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西安草长莺飞、花香摇曳，街道两边不时看见横幅与彩旗，千年古都正焕发着勃勃生机，洋溢着欢庆的气氛。这个月中旬，西安好事连连。
14日，西安高新区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一个国家级产业开发区，西安从此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三十年后回首再看，高新区的建设于这座古城而言不啻是一次凤凰涅槃。
20日，陕西历史博物馆正式建成开馆，开馆典礼隆重而热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出席仪式并剪彩。1973年6月2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视察原陕西省博物馆，看到场馆地方狭小，空间逼仄，现场做出指示：“陕西的历史遗存丰富、文物很多，但是地方太小，光线太暗，适当的时候应该建一个新的博物馆。馆址可选在大雁塔附近。”18年后，周总理的这一夙愿实现了。新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安排在6月20日，也是对伟人的缅怀与纪念。陕西历史博物馆由梁思成先生的高足张锦秋院士设计，一袭青灰色仿唐宫殿式建筑群，甫一建成就鲜亮为西安城的新地标，而它的素洁高雅、雍容大气，堪配文物大省的地位。
樋口隆康是以外宾身份来到西安，参加陕西历史博物馆开馆仪式的。
72岁的樋口隆康是日本国内顶级考古学家之一，在大学里任有教职，同时也掌管着文物遗址比较集中的奈良地区的考古研究机构和京都泉屋博古馆。他是世界知名的“丝绸之路”考古专家，曾带领日本考察队前往我国甘肃、新疆，以及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开展过考察活动，著有四本很有分量的关于丝绸之路研究的著作。樋口隆康对“铜镜”研究颇有造诣，在“三角缘神兽铜镜”的学术争论中名声大噪。
铜镜最早由中国古人发明，商代时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春秋战国以后成为贵族家庭的奢侈品，直到西汉末年才逐渐走进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三角缘神兽铜镜”出土于日本古坟时代的古墓之中，古坟时代大概处于公元250年至592年，是中国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大量营建大型坟冢而得名，是日本逐渐走向统一的时期。
“三角缘神兽铜镜”共出土几百余枚，它的制作地到底是哪里，在日本考古学界掀起了一波长达数十年的激烈争议。有人认为这是日本人自己本土铸造，有人认为是移民至日本的中国工匠所铸造，还有少数人认为是中国铸造泊运至日本的。日本本土铸造说者，大都是“大和种族优越论者”，意气大于科学，观点不值一驳，因为当时的日本并没有掌握此项技术和工艺。中国铸造泊运至日本说者，由于这种铜镜只在日本出土，中国一直没有发现，也只有少数人在坚持。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该类铜镜是移民至日本的中国工匠所铸造。
樋口隆康始终认为“三角缘神兽铜镜”在中国铸造泊运至日本，是中国三国晚期曹魏统治者赠送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及其继承者的国礼之一。这一观点饱受同行非议和反对，甚至给个人造成了很大困扰和压力。但樋口隆康并无妥协，一直坚持。从这点看，老先生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操守值得钦佩。
2015年3月3日，环球网以《中国发现卑弥呼铜镜或成邪马台国争论新资料》为题，转载了一条消息：“日本《朝日新闻》3月2日报道称，近日在中国河南省洛阳市研究杂志中，发表了一篇关于在当地发现与三角缘神兽镜同类型镜子的论文。也有传闻称，三角缘神兽镜是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从中国得到的，但关于其制作地的争论仍然是个未解之谜。这篇论文的作者是居住在河南省的收藏家兼研究者王称意先生。王称意先生说明道，‘该镜是2009年在当时洛阳最大的古董市场，从居住在市郊外白马寺附近的农民处得来的’，并称确切的出土地点不得而知。”
