师大,将你的情况向李、夏二位先生作了介绍。在信中我向他们说,如果成绩达到他们的要求,请考虑录取。”究竟是我请程老师介绍还是他主动帮我介绍的,我现在已彻底忘了。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我并不清楚程老师与李老师有多少交道。后来我被录取后,李老师也提到过程老师,但我能感觉到,他们似交往不多,只有开会时的见面之情。我这个人很笨,考大学、考博士都颇不顺畅,而那年能一考即中,其中的原因其实更复杂一些。但现在想来,程老师的引荐是不是也起了一定作用?他是把我推送到文艺理论专业的始作俑者,而我最终能选择这一专业,显然是因为他的课而喜欢上了理论的结果。

  就这样,我与程老师开始了书信交往。如今检点读研时的信件,程老师给我回过四次,大概那都是我向他汇报学习情况之后他的即刻反应。每次写信,他都在提醒我先打好基础,再去写有分量的文章,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他的信时而钢笔写,时而毛笔书,通常都不长,也往往是大面上的话。但因为字写得漂亮,每次我都要欣赏半天,玩味一番,心里也会热乎一阵子。读研三年,我也定期收读着董大中与蔡润田二先生寄给我的《批评家》刊物,有时会看到程老师有文章或译作发表于此。程老师通俄语,翻译的大都是前苏联的美学文章。而他的论文也汇入到当年文学、美学原理的讨论之中,显出了深厚的马列文论功底。那个时期,我也有三四篇文章在《批评家》发表,这个刊物似乎也就成了我们师生同场亮相的舞台。他在1988年春天的信中写道:“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那篇谈悲剧文章,已被《批评家》评为‘新人奖’。那次会议我去参加了。老董、老蔡对你印象都很好,我也讲了你的基础较好。望你继续努力,写出有分量的文章。”1989年春,他又在信中说:“得知你又在写东西,很高兴,望取得新的成果。”许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他的“很高兴”绝非客套话,那是作为老师的高兴,是老师看到学生成长时的真心喜悦。

  1990年,我研究生毕业。因为代培,我又回到了晋东南师专。我给程老师写信,言其处境,亦给他寄去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他回信夸我写得好,并希望我扩写成专著。同时,他也提醒我,“在治学上除了阅读现当代文论外,对马恩著作要读一些,这是基础。”最后,他还来了一句:“总之,希望你好好工作,待有机会调到太原来。”

  所谓“调到太原”,我当时并未在意,但没想到他后来却动了真格的。

  整个上世纪90年代,我与程老师通信极少。究其因,大概是我不时会去太原,或开会,或公干,能够见到程老师的次数也多了起来。如果是作协的会议,他也常常在被邀请之列,这样,我们就有了聊天的机会。记得有一次散会后一起逛书店,他指着《陀斯妥耶夫斯基论艺术》说,这本书值得买。我立刻就把它拿下了。回来读,果然受益。陀氏关于艺术思维与艺术形式相适应的论述,还成了我后来写文章时的一条重要论据。

  可能就是其中一次开会的间隙,程老师与我谈起了他的一个想法。他说,山大中文系文艺理论这块严重缺人,你在师专主讲写作课,学非所用。你要是愿意来,趁我还在这个岗位上,能说得上话,把你调过来应该问题不大。我一两年就退休了,退休之后就不好再跟人家提你调动的事情了,所以这是个机会。

  程老师给了我一个惊喜!那时候我已在长治窝了两年,深感那里风调雨顺,气候宜人,更适合养老却不适合做学问。他对我施以援手,显然是要把我救出来,就像拯救大兵瑞恩那样。而能因此回母校工作,于我也有了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既如此,还愣着干啥?赶快答应下来啊。

