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其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动和持续经济成长引发了国内外舆论和学者的关注，相应地，阐释中国、理解中国成为历史学、社会科学、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梳理十余年来的学术史我们可以看到，从市民社会论、社会转型论到社会断裂论，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崛起论，其间充满了紧张和对立;而正是这些紧张和对立提示我们，一个比较具有实证阐释能力的中国认识还没有形成。不过，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的思想积累和被“推向21世纪”后的改革开放所激发的种种深层问题的表面化，已经为人们理解中国提供了基本可靠的依据。简单说来，无论是“不断革命”的传统社会主义时代，还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最大特征都是绝对政治权力支配下的对抗性社会关系——在前者表现为以意识形态谎言(社会全体规模的冤假错案)为根据的阶级斗争，在后者则表现为以假冒伪劣社会活动(社会全体规模的产品伪劣化、服务恶黑化和人间关系的厚黑化)为武器的坑蒙拐骗。那么，如何指称这种社会特征并分析它发生的原理?为此，我们有必要考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一、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冷战社会的形成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战争的结果，也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统一战线斗争的结果。建国之初，共产党强调新生的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时期未来的目标。具体说来，就是在政治上实行民主联合政府的宪政体制，经济上保护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总之，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宪章，反映在以《共同纲领》为代表的开国法统之中。然而，由于毛泽东不能接受翻身农民普遍要求“单干”的逆集体化事实，他采取“一党立法、党内行政”的组织方式启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更由于他力主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展开经济建设，结果引发粮食危机，导致农业合作化的急速推进和向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全面过渡。另一方面，在斯大林的指示下，通过1954年的人民代表大会创制过程实现了多党联合政府向一党政府的转变。这种以无产阶级专政替代人民民主即以政治斗争方式强行推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各阶级合意而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民主主义宪政法治的原点被泯灭，当然也就严重伤害了新中国政治的合法性——以拥护社会主义革命政策与否为政治分野、以实施强制手段的干部与消极服从的群众为基本载体的对抗性社会关系由此形成。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结构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的地区性、户籍性二元分裂社会结构，它发挥着在公有制农业粮食低产状况下保障城市供给并阻止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功能;二是党政体制贯穿国家、单位和个人并使之一体化的行政集权结构，它支撑着党领导即领导者立法、党内行政的政治社会;三是被分类为干部(社会管理阶层)和工人、农民以及少量被作为政治反对者(阶级敌人)的等级结构，国家机器对阶级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暴力决定了一般劳动者的消极服从。如果以一个简单的图式来说明，作为社会结构核心的权力结构就是全权并全能的官与无权而不得不服从的民这两者对立的冷战结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说是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虽经强制形成但始终不能为大众所心悦诚服的冷战社会。在这里，所谓冷战即指大众对强制性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消极抵抗和干部官僚为维护社会主义而发动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教育相辅相成的阶级斗争。所谓社会冷战，是指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以后上述官民二元对立重塑了社会结构，冷战扩展到了社会全体的规模。在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语汇中，所谓“群众的积极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即反映了群众对社会主义政策的消极性冷战态度;而消极怠工、阳奉阴违逐渐成为了人们普遍的行为模式。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各种形式的抵抗，到1956年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民的退社风潮，再到1957年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对政策与制度的严厉批评以及随后的“反右”斗争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大跃进”、“四清”到文化大革命，表现为阶级斗争形式的社会冷战不仅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生产低效和资源浪费，而且围绕诸如大规模饿死是天灾还是人祸之类社会主义政策后果的评价，干部阶层内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政见分歧到发动全面夺权、暴力政变的体制性高位截瘫，以致由社会冷战演变成非强行军事介入不得控制局面的热战。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冷战形态的嬗变
