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走路”和“学说话。”
进入21世纪(或者说是网络时代)，民权和娱乐就成为两个关键词，缠绕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两者有时是敌我矛盾、此消彼长，有时是人民内部矛盾、荣辱与共。2003年因为孙志刚事件被称为“民权元年”，2005年因为超级女声被称为“娱乐元年”。按照这种纪年法，2007年是民权五年、娱乐三年。总体言之，这一年娱乐依然声势浩大，民权只是暗流，若隐若现。但是，有了重庆钉子户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陕西华南虎事件，民权五年就不能说一无所有。尤其后面两个事件，分别在阳历和阴历的新年之前出现转机，仿佛两份新年礼物。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公民精神在生长发育之中，公民运动也在理性化的方向上稳健前行，并且形成了独特的话语攻略。
公民运动常被等同于街头政治，比如某市市民以散步的方式表达对磁悬浮的不同意见之后，某市立即出现一篇针对此事的社论，与2007年春夏之交的厦门媒体相比，这篇社论相对比较平和并且具有一定的对话精神。但是其中“决不能采取‘街头政治’那样一种过激方式”的说法，非常值得商榷。记得中学政治教科书的第一课就是宣布政治无处不在，那种试图躲避政治的想法是幼稚的，如是观之，街头政治不可避免。如果否定街头政治，首先要把街头的各种口号、标语、横幅乃至报栏撤掉。街头政治可能是凌乱的，也可能是有序的，它偶尔演变为过激方式，往往肇源于有关部门的过激方式。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有关部门对街头政治的极端态度，诱使街头政治偏离温和理性的一面，然后有关部门更加确信此前的判断和决策是正确的，进而采取更为极端的措施。
在“办公室政治”、“娱乐政治”这些词语都已经司空见惯的情况下，街头政治不应再被视为洪水猛兽。但把街头政治等同于公民运动，同样不太妥当。公民运动有很多面相，当下最需要培育的是公民文化，有了成熟的公民文化才会有成熟的公民运动。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话语层面，公民运动的参与者未必都是成熟的公民，只有学会使用公民话语，公民才最终成为公民。回顾2007年，让我们记住的不仅是重庆钉子户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陕西华南虎事件，还有“钉子户”、散步/购物、“纸老虎”，这些锈迹斑斑的词语被擦亮，映照着晦暗的天空。在转型期间，公民不仅在“学走路”，还在“学说话”，这是公民运动中的话语攻略。
从螺丝钉到钉子户
在摧枯拉朽的拆迁运动中，钉子户不可胜数，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也有获得高额赔偿者，但是只有重庆的女主人吴苹和男主人杨武，被赋予“史上最牛钉子户”的荣誉称号，举国关注。为何是他们，而不是别人?从抗争的激烈程度来说，他们不是极致，苏州有钉子户杀死拆迁公司经理，杨武曾经是散打冠军，可是他偏偏放弃了最为擅长的拳头，而是由吴苹出面，以三寸不烂之舌应对。从命运的悲情程度来说，他们最终获得赔偿，这是一个接近于大团圆的结局，上海曾有钉子户被纵火烧死。抛开偶然因素，这对夫妇之所以成为模范家庭，主要还是“以舌头代替拳头”的话语攻略，他们彻底为“钉子户”正名。
此前“钉子户”往往具有某种贬义，这可以归咎于宣传部门，但钉子户的应对策略也不具有示范性。假结婚或者假离婚，钉子户的这些技巧可以理解为“弱者的反抗”，这是长期处于被剥夺状态下的本能反应，不能一概否定，但是也绝对不应将“钻空子”或者利用“潜规则”视为公民行动。吴苹的法律维权始于弟弟在车祸中意外死亡，她先后买了宪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人民警察法等，做了近一尺高的法律读书笔记。在吴苹和杨武这里，“钉子户”从刁民变成了公民，公民从“螺丝钉”变成了“钉子户”，虽然都是钉子，作用完全不同。我们都很熟悉雷锋日记中的螺丝钉：“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由于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联结和固定，才成为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够运转自如，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力。”然而，螺丝钉的作用正如雷锋自己所说，无条件地做驯服工具。螺丝钉为一个坚实的整体服务，钉子户则是一个坚实的个体，承认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从动机上说，吴苹和杨武与其他钉子户没有根本区别，他们没有成为模范公民的打算，而是要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但是，他们最终与其他钉子户区别开来，就在于他们既没有采取过激方式进行“示威”，也没有采取各种五花八门的手段“示弱”，而是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寻求对话。这种努力最后获得胜利，得益于媒体的介入、网友的关注、当地政府的理性，更得益于这个模范家庭的坚持，坚持对话而非对抗。
