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岁二十九那年，小周写完了回忆录，详详细细地追忆了自己短暂而又平淡的一生。他的父母均没活过三十岁，祖父祖母也很短寿。这是他早早地撰写回忆录的主要原因。爷爷奶奶他未见过面。童年时父亲好像跟他提到过爷爷奶奶的故事，但在他的脑海里没有存下任何印记。就连自己的爸爸妈妈，小周回想起来也很吃力，他们的形象遥远而飘忽，像褪了颜色的一块破布。他甚至把电影电视中的某些男女主人公和在街上遇到的某对三十岁左右的夫妻想象成父母当年的模样，这些联想最终导致了他对父母形象的彻底遗忘。
小周三四岁时，父母相继病故。他若能清晰地记住父母的音容笑貌简直是白日说梦。
然而在他那长达50万字的回忆录中，有相当长的篇幅描述了自己在母亲怀抱中吃奶撒娇的幸福时光，以及与爸爸朝夕相处嬉戏玩闹的美好瞬间。显然，小周丰富的想象力弥补了他记忆中的所有空白。
小周年纪轻轻就着手撰写回忆录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听到了一位算命大师的不详预言。那位自谦为“半仙”的大师在他人的口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神人”。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时分，他只斜着眼睛打量了一下小周，便斩钉截铁地下了断言：“你没有老年和晚年!”小周从此深信不疑，他自认为父母的寿命就已从遗传学的角度确定了儿女生命的长短。所以，当听到来自于非科学的著名大师预判时他并未感到多少意外和惊愕，内心反而更加淡定平静了。这个预言是超自然的声音，与他自己源于基因科学的推断叠加印证。
于是，小周决定写一本回忆录，记下自己短促而平凡的生命历程。
他集中精力，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写出了洋洋五十多万言的长篇回忆。据他说，当他拿起笔时，埋藏于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都清清晰晰浮现在眼前，就像电影画面一样逼真鲜活。他还说，回忆和书写的过程，犹如自己重新活过一遍那样，生命得到了加倍的延长。
回忆录的最后一句是：“今天，也就是此时此刻，公元2010年11月14日下午5点32分，我正在写回忆录的最后一句。结束了，再画个圈儿，就是句号。生命也随之结束了!”有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的感觉。
当然，小周的生命并未与他在稿纸上画上句号时同步结束。他至今仍健健康康地活着。
在完成了前二十八九年的回忆之后，小周一连三天穿戴整齐平平静静地躺在床上，祈求那个神圣时刻的到来。强烈的饥饿感把他从逐渐的昏迷中唤醒，他拖着虚弱的身躯艰难地挪到街边一家小吃店狼吞虎咽地暴饮暴食，试图当场撑死，却自决未遂。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放松和调整，小周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得到了恢复和好转。他又做出了惊人之举，继续撰写回忆录。他感觉自己已回忆成瘾，一天不把脑子里的“记忆”写在纸上，就痛苦难忍。于是，他就重新拿出笔来，朝着另一个方向“回忆”，也就是朝着明天和未来“回忆”。他坚称：前世已把来世的所有一切都嵌入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回忆就是呈现，回忆的指向不仅是过去，而且也能指向未来。
所以，目前在小周已完稿的回忆录里，他已变成了老周和周老，并刚刚过完八十大寿。在他的记忆中，他是33岁那年结的婚，妻子是某电视台的一位21岁的著名美女主持人，出身于“嫩模”。35岁时生了一对龙凤胎，金童玉女。当年，他还买彩票中了大奖，得奖金八亿元整，且免税。……再往后，老周还用几年前彩票中奖的钱买了张去月球旅游的飞船票，去广寒宫里住了三个晚上。至于接下去的三十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许许多多惊心动魄和匪夷所思的大事，至少他在60岁那年的八月，在第三世界大战后就任了美国国防部部长并授予五星上将……回忆录中涉及的许多事件现在还不能“解密”，有些细节简直太吓人啦，跟真的一样!
