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不是“电影人”，也不制作电影，但在我的“抢救文学”创作领域，近年来学习和传播民族影视文化的历史，了解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渊源和发展，一直是我的心愿。
在我开始执笔创作《藏地影事》时，我又千辛万苦地在全国二十个省、市、县的小书店、旧书市场，终于“找”到并购买到了1950—1996年被誉为国家电影第一书的《大众电影》，分别按每一个年度，装订成合订本共计23本。几年来，为了《藏地影事》的详实准确，我先后赴中国电影资料馆、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同时，购买了大量电影资料和书籍，十易初稿。
今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把这本“找”到的《藏地影事》的部分章节，把这份自学的电影文学答卷，奉献给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周年，“念往昔，繁华竟逐”，西藏电影永驻我们心中。
——题记
一、西藏新闻电影的先锋——《解放西藏大军行》《光明照耀着西藏》拍摄记
《解放西藏大军行》
1950年春，刚刚结束新闻纪录片《大西南凯歌》拍摄，随摄影队从重庆回到北京的郝玉生，接到厂制片新闻处吴国英副处长电话，请他奉命带队随军从西南进藏，拍摄一部进军西藏的纪录片。面对突然而来的新任务，郝玉生毫无思想准备，但还是当即接受了任务。
很快，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支特派西藏前线摄影队组织起来：摄影师徐彬、徐来、任杰;摄影助理孔令铎、王喜茂、顾思忠、张永生、张文、曹作宾、袁士臣，正、副领队兼摄影师：郝玉生、李秉忠。接受赴藏的拍摄任务后，全队同志对拍摄首部反映进藏部队的纪录片情绪很高，这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觉得，做为一名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能把为民族解放、进军西藏的伟大壮举纪实拍摄下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能到艰苦的地方去接受党的考验，也是一种幸福和骄傲，同时，那遥远而又神秘的“世界屋脊”，有着迷人的诱惑力，也想去闯一闯开眼界、接受锻炼。
摄影队出发前，厂领导和厂电影新闻处的领导，全厂各个部门的同志，为进藏摄影队的准备工作处处开绿灯，尽可能给予较好的条件。比如，为大家准备了较轻便的摄影机，发了一万多呎底片(那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还做了新的蓝布马褡子，每人发了一条既轻便暖和又时髦的美国军用睡袋。
出发前夕，周扬、袁牧之、田方、汪洋、钱筱章等领导同志，在西单曲园饭店设宴为大家送行，周扬同志还给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对摄影队的工作给予指示等等。
6月初，摄影队一行乘飞机从北京到达四川新津十八军司令部驻地，与先期到达这里的摄影师徐彬、徐来两队汇合，他们已经拍了不少电影资料，其中有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达等首长亲自关心和检查进藏部队准备工作的镜头。
摄影师任杰、曹作宾两位同志于1949年10月，随第一野战军参加大西南战役，离厂已经九个多月，不料在回京途中路过新津时与郝玉生一行巧遇，得知厂里决定他们也参加西藏队的摄影任务，主动放弃了回京整休的打算，带着满身的战争烟尘，毅然投入到了进军西藏的拍摄工作中，他们这种忘我的奋斗精神，使全队同志很感动。
摄影队将要跟随进藏的主力部队十八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英雄部队，他们在坚持冀鲁豫、开辟豫皖苏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解放战争中，又征战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南、贵州，直达四川成都，一路奋战屡建奇功。这时，解放西藏，巩固国防，维护祖国统一的光荣使命又落在他们身上，在全军上下燃起火一般的激情。十八军指战员们高涨的革命热情，深深地感染着摄影队的同志们。大家觉得同这样的英雄部队在一起，有什么千难万险不能战胜呢!同志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尽全力，拍摄进藏部队的英雄业绩。