《朝日新闻》以无比质疑的口吻报道了中国发现三角缘神兽铜镜的事实，而这正是日本古坟时代铜镜来自中国的重要佐证。其实，“三角缘神兽铜镜”2006年在洛阳就有发现，此后中国学者发表了一批研究文章，不知道樋口先生可否知晓?也不知道2015年3月2日《朝日新闻》上的报道，樋口先生是否看到?因为一个月之后，也就是2015年4月2日，老先生就溘然长逝，驾鹤西去了。
樋口隆康此行西安的另外一个重要行程，是前往西北大学做学术访问。
位于西安城墙西南角的西北大学，生活区建在唐长安城延寿坊遗址上，这里是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宅邸所在地，教学区则建在太平坊遗址上，太平坊里曾有一座唐代的著名寺院实际寺，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在这里受具足戒，有很多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曾在这里学习生活，最为有名的是著名书法家橘逸势。西北大学在校园建设过程中发现了一系列古代遗址，师生们就地进行“校园考古”，出土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文物。“校园考古”的文物，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文物，西北大学历史系建立了文物陈列馆将它们收藏展出。其中，日本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石最为有名，墓志上有“国号日本”的字样，从而表明“日本”国号至迟在公元734年以前就出现了，它也是目前所见文物史料中最早有“日本”国名出处之一。日本的学者来西安访问，西北大学是必去的地方。
6月22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1988年历史系改建为文博学院)二楼报告厅座无虚席，低矮敦实的樋口隆康走上讲台，鞠躬，就坐，健硕的身躯一看就是长期从事野外工作的结果，他的脸上展现着拥书自雄的自信和从容，甚至流露出些许的优越感。樋口隆康连作三场有关丝绸之路贵霜文化遗存的考古学术报告。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掀起了一波研究大月氏的学术热潮，而当时的学者们都认为贵霜帝国是大月氏人所建立。
樋口隆康的第一场报告讲的是阿富汗的贝格纳姆遗址。贝格纳姆遗址位于喀布尔城以北不远的帕尔万盆地之中，城外是喀布尔河的一条支流，沿河而下便进入喀布尔河谷，再向东南二三百公里就是开伯尔山口，越过山口可直达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城。这条线路是丝绸之路上中亚巴克特里亚通向南亚印度河流域的黄金商路，也是北方民族南征印度的战略要道，贝格纳姆是这条通道的要塞和咽喉。贝格纳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贵霜时期的文物，有自西而来的罗马的玻璃制品，自南而来的印度的象牙制品，还有自东方而来的中国东汉的漆器。商品数量与品类之多，反映了当年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与兴盛，而艺术造型与艺术风格的巨大差异，也展现了丝绸之路的文化碰撞与交流。贝格纳姆遗址由法国人于1937年发现发掘。
20世纪20年代开始，法国就与阿富汗政府签订协议，独占了该国的考古发掘，中间因为战乱时断时续。2002年北约联军进入阿富汗之后，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就亲自安排法国考古队重返阿富汗，并派遣军队一路保护。