裸体
书法家孟先生为参加一次重要的书法作品展而精心准备了一个多月。写下了十几幅字，他自己均不满意。孟先生以隶书见长，在业内颇有一定名气。这次展览他非常重视，也很犯难。他并不担心自己的书法功底和技巧，而是在写什么内容上犹豫不决。此前，他常写“厚德载物”“惠风和畅”或“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之类的固定成语，偶尔也会写“祖国万岁”“只生一个好”等先进口号。这些字句属于书法家们共写的内容，每次展览多有重复。孟先生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位置，他决定这次书法要写下与众不同的名言。
参展作品事先经组委会审查，并统一展放。老孟在同行中人缘口碑很好，他说最近很忙，要推迟几天送交作品。组委会负责人调侃他说：老孟最近梅开二度，新娶了年轻貌美的娇妻，终日老牛吃嫩草，忙得不亦乐乎，理解理解。并告诉他只要开幕前挂上即可，还打趣叮嘱说：千万别写民工讨薪、反对拆迁等类型的标语!孟先生笑答：借我个豹子胆，也变不成愤青。
开展时孟先生自己亲自挂上去的那幅字格外引人注目，围观者甚多。人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且笑声不断。谁也没料到，老孟这次别出心裁，竟写下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名言：“婚姻是生殖器的相互利用。”有人评论说，老孟的艺术风格有明显改变，字体可命名为“裸体”“生殖器”三个字犹为光鲜，而“相互利用”四个字有视觉上的互动感。
孟先生的作品很快被撤了下来，换上了他过去的一幅旧作：爱是心灵之美。老孟因此被有关部门约去问话，称其作品有传播淫秽色情物的嫌疑。
代表作
去拜访一位著名老前辈——被誉为理论界泰斗级的大师，并恳请他为我们的刊物惠赐一篇文章。
门铃连响三声后，保姆为我们开了门并示意客人换上肮脏的拖鞋。
老教授仰坐在客厅里的摇椅上，微闭着双眼，忍受或享受着来访者们满脸堆笑的恭维与奉承。我们一行三人相互补充着，把他老人家一生的著作如数家珍般地一一报出名字，并就其中影响较大的几部代表作竞相赞美了一番，用了不少类似于“开一代先河”“里程碑式”“无人比肩”“影响了几代人”之类的最高级的讴歌模式。
老爷子时而皱皱眉头，时而轻咳两声，耐着性子听完了我们由于崇敬和激动而导致的语无伦次的真诚表达。他终于睁开了眼睛，脑袋和身子转向了来访的客人。他口吻坚定地告诉我们：“你们说得不对，那些书都不是我的代表作，全是垃圾!”
我们确实惊呆了，就在老人一字一句脱口而出的瞬间，我们这三位来访的崇拜者脸上的肌肉僵硬地冻住了。
“这，这，这，您，您，您，您老这是跟谁生气呢?您老真会开玩笑?”我试图从僵局和尴尬的窒息中挣脱出来。
“不，不，不是玩笑，我从不开玩笑。”大师十分严肃。“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只有一篇代表作，可惜你们没有看到，也永远不会看到了。那篇文字的底稿丢失了。”他非常遗憾地叹了口气。
“哟，真的?那是一篇怎样的文章呢?”同往的另一位问。
“是一篇大字报!”老人家兴奋地从躺椅上坐直了身子。“那张大字报，绝啦!是我一生的杰作，我把攻击我的那几个家伙批得体无完肤，骂得狗血喷头!你们年轻，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儿，那是你死我活啊!大字报就贴在学院办公楼南墙上，一共七张，连窗户都遮住了。我是夜里三点多贴上墙上的，用了大半桶糨糊，我用白面熬的。一连三天，围观者挤得密密麻麻。真他妈的过瘾，我把那一小撮我的死对头的那些卑鄙龌龊之事抖落得干干净净，大白于天下。他们猖狂什么，最后统统被抓了起来，一共抓了六个人，活该，罪有应得。这篇大字报要文采有文采，要观点有观点，有不可质疑的逻辑力量，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字字刀枪，句句炮火。你们要是读了，一定会振聋发聩，屁滚尿流。太可惜了，底稿丢了，你们没有眼福了。若稿子还在，我一定交给你们刊物发表，即使放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我们在他老人家的激动与亢奋中仍能感受到那篇大作超越时空的沉重分量。“真遗憾，我们没有机会领略大师那篇战斗檄文的磅礴文采了。”
我们不知所措地起身告辞。在回去的路上，一位同事喃喃地说。“真幸运，幸亏底稿丢了。”另一位同事望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流，自言自语地小声咕哝着，像是祈祷什么。
无法忍受的福利
一位李姓女子走进培训中心人事处的办公室向处长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其辞职理由竟是因为所在单位“福利待遇太好了，生活质量太差了” 。
处长是一位身体发福的中年男人，约莫50来岁，头发稀疏且凌乱。他愣愣地站起来，示意李女士坐下，并给她递了瓶纯净水。
“记得当初你是因为咱们单位福利好、收入高才申请调入的，还托上级领导打了招呼，要知道，咱们中心可是远近闻名的好单位呀!”处长坐在她对面的沙发椅上，双手交叉放在明显隆起的肚子上，笑眯眯地劝导她。
“是的，处长。那是当初，此一时彼一时啊!您可能认为我有些矫情，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个单位的所谓高福利了，它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
“哈哈，我生性愚钝，听不懂你们这些博士的高谈阔论。福利好应该是提高了生活水平才对，怎么会降低生活质量了呢?”处长身子往后仰了仰，靠背椅子前后摇晃了几下。
“处长，您听我说。您看我今天穿着的上衣是什么?”