正如“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类的口号所明言的，“文革”热战是一场夺权斗争，目的在于彻底摧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政策的潜在组织能力。但在第一代革命领袖人去政息之后，文化大革命遭到彻底否定。不过，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到了90年代之后便越发显然，所谓改革开放是在坚持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全面否定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开放和扩大经济利益空间。从被称为“硬道理”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指标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但肉眼不能明察而须以学理分析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动?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主流学者和一些国外的中国研究者提出了“社会转型论”和“市民社会论”以把握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但它们没能经得住改革开放实践的挑战。
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体制和结构的转变过程。社会转型论者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动：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乡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封闭性社会向社会流动加强的开放性社会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市民社会论，则是基于欧洲国家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认为中国改革的进路是全权国家向社会归还部分权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开始出现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市民社会论者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着从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支配向“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的转变。
无论是社会转型论还是市民社会论，其与国际学术积极互动的宏大理论志向使人不敢轻易怀疑其学术性，但它们都缺乏最基本的中国实证支持。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根本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从90年代以来政治改革被搁置的事实来看，党政体制是不可动摇的，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民众组织都属非法而不能允许存在，因此具有自治权利和自主性而作为与国家政府相对应的结构性互动要素的市民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多年来，农民由于负担过重而组织一些不同规模的群体性抗议，有学者称之为“有组织反抗”;政府关注农民具体的生存困境，但绝不承认他们“组织”的合法性。当然，与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相比，民众可以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了，但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还没有得到体制性的保障。
所以，所谓全权国家向社会归还的权力并不包括政治权力。而且，如果实证考察经济活动的自由就会发现，由于国家的经济资源掌控于国家各部门干部的手中，从事经营者倘若不努力与他们缔结利益关系，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就会在贷款、批地、税费征收、公共管理等多方面受到非法限制和刁难。总之，所谓国家归还权力之说不准确，而是向社会出租权力，权力仍然不受民意监督，因此得以非法行政和以权谋私。这种状况证明着中国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并没有改变。同样，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决定了社会流动的艰难和高成本，社会转型神话之虚妄性因此可以简单地得到证实。比如，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等级社会中发挥核心机能的制度之一是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户籍制度，但户籍制度不会轻易被废止。这不仅是因为权力腐败吞噬了大量城市基本建设资金而使城市化没有物质和技术上的可能，而且因为户口等级制度造成的转户需求和户口管理收费本身就是各级官僚不愿放弃的权力市场。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一亿以上的农民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城市劳动力，但他们仍然被蔑视为“民工”和作为“外来人口”被处以“暂住管理”，基本人权甚至连低工资支付都得不到保障。正因为如此，www.xinwenju.com2004年开始出现所谓“民工荒”。民工在城市受到的高强度超经济剥削和遭遇的种种谋生苦难是中国社会一个巨大的腐烂伤口，而如果不从户籍制度对伤口的结构性病理进行解析便不能给出有逻辑性的说明。所以很显然，如果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不能获得有识者所呼吁的“国民待遇”即公民权利，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不可能发生的。