第二场报告的内容是中亚的“黄金之冢”，著名的提利亚特佩遗址。这个遗址位于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国境线的阿富汗一侧。棉花田里一座只有三米高的土丘上，苏联和阿富汗的联合调查队1977年开始发掘一处古代神庙遗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阿富汗逐渐偏向苏联，1973年苏联支持达乌德汗推翻查希尔国王的统治，成立了亲苏联的阿富汗共和国。这使得苏联的考古人员能够打破法国人的垄断进入阿富汗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1978年秋，在阿明发动政变推翻达乌德汗之后不久，提利亚特佩遗址也有了惊人发现。7座墓葬当时只发掘了其中的6座，出土了两万多件金器，包括大量的罗马提比略皇帝时代的金币、贵霜的金银币，以及罗马和波斯的玻璃器皿、印度的象牙首饰和中国汉代的青铜镜，所以提利亚特佩遗址也被世界考古学家称之为“黄金之冢”。这些墓葬被认为是公元1世纪初大月氏或者贵霜贵族的坟茔。樋口隆康作为专家被邀请前去鉴定青铜镜的年代，亲眼目睹了这些价值连城、琳琅满目的文物。
第三场报告，樋口隆康详细讲解了自己考察巴米扬大佛的情况。巴米扬大佛建在阿富汗巴米扬省的巴米扬河谷石崖上，这里距离中亚通往印度的南北商道不远。两座大佛分别高38米和55米，加上周围崖壁上的石窟群，气势恢宏，庄严肃穆。巴米扬省属于干旱地区，降雨量并不多，除了河谷农业，山上几乎寸草不生，如此贫瘠的环境却能建造如此宏大的工程，足以说明当时的人民对佛教的沉迷与虔诚，也从侧面印证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曾给当地带来了巨额财富。健陀罗风格的巴米扬大佛深受希腊和罗马造像艺术的影响，佛像比例协调，刻画细腻，艺术成就达到了极高程度，健陀罗艺术传入中国后，不但催生了佛教石窟在东方的兴起，也将中国的佛教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极盛时期，巴米扬大佛周边寺院云集，诵经如雷，几百名来自中国、印度和中亚的僧侣在此修行研经，这里成为著名的佛教中心。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和唐代玄奘都曾在此驻足瞻礼。对于巴米扬大佛修建的年代，学界尚有争议。一说凿于1世纪至5世纪的贵霜帝国时期，是贵霜人的杰作;一说凿于3世纪至9世纪，贵霜人、嚈哒人和突厥人都有贡献;莫衷一是，难有定论。但大佛毁于2001年3月12日却有确切记载，那一天的日历上也记载了全世界人民的震惊、错愕与痛惜。而这已经是樋口隆康西安讲座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1991年，樋口隆康作报告的当年，正值东欧苏联巨变。一个世界强国轰然坍塌，中亚各国此时此刻才陆续走向独立。而这之前，作为加盟共和国的中亚各国被苏联视为禁脔，不容他人置喙。世界考古学界对中亚的研究，也只有在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地区开展最多，阿姆河以北很少涉足。所以樋口隆康关于丝绸之路考古的三场学术报告都只限于阿富汗。
这几场学术报告的现场翻译工作由王建新担任。1986年，王建新被公派到日本奈良教育大学访学研修一年多时间，日语熟练而流利。
平心而论，樋口隆康的讲座算得上精彩。因为有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实践做支撑，樋口隆康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新史料新观点顺手拈来脱口而出，常常给人口灿莲花、舌溅珠玑之感，惊艳而且叫座。
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这样，只有阅读量和人生阅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性的体察和理解达到一定的境界。而学术成果这时候才会厚积薄发，喷涌而出。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家巨擘多数为“大器晚成”的年长者，鲜有“少年得志”的年轻人，如同陈酒，年龄越大往往越醇厚。古稀之年的樋口隆康炉火纯青。
也许是谈兴所至，也许是心存优越，也许这本身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互动。在报告结束的时候，樋口隆康以很日本的方式突然向所有听众提问：“中国是月氏人的故乡，月氏在中国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究竟在哪里，诸君知道吗?”