“运动服呀!”
“下身呢?”
“运动裤呀!”
“脚上穿着的是什么?”
“运动鞋呀!”
“你身上穿的呢?”
“运动服嘛!”
“下身呢?”
“运动裤嘛!”
“脚上呢?”
“运动鞋嘛!”
“别人穿的呢?”
“我不知道，没注意看!”
“那我告诉您，统统都是运动衣、运动裤、运动鞋!”
“是吗，那又怎样?”
“您不觉得别扭吗，咱们是体育运动队吗，您、我，还有其他员工都是运动员吗?”
“不是呀，可没规定咱不能穿运动装嘛!”
“可咱为什么非要穿同样的衣服?”
“没有规定非要穿同样的服装啊!”
“是的，是的，是没有规定，可为什么大家那么整齐划一呢?”
“为什么?”处长顺便打了个哈欠。
“因为我们一年四季每位职工至少要领到四套运动服和运动鞋。我到这里工作了十年，一共领到了60多套颜色式样不尽相同的运动服和50多双运动鞋。除了我自己穿，老公、孩子穿，我的爸爸、妈妈穿，我孩子的爷爷、奶奶也穿，好可怕呀!”
“你可以穿别的嘛，去时装店买几件时髦的裙子穿嘛!”
“问题就在这里，全单位的一百多名职工都穿运动服，我一个人穿连衣裙，别人会怎么看，显摆?炫富?另类?从众最安全，随大流少麻烦。”
“倒也是。有免费的衣服不穿，去花钱买别的衣服确实不划算。那就穿运动服呗，反正大伙儿都一样，不挺好吗?”
“不论男女老少高矮胖瘦一年四季都穿同样的服装您不觉得怪异、恐惧吗?尤其是穿着运动鞋踩在贵宾厅会议室的厚厚的纯毛地毯上，您认为合适吗?”
“是啊，你这一说，我也觉得有点别扭!”
“不是一般的别扭!您知道我今年多大了?才38岁呀!可前天同学聚会，有人竟然没认出我来，他们还解释说不是因为我变老了，而是这身运动服让他们无法判断我的性别、年龄和职业。”
“没那么严重吧，你有点太敏感了。这样吧，我今晚请你吃饭，再聊聊，你先把辞职书收回去，冷静理智地想一想。”处长边说边站起来端起桌子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好啊，好啊，自从到我们这个单位至今都十年了，还没说请我吃饭呢!去哪儿吃呢?”
“还能去哪儿，就在单位职工餐厅呗!那儿饭菜质量好，还不用花钱!”
“天呢!处长大人，您还是让我辞职吧!我实在受不了啦!我要吐了!你就不能换个地方请我吃饭吗?”
“那多不划算。街边饭馆的饭菜再便宜，也比我们内部餐厅贵许多，而且还不卫生。在单位是一天三餐全免费，不吃也浪费，干吗非得到外边。”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您难道真不懂吗?福利待遇越好，生活质量越差。三餐免费坑死人了，不吃白不吃，都怕占不到便宜。于是没人回家吃，更不知道外边的饭馆长什么样!到了星期五，单位还发芹菜、韭菜和肉馅，周一上班运动服上全是饺子味儿，真没劲!连洗发膏、洗浴液都是一个牌子，这福利待遇能不能取消呀?”
“那怎么能行呢，全体员工不会答应的?”
