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978年的元旦社论是“两报一刊”的《光明的中国》。
今天的大学生们已经不知道“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在那个年代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了。
这种权威性来自于一种声音——党中央的声音。
中国那么大，声音又那么嘈杂，但有一种声音是必须仔细辨听的，那就是来自党中央的声音。
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党中央”并不只会发出一种声音，所以就需要仔细辨听，这种能力的训练应该说是刻骨铭心的，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一般来说，什么声音最大(所谓“时代的最强音”)，我们也就相信这就是党中央的声音了。和平年代，人们在硝烟后面争夺的是看不见的声音，以后把它叫做“话语权”。
1978年，经过一轮又一轮的阶级搏杀，在刘少奇、林彪、www.xinwenju.com“四人帮”等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粉碎(也就是声音的消失)后，“声音”自身的权威性也就得到了足够的保证。所以那时候的“两报一刊”自身也就象征着“光明”。
重提“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说明“光明”必将、而且已经战胜了“黑暗”，这样的“重提”早已成为一种思维的定势，话语的定势。人们自然而然地就相信着“前途光明”和“光明必胜”。
这是一种历史观，决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立场、观点、价值观等等一切的历史观。
近代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历史哲学，因为“历史”无形中成为了一个谁也回避不了的“事实”。没有人会想到这一“事实”其实是被人用语言建构起来的，古人并不如我们这样看待过去、现在与未来。当然，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我们也可以说，那是因为他们愚昧、落后，因为他们不懂科学。这种回答方式，等于本身就证明了我们现有的历史观的先进与科学。当然，“先进”与“科学”这两个词本身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就已无可置疑。
这个话题先放在这里。仅就“光明”二字而言，在过去的那个年代，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林彪1968年10月26日的一次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讲话，这个讲话后来在《新华月报》1980年5月号上重新刊出，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现在，我们可以高瞻远瞩地看到全世界上的远景，看到一个国家能够空前地影响全世界历史、人类命运的，推动世界向前进的，促进世界革命，帮助世界革命的，成为世界上最强、最大、最持久的国家，影响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的，那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一方面从革命方面说，那是最大的，超过苏联的;那么，就是从实际力量的影响上，它超过西班牙，超过英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革命的国家，最影响人类命运的国家。”
(回想起来，在我的记忆中，真正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大国”“崛起”了的，还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候真是热血沸腾，激情澎湃，似乎“大国崛起”之梦在做了一百多年后，终于梦醒了，实现了。)
我之所以重提这段话，是因为1978年4月6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有美国办公厅主任哈得曼的回忆录《权力的终结》，里面说1969年苏联想对中国的原子工厂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美国从空中拍摄到了数以百计的核弹头成堆垒在一起，一万八千个帐篷一夜之间在九英尺深的雪地上架设了起来。
这就是1978年一开始所带给我的习惯性的期待与恐惧。
二
提到1978年，就不能不说说那时候所看的电影。
1978年1月15日晚，我妻子的工厂露天播放南斯拉夫电影《桥》，当时天降大雪，雪真大，密密麻麻，漫天皆白。那是真正北方的大雪，可比这些日子给南方造成空前灾难的雪大多了。但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而且所有设备似乎也“习惯了”，所以并没有造成什么恐慌与破坏，唯一的，就是影响了那场电影。
但还是有至少上千人坐在野外看那场电影。大家都自觉地不打伞、不戴草帽(那时候的人的自觉性与安全感也超乎现在的想象，当然，前提是人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也就可以夜不闭户;由于这场电影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太大，于是每个人也就都有了不得不遵守某种不成文法则的自觉性);我每隔5分钟就必须把妻子和儿子身上厚厚的积雪掸下去，儿子不到三岁，只露两只眼睛在外面，惊恐地看着画面上的枪击、格斗、爆炸。这场电影的内容，在我的记忆中早已忘记，但这一幕，在我的一生中却永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