在场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面面相觑，尴尬的表情和僵硬的缄默让会场瞬间安静。王建新说，这个问题像一记巨雷炸在了自己的心里。从中国沿丝绸之路西去的大月氏，它的文化遗存到底在哪里，我们没有人系统研究过甚至没有人在意过，确确实实不甚明了。但是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中国，作为大月氏人的故乡，没有搞清楚大月氏的文化与历史却确确实实不应该。报告厅里憋闷着中国人的惭愧与怅然。
过多揣摩樋口隆康的用意和情绪没有意义，但“月氏在中国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究竟在哪里”，这真的是一个应该由中国人解决的学术问题和科学命题。然而卷帙浩繁的中国古籍，对大月氏的记述却惜字如金，语焉不详，而且还零零碎碎散落各处。就好像我们的一位邻居，猛然间想起来的时候，竟然面容模糊，身形影绰。
大月氏人到底是什么样一群人?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到底生活在哪里?他们何以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引起这么高的关注度?拼凑史书之中的文字碎片，也许可以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找出蛛丝马迹。
历史迷雾中的大月氏
公元前176年，汉文帝即位第四年，北方草原匈奴汗国大单于冒顿给大汉皇帝修来一封国书。
“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其成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云云。
大概意思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向大汉皇帝问好，前段时间咱们沟通的还不错，但最近一段时间你们驻守边境的官员寻衅滋事，羞辱和攻击我的右贤王，右贤王轻信下属，在没有向我报告的情况下就与你们开打。这事搞的不美，违反了两国之间的约定，也伤害了咱们兄弟般的感情。你不断发信进行谴责，我派使者前去说明情况，你却将他们扣留，而且也不派人来和我沟通，还利用这件事情搞对抗，周边的那些小国家们也都不赞同和附和你们的做法。为了惩罚右贤王，我令他向西征讨月氏。托老天爷的福，我们兵强马壮或斩或降，彻底击溃降服了月氏。同时，我还攻占了楼兰、乌孙、呼揭及它们周边的二十六个小国家，现在它们都并入了匈奴。北边已经安定了，前面的事全都翻篇吧，咱们继续以前的约定，安境保民，世代和平。
这封国书是用汉字写成。匈奴、月氏这些游牧民族这时候还没有文字只有语言，两国文书以汉字书写。阿尔泰周边草原和蒙古高原上游牧民族最早的文字，是公元6世纪突厥人吸收西亚的阿拉米字母所创建的突厥文，这已经是六百年以后的事情了。契丹人创建的契丹文是公元10世纪的事情，党项人创建的西夏文更在其后一百余年的11世纪，契丹文和党项文都是参照汉字所创造。蒙古文要到13世纪才被创造出来。没有文字，就没有历史记录。草原上的传统和往事，只能依靠口口相传的故事和说唱艺术传播继承。研究游牧民族的早期历史，所能查找的文献只有中国的历史古籍和古希腊、古波斯的历史著作。这封国书写在木简之上，因为纸张的广泛运用是东汉后期的事情了，要比当时晚将近三百年。
整篇国书充满炫耀，更不乏指责之意，字里行间能读出冒顿单于的自满、倨傲和威逼。前半部分讲的是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从河套地区向南越过边境线，扰袭汉朝民众，被大汉臣相灌婴击败的事情。后半段却告知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匈奴已经击败月氏，并占领了西域二十六国(应为三十六国)。
当秦国逐渐攻灭六国统一中原的时候，起源于蒙古高原杭爱山脉鄂尔浑河上游的匈奴逐渐统一中国北方的各个游牧部落，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匈奴集团，并一步一步蚕食至阴山以南与中原对抗。而这一时期，西北方向的游牧民族月氏也逐渐统一了西北的各个游牧部落，形成了月氏集团，他们扼守丝绸之路，充当着中原与西域贸易的中转商。欧亚大陆东部自此开始了一场秩序重构的角力，这场角力围绕争夺丝绸之路贸易控制权而展开。
战国末期，匈奴就开始与燕赵各国缠斗。秦朝建立后，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公子扶苏与蒙恬驻守边关，移民屯田修缮长城。此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当时的匈奴头曼单于迫于形势战略后退至阴山以北。但情况在冒顿单于时代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厉害角色。
冒顿，匈奴语“勇猛”的意思。他本来是头曼单于的太子，后来头曼单于溺宠的阏氏(妃子)生下儿子，单于便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于是就将冒顿作为人质派往月氏。如此也罢，但更绝的是头曼单于急攻月氏。破坏协约，人质必死。月氏暴怒，准备捉杀冒顿。冒顿闻讯，仓皇偷了一匹骏马，星夜兼程逃回匈奴。事情有点尴尬，头曼单于迫于无奈，大夸儿子勇猛，并授权让其带领一支军队。