更值得注目的是，90年代以来社会贫富差距显著扩大，而政府部门一直在宣传贫困人口减少，但近几年已经承认贫困人口的增加，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性。学者们一般认为，中国20%的人口占有了80%的财富，或许情况更加严重。那么，为什么统计数据上经济持续地高速增长，贫困人口反而增加呢?这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原理、政府的统治方式(即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权力结构与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相比基本上没有改变，仍然是干部官僚拥有强制权力而民众不能监督反制政权。例如，所谓农村改革乃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并没有返还给农民。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得以冒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实施对农民的强制：或无原则地增加农民负担，或出卖农民的土地。结果，农民陷于贫困，而干部和与干部有利益(贿赂)关系的企业经营者即官商阶层获得了大量的不正当利益。同样，城市改革也没有改变基本的官民关系。80年代的改革政策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负责制和价格双轨制、发展私营商业等等所谓从计划经济体制渐进市场化的措施，但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率并没有改善，反而孕育了大批被称为“官倒”的第一代腐败分子。而90年代以后的改革并没有反思经济腐败的政治学原理，竟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实行公有制向股份制和私有制的转变即所谓改制，使官僚或与官僚结有利益关系者得以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第二代腐败分子在质和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当大量的社会财富被不劳而获的腐败分子奸盗和挥霍的时候，对于大众而言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便必然发生。这就是所谓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而正是基于对不受监督的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体验和领悟，新世纪第三代腐败分子已经开创了诸如银行行长与客户存款人财蒸发、公积金负责人往来境外轻松豪赌之类的童话游戏时代。如果说第一代腐败分子搞以一当十的官倒贸易是“以权谋私”，那么第二代腐败分子玩弄无中生有的黑箱改制把戏就是“化公为私”，而活跃在腐败最前线的第三代腐败分子纷纷演出巨款蒸发的童话剧，简直就是到了取人民根本利益而代之的“天下为私”境界。对照而言，如果说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是不负责任或无能负责的官僚主义带来的巨大浪费，那么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特征就是为所欲为甚至胡作非为的特权主义造成的惊人腐败，但背后的政治学原理都是不受监督的权力。一般认为，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实行计划经济;但实际上往往不能有效地计划和实施，而是根据领导者的意志进行投资和管理甚至捏造经济数字，毋宁称之为指令经济更加妥帖，所以令人痛心的浪费频频发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由于支持指令经济运行的权力结构没有改变，虽然设定了实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但实际操作中往往是权力在为特定的集团分配资源和划定市场，所以依然是指令经济的变种。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和天下为私之真谛，正在于权力不仅仍然能够指令经济要素的配置，而且可以对人民的公私财产巧取豪夺。
总之，由于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全权干部对无权民众这种权力结构没有改变，改革开放新时期并没有发生社会转型，仍然是一个冷战分裂型社会。不过，由于改革开放政策开辟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空间，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政治社会由于私营企业和私有财产的合法化而全面经济利益化，原来的干部官僚阶层变成了“官商阶层”。80年代，民众与官商阶层之间的冷战即表现在民众对腐败的抗议和政治改革的要求，但得到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教育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行动的严厉制裁。在经历了热战化而两败俱伤进入90年代之后，持续了一个世纪的革命理想主义社会思潮转向商业实利主义，一场以假冒伪劣为武器、以全社会为对象的人自为战、因此是更具有社会冷战意义的社会冷战开始了。
三、社会冷战导致社会的全面假冒伪劣化
如上所述，无论是市民社会论还是社会转型论，其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都缺乏基本的实证支持，从未能触及当今社会的主要特征而论，更是令人质疑或者说是不正确的。近几年来，又有学者提出了“社会断裂论”。但社会断裂论主要论述的是当今社会现象而欠缺历史探讨，并且不能恰切地反映由于对抗性的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关系紧张;但正是9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关系的急剧紧张化，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大主要特征。