散步/购物
2007年年底，已经沉寂近半年的厦门PX项目突然出现转机，经过听证，最终确定迁址。最为值得关注的不仅是项目的迁址，还有政府话语的变化。这一年春夏之交，厦门当地媒体曾经山雨欲来，各种久违的词语和句式一夜之间粉墨登场，诸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可告人”、“不明真相”等等等等。到了新年将近，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却表示：“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的这句话早已进入中国，并且成为一句“名人名言”，但是它出自一位政府官员之口，依然有些意外。这说明，在不断更新的公民话语的压力下，政府话语也不得不有所转变，正如这位副秘书长所言：“政府和市民在一起成长。”
对厦门市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PX项目迁址;对于中国公众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散步”和“购物”。市民无组织、无预谋地在散步/购物之余汇聚在一起，表达自己对于公共事务的意见，经常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称之为“游行”，然后再加上“非法”的前缀。直到厦门PX项目事件，公众和媒体才把这种行为的称谓还原为散步/购物。与街头政治一样，游行也经常被视为过激行为，因此形成心理暗示，游行的时候一定要有些出轨举动，否则就不是游行。在近年来的反日游行中，就曾发生过一些暴力事件，以致经常被视为日本品牌的味千拉面，在深圳拉出“味千拉面，100%港资，同族同胞，一样爱国”的横幅。这种游行的民族主义诉求，又会进一步赋予暴力行动以道德价值，不容反对。与重庆市民吴苹和杨武一样，厦门市民的散步/购物也是与个人利益相关。但PX项目触动的不仅是某一户家庭，因此产生的不是“钉子户”，而是成片成片的“钉子小区”。两者的区别在于，“钉子户”往往单独活动，“钉子小区”则是集体活动。这是无组织、无预谋的集体活动，也是无组织、有纪律的集体活动，活动过程非常平和，但是自发行为，没有什么“幕后黑手”。散步/购物，这些词语已经预设了市民的行为与过激方式无关，www.xinwenju.com即使出现偶尔的争吵，也不会有谁轻易地把散步/购物等同为过激方式，这一点在2008年初某市反对磁悬浮的散步/购物中同样有所体现。
纸老虎
陕西华南虎事件是民权纪年和娱乐纪年的完美统一，一方面展现了公民对于真相的追求、对于政府公信的追问，另一方面又是公民的狂欢，主演周正龙是那种忘记自己是演员的超一流演员。陕西省林业厅的想象力一点也不亚于赵高，鹿和马毕竟都是哺乳动物，而且体型大致相似，参与鉴定华南虎照片的却有鱼类专家。“正龙拍虎”已经成为新编成语，有望取代“指鹿为马”。
经过三四个月的观望，陕西省林业厅终于在春节前夕公开道歉，表示“既未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也未对华南虎照片拍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不知何种原因，照片的鉴定结果依然悬置。但是，即使有关部门主持的照片鉴定结果永远不公布，即使公布的结果出乎意料，即使此次陕西省林业厅没有公开道歉，都不会动摇网民心中的结论。网民不再轻易遵从外在的权威，而是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立尺度。
从此，不再是“一切国家公敌都是纸老虎”，而是“一切纸老虎都是国民公敌”。
这两种说法不仅是次序的颠倒：前者首先是价值判断，需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注重敌我之分;后者首先是事实判断，需要鉴别老虎是纸做的，还是有血有肉的，注重真伪之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一样重要，但价值可能被扭曲，事实可能被遮盖却不可能被改变，重新校正价值需要从重新确认事实做起。主体从国家转变为国民，这不是国家主动的权力下放，而是国民争取权利的结果。纸老虎的语义变迁，使得有关部门的话语策略完全失效，这一点不仅表现于陕西华南虎事件，还表现于“很黄很暴力”事件。以清除文化垃圾为由主张实行网络实名制，这种话语策略一度卓有成效，但是，到了2007年12月，新闻联播出现小朋友痛斥“很黄很暴力”的镜头，网友不再沿着规定的方向思考，立即意识到所谓“净化网络视听”就是对视频等进行管制的舆论准备。于是，“很黄很暴力”的说法立即成为又一个纸老虎。从铜须事件到陕西华南虎事件，网民的角色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暴民走向公民。
重庆钉子户事件的主角是吴苹和杨武，厦门PX项目事件的主角是厦门市民，陕西华南虎事件的主角则是无数网民。这些事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只要“钉子户”、散步/购物、“纸老虎”进入我们的语言，只要公民话语不断生长，无论草民、刁民、顺民、暴民还是网民、市民、农民，都有可能成为公民，公民运动中的话语攻略将如星星点灯，照亮我们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