冒顿训练这支军队自有绝招。“鸣镝为令，不从者斩”，就是哨箭为令，我的哨箭射啥，你们就得射啥，不服从的一律斩首。第一次射鸟兽，不从的兵士辄杀之。第二次射冒顿的坐骑，不敢放箭的辄杀之。第三次射冒顿的女人，不敢放箭的辄杀之。第四次，冒顿带领将士射杀头曼单于的良马，这一回箭簇齐飞，没有不射的。“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便带领将士射杀了自己的父亲头曼单于。冒顿单于人如其名，睚眦必报，刚猛凶残，自此自立为单于，匈奴迅速崛起。
冒顿单于利用中原地区秦末大乱、楚汉相争的战略机遇，东讨东胡，西逼月氏，南犯河套，一时称雄。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亲征匈奴，被冒顿单于围困在平城白登山，朔风裹雪，天气大寒，援兵未至，情势危急。刘邦采纳陈平的建议，收买冒顿单于的阏氏，才狼狈脱围。匈奴一直在边境寻衅，刘邦去世后，冒顿单于给吕后写去一封用词孟浪的信，轻薄侮亵吕后，吕后隐忍，延续刘邦休养生息、韬光养晦的政策，与匈奴和亲修好。
其实，匈奴的战略方向一直是月氏，因为月氏占据着东西方的贸易商道。
欧亚大陆从史前就存在着东西方的往来，公元前3000多年前，在从黑海北岸直到大兴安岭的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来自西方的人群与东方人群在西伯利亚南部开始相遇融合。这条物品、文化与人种的交流通道，有人称之为“草原丝绸之路”。
到了公元前2000多年前，北方已经完成融合的人群开始南下，西方伊朗、高加索一线的人群开始东进，东方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人群也开始西进，来自三个方向的人群在中亚和新疆交汇融合，共同开创了中亚和新疆的青铜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源于西亚的小麦，传播到了黄河流域;源于黄河流域的小米，也扩散到了新疆以及中亚、南亚、西亚和北非。这说明从中亚经过帕米尔高原、新疆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直到黄河流域的通道，这个时候已经存在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丝绸之路”的通道。
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月氏人是古印欧人的后裔，使用的是印欧语系的语言，这似乎成了国际学术界的定论，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并不支持这一结论。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根据《史记》的记述，月氏人很早就生活在“丝绸之路”上，他们和匈奴人一样，都是游牧人群。
游牧人群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农耕人群。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耕人群粮食自产且可储存，家宅屋舍世代而居，财富不但可以积累，而且还可以继承。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吃穿用度几乎不用采买，贸易物品无非盐铁和奢侈品，而盐铁官营，价格浮动不大，所以中国古代农耕人群向来重农轻商。
游牧人群以蓄养牲畜逐水草而生，不动产较少，受环境影响较大，肉、奶、毡、皮之外几乎所有的重要生活用品都依赖于外来，粮食、武器、工具、器皿、茶叶、丝绸、食盐，甚至于木材，当然还包括珠宝、饰物、胭脂，以及香料等奢侈品。取得这些物品的手段有两个，贸易或者掠夺。贸易是常态，游牧人群依赖贸易，而战争往往发生在天灾之时。草原上牲畜死去，皮毛、马匹、橐驼大幅减少，无物可易，只有去抢掠。他们的文化并不以此为耻。倚重贸易的游牧人群，对金银等货币金属有着天生的贪嗜。阿拉伯沙漠荒凉而贫瘠，但那里的游牧部落却流传着《一千零一夜》这样一个充满对财富和货币无比渴望的民间故事集。
月氏人扼守丝绸之路，做起了中原和西域的中转商。中国古代典籍曾将月氏称之为禺氏，《逸周书》有“禺氏騊駼”之记，《管子》有“禺氏之玉”之述，月氏人与中原做马匹和玉石生意，大获其利。《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秦朝的时候，居住在安定郡乌氏县今宁夏固原一带的“乌氏倮”，通过做“戎王”和秦人之间丝绸牛马交易掮客而发了大财。这里的“戎王”虽未指明是否为月氏之王或者月氏某一部落之王，但相信这些丝绸应该是到了月氏的手里。
贸易需要和平。中原农耕人群占据的是400毫米降雨线以东适合庄稼生长的地域，也就是从阴山到贺兰山再到乌鞘岭这一线以东的地区，而月氏正好在这一线以西，双方各得其所，未起战端。可能是月氏对大汉并未形成战略挤压，而且双方的贸易盛于民间，所以大汉朝廷对月氏的关注度并不高。中国的史书也对这位邻居没有花费太多笔墨，只是在与匈奴周旋的时候才不时提及。
匈奴人觊觎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巨额财富，他们持续向月氏发动攻击。匈奴击溃月氏，征服西域，冒顿单于志得意满地向汉文帝发去了上面的那封信。而大汉帝国在文帝、景帝时期，迫于敌人的强大压力，正休养生息、削藩平叛、厉兵秣马、积蓄力量，此即“文景之治”。