遵照十八军宣传部部长夏川同志的建议，纪录片首先要抢拍进藏的后勤支援工作。后勤支援是解放西藏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修路运输、粮食供应，比打仗还重要。于是，摄影师李秉忠、徐来两个小分队立即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高寒缺氧、冰天雪地的高原上，拍摄筑路部队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打通海拔三千多米的二郎山，开拓海拔四千多米的折多山，把公路一直修到甘孜。这两位同志又在千里风雪运输线上往返奔忙，拍摄解放军汽车队、藏族同胞的牦牛运输队运送粮食、物资。这些经过千辛万苦拍摄的镜头，后来成为解放西藏纪录影片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郝玉生和徐彬、任杰的其他三个小分队，随着大军告别了川西平原，踏上西进的征途，向甘孜进发。在红军血染过的大渡河铁索桥上，他们巧遇当年的老红军、此时正率领大军进藏的十八军张国华军长又ー次在铁索桥上走过。徐彬机智迅速地举起摄影机，抢拍下这个历史性镜头。
张军长对摄影队的辛苦忘我工作十分赞叹，他对同志们说：“红军长征时，要是有拍电影的，把抢渡铁索桥的真实镜头拍下来那该有多好啊!这次进藏可以说是第二次长征，条件当然比那时好多了，不过，还是要翻雪山过草地，可能还要饿肚皮，你们要准备吃大苦。希望你们把这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进军拍摄下来，告诉全国和全世界人民，也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画面。”
将军的殷切期望，使大家感觉肩上的责任更重，对未来的困难和战胜困难的决心，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沿着红军当年走过的道路，郝玉生的小分队于9月13日到达了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康北重镇甘孜，进入了藏族聚居区。
甘孜，蓝天格外透明，白云朵朵，绿草如茵，山坡上放牧着羊群、牦牛，展翅飞翔的雄鹰，盘旋在红墙金顶的寺庙上空，好一幅迷人的高原画面。这就是西进拍摄的第一站，在这里，他们拍摄了很多草原的风光镜头。
昌都战役打响了，根据十八军司令部昌都战役的作战部署，郝玉生的摄影队小分队分为三组进行分镜头拍摄工作：一组是徐彬、孔令铎去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组成的右路，对昌都实施千里大包围，断敌退路;二组是任杰、张文去左路部队，迂回昌都以南;三组是郝玉生、张永生、袁士臣到担任正面主攻的中路。
10月19日以后，三组陆续到达昌都。甘孜一别还不到一个月，又踏上祖国西藏的土地，就像老战友久别重逢格外高兴，大家互相叙述着征途中的甘苦趣事，不时引起一阵阵畅怀大笑。吃苦最多的要算徐彬队了，他们随部队急行军一千五百多里，完成了断敌退路的任务，拍到了不少难得的材料。极度疲劳的徐彬，有一次竟吸着烟进入梦乡，火燃着了搭在身上的羽绒被，幸好被帐篷里的战友发现，免了大难。任杰带领的那一队，最先随军进入昌都，拍摄到了英国人福特及其使用的电台。在岗托强渡金沙江的战斗，一颗子弹从任杰的眼角擦过，有惊无险真乃命大，同志们说是全靠“活佛保佑”。那经过艰难困苦、激烈战斗后的欢快笑声，回荡在高原的天空。不幸的是，1951年4月，在进藏途中，郝玉生的亲密战友关志俭，因为突患高原肺水肿，永远地留在了雪山上。
关志俭同志的坟，安放在甘孜通向西藏的大道旁，落款写着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陈明义、李觉、刘振国等军首长的名字。凡是进藏经过这里的人，驻足敬礼，无不为之感动。
“解放西藏大军行”的全体工作队人员，于1950年底回到北京，厂里的晨烽同志把大家拍摄的宝贵进藏素材，编成了一部长纪录片。蔡楚生同志审查完成样片之后，充满诗人的激情，当即起了个片名《解放西藏大军行》，不仅点题明旨，还有着浓郁的边塞古诗的韵味。解说词是王永宏同志写的。
在郝玉生他们进藏拍摄时，1951年初开始，厂里还及时派了唱鹤龄、葛雷同志随着空军，突破高原飞行禁区，拍摄在严重缺粮的地区向地面部队空投粮食;高振宗、李文化同志拍摄了解放军从新疆进藏;在北京的同志，拍摄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等历史性的镜头。
《光明照耀着西藏》
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使西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高举和平解放西藏的旗帜，向着拉萨挺进。