如何解释中国社会关系紧张化?通过梳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强官弱民对立的权力关系造成了基本的社会结构，其他社会关系都是这一结构的衍生复合，因此中国社会是一种冷战分裂型社会，社会冷战论可以分析中国问题提供基本的学理。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干部阶层的主要政治工作就是对怀有种种日常性不满的群众阶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即说服和批评他们使之承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为国家积极劳动。但这种教育的背后是暴力性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管制反动分子和社会主义教育两者构成了阶级斗争的内容;这种阶级斗争便是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社会冷战，而民众则一般以阳奉阴违和消极怠工作出反应。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政治利益空间之外出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空间，劳动经营致富论被正当化。当然，在80年代前半期，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权力一如既往地不受民众监督，干部得使强权的政治体制依然存续着，因此经济改革、资源分配、社会管理伴生了大量的腐败行为。并且，干部官僚阶层中产生了大量的经济经营者，同时民间出身的经营者也为寻求特权荫护而极力与官僚缔结利益关系。于是，社会冷战结构转变为官商阶层与一般大众的对立。80年代后期，政治改革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化解这种对立的可能性。但由于政治改革将触及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利益对抗性结构呈现出不可妥协的刚性，理想、尊严、道德不禁利益的对抗和挤压而被彻底摧毁了。在最后一次有组织热战冲突后的精神废墟中，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主宰了90年代中国的政治方向，种种以“发展”旗号推出的改革措施和伴生于政绩的假公济私迅速瓦解了基本的党性原则和道德规范，干部官僚的价值目标转向以权谋私。80年代后期曾经有一种议论，谎称腐败乃改革开放不可避免的现象或成本，以图缓解社会心理压力。但到90年代人们便看得很清楚，与时俱进的腐败不仅仅是干部非法牟利的一般物理性行为，它具有原子裂变式的巨能足以摧毁公共管理、毒化社会道德，结果造成公共管理的瘫痪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干部一方面行使着维护社会信仰的政治职能，同时行使着监督经济生活的公共管理职能，任何环节的失职都会被无限政治化;而在政治上，虽然由于谎言和诬陷一再发生混乱，但人们的思想最终要统一忠诚于被最高领袖所告知的正确路线，政治秩序被“不断革命”旗帜下的整肃所维持着，被政治化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也能够相应地维持，所以假冒伪劣能够在政治生活中横行，但没有可能用以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不会成为主要的社会特征。然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政治生活已经没有正确与否的路线斗争而只有利益的标准，除了食利自肥无所忠诚，任何无论正确与否的所谓路线或符合实际与否的所谓政策都会在不受民众监督的权力运作中与谋私相结合而转化为腐败利益;所以，从资源配置过程中“寻租”、“设租”活动的正常化，到秩序管理环节之行贿、受贿关系的普遍化，国家机器每一个细部结构的运转中都被以权谋私注入了特殊的利益驱动导向。结果，不仅瓦解了政治和行政机器运作的有效性，而且事实上使得干部官僚背叛或放弃了作为其责任的公共管理职能，经济生活意义上的社会管理体制开始崩溃，群众阶层也不再严肃诚实地从事生产，假冒伪劣的产品与服务便不可遏制地泛滥起来。这是一个从政治到经济再到社会全体的假冒伪劣化进程。多年来，从与行政、司法、教育、福利有关的社会公正问题，到食品、医药、劳动、住宅的安全问题，所有行业和领域无一不在发生着假冒伪劣化的灾难。因此，与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政治化不同，当今的社会冷战由于社会生活的经济化而呈现出了职业化、游击化、胶着化、恶黑化乃至恐怖化的特点。这种社会冷战已经超越了阶级斗争，当然不同的利益集团或营利性组织存在着共同利益目标和组织化的行为特征，但就更普遍化的行为模式和由此能够观察体会到的社会心理而言，人们投入了主要以职业或职务为阵地、以非法和非道德的手段攫取利益而不惜直接或间接构成对他人的欺骗、敲诈、掠夺乃至谋害的社会冷战;反映在社会心理层面，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相互谩骂、羞辱和敌视已经成为普遍的日常现象。与阶级斗争时代的社会冷战相比，个人行为和职业化行为构成了当今社会冷战的主要特征。当然，冷战状态下的高度紧张必然会引发局部的热战冲突，但整体的常态则如“毒奶粉”、假疫苗、伪劣药品等致死人命事件所象征的，已近乎法治、规则、道德和信用基本瓦解甚而至于丧心病狂的亚恐怖社会。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经历了没有东西吃的饥荒;但在我们欢呼改革开放的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会面临没有能吃的东西的恐慌——例如作为政府行为大肆进口令人民疑神疑鬼的转基因粮食，作为企业行为则疯狂制造教消费者防不胜防的垃圾食品。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经历了缺医少药的困难，但当今我们谈论医疗服务的话题往往是庸医假药、恶医胡治的灾难。在精神方面，一般认为传统社会主义时代思想、学术和教育受到了粗暴而错误的政治统制，那时呈现的是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这种书写能力服务于被公称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之壮观战斗景象;但在经历了80年代知识分子反思、反抗和批判文化专制的写作之后，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文人学者竟奔走于思想市场化、学术腐败化和教育产业化诸战线，展开了因唯利是图而对社会和一般劳动人民提供假冒伪劣知识和谎言思想的冷战。总之，这是一场发生于我们文化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生活各领域、政治经济文化诸手段无所不用、以争取或保卫个人利益为目的、人人自危而各自为战的全方位内战。通常，一些人靠说假话和伪劳动获得了报酬，但购买和消费的是另外一些人制造的假冒伪劣商品，同时大家一起忍受着坑蒙拐骗性质的公共服务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冷战的结果，发展主义者的目标即GDP增长实现了——假冒伪劣的生产、服务与腐败的社会公共管理机制相辅相成能够制造使GDP倍增倍增再倍增的统计效果[1];但无论是伤天害理、寡廉鲜耻的加害者，还是可怜无奈不得不伺机而动的受害者，人们在以不同方式的相互羞辱中都丧失了生活和劳动的尊严。简单说来，社会冷战导致了社会的全面假冒伪劣化，而社会的假冒伪劣化则造成人间关系事实上的相互敌视，社会整体呈现高度紧张的特征。
四、如何摆脱社会冷战的陷阱?