擐甲挥戈，铁马冰河，游牧民族形成的持续压力，砥砺着中华文化不断内聚、淬炼、扬弃、升华，而他们每隔一个历史时期的南下，也会为中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和元素。假如没有游牧民族，中华文化的走向与风貌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情形。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血脉融合、文化融汇的过程。其实，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盛世都强邻环伺。汉有匈奴，唐有突厥，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
到汉武帝的时候，大汉帝国不再忍受匈奴的袭扰，准备战略决战。公元前139年前后，汉武帝刘彻向匈奴降兵探听消息，偶然得知冒顿单于的儿子老上单于又一次击溃月氏，月氏王被杀，头盖骨被做成了酒器，月氏人大部分西逃，他们怀恨在心，时刻准备报复。
将敌人或者仇人的头盖骨沿耳朵环切下来，外面再绷一层牛皮，如果敌人或者仇人的地位很高，那就再镶上一圈金边，然后作为祭祀或者行乐的酒器，这是阿尔泰周边游牧民族的风俗，勇士们以此作为地位和身份的炫耀。
点燃汉武帝眼眸的并不是关于用头盖骨做酒杯的风俗，而是月氏与匈奴的矛盾。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与月氏缔结联盟共击匈奴，便成了大汉帝国抗击匈奴的战略设计之一。汉武帝于是招募张骞作为使臣，前去联络月氏。这是一次没有确切地址，只有大概方向的出行。而且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西边大陆的深处是地理学上的黑箱，除了不靠谱的神话传说和民间传闻之外，他们无任何知识与经验。真是一个敢想，一个敢做。
张骞大概是沿着河西走廊西行的，河西走廊和西域三十六国早在汉文帝在位的时候，已经被匈奴冒顿单于控制了。不出意料，张骞果然被匈奴俘虏。这时候匈奴老上单于已经死去，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军臣单于。军臣单于也是位有意思的人，见了张骞不但不杀，还调侃了几句，月氏在我的北边，去月氏必须经过我的领地，你们还要联系月氏攻打我，咋想的?军臣单于给张骞娶了匈奴妻子，并把他软禁起来。十年之后，张骞与他的随从堂邑甘父寻机逃出，继续寻找月氏。他们应该是沿着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一路西行的。当时的西域还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为了避免被匈奴再次俘获，一路上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直到抵达今天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才算逃出了匈奴的势力范围，这才亮明自己的汉使身份。在路过塔里木盆地周边各小国时，他们不敢到处察看和打听，国情军情社情民情所获无多，所以对西域的记录只能从大宛开始。司马迁根据张骞的记述，在《史记》之中所叙述的西域各国的内容，便称为“大宛列传”。《史记·大宛列传》的第一句话如是说，“大宛之迹，见于张骞”。大宛王热情地接待了张骞，并礼送他们去了康居，然后他们从康居到了月氏王庭。这时候的月氏，太子已经即位并臣服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这里富庶安定，远离匈奴，月氏再也无心向匈奴寻仇了。
司马迁与张骞是同时代的人，关于月氏的事略均来自张骞之口，但是整个记述却非常简单，甚至浮皮潦草，包括张骞所见到的那位月氏王的名字与称号都未提及。《史记·大宛列传》关于月氏的行踪就一小段，“始月氏据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寥寥数语，框定的却是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方圆2000公里的空间范围。短短五十余字，记叙的却是两个族群血与火的战争和杀戮。宛即大宛，现在的费尔干那盆地。大夏是中国史书对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称谓。妫水就是现在的阿姆河。月氏在匈奴的打击之下，逃离故土，这是一场悲惨的生离死别，因为那些老弱病小不能长途奔走，被迫留下来投靠羌人，史书称他们为小月氏，而前往中亚那一部分被称为大月氏。后来班固所撰的《汉书》中，还记述了月氏在西逃过程中一度占据塞人之地，在伊犁河谷有过停留，不久又遭到匈奴支持下的宿敌乌孙的打击，再次南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
大月氏远去的身影就这样暗淡在了历史的迷雾之中。
被催发的种子
大月氏进入中亚之后，身后的东方秩序重构在大汉与匈奴的战略角力中逐渐趋于尾声。而中亚、南亚、西亚，甚至地中海周边地区都因为它的到来而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大月氏从伊犁河谷南下到达巴克特里亚地区，取代了希腊人对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在阿姆河北岸建立王庭。从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到公元1世纪初，大月氏统治巴克特里亚100余年。后来，大月氏统治下的大夏贵霜部崛起，取代了月氏人的统治，统一了巴克特里亚并向南进占印度河流域，建立起贵霜帝国。公元前后，世界格局与秩序就由东方的大汉帝国、中亚的贵霜帝国、西亚的波斯帕提亚帝国和地中海的罗马帝国所掌舵。
