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老家的张君白村，村子的东南面有一所公立的完全小学，学校名为张君白完小。这所小学规模不大，六个年级十二个班，大约四百多学生，十多个老师。那时老家的人们大多并不重视教育，自己的儿女能读完小学也就算不错的啦，而且女孩子一般读完初小四年级的居多，只有少数的女孩能进五六年级读高小。能考取初中继续求学的，一个村每年不到两三个学生，而且不但成绩拔尖要好，且家里也要有能供养儿女读书的经济基础。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张君白完小两个毕业班七十多个学生也仅仅能够在小升初的全县初中招生考试中，被县立的公办初中录取三五个学生。那时县办的公立高中，全县仅仅一所，冠名为县一中或县高中，学校在县政府所在地的县城里，能够考取高中的那更是千里挑一啦。拿老家河南太康县来说，全县七八十万人口，每年录取不到一百名高中生。
初中则设在较大的集镇中心，如我考取的太康县第八中学就设在太康县一个叫逊母口的大集镇。学校离张君白村二十多里路，走村串庄弯弯绕绕要走二十多里路。当然大多数学生要住宿学校，一个星期只能周六回家背一次干粮。
张君白小学有两纵三排平房的教室，每排平房四间教室，共十二间教室。有一排十几间的教师生活用房，每个教师拥有一间。那时教师大多不带家属，周一来学校，周六回各自家里帮助家中安排并料理农活家务。老师们大多是临县淮阳师范毕业分配来的，淮阳师范是一所公立的中等师范学校。那时的老师敬业爱生，课堂课后都赴在教学上，尽心全力教好学生。张君白小学是所公办的完全小学，方圆五六里地，十多个村庄的小学生都在这里上学。那时课业负担也不重，语文，算术两科为主，地理和历史及音乐美术都是副科。升学考试也只考语文和算术两门，考试不算难，但录取率太低，所以各个小学校还是对毕业班的教学很重视，抓得很紧的。张君白小学，虽规模不太，但当时教学的名声还是很不错的。 五六十年代的教育体制分工也很严密。中师毕业教小学，师专毕业教初中，本科毕业教高中。当然也有例外，个别拔尖的中师生在小学历练了几年，教学成绩突出的也会选拔抽调到初中教书。文化大革命前，少有没有学历的人能够去学校教书的，民办教师也有但不多，不过教小学至少也要是初中以上毕业的。像文革后学校无序扩张，一些靠关系走后门的干部子弟被塞进学校误人子弟的现象，比比皆是。但在在文革前几乎没有，有也是极个别有权势人的子弟亲属。一场文化大革命还真正就革了文化的命，小学毕业教小学，初中毕业教初中。而有较高文化的，不是家庭出身不好，就是下放农村修理地球，难得在学校讲台教书育人。
记得我回到老家后，第一天父亲把我送到学校时，学校一大群老师看着我这个他们口中所谓大地方回来的学生，都有些好奇。他们争阅我的成绩册，尤真是争阅新开铺小学那张盖有学校公章和校长私章及班主任盖章签名的介绍信，大家都露出惊讶的神色。他们纷纷赞扬道，这是个好学生呀，这么优秀的学生我们要着重培养啦。校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慈祥亲切的笑容堆满脸面，但皱纹也早早爬上了他的眼角和额头。他从父亲手中接过我汗津津的小手握在他满是茧子的大手中，把我领进既是他的校长办公室又是他的卧室里。那一刻我感觉很踏实，很舒心。
回老家后我就读的小学，碰到的第一个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叫姜开俊，他身材高大，方脸宽额，大眼薄嘴唇，抄一口浓重的豫东方言。他也是学校唯独一位带家属的老师，因他的老婆在学校为十几个老师烧水做饭。况且他老婆还入了学校所在地的生产队，是生产队拿钱买口粮的四属户。姜老师写一手漂亮的黑板字，他的字堪称书法。他用浓重的豫东口音讲课朗读课文，一开始我还暗暗忍俊不禁，当然很多时候我还有些听不大懂。但回老家不到半个月，我竟然能讲一口我自认为流利的豫东话了，尽管乡邻们都说我是南蛮子，讲的豫东口音不正宗，有些蛮。我也不管不顾和他们对话就用他们认为带点蛮音的豫东方言。回到自己家则仍讲长沙话，这种说话的方式直到十多年后离开豫东老家方告结束。尔后南北迁徙遂像父亲一样，我也形成了南腔北调的口音。