冷战本来是国际政治学的术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两国陷入阵营对抗的紧张关系之中，与军事战争状态相对应，这种持续的敌对关系构成的对抗性国际政治状况被称为冷战。冷战首先作为比喻上述状态的词汇使用，后来被一般化为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度敌对的美苏关系和受其左右的国际政治形态的术语，似乎没有严格的定义。但大致可以理解，冷战就是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承认的政治原则、利益对立、不使对方处于军事优势、不至于发生武装冲突但敌对关系持续、不安但不得不共处这样一种关系形态。而也正是由于90年代初原苏联阵营国家价值观、政治原则和利益认识到改变，作为全球政治形态的冷战终结了。
从国际政治冷战的语义观照国内政治社会，如果从制度上保证国家成员平等化的宪政不得落实，民众便不会积极自觉地服从各级政治权威。在这种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发育不良而导致政治合法性不足的国内社会，权力暴走，民众抵抗，虽然以国家掌握着现代化的信息、交通和军事技术使得任何具有革命性的有组织活动难以聚众，但整个社会陷于强制与不服从的政治性紧张关系之中或演变为相互欺骗的社会性对立。这种国内状态可称之为社会冷战。
以社会冷战论把握中国的历史，我们便很容易理解政治教育、阶级斗争、阳奉阴违、消极怠工之类以左右倾向概念和历史文化原因分析总难差强人意的社会现象，而且也能说明90年代以来由于日益恶化的权力腐败造成的社会生活全面假冒伪劣化事实，即社会生活经济化以后大量的干部官僚以权谋私导致社会公正崩溃和公共管理瘫痪，一般民众也或积极或被迫地采取非法、非道德的手段从事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很显然，如此不惜以欺骗乃至事实上谋害他人的手段攫取或守护自己利益的生存方式和人际关系模式，就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盛世烟幕下人与人之间惊心动魄的冷面战争。90年代以来，国际上相继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喧嚣，国内学者在表白或辩驳之余则有“中国和平崛起论”的畅想。但以洋人情报信息之通达、社会科学之细致来推断，“威胁论”未免不是欲诈取外交和贸易利益而对中国所施的调戏，“崩溃论”则大约是目睹中国之怪现状而不经意间从鼻孔里哼出的蔑视或诅咒。所以，中国人唱“和平”以辩诬、称“崛起”以自重，当如向魔颂经、对牛弹琴。如果我们直面自己的问题，就大致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既无能威胁他国，也不致轻易崩溃，既无缘享受和平，更不信正在崛起;因为社会冷战已经把中国拖入一种进行性的病变之中，而且这种病态的人间关系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着报复式的、交叉传染性的扩展、复制和增长，我们宁可以“中国病变论”自警自省。现在所谓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议论，正是对社会冷战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病变虽有痛感但未察病灶、不明病理而发的祈愿。可以想见，倘若不以果敢的政治改革建立起民众监督权力使之免于被冒领滥用的体制从而切断权力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得以横行暴走的病根，这种社会病变发展下去将会从根本上泯灭我们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因为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在公正价值观丧失、行政失效和公共管理瘫痪的体制环境下，我们这个文化共同体将逐渐丧失自我管理能力，姑且不说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资源短缺和传染病危机[2]，单是已经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假冒伪劣化食品产业、医疗服务和学术教育，也足以在不远的将来给我们民族造成体质衰败和智力退化的恶果，再见列强虎视“东亚病夫”的梦魇。