连接这四大帝国的正是丝绸之路。所以，拨开历史的迷雾看清大月氏的真正面容，是解开丝绸之路研究的锁钥。
其实，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一直像种子一样埋在王建新的心里。这颗种子是黄文弼先生在开创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时候就留下的开展丝绸之路考古的学术传统。
1982年，王建新留校后在历史系担任秦汉考古教学工作。教研室段连勤老师给这个新人很大帮助，不仅仅在教学上，还有治学方法，甚至在生活上。段连勤老师是做民族史出身的，闲暇时候一老一少聊起来的话题，不少是关于秦汉时期匈奴与月氏的民族历史，月氏对于王建新而言并不陌生，甚至是熟稔。
留校半年后，王建新被派往北京大学进修一年。新教师到北京大学进修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当时只有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才有考古专业。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的主任是苏秉琦先生，副主任是俞伟超先生和严文明先生。王建新有半年时间跟着俞先生听课，另外半年时间跟着严先生到山东烟台地区做发掘。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方向领域，不同的研究方法，使这次学习成为一次深刻的思想碰撞，王建新开始在意“一些理论、方法方面的问题”，并“真正开始思考考古学的本质是什么”。而“把区域研究和点的发掘结合起来”的方法，是他在北京大学的考古实践训练中，得到的另一个重大收获。
1984年春天，学习结束的王建新回到西北大学，教研室安排他和另外两名老师到案板遗址带学生实习发掘。遗址在西安市西边100公里的扶风县案板村，属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的新石器文化。搞秦汉考古的他现在又开始上手新石器研究，而且还做得有声有色，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其中《论案板三期文化遗存》颇有影响。这“完全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属于工作需求”。
两年之后，王建新有机会公派前往日本留学。他选择了奈良教育大学，因为奈良是日本古都，离考古研究单位比较近，这样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日本考古界，也时常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九十年代初，他又在日本茨城大学任教一年，期间做了东北亚青铜文化的研究。他曾经讲起自己“先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去了解这方面已有资料和研究成果，把茨城大学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又跑到东京大学去看，那里的资料更多。那时候搜集资料经常早上坐电车去，晚上才回来。不敢说所有的都看完了，但90%以上都看了”。那段时间他发表了几篇影响较大的学术论文。1999年，王建新整理多年心血，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关于东北亚青铜文化的专著，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的概念。他在专著和学术论文中提出的观点在日本考古学界产生轰动，也引起了世界考古学界的注意。
其实，王建新最感兴趣的是商周考古和佛教考古。商周考古是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产生的想法，后来去北京大学进修，他还专门跟高明先生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古文字，就是为此做准备。而对于佛教考古，他一直很痴迷佛教的石窟造像，甚至跑遍了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的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以及山西云冈石窟和河南的龙门石窟等。
无论是工作需要的秦汉考古、新石器考古、东北亚青铜文化研究，或者是自己痴迷的商周考古和佛教考古，沿任何一个方向做下去都会是一个学术富矿，个人的学术道路和事业前途光明可见。更何况他在新石器考古和东北亚青铜文化研究方面已经饶有建树，卓有声誉了。
一切都在樋口隆康做完学术报告之后开始发生改变。樋口隆康关于大月氏出于中国，而中国考古学家却不清楚遗存在哪里的问题，无论善意还是恶意，但对王建新来说，即便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也仍然关乎尊严。黄文弼先生留下的种子不仅仅有学术传统，还有考古学人的民族气节和学术自强，这是另一个战场的斗争。埋在王建新心中的关于丝绸之路考古的种子这时候被催生了。
