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姑与我仅见了三次面，她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嫁得太远了。
记得20世纪70年代，三姑、姑父和大表妹回了一趟家，那是个春天，正赶上黄花鱼鱼汛。以前我只在照片里看过她，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是三个姑姑中长得最好看的一个。
奶奶告诉我，她在烟台石棉厂工作时，追她的人很多，挑对象挑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加之她是我奶奶最小的一个孩子，也有些娇惯。奶奶说，她一个女儿身，却是男孩子的脾气，眼光又高，所以从石棉厂回村时，也没找到合适的对象。那时有一个硬性规定，没有对象的可直接回乡，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有对象的留下，继续工作。就这样，我的三姑与美丽的烟台失之交臂，这是她一生的痛。
回村后，她在生产队里干活，已是大龄女青年，但她咬钢嚼铁，干什么都不输男青年，爱慕她的男孩如过江之鲫。可我的三姑就是冷若冰霜，硬是看不上眼，她朝思暮想的还是烟台，还是外面的大千世界。
世界之大，终有机缘巧合。我村的一个女婿从军队转业，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他的妻子是我三姑的童年伙伴。回村探亲时，童年伙伴看我三姑在村里摔打得不成模样，已没了昔日的风采，就对我三姑说，跟她上新疆吧，新疆可大了，五湖四海的人都在那里，不愁找不到称心如意的郎君。她说得我三姑心花怒放，不假思索，当即答应跟她去新疆。全家人苦劝苦谏，她石狮般不为所动，只身赴疆，义无反顾。
三姑走前，我已记事，我模模糊糊地记得一些前尘往事：一只柳条箱子放在火炕中间，她将她的衣服一件件叠进去。她放在桌上的那个闹钟，是烟台“北极星”牌的，在祖屋里嘀嗒嘀嗒地走，似依依不舍。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家那条深胡同，那里面的时间漫长悠扬，又似乎没有时间。三姑走后很长时间，整条小胡同里就这一个闹钟，闹钟里有一幅画：一只老母鸡领着几只雏鸡低头啄米，红彤彤的冠子，火红耀眼。枯燥单调的岁月，胡同里总有姑娘和小伙儿来问奶奶时间，奶奶不识数，就说：“你们进屋看看吧。”男男女女就都来看那钟，矮的就踮起脚尖看，看它在桌上正襟危坐。
其实，男男女女的主要目的是借机看看挂在墙上的照片里的三姑在烟台时的丽影，女孩尤为专注、好奇。美丽、身形修长的三姑的风韵，一直飘摇在那条深胡同里。
二
20世纪70年代初，有一天喇叭里突然喊父亲的名字，原来是三姑从遥远的新疆寄钱来了，10块钱。人们又想起她的美丽、善良和大方，她还想着这个家，想着家里的这个老妈妈——我的奶奶。谁都知道，三姑是赌气走的;谁都知道，三姑在新疆无声无息沉寂了那些岁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就是俏三姑的性格。10块钱!这恐怕是我村第一笔姑娘寄给娘家人的钱。打三姑走后，音信皆无。奶奶一想起她就落泪，有时泣不成声。她总认为我的三姑与这个家诀别了，她早没有了这个小女儿，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做梦一样。家里一做了鱼，奶奶就想起她的小嫚，她仿佛觉着女儿还在，人在天涯，乡愁依然。无法寄鲜鱼，春天家里就晒些虾仁、鱼干、鱼子寄去，这些东西是我们当地的土特产。邮费太高，但再高也要寄，这是奶奶的心愿。