摄影师刘贵林从北京赶来，接过了关志俭留下的摄影机。张永生、王喜茂、张文的职务虽然是助理摄影师，厂里准许他们可以担负拍摄工作。最令全队高兴的是，两位十六七岁的藏胞小兄弟泽仁和扎西旺堆，刚从中央民族学院分配到厂里来，就参加了西藏摄影队的工作。有了这两个藏族同胞，大家就有了与藏族人民心心相通的桥梁，有了最好的适应高原生活的指导，大家也期望他们，尽快成为第一代藏族摄影接班人。
挺进拉萨的路，虽然不再有激烈的战斗，而更需要勇敢顽强和坚韧不拔。7月25日，刘贵林、泽仁、张文三人，随着精干的十八军先遣支队离开昌都，全程两千多里，翻越十八座终年积雪的高山，跨过怒江，渡过澜沧江，急行军45天，于1951年9月9日到达拉萨。
张永生单兵作战，随52师155团西进。他拍摄了部队迎着漫天风雪翻越丹达山的艰险情景，并把竖在雪山顶峰上的打油诗摄入镜头：“丹达山高六千三，进军西藏第一险。英雄踏破千里雪，浩气惊碎美帝胆。”这首诗的作者魏克同志，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郝玉生同志竟把这一镜头摄入到纪录片中，载入到解放西藏的历史中了。”(这是他记忆不准，把张永生误写为郝玉生了。)
在途中，从军部的电报中得知，有两位北京派来的摄影师，正在拍摄范明将军率领的十八军独立支队(中共西北局西藏工委)，抢渡通天河惊心动魄的镜头。经再联系，才弄清是厂里派了韩德福、吴剑恒随西北部队进藏，这一路的材料，是解放西藏影片不可缺少的。这两位同志随军跨黄河，越巴颜喀拉山，过通天河，翻过唐古拉山，从西宁到拉萨跋涉四千多里。
还有一位江游同志，他是西南军区派来参加进藏工作的，他同郝玉生同志一起编写了《光明照耀着西藏》的拍摄提纲，并对拍摄工作给予了很多帮助。郝玉生和王喜茂、扎西旺堆跟随十八军指挥部，于8月28日从昌都出发，走的路线被称为“小北线”，行程三千里。这一路，从军事上讲比较安全，然而途中基本上都是光山秃岭，海拔在四五千米以上，冰天雪地，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是进军路上最艰苦的一段路程。
路漫漫，行军又行军，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早日到拉萨。越往前走，后方的粮食补给越难以接济，疲劳、饥饿、高原疾病，时刻威胁着战士们，常常有干部、战士倒卧在行军途中。
虽然如此，也有令人开心的时候。每天傍晚到达宿营地，无人烟的雪原草地顿时活跃了起来。大家按照各自的分工，分头去架帐篷、放马、捡柴或捡干牛粪，支锅做饭。摄影队小单位人少，又有能干的扎西旺堆，无论刮风下雪，他都能熟练地用羊皮袋风箱把饭做熟。队里还有政治部派来的通讯员李江，这位四川小战士，聪明能干，动作麻利，好像不知劳累，总是笑呵呵的，这一路他可为大家尽了大力。当摄影队一切妥当，开始就餐时，常常引起周围人的羡慕。
所谓吃饭，就是喝代食粉糊糊，偶尔也能领到几根像腊肠一样的“蛋黄肠”，据说，这食品营养丰富、热量高。帐篷旁边的河沟里，有小鱼不怕人，游来游去，很容易抓。可是纪律不允许在藏区捕鱼。说来也怪，这摄影队的几个强壮的小伙子，每到吃饭时，肚子忽然就变小了，都说自己早已吃饱。在困难的时期，同志间的团结友爱之情倍加珍贵。
夜，帐篷外风雪交加，帐篷里油布下面是结冰的冻土地。此时此刻，睡在这里，却感到温暖，心里也很踏实，因为大家又完成了ー天的行军任务，又缩短了与拉萨的距离。
晨起，看到队里的一匹马，死在帐篷边的雪地上。同志们陷入沉默之中，轻轻扫去它身上的雪，盖上了一块油布，含泪与它告别。一匹马的殉难，竟在同志们的心中引出这么沉重的感情，因为摄影队的骡马，是军首长从有限的牲口中，特地为摄影队安排乘骑和驮运物品的，以便保证顺利地进行拍摄工作。在千里行程中，王喜茂、扎西旺堆总是自己背着摄影机和一些胶片，谁也没有骑过马，只是爬山实在无力爬上去时，才拉着马尾巴上山。大家能够走到拉萨，就有相依相伴的骡马之功。此时，面对一匹马的倒毙，同志们才体会到老红军讲过的“长征的骡子也是有功的”。
又过一座大雪山，不知山叫什么名字，也无精力去探询，正行进中，从队列中传过话来：“张军长让郝队长快上去!”郝玉生明白，一定是前面有重要材料要去拍。郝玉生几个人，想从行军大队旁边踩出的一条路尽快赶上去，但雪有一尺多厚，用尽全身力量才能向上爬几步，拉马尾巴也无济于事，马也难以走动，旁边有一些骤马已倒在雪地上使劲地喘气。
约莫半小时后，郝玉生等克服重重困难，赶到宿营地，走进张国华军长的帐篷，向他表示歉意。
张军长笑着安慰大家，并请郝玉生一行喝了香喷喷的酥油茶。他说：“风雪那么大，路多么险，战士们又那么勇敢，真想把他拍到电影上。”第二天，郝玉生才知道，昨天翻越的这座雪山，是海拔近六千米的冷拉山，有六名战士被夺去了生命。郝玉生等几位同志内疚的心情袭上心头，很多先进的随军事迹没有抢拍下来。