  我答应下来了,也从心底里感谢着他的提携。程老师则立刻行动起来,1993年7月初,他给我写来一封短信,信中说:“我将你的情况已向孟主任谈了,他要你写一申请调动报告寄来,内容要详细:个人阅历、教学情况、发表文章、能讲什么课、主攻方向。同时亦将你妻子情况介绍一下。此事我当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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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兴冲冲地写开了调动申请:“山大中文系暨孟维智先生:我叫赵勇,愿调入山大中文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现将我及我妻子的情况介绍如下……”孟维智先生也是我的大学老师,给我们讲过汉字学的课程。记得我毕业时他就当着系主任,如今还没退下来,莫非是等着我归队?我把我的情况写了几页纸,只要把它寄出去,我就迈开了调动的第一步。

  然而,实际情况是,事到临头,我却开始动摇了。

  世界上大概由三种人组成,其一是先知先觉者,其二是后知后觉者,其三是不知不觉者。我比第三种人稍好些,属于后知后觉那种类型。我在上大学时从没想过考研,读研究生时也从没想过考博,每次考,似乎都比别人慢半拍。重回师专后,我考博的念头也随之而起。为此,我在1991年就忙活过大半个学期,却在年底被校长拦住,连名都没有报上。考博未遂后,儿子来到人世,日子也过得红火起来,我只好暂时封存这个念头,但实际上却是贼心不死,准备伺机而动。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折腾开调动,我还考不考博了?如果调动成功,我混到了省城太原,是不是就会小富即安,因此懈怠了考博的斗志?这样,走出娘子关的计划是否就会泡汤?但反过来想,我虽然对考博念念不忘,但校方究竟何时才会松口?即便松口让你亮本事,万一考不上怎么办?看这样子,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是不是会落个鸡飞蛋打一场空?

  在1993年的暑假,我开始认真思考何去何从的问题了,它固然不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大命题,但对于我这个小人物来说,做出如此抉择却也异常艰难。我现在已无法确定我是考虑了十天半月还是整整一个假期,最终我给程老师写了一封信,细说原委,却把调动申请留了下来。

  程老师没有给我回信,或者是,我现在并未找到他的回信。

  一年之后,他离休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或后期的某一天,我去看望程老师,他请我在校园里的小饭馆吃饭,相谈甚欢。说起调动那件事情,他并未在意。他说退下来之后,就不再操心系里的工作了。他鼓励我按既定方针办,向着自己预想的目标努力。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他是不是引用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也许他没有说过,但我觉得这句话在熟读马恩的程老师那里就要呼之欲出了。夕阳照在他的脸上,泛着红光,却也显出了一丝苍凉。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欢喜的。他的欢喜,他的笑容,他的叽叽喳喳的普通话,定格在上世纪90年代的山大校园里,成为我私人记忆中的珍贵画面。

  考博成功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程老师。但攻博三年,因忙于学业,我与他联系渐少,只是临近毕业时才修书一封,向他汇报一番。而他给我的回信则在半年之后,原因是我把信寄到了中文系,他离休之后,则几乎不去系里了。程老师见到我来信的当天写道:“得知您已博士毕业,并以优异成绩留在享有盛名的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工作,我从心里为您高兴。您为母校争了光,也为自己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宝地和机遇。”他还说:“说实在的,很想念您,经常在报刊上读到您的文章,觉得您已成熟了。”

  这封信程老师写了满满两页纸,可以看出,他收到我的信是多么兴奋。于是我就有些自责,为什么不经常给程老师写写信呢?但这封信他通篇都用“您”,却又让我感到不安。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老师跟学生说话,是不必在“你”之下再加上“心”的。

  因为程老师提供了他的电话号码,我可以与他通话了,又因为他希望我告诉他一些新的研究动态,我也开始给他寄书了——我们中心的刊物,我自己的书,我们编写的教材。而每收到书,他或写信,或打电话,总要说一说读书体会。他虽然早已处在休息状态,但实际上脑子并未休息下来,他还密切关注着文艺理论界的动静。

  2005年,我的博士论文并两本小书得以出版,便寄去请他指教。让我有些意外的是,程老师不仅读了我的书,而且还写出了书评:先是为我的博士论文写一篇,不久,第二篇关于《透视大众文化》的书评也翩然而至。第一篇名为《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力作》,他工工整整地把文章誊写在300字的稿纸上,达八页之多。他在信中与我商量着题目是否合适,选取的评述角度是否妥当,发表到何处,语极谦逊。读着程老师的书评和来信,我很感慨,心中也涌出一种久违的感动。我给他寄书,本意是向他汇报学习成绩的。他若有精力,翻翻即可,完全不必劳神写作,没想到他却如此认真。