然而，这一切都于事无补，奶奶还是想她的女儿，她说：“只要她回来，我才知道她还活着。”爸爸写信告诉三姑，让她赶快探亲，三姑就寄来她和姑父的结婚照。奶奶抚摸着被涂上色的黑白结婚照，眼泪簌簌落下。全家人都抱怨三姑父长得丑，家里兄妹成群，穷得叮当响，纷纷隔空责问三姑看好他哪点。三姑父是八级钳工，工资高，秋天又寄钱来家，这下是20元，出手阔绰，喇叭里一吆喝，村里人奔走相告。三姑的孝，在这个小山村里出了名，她成为那个年代的有钱人，村里的女青年都因此向往着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
有一段时间，三姑沉寂了，没往家里寄钱。她在信里告诉父亲，想着抽空回来看看，我的表妹已长到5岁了，过一阵子，他们一家都会回来。
三
三姑终于回来了。
那个时代的人是朴实、单纯、好奇的，谁家有个在外的姐姐妹妹回娘家，都要来看。蓦然一见，我的三姑和我印象中的判若两人：她又瘦又黑，除了深陷在眼窝里的两只深邃的大眼睛还可以透出一些昔日的风韵外，眼前的三姑与在她烟台工作时的玉照上的形象相比，真是大相径庭。岁月真的不饶人。她不是书信里的三姑，不是照片里的三姑。然而三姑那颗爱家爱乡的赤子之心依旧火热滚烫，没变。她仍是那个侠肝义胆的山东女儿，把灼人的年华无怨无悔地悉数献给美丽的新疆。
我家对门的两个大姐姐，整个夏天，只空穿一件褂子，三姑二话没说，慷慨解囊，去县城给她们买来内衣和新褂子，嘴里啧啧连声：“这么大的姑娘，连件内衣都没有，让我寒心。”
三姑的到来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善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她来家的第三天，就从县城给我家购来一台“东方红”牌收音机，那收音机与“北极星”牌闹钟摆在一起，都是烟台产的。我看到她看见那个闹钟时眼圈都红了。她对我奶奶说：“妈，这么些年头了，这个村子，这条胡同，这个家，也没些什么变化。”
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家里来了很多人，收音机放到最大音量，半条街的人都来看，都来听。如没记错的话，那晚播的是《渡江侦察记》。后来，当刘兰芳说《岳飞传》时，来我家听书的都是我童年的伙伴，家里挤满了，他们就站到院子里或蹲在后窗根儿下听。这些孩子，除了几个辍学后学了手艺活儿，其他大都考上了学。知识改变人生，在那个年代，想不到是一台收音机填补了我们知识的饥荒。
三姑是从这个小渔村走出的女性，她知道村里缺什么，村人需要改变什么。她一直鼓励我好好读书，告诉我如果考上学，一定给我买块烟台的“北极星”牌手表，像放在桌上的闹钟一样，让我时刻想到时间的珍贵，想到获取知识的重要，想到改变命运的紧迫。尽管那个时代没有“追星”一说，但她无疑是我们这个村、这条胡同的指路明星。
四
一个多月的探亲假过去了，我和父亲推着车子，把他们一家送到几公里外的路边车站，等候去青岛的公共汽车，到达青岛后，他们再坐火车去新疆。我们推着两辆手推车，车上的袋子摞得又高又实，一色的干海货等土特产。不懂事的我，在等车时，还缠着三姑父到旁边的书店给我买小人书，一本不行又买一本，一下子买了十几本。三姑父在河南老家没读几年的书就参军了。他告诉我，他从小喜欢读书，可家贫读不起呀!我们两个站在路边，把那些小人书都读完了。
三姑父一家上了车，烟尘里，泪光中，我追着汽车跑出老远，关山难越，路途迢迢，他们干吗去那么远呢?
在我的脑海里，西部的新疆是个平面世界，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三姑的家，东边是一望无际的棉花地，西边是一直伸向落日深处的牲畜棚栏。她白天在棉花地里干活，晚上照顾三个孩子，她在我们面前没喊过一声苦，没叫过一声累，但她的苦和累都写在了脸上。三姑第三次探家时送走了我的奶奶。
三次回乡，她的背一次比一次驼，哮喘一日重过一日，那么挺拔的一位美人儿，就那么老了，再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