“直接发钱不行吗?”
“不行，政策不允许。再说，发了钱谁也不肯花。”
“求求您了，处长大人，还是让我请您吃饭吧，您就同意我辞职了吧!”
“去哪儿吃?”
“外面。在咱单位附件找一家中高级档次的饭馆。”
“不行，太浪费了，还是在咱们职工餐厅里吃!”
村里的写作者
我早就想劝他放弃写作的念头，可一直没说出口，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其实，他要是个聪明人或者说还有那么一丁点自知之明的话，就一定能从我吞吞吐吐上下反复滑动的喉结上看懂我的真实想法。但，他没有，他缺少那比芝麻粒还小的一丁点儿的理解能力和自知之明。
他是我小学时的同学，甚至有两年是同桌。那时候他名字叫大镐，父母显然期望他们的儿子能靠体力谋生，刨地挖煤都需要镐头，在乡下如果你手里攥着一把好使的大镐，又肯下力气的话，温饱问题不愁解决不了。然而，大镐更喜欢纤细的铅笔和钢笔，他觉得把铅笔夹在耳朵上，把钢笔别在上衣的口袋里更能体现生活的美好。
只读完小学，大镐就不再继续上学了。高尔基《我的大学》深深地震撼着他幼嫩的心灵，他持续发烧了好些日子，口中只念叨着一句话：“我的大学是社会!”烧退了，体温恢复了正常，但大镐的胸膛变成了炉灶，那里燃起了一团熊熊烈火。他先改了名字，最初叫“夜火”，后来又叫“洪滔”，再往后又叫“岳巅”“冠顶”等等，迄今不下百八十个。他告诉我们，那叫笔名，是一个作家的封号和旗帜。笔名没起好，注定文章写不出名堂。
这位拥有百十来个笔名的大镐，一转眼写了四十年，老婆跟村里的兽医跑了，儿子虽随他姓，但相貌、嗓音、脾气都与村东头开小卖铺的丁瘸子惊人相像。原先的三间小瓦房为还债而低价卖了，他只好捡起镐头在村北的山坡下就势刨出了一个可以栖身的坑洞，比窑洞更窄小一些，只能猫着腰进出。从此，他便安坐其中，在自己搭设出的一个小方桌上继续他的文学梦，写风、写雨、写花、写月、写远、写近……每到阳光明媚的春夏之季，他还会把桌子搬到离洞约有五十多米处的一棵大槐树下，写一些波澜壮阔、万马奔腾的场景。
每当我回老家过年时，大镐总会执着地背着一个装满新作的大编织袋让我给提提意见。那是我最纠结的时刻，他瞬间的兴奋和希望点亮了他早已昏暗的目光，他从袋子里掏出一摞摞码放整齐的稿纸，按他的分类印有诗歌、小说、散文、剧本，还有一些替大报大刊拟定的社论、述评等等，让我眼花缭乱、气短胸闷。加上他滔滔不绝的口头补充，哪有我提意见的份儿?在我每每试图打断他的自吹自擂，并打算劝他断了当作家的妄念时，家里的亲戚兄弟和周围的街坊邻居总向我使着眼色，阻止我把那残酷的结论说出来。他们都争先恐后地笑着夸赞他写得好，嘻嘻哈哈地哄他捧他，他似乎听不出这些赞美声中的讽刺与嘲弄，十分认真地享受这些虚假的恭维。
“嗨，他就是个精神病，何必跟他较真呢?只要他高兴，爱写啥写啥。他说他是鲁迅，我们也认了。”二哥看得透彻，等大镐一走，我们就开始喝酒。
去年春节回家时，大镐又缠住了我，因为他又写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著”。他在我家炕上，当着村长的面，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用三层报纸包裹的三大摞、一尺多高的稿纸，像是给襁褓中的婴儿换尿布似的，上面用毛笔赫然写着四个大字：《奥巴马传》。
“这是你写的?”我一脸迷惑。
“嗯，那还用说!”他亢奋地挠着蓬乱的头发。
“美国总统?”
“嗯，那还用说!”
