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几年后，我回到大学校园。
大约是近乡情怯，走在校园熟悉的甬路上，居然还有些不自然，希望遇见中文系的某个老师，又怕真看到了却不知说什么好。心里正嘀咕呢，从身边走过一个人，突然回头叫我：“马德?”
我转过身，脱口一声：“老师!”
几乎是第一时间，我就认出了对方。她是我上学时负责邮件收发的女老师。我上大学时发表的文章的样刊、样报以及稿费单，都是经这位老师的手转交给我的。其时，我常到她的办公室。邮局送来的报刊她总已整理好，见我来，就用手一指，说：“马德，那一摞是你的。”我便满心欢喜地拿走。上了几年学，到过她那儿无数次，却不知道老师叫什么。好在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我来，我取，我走，像一个必然发生的化学过程。
“果然是你。”
我听得出来老师此刻的欣喜。她说：“你毕业之后，陆续又来过一些汇款单，我替你取出来了，一直没法联系上你。这下好了，你跟我去拿一下。”
我以为还是去她原先的那间办公室。老师说，她已经不管收发了。我跟着她去了她家—操场南面的一间平房，屋子不大，收拾得很利索。她从橱柜里扯出一本书，又从书页中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来。信封里装着一个纸包，纸包里包着一小叠钱，10元、20元的居多，合起来有100多元。
老师数了数，报给我一个数。然后说：“马德，你点一点，看对不对。”我赶紧说：“不用数，一定是对的。”“对了，包钱的纸上，我都给你记下来了是哪个报刊的哪篇文章的稿酬。”老师又叮嘱我一句。其实，在她打开那个纸包时，我已经看到了老师的那些记录。
我说：“谢谢老师。”她说：“不必谢，这个钱夹在这本书里有几年了，我真怕再找不到你呢。这下好了，算了了我的心愿。”那一刻，老师的眉宇间，透露着释然的轻松感。
时间线由此回溯。大学毕业后，我在张家口的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待了大约一年，后来就调到了平原小城。由于待得时间短，乡镇中学的好多老师还不熟悉，有一位老师很让人难忘。
那是一位身形微胖的老师，姓崔，50多岁。由于眼镜经常从鼻梁上滑下来，他右手的食指时不时会沿着鼻子向上推。他知我是个毛头小伙儿，又不是本地人，常教我一些在这里为人处世的方法。崔老师也不多说，只是偶尔点拨几句，是一个能交心的长者。他曾经几次邀我去家里吃饭，说：“蒸山药鱼儿，来吃吧。”他是真心，然而我总觉得唐突，便都婉拒了。
后来，我在平原小城收到一张汇款单和一封信，才又和崔老师关联起来。信是崔老师寄来的。大意是说，我走之后，学校补发了一年的高寒补助，他替我领了，然后根据我走时偶尔谈及的调往单位名称的发音，在地址簿上猜测着找到一个可能对的地方，然后寄出信和款。他在信中说，这种方法不保险，但是比寄丢这笔钱更有意义的是，他寄出了，否则钱放在他那里，心中总是不安。
时间线由此再拉回一点儿，回到我大学刚毕业的那一年秋天。我在某民营企业干过一段时间，说是老板的文秘，其实就是打杂的，干些日常采购、擦桌子扫地，以及不停替人值夜班的活儿。老板出差去国外，我也离开了那家企业。走的时候，留下了封辞职信，辞职理由寥寥，但细细地交代了一笔账。大致是，我从财务支取过300元钱，拿这笔钱购买办公日杂，花去了多少，还剩余多少;花去的每一笔分别是多少，按条目列出来，并把相关发票对应着贴在后面。当然了，剩余的钱，我也一分不少地装进了那个信封里。
之所以写出这些，只是觉得，生而有幸，在人生路上能遇到这些与我做出同样选择的“同行人”。我不知道，是“同行人”更容易有交集，还是如此这般活着的人，更敏感于记住别人的好。总之，我念念不忘这两位老师。他们给予我的，不是那些钱，而是坚定了我对某些人生意义的认同。
人生每有迷茫，我会在心底说：去做吧，与你同行的人，世上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