姜老师的语文课有板有眼，循规蹈矩，传统的课堂结构，工整的板书归纳，一丝不苟，决无疏漏。一篇课文朗读完，他便用书法般的板书从生字词起，注音释意并结合文意另作口头造句的训练。这大大丰富了学生词汇的积累，迁移到作文中自然就有了文采，语言不显得干巴了。姜老师的这种教学方式极合我的学习口味，为此我还专门备有一本词汇积累。我为这本词汇积累的本子提写了一个标题叫“集锦缀玉”，这个笔记本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语言表达。那时，我的作文常常被姜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我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然而好景不长，到六年级时我们换了个新的语文老师，他叫韩保靖。他的教学风格和个性与姜老师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完全背道而驰，他的个性是放散而感性，不像姜老师那样的严谨。至今仍记得韩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时他介绍他的名字说，他父亲为他取名字的意思是希望他保国靖宇。接着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占据大半块黑板的人字，并洋洋洒洒唾沫横飞地进一步诠释起他的名字来。保国，自不必赘言，保家卫国，人人皆知，个个都懂。接着他又昏天黑地讲了半堂课，对靖字诠释得淋漓尽致。至今仍记得他诠释的靖字意，他说靖，乃平安、安静、平定、恭敬之意，引申到名字中就有了平安喜乐、虚怀若谷、古道热肠，气宇轩昂，大度为人的气度。这正是中华民族对做人的最基本又是最高层次的要求。韩老师手舞足蹈，口若悬河。
全班同学都敬佩不已，课堂安静得似乎掉一根针到地下的声音都能听得到。但韩老师喷扬的唾沫星和积在他嘴角的白沫却让坐在讲台下的我极不舒服。我看着韩老师的神情自然就联想到了道湖大樟树下讲神怪故事的廖伯伯。廖伯伯讲故事到忘我时刻也是唾沫横飞，白沫聚到嘴角，那时我为了躲避他的唾沫尚可以挪来挪去。然而这是课堂我决不可以当堂挪位的，我只好半趴在课桌上，假装听韩老师讲入了迷。但我还是记住了韩老师对靖字的诠释，回家后我翻那本离开长沙时张建国同学送我的汉语词典，我更佩服韩老师了。韩老师对靖字的诠释，竟然都在词条中有同样的解释，而且韩老师还能结合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将靖字的意思和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是韩老师却不喜欢我的作文，他说我的作文刻意去运用些优美的词汇，有生搬硬套，华而不实之嫌，是虚华的文风，反显得内容空洞。刚开始我对韩老师给我作文的评语还很不高兴，有些抵触情绪。后来韩老师借给我几本如何写好作文的书，我才深深地信服了韩老师。韩老师竟然还在小学毕业的前夕，借给我好几本小说。我至今仍记得那几本小说有王愿坚的《普通的劳动者》、刘贞的《长长的流水》、柳青的《创业史》、还有我在长沙就看过的《青春之歌》和当时刚出版的《红岩》。
至今我仍时时在心底感念和感沛我小学最后一个教我的韩老师。他不仅教我做人的伦理道德，修正我华而不实的初始文风，他还在我对豫东黄泛区最苦楚的日子感到万分厌倦和抵触的日子里给予了我丰富的精神食粮，极大地消弥了我对生活狭隘消极的认知，为我克服日后生活的艰难险阻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964年夏季，我参加了老家太康县的小学升初中的考试，考点设在各个公办初中。张君白小学的考生要参考的考点是太康县第八中学学。八中的地点在太康县最西边的逊母口镇，那里离张君白小学有二十多里。那时不像现在有老师送考，有父母送考，全都是自己去自己回，一天搞定。当然我是和村的同学结伴去的，不然我是找不到那处地方的。考试时间是一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算术，食宿自理。农村的孩子，向来求学就艰辛，既住不起2元钱一晚的车马店，也吃不起3元钱一个的白面馍，喝一块钱一碗的胡辣汤。我们回豫东老家时，黑市上的粮食价格特别贵，一个白面蒸馍竟然要3块钱。老百姓本就缺钱花，物价还特别贵，尤其是粮食贵。后来听大人们说，那段时间物价昂贵，是因为苏联捣乱，他们掌握了中国的印钞权，推高了物价。这种传闻的真实性不知有几分可靠，但1962年到1964年那段时期黄泛区的物价昂贵却是不争的事实。
参加考试的同学都是用一块粗布手巾包两个锅饼或窝窝头，上午考完语文后，去学校井边的大木桶舀一瓢井水就着吃，吃完在学校树荫下休息。下午一考完算术，不管考得好不好，同村的同学或同方向的同学便邀伴一起急匆匆往家赶。我因个子小，又没走过长路，被同学拖着拽着，走一截等我一截，回到家中已是黄昏了。
我那时对升学读初中的概念很淡漠，在长沙时小学考初中几乎是百分百的录取率，只是录取的学校不同罢了，考得好的进长沙一中、长郡、雅礼那样的好学校，考得不好的就进稍次一点的学校。很少考不取学校的，像我四姐她们是因旷课太多，成绩太差，她们的确属个例。而待我回老家后才知道，老家初中的录取率几乎只有百分之一，甚至是更低。所以，我压根就没把考试当回事，而且以家里的境况，我们比生产队原著村民最穷的家庭还要穷困。仅仅靠父亲和四姐一年所挣的工分，我们家每年还要上交生产队一百多块钱，才能分到人均的基本口粮。何况生产队一个整劳力每天挣十分工也仅仅值九分钱。我父亲每天拿六分工，四姐拿三分工，他们俩合起来都抵不上一个整劳力。