“真了不起!真了不起!”我也挠了挠头。
“写得真不错!我看了，那里面的奥巴马干的那些坏事，跟我差不多!”村长嘿嘿地笑着，冲我眨巴着眼睛。
二舅的权利
多年没去看望乡下的二舅了，母亲为这事儿唠叨过好几回了，虽然没有直接骂我，但从她的话里话外还是能听出她对我的各种失望。
“小时候，你二舅最疼你了。上树替你掏鸟蛋，把脚脖子都摔断了，到今天走道还不利索呢!”
“上小学那会儿，有一回赶上下大雨，你二舅去学校背你回来，蹚水过河差一点把自个儿淹死!”
“你进城读高中，你二舅省吃俭用把娶媳妇的钱拿出一半儿，供你上学，唉，可苦了他了，眼睁睁地看着快进门的新媳妇跟人跑了。”
“你二舅前年得了场大病，在市里的大医院做了手术，肠子给割掉了三尺半，他说你忙，不让我告诉你。唉，亲外甥有啥用呢?”
“这些年乡下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没个好吃好喝，也没个好穿好用，你二舅身体又差，那几亩地就够他招架的。”
“你表弟常年在外地打工，过年过节也不怎么回来，抱养的就是抱养的，跟亲生的差远了。不知今年春节你二舅家杀没杀猪，有肉吃没。”
经不住妈妈的反复唠叨，更不愿成为她老人家眼里忘恩负义的不肖外甥，我过年前特意请了两天假，专程回了趟老家，去看望我多年不见的亲二舅。
正如妈妈所说，二舅的腿当年为我掏鸟蛋摔折过，出来迎我时走路有些颠跛。他手里握着一把铁锹，正收拾鸡圈里的粪肥。
“你小子把二舅忘了吧，好几年没见啦!”二舅放下铁锹，顺手接过我手里提着的豆油、鱼肉等年货，高兴地嗔怪说：“来就来呗，还花这些钱。今年家里啥都不缺，米、面、油齐全着呢!”
“二舅，你咋只带一只棉手套，那只呢，丢了?”我见他手上的那只手套崭新的。
“没丢，没丢，开春再戴另一只!”二舅嘿嘿地笑着。
“来，快进屋。你看，这是村东头王大下巴三儿子前天给的油，鲁花花生油，一桶十斤呢!够吃大半年了……”
“来、来、来，你再看，这是张二猛昨天扛来的一袋白面，听说包饺子、烙油饼可筋道啦!”
“你再看看这大块羊肉，多肥呀，炖萝卜够全家吃好几顿……”
“你瞅瞅，这是啥?东北高级大米，锅里一蒸，没牙的人都能吃两碗，这也是人家送上门的。”
“我就说嘛，今年春节咱是要啥有啥，用不着你花钱破费……”
二舅一脸知足的笑意。
“二舅，我妈可惦记你了，就怕你吃不饱穿不暖，非逼着我扛着年货来看你，二百多里的路呀，二舅，汽车又挤，累死你外甥啦!”我趁机自我表扬一番。
“今年你不用来，明年后年你要来。”二舅认真地说。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你等等，有人找呢，”二舅打断我的话，起身往屋外走。
“哎呀，白二叔，没出去走走?正好在家，我大哥让我来给您拜个早年……”一个年轻小伙子跟着二舅进了堂屋。
“这不好吧，这个我不能收。再说了，一个庄稼汉穿哪门子皮鞋啊。”二舅的大嗓门能传出二里地。
“小点声，白二叔，就是点心意。没别的意思，这鞋子好啊，上等牛皮做的，市里的名牌货。另一只等那个事儿完了以后再送来，您放心吧!”年轻人贴着二舅的耳朵又小声嘀咕了几句。我在屋里咳嗽了两声。
“哦，家里有客人，那我不耽误了。记住了，白二叔，等过了正月十五我大哥亲自过来给您拜晚年，他这些日可忙了，不送，不送。”小伙子连蹦带跳地跑了。
二舅手里拎了只锃亮闪眼的新皮鞋在我眼前晃了晃，说：“你看，又有人给我送礼了!”
我说：“怎么就一只?”
舅说：“另一只等投了票再给!”
“怎么个意思?”我真有点看不懂。
二舅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嘛，今年过年啥都不缺，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一样不少。你看这米、面、油、盐，还有这手套、皮鞋，都是人送的。这不是嘛，咱村上要换届选新村长了，想当村长就得拉选票，这一拉票就得挨家挨户给点好处，我也有一票。棉手套和皮鞋都先给一只，等投了他的票，他才再送另一只，怕咱收了东西占了便宜不投他票……”
“上面让这么做吗?”我心里犯上了嘀咕。
“不让又咋样，不都这么干吗?”二舅笑着叹了口气。
“那您打算投票给谁?”