80年代初，邓小平在谈到政治改革时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肯定是制度的问题造成了种种弊端，甚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如果可以把智力健全的个人在“不好”的制度组织下竟然错误决策、愚蠢实行并周期性疯癫的文化现象称作制度性集体痴呆症，那么可以肯定，邓小平是在以亲历者的身份告诉人们：只有政治改革才能疗救、改善制度性的集体智力。不过，邓小平在80年代谈政治改革，是从政治领导和经济建设的失误方面反思旧体制的弊端，在决策学和组织学的思路上总结历史教训。他没有机会观察和思考政治伪改革、政治不改革或政治反改革制造的社会冷战在耗尽多数人的信仰忠诚和道德良知之后发生的全社会假冒伪劣化这种进行性、溃疡性的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环境学效应。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思考政治改革的时候已经面临了前所未有并渐进危机化的新问题，即社会关系问题和环境问题。在政治改革滞后进一步造成了全社会假冒伪劣化的今天，我们已经不难想象：如果假冒伪劣化进程以90年代以来的可持续速度发展下去，当基本的生活资料、社会服务和生存环境危机严重恶化终至于普遍危害到我们民族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智力水平即连身心智力健全的个体也几乎不复存在的时候，疗治制度性集体痴呆症便失去了起码的生物性、物理性条件，那个年份可能是我们民族完全无能思考政治改革而眼睁睁衰落下去的不可返回点。[3]
。90年代以来，以中国百姓素质低下为理由主张推迟政治改革的言论时有出现，也就是说中国人民素质太低而不得不维持现状。但这应该是一个希望无限期搁置政治改革的糊弄人的说法。因为，倘若中国人继续吃若干年的假冒伪劣，所谓国民素质将会越发地恶化——不光是腐败的教育不能有效地培育人才，腐败的医疗更会有效地蚕食生命，而且广泛存在的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问题会整体地破坏全民族的健康——那么中国必然更无条件实行政治改革了。
(选自2007年10月15日出版的《阴山学刊》杂志第5期，原题为《社会冷战论：在政治史、社会史研究中理解中国》，收入本书时略有文字调整。)
[1]即使排除政府部门纯统计环节的造假因素，假冒伪劣化社会的GDP也是增长不已的——以假冒伪劣食品为例：假冒伪劣食品制造商为预防查处而行贿，会导致有关官员的奢侈消费发生生产前GDP;假冒伪劣食品的生产销售过程发生生产中GDP;消费者食用后受害就医，便发生生产后GDP;而倘若被劣医处以假药更会发生新的病变，因此继续在多个行业发生衍生性GDP;另外，万一假冒伪劣被举报，作为垃圾处理还会因为环境污染及相应治理的环节而发生善后性GDP。所有这些红色、黑色、白色、绿色的GDP无一不含有灾难性因素，与国民生产总值这一传统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指标相比，似乎已经被施以转基因技术，很难判断其增长的意义了。
[2]据2004年12月30日的《南方周末》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年初在国土资源部上报的一份反映耕地流失的材料上批示：“三令五申，收效甚微;触目惊心，后患无穷。”足见行政失效和公共管理瘫痪的程度和后果。
[3]不可返回点，是意在说明不能空中加油的飞机最大飞行距离不能超过其携带油量所能支持航程的一半，理论上的最大飞行距离点即飞机的不可返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