1951年10月26日，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拉萨沸腾了，雪山欢笑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僧俗群众，几乎是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解放军，摄影队亲眼目睹了人民军队举行盛大的入城式，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令大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那艰难而悲壮的和平大进军，又浮现在眼前。当拉萨上空飘扬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许多同志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12月1日，摄影师韩德福、吴剑恒也随西北部队到达拉萨，至此，摄影队的全部同志胜利会师。全体同志在十八军的帮助下，在人民军队革命英雄主义的感召下，发扬摄影队的光荣传统，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拍摄解放军忠实地执行《十七条协议》，拍摄美丽的拉萨古城解放后的新生。
拉萨，是摄影的一片新土壤，藏族人民不仅开发了这片神奇的土地，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高耸巍峨屹立的布达拉宫，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藏族人民的骄傲。同时，大家也怀着极痛苦的心情，拍摄了另一幅悲惨景象：肮脏破烂的贫民窟，有名的八廓街简直就是一个丐市，乞丐之中有被砍去双脚的，有被挖去眼晴的，还有带着木碗和铁索的“罪犯”沿街乞讨的，当大家拿起机器拍摄时，难过得喘不过气来，仿佛进入了一个悲惨的世界。这时，大家更深刻地体会到解放西藏的深刻含义。
工作时，有时不知从哪里飞来几块石头;有时几个人突然向大家挤过来寻衅。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同志对大家说：“你们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来到西藏拍电影的，应该把这一切拍下来，将来会有用的。但是，西藏的事情不能急，要稳妥慎重。拍电影时要注意安全，更不能惹起事端，能拍多少就拍多少，很复杂呀!”
1952年4月，韩德福、吴剑恒拍摄了《班禅大师回拉萨》，刘贵林、泽仁、张文随军进驻江孜、日喀则，并到达边防亚东。他们三个人，在1952年10月才回到北京。
西藏摄影队这次是第二次进藏，长达一年七个月之久，行程万余里，历尽辛苦，完成了厂交予的第二次拍摄西藏影片的任务。沙丹同志把拍摄的素材编成了一部纪录片，这就是有名的《光明照耀着西藏》。这个片名代表着大家的心愿，愿西藏人民在祖国阳光普照下，走向繁荣幸福。
二、中外合作文献纪录片诞生记——《康藏公路》创作回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历史、客观等诸多条件的制约，西藏是为数不多且没有自己电影制片厂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这一时期，在全国公映了一批以《农奴》《五彩路》《飞越天险》《欢腾的西藏》《百万农奴站起来》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故事片和纪录影片，其中，1955年一部以写“康藏公路”为内容的彩色纪录片——《通往拉萨的幸福道路》，再次成为西藏影视文学研究、关注的热点。
1951年5月，军旅作家徐怀中在十八军53师159团生活了半年，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修路，159团当时主要负责新都桥(达马拉山)到昌都这段的施工。
那时，筑路部队、工兵连多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山路施工，工地地势险峻，沟壑江湖挡道，开山劈石，炸山放炮，随时都有牺牲和危险发生。部队的宿营地，条件异常艰苦，公路修到哪里，就在哪里驻扎，有时候，就是一个陡坡，战士们就用各种简陋的工具，开出一块平地，搭建帐篷;有时候，一块洼地，取土填平，支起炉灶，高原上零下20度的超常低温，早上起来，有的战士头发和帐篷结冰冻在一起。
在连队生活一线，徐怀中亲眼目睹了劳动工地很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常常是白天和战士一起劳动，晚上回到帐篷，整理第一手资料和创作素材。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灵感来自于对生活的热爱。1953年8月，徐怀中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邀请，从重庆赶到北京，和在京参加英模大会的西藏军区的创作员高平同志，共同接受了《康藏公路》的剧本创作任务。随即，创作组有关成员再次从四川入藏，带着创作目的，沿途体验生活和采访当事人，将千千万万个康藏公路上的战士，作为原型人物被写进了电影《康藏公路》。