“谁送的礼大就投谁呗。”
“那别人送的东西咋办?”
“到时候他们来要就还给他们，不要就吃了喝了。”
“你倒想得开!”
“有啥想不开的，人家送来了，你要是不收下，就等于说不同意人家当村长，那不是得罪人嘛!”
二舅又用手指了指垛在墙角的那几袋米和面还有两桶油说，今年过年不愁啦!
临别时，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千块钱，让他随便买点什么，贴补贴补家用。
二舅急了，说：“给我这么多钱，你小子想当乡长、县长啊，我只有权选村长，乡长、县长不归你二舅选，你就别破费了!”说完，他豁牙露齿地笑了，引逗着鸡窝里的那几只母鸡也扑棱着翅膀，咯咯吱吱地跟着起哄。
化妆
母亲侧身躺在床上，双腿弯曲着，脸冲着窗户，背对着卧室门。
我走到床边，她正歪着脑袋，一手托着个小圆镜子，一手拿着眉笔在眼皮上描画，嘴里小声咕哝着，既像是哼唱，又像是自言自语。
“妈。”我叫了一声。
她没反应，继续往脸上画。
“你大点声，你妈耳朵聋了!”父亲在门厅处提高嗓音提醒道。
“妈，”我大声喊着，并弯下腰伸出手碰了碰她的肩，“妈，我回来了!”
母亲转过身来，平躺着脸对我，我吓了一跳，她把脸涂得乱七八糟，鲜红的唇膏抹到了双颊两腮，像个跳大神扭秧歌的老妖精。
“吓死我了，你咋又回来了?”母亲试图坐起来，我顺势扶她一把，她却躺下了。
“是啊，出差，顺便回来看看。”我琢磨着她说“又”的含义，不一定是烦和嫌，是说明她记忆力还不错，上个月我刚回来过，那时医生给她开了病危通知书。
“说到就到，住在楼下也没这么快，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母亲再一次挣扎着要下床。
“不饿，刚在飞机上吃过了。”我转头跟父亲说，“我妈身体恢复得不错嘛!”
“到岁数了，时好时坏。说不行就不行了。”母亲的耳朵也时好时坏，她抢着回答。
“您每天都化妆吗?”我又转过脸笑着问。
“可不是呗，越老越爱臭美，也不怕人笑话。眼瞅着黄土埋到脖子了，还天天描眉画眼的，精神不正常!”这回是父亲抢着说的。
“你说什么?死老头子!年轻的时候穷得丁当响，连顿饱饭都吃不上。结婚那会儿，跟队里的会计要了一小片巴掌大的红纸，在嘴唇上下咬了又咬，才弄出点红色来。这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化妆。现在快死了，再不画就蹬腿了!”母亲边说边又举起小镜子照了照。
“那就画吧，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咱不缺钱儿。”我笑着怂恿她。
“对，画，我就画!你爸老看我不惯，烦死他!”她又拿起粉饼直接往脸上蹭。
“净干些没用的。”父亲气哼哼地甩了一句。
“啥叫有用?不化妆就有用了?我天天画，没事就画。早晨起来画，晚上睡觉前也画。说不定一闭眼就过去了，留下张死人脸谁看了谁害怕，没人给画。不如自个儿先画好了，知道是个啥样子，死了也踏实。”母亲之所以化妆，看来有她的一套想法。
“你看，你看，”母亲从枕头底下摸出了几张照片，“这是前些日子照的，我自己画的妆，这身送老衣裳也是我自个儿选的，不贵。你看，穿上这身躺下照的相，八十多岁的人了，不难看吧?儿子，你拿一张，留个纪念。死了也就这幅模样。不要急三火四地往家里赶，路上车多、人多，别磕着碰着，犯不上。这回你看看就行了，不用老惦记我，媳妇、孙子都得要你照顾，只要你们太太平平妈就放心了。”
在家只待了一晚，第二天我就坐飞机返回京城了。临走时母亲又努力欠了欠身子，躺在床上跟我招了招手，没等我转身，她又拿起了那面小圆镜和一支眉笔，准备继续在她那张饱经岁月的老脸上进行美的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