  2010年,他又给我寄来了关于拙书《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的书评。我打电话感谢着他,却也委婉表示,老师年事已高,就不必写东西了,否则我心里会感到不安的。程老师则说,他身体尚可,还想接触点新东西,读过之后便想把所思所想写出来。他让我放心,说,我不只是给你写书评,其他亲朋好友的书,读出了心得,也会下笔成章的。

  就是那次电话中,程老师提醒我该戒烟了。我问,记得您当年抽烟很多,现在还抽吗?他说,我十多年前就戒了。

  2016年9月初,我接到了程老师电话。他说,赵勇啊,你那本新书我收到了,也翻看了,我觉得解决了好多问题。只是我现在身体不大好,不能给你的书写东西了。我说,早就跟您讲过,给您寄书是向您汇报的,您千万别惦记写东西的事情了。随后我询问他身体近况,他笑呵呵地打趣道,浑身上下都是病,就是还没要了命。我血糖高,现在得经常走动走动,但已经84岁了,腿脚不利索,走路得拄拐杖了。他问我血糖如何,我说血糖没事,但今年查出血脂有点高。他说,那你也得多走走路,身体是第一位的,别老坐在那里读书写作,烟要少抽点,最好把它戒掉。说完身体,他又转到学术上。他建议我多关注一下当下文艺的通俗化和庸俗化问题,电视剧里的低级趣味问题。我唯唯。

  这个电话之后我有些伤感,也才忽然意识到我已有许多年没见到程老师了。自从来到京城之后,我去太原的机会已是极少,有数的三四次也是速去速回,并未留出多余的时间。2015年大学同学毕业30年聚会,因活动安排得太满,当时只是与几位同学一道,匆匆拜访了93岁的马作楫先生。马老思维敏捷,状态颇佳,就觉得他活到姚奠中先生的百岁也是不成问题的。与马老相比,程老师还年轻着,我就把探望程老师的日子推到了以后。但聚会结束刚过半年,就传来了马老仙逝的消息。

  我忽然意识到,我必须得赶快找机会去看望一下程老师了。

  这个机会不期而至。今年3月,我的大学同学与我商量回母校做讲座一事,最终敲定在4月中旬。4月6日,我准备安排太原之行的日程,便给另一位同学打电话。他开口便道,你是不是来了太原?我说,准备去。他说,程老师去世了,我以为你在太原。我立刻追问过去,你说什么?哪个程老师。他说,程继田老师啊,我也是清明从老家回来才看到了外面贴出的讣告。

  我一时愕然,呆坐在椅子上良久,一半是悲伤,一半是自责、内疚和深深的遗憾。

  4月15日清晨,我在山西大学主楼后面的花园里行走。丁香花开得正旺,淡雅的清香扑鼻而来,入心入肺,忽然想起大学时代背过的那首唐诗了:“……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或许这就是程老师拄着拐杖散步的地方吧,然而,我却来晚了。头天晚上同学说,程老师是4月2日去世的,4日清明节那天就办理了丧事。同学还说,咱们上学时,程老师是“豆腐教授”,他后来的老伴把他照顾得可真是无微不至,否则,老是豆腐白菜,饥一顿饱一顿的,他哪能活到现在?

  听着同学的絮叨,我走神了。在这个校园里,我是被程老师这样的老师们启蒙的,是他们让我走出了懵懂无知的状态。如今,我们听课时的主楼依然健在,而他们却一个个不在了。姚奠中不在了,靳极苍不在了,马作楫不在了,孟维智不在了,康金声不在了……他们不在了,我们也老了。

  “我已向孟主任谈了……你该戒烟了……我真为你高兴!”仿佛有安徽普通话从花园的一角飘来。我停下脚步,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回味着这来自天堂的声音。

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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