回北京后，约半年时间，即创作完成了彩色纪录片《康藏公路》的脚本，交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手稿交八一电影制片厂保存，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铅印报，曾刊印了影片编剧的部分旁白和有关内容。
徐老这时已近九十岁高寿了，说起63年前的事，逻辑思维清晰，讲述有层次。
1955年冬，《康藏公路》剧本创作完成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组一行，其中，包括两名捷克斯洛伐克制作人，远赴拉萨，在西藏军区政治部有关部门协助下，完成了有关实地拍摄任务，用镜头再现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修筑天路的伟大历史瞬间。影片拍摄完成后更名为《通往拉萨的幸福道路》。
1952年初，徐老曾为进军西藏大歌舞写过一个舞蹈歌词，后来经程途同志谱曲，很快流传开来，这就是影片《通往拉萨的幸福道路》中的《筑路歌》。歌曲和舞蹈，均在第一届解放军全军文艺汇演中获奖，后亦被收录在西藏军区政治部编著的《高原文艺战士》中。同一时期的军旅作家创作的反应筑路生活的歌曲还有《打通雀儿山》《歌唱二郎山》等，朗朗上口，动人心魄，在军内外广为流传。
半个多世纪前，终年积雪、山路蜿蜒、高寒缺氧，徐老和一批活跃在康藏线上的部队文艺工作者，拿起手中的笔，记录辉煌的瞬间，讴歌时代的最强音，创造了许多深受群众喜爱的作品和经典。
1984年12月25日，为纪念青藏(康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通车30周年，在拉萨建立了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以铭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业绩和巨大牺牲。每年的清明节前后，不少市民、外地游客自发地来到拉萨河畔的纪念碑前，摆放鲜花，祭奠为奉献无悔青春、英勇捐躯的三千志士。
2014年8月6日，时值青藏、川藏公路通车胜利60年纪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进一步弘扬“两路”精神，助推西藏发展。
为纪念“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周年”，填补西藏影视文学历史的研究空白，梳理自1950年的十五年间，西藏老电影(包括故事片、纪录片、电视剧)的发展史，我详细了解《通往拉萨的幸福道路》的创作背景，2018年，又通过徐怀中老师，联系了本片的另一名编剧、著名作家高平，拜读了高平撰写的《亲历川藏线》，对《康藏公路》之《通往拉萨的幸福道路》，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三、短纪录影片首获殊荣——《战胜怒江天险》及其他
《通往拉萨幸福道路》创作始末
早在1953年以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已经拍摄了两部相关西藏题材的纪录片《解放西藏大军行》和《光明照耀着西藏》，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在动议拍摄《通往拉萨的幸福道路》(《康藏公路》)这部纪录片时，有着进藏部队经历的高平，以“第一是首次歌颂‘世界屋脊’筑路，第二是军人拍军人的第一部影片”的阐述，取得到了时任军委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的认同和支持。
1953年，八一厂的陈播厂长，向时任西南军区最高首长贺龙将军做了汇报。由此，这部《康藏公路》(暂名)的拍摄，自始至终得到了军委文化部和西南军区的大力支持，可见这部纪录影片的被重视程度是屈指可数的。
1953年12月，刚刚在重庆举办的西南军区“文艺检阅大会”上获得文学创作一等奖的高平和曾任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研究员的青年作家徐怀中，因熟悉西藏和进藏部队情况，先后从西藏军区和昆明军区被借调到北京，参加这部纪录片电影剧本(脚本)的创作。
纪录片《康藏公路》的导演王冰为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山西禹乡人，1926年出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四十年代末，曾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回到自己队伍中来》《人民的战士》等饰演角色，1953年调入军影，1957年后，曾相继导演故事片《激战前夜》《长空比翼》《战上海》等，作为资深电影人，事业心极强，性格十分坦率，赴藏体验生活很能吃苦。1970年“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英年早逝。