1995年，王建新担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教研室主任。李学勤先生从北京捎来话，“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一定要搞丝绸之路考古”。李学勤先生当时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当所长，同时也是西北大学的双聘教授，每年都会来西北大学工作一段时间，给学生授课，指导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做科研。对文博学院和王建新来说，李老师是自己人，他了解黄文弼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北京大学俞伟超先生、严文明先生也鼓励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要走出去。丝绸之路考古的种子不但被催生了，而且也得到肯定和勉励。
最终，在多次讨论之后，他带领考古教研室的老师们为考古学科的发展制定了十六字方针：“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考古再次成为西北大学考古学研究的方向之一，王建新将其称为“重启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他把切入点选择在了大月氏研究上，沿着大月氏的足迹，先国内后国外，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也将实现走出去的梦想。
1990年代后期，王建新已经年逾不惑，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现在已经成长为成熟稳重的学术骨干了。他的注意力和研究方向彻底转向大月氏问题，以前从事的领域和方向逐渐进行整理、总结和收尾，对他来说这无疑是忍痛割爱。而且这个选择意味着重起炉灶从零开始，风险不可谓不大，如果失败，个人的学术前途也将废毁殆尽。走出舒适，勇担挑战，但在以后的工作中，他越来越领悟到这个方向就是一条荆棘之途。
机缘一直不巧，人员、经费和物资保障需要筹备和等待，最难的是时间无法统筹和计划。所有的人生都大同小异，老师们也不例外，总是匆匆忙忙，总是冗务缠身，总是琐事繁多。在等待机会的同时，王建新还参与了三峡抢救性考古发掘。
1999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千禧年即将来临。四川成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考古界大咖云集。本来这次年会的中心议题是“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的考古学问题”，会议闭幕式上，王建新主动发言，话题却是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出去。
他讲了两个方面：“一是到上个世纪末为止，中国考古学界整体没有走出国门。虽然八十年代有出国留学的人，但即使到了国外，研究的课题还是中国考古，很少有人做外国考古。对于中国考古这么一个大国学科来说，我们只是研究中国考古，而在此外的领域几乎没有发言权。我们的近邻日本有埃及考古学家、西亚考古学家，也有研究非洲、中亚、美洲的学者，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状况不符合中国考古学科的大国地位。”
“其次从文明研究来说，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开始，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文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但是如果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特别是对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不了解，而且也不了解中国文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这些文明的互动关系，那么怎么可能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中国文明的特色、特征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认清，关起门来研究中国文明就是自说自话，是不可能弄清楚的，对研究中国文明本身来讲，也必须走出去。从学术研究、文明研究，特别是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中国考古必须走出去，不能再等了。”
后来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呼唤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放在二十几年前的历史环境下，他的这些想法对大多数考古学者而言，无疑是大胆超前，甚至异想天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