家里兄弟中我是大的，有13岁了，如果不读书回生产队放羊也有三分工。所以我原本就打算不读书了，早点回生产队放羊去。因为生产队有个大我三岁的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六年级没读完就回生产队放羊去啦。那个同学叫永福，虽大我三岁却叫我叔叔，他的辈分小我一辈。他多次邀我辍学和他一起去放羊，他说放羊又轻松又自由，可好玩啦。但父亲不同意，他说无论如何要上完小学，初中考取了就读初中，家中再困难也要供你。初中如果没考取，那就回生产队放羊好啦。父亲还说，入乡随俗，既然这里初中这样难考，绝大多数的男孩小学毕业就没书读啦，咱也认命吧。父亲深深地叹息道，已经回到农村了，我这辈子不可能再有机会回到长沙啦。但你们兄弟兴许还有希望，会读书的话，将来可以考学回长沙呀。大学是对全国招生的，到时高中毕业考大学，可以填长沙的大学呢。那时父亲的话或许在我还不成熟的心智产生过回响，但肯定转瞬即逝，因为读书求学之路对黄泛区的农家孩子来说太难太难。回到老家才知道，解放十多年来，老家张君白村竟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
我曾在我的系列回忆散文中感慨过，一个人永远被他的命运握在掌心里，你是难以逃脱自己命运掌心的。既如此，那就听天由命好了。从逊母口参加初中升学考试回到家后，我由生产队长照顾，让我去和永福一同替生产队放羊，每天三分工。本来只给二分工的，因我太矮小，但我对队长说，小个子也是个人呀，既然放羊要两个人，那你派其他的人来放羊，是不是也给两分工呢?永福也为我帮腔，队长于是就笑着答应给我三分工。这样我便真正就成了一个小羊倌。我和永福为生产队管理的百十头羊，那可是生产队的一条经济命脉，因为逢年节要依靠卖羊为生产队的社员预支两块钱买油盐。而这笔收入是不计入生产队生产指标向上面汇总的，说白了就是生产队向上隐瞒的一项副业。
放羊其实并不像永福对我说过的那样惬意好玩，责任很重大。不说生产队社员们很重视，要把一只只五六斤的小羊羔养成一头头三四十斤的肥羊，那可真不是简单的事。晴天一大早把羊赶出圈，寻找有青草野菜的地方让羊群去啃食，还要带着水桶找到水井打水给羊喝。中午只能在野外啃剩馍喝凉水，还要时刻担心羊群去啃食麦苗、树皮。旁晚一人守在羊圈入口一只只数羊的数目，另一人就要赶着羊排着队的进圈。否则羊群一窝蜂地拥进羊圈你就难计数了，羊丢没丢失，吃饱了没有，还需要投放多少铡碎的麦秸，这些都要搞清。雨天要查看羊圈漏没漏水，要为羊群铡草备料等等。到年节了要卖羊，羊长了多少斤，能卖几个钱，生产队要评估验收。羊长肥大了，卖的钱多了，社员能多分几个钱，这样皆大欢喜。但羊没长多少，卖不出几个钱，社员分不到钱，买不回油盐，过不好年节，这时你就要挨骂了。队长批评，社员指责，说不定还要扣工分。
也许是我的小命好，也许是我的成绩还真过得硬，也许又是我对考试的满不在乎，考试时不慌张，很淡定。总之半个多月后，张君白小学的陈校长，还有那个叫我叔的齐宝驹老师，在生产队正要上工时，十分兴奋地截住了生产队长和社员们。他们高兴地对大家说，这次考初中我语算两科总分是全太康县的第一名，是状元。我的算术考了一百分，语文考了96分，平均98分。我的作文有几个错别字，扣了4分，语文基础题得了满分。而且我的作文还被县里用蜡纸油印了许多份，发到全县参加考试的学校做下届应考学生的范文。父亲和四姐都很高兴，我也很高兴，但很快高兴就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发愁。
发什么愁呢?初中学校那么远，每星期要背上一周的干粮。干粮放上一周会发霉变味，能吃吗?还有家里怕是连一床多余的棉被都没有，仅有两床棉被，四姐姐带二弟三弟盖一床，我和父亲带着小弟弟盖一床。我如果去上学带走一床棉被，难不成父亲和姐弟五人挤一床，盖一张被子?还有就是，去读初中，要五元学杂费，三元床板费，二元馏馍费，家里拿得出来吗?眼下，每年百多元钱都是大姐每月节衣缩食从微薄的工资中节省十元到十五元钱积攒起来给我们，向生产队买回基本口粮。我这十元学费又从哪出呢?母亲在别人家做保姆每月三十多块钱，自己留十块钱做伙食和洗漱费用，其余要负担二姐三姐每月每人十元钱的寄宿和伙食费。这已经把大姐和母亲每个月辛苦挣的收入全部榨干了，哪还有钱供我读初中呢?算了吧，像老家那么多的同学一样，能读完小学就不错了，还奢望去读那门子初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