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好了，1953年8月中旬，八一厂《康藏公路》的编摄班子，在王冰导演的率领下，徐怀中、高平、沈剡、于成志(摄影)、杨光海(摄影)等一行六人，从北京辗转乘火车到武汉再坐轮船到重庆，从重庆坐车到成都，历时半个月，再换乘部队汽车入藏，最先到达甘孜，历经旅途艰辛，并向康藏公路工地纵深逐步前进，边走边体验生活、采风，半年多时间，和筑路战士同吃同住，亲身体验筑路战士的生活，感受筑路部队的艰苦和修筑道路的险峻。
1953年11月底，在参考有关其他优秀纪录影片，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钢铁运输线》《列宁运河》的基础上，《康藏公路》电影剧本的构思和文本编剧基本完成了。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影制片厂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影工作者共同完成了这部彩色影片的联合导演和制作，制作完成后，将片名改为《通往拉萨的幸福道路》，影片的合成阶段，邀请著名作家魏巍写的解说词，增强了观赏的文学品味。
据当时的《大众电影》和有关史料记载，1955年底《通往拉萨的幸福道路》在全国上映后，以“中外合作第一、西藏彩色纪录片电影第一、史诗‘天路’纪实第一”，而蜚声海内外，两位纪录片编剧徐怀中、高平亦被“影迷”熟知。1956年该片在捷克斯洛伐克“卡拉维发利”第九届国际电影节上获“报道纪录片奖”。
《战胜怒江天险》并蒂雪莲
1954年，在川藏公路创作《康藏公路》的同时，行至川藏线怒江天险工地，王冰、徐怀中、高平等编创人员被眼前战士们“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不怕牺牲、战天斗地的施工劳动场面所震撼，沈剡导演、于成志摄影师及助手杨光海，决心把这一激动人心、感天动地的劳动抢险场面用镜头记录下来。
他们一行五人，扛着摄影机器，白天下到工地施工的最前沿，为拍摄影片寻找最佳摄影角度，克服重重拍摄困难，有的拍摄角度险峻陡峭，随时都有坠江危险令人胆战心惊，但他们克服困难，在战士们的帮助下，用绳索悬吊在空中或者是从山崖上倒立下来俯视拍摄……历尽种种艰险。摄影组的战士付出的工作强度，不亚于筑路战士的艰辛，每到夜晚，摄制组的战士们回到帐篷还要摇暗盒，把白天的资料整理出来。
高平在协助拍摄工作的间隙，为影片酝酿拟写了解说词。半年后摄制组回到北京，经过编辑、剪接，摄制组加班、连夜制作完成了一部短小精悍、堪称精品的黑白纪录影片《战胜怒江天险》，此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正式出品，与彩色纪录片《通往拉萨的幸福道路》先后在全国发行。正如1954年《大众电影》马德波的一篇读后感所评价的：《战胜怒江天险》在短短只有两本胶片的篇幅里，生动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康藏筑路部队和怒江天险作斗争，战胜天险的英雄事迹，赞美了移山倒海的人民解放军将士，同时，也使观众第一次领略了祖国大好河山的险峻和壮美。
1953年11月7日，第一批运输车辆缓缓地开上新通车的怒江大桥，自祖国内地运来的各种物资将迅速驶过怒江，派运到新的和下一个工地，怒江大桥的通车，使得康藏公路以急速的步伐向拉萨前进!这段回忆，在诗人高平的《亲历川藏线》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高平为《战胜怒江天险》写的解说词，洋洋洒洒，有情有景，感情真挚，为影片获得成功锦上添花。1956年，《战胜怒江天险》获文化部1949——1955年度“优秀影片奖”一等奖。获奖的个人是沈剡、于成志、高平三人。
时隔60多年，诗人高平在谈及这段难忘的电影创作经历，仍感叹作为部队的现役军人和文职专家，他们和战士们一样，用手中的“武器”，把怒江天险的英雄永远地记录在了摄影机的镜头里。高老说：“纪录片有它自己的优势，是别的片种所永远不能替代的，因为它真实，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因为它自然，不靠排演和雕琢，天然去雕饰。”
如果说《通往拉萨的幸福道路》是一部全方位再现进藏部队历史瞬间的大手笔之作，那么《战胜怒江天险》则是浓缩的康藏公路微景观，两部纪录片电影异曲同工，成为歌颂“两路精神”的一曲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