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初年，由于政策的宽容和保护以及社会的广泛接纳，佛教在中国社会逐渐发展起来，由此促使儒者对社会发展状况和儒学自身发展前途的担忧。宋初儒者的排佛思想上承韩愈“攘斥”佛教的传统，又对之后二程、朱熹理论体系上深层次的排佛做铺垫，本文仅以宋初名儒孙复、石介、欧阳修为例，探讨他们的排佛思想，并浅析其对宋明理学和佛教理论发展的积极影响以及其所体现出的局限性。
【关键词】宋初;名儒;排佛思想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6-0057-03
佛、儒关系始终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而在宋初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政府政策下，佛、儒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探究宋初儒者的排佛思想，有利于促进对于二程、朱熹深层次排佛思想的理解，也有利于探究宋代儒释之辨的发展过程。本文将着眼于宋初名儒泰山先生孙复、徂徕先生石介、六一居士欧阳修三人排佛思想的分析，探究宋初排佛思想的内容和演进，并分析其对宋明理学理论体系建构和佛教理论完善的重要影响，也从理论缺陷和历史局限两方面分析宋初名儒排佛思想的不足，以期促进对于宋初排佛思想的进一步认识。
一、宋初名儒排佛思想的历史合理性
(一)宋初政治影响下佛教的流传与发展
出于政治原因的考虑，宋太祖赵匡胤为争取佛教流行的吴越、南唐等地区,下令“禁毁铜佛像”，后又刊印《大藏经》;宋太宗谕大臣言“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广修寺庙、设立译经院;宋真宗亦认为“释道二门，有助世教”，并著《崇释论》《原道论》，指出儒佛“迹异而道同”，倡导三教合一，还几次下诏大规模剃度。在此政治背景下，佛教在经历几次“法难”之后在宋初社会中逐渐发展和渗透，但也由此引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僧尼数量剧增以及免税的寺院经济加重了社会负担，宋初儒者由此产生排佛思想也有其合理之处。
(二)佛教带来的地位挑战和韩愈“攘斥”佛教的传承
宋太祖、宋太宗对于佛教的保护和宽容态度促使佛教发展，在宋真宗时期，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基本形成，虽然儒家思想仍然保持着汉武帝时期以来的重要地位，成为宋王朝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但佛道两家地位提升并在政治承认下得到持续的发展，冲击了儒家思想的地位;从另一方面来看，韩愈在中唐时期所发起的“古文运动”提出，攘斥佛教成为复兴儒学的基本途径之一，“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①攘斥佛教，复兴儒学，成为宋初儒者自觉形成的卫道责任，由此宋初名儒排佛思想的形成也在情理之中。
二、宋初名儒的排佛思想
(一)“泰山先生”孙复
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曾先后四次到汴京参加科举均落榜，退居泰山潜心钻研《春秋》，撰写《春秋尊王发微》，一生安贫乐道，讲学授业，与胡瑗、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
一方面，孙复指出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并由此号召儒者维护“圣人之道”。《儒辱》中写道：“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彼则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以之为国则乱矣，以之使人贼作矣!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则得不鸣鼓而攻之乎?” ②概括而来，孙复认为佛教破坏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乐的社会规范，并由此号召儒者们反对佛老的传播。
另一方面，孙复认为佛教理论败坏为君之道，使政治陷入危机。在《无为指上》指出：“不思虞帝之大徳，而冒虞帝之无为者众，以世之憸佞偷巧之臣或启导之，既不陈虞帝之大徳，以左右厥治，则枉引佛老虚无清净，报应因果之说，交乱乎其间，败于君徳!吁，可痛也!观其惑佛老之说，忘祖宗之勤，罔畏天命之大，靡顾神器之重，委威福于臣下，肆宴安于人上，冥焉莫知其所行，荡焉莫知其所守，曰我无为矣，至纲頺纪坏，上僭下偪，昏然而不寤者，得不痛哉” ③在这里提及的虞帝指的是舜通过德行感化民众达到治理的效果，但佛老两家不明舜的深意而用虚无报应理论败坏君德，使国家陷入危机。
总体而言，孙复认为三教并立是儒者的耻辱，从维护“圣人之道”的角度出发对佛教展开攻击，又从虚无报应理论揭示其对于中国社会和君主统治两方面的危害，并号召儒者们对佛教进行攻击。
(二)“徂徕先生”石介
石介(1005-1045年)，字守道，天圣八年进士出身，曾创建泰山书院、徂徕书院，提举应天府书院，任国子监直讲，“泰山学派”创始人。石介曾在任官期间拜贫困潦倒且年龄仅长十余岁的孙复为师，向他学习《春秋》，为其建造居室。与孙复、胡瑗并称为“宋初三先生”。石介现存《徂徕文集》二十卷，其排佛思想主要体现在《怪说》《中国论》中。
首先，在《怪说》中，石介通过怪像的方式阐述了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危害。“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常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常道也。而臣抗于君，子敌于父，可怪也;夫中国，圣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免发左枉，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为夷者半中国，可怪也;夫中国，道德之所治也，礼乐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经之教行焉，妖诞幻惑之说满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庶人祭于寝，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废而祭，去事远裔之鬼，可怪也。” ④在石介看来，佛教不遵君臣父子的行为规范，不守道德礼乐五常，佛教独立于四民之外，概括起来就是“灭君臣之道，绝父子之亲，弃道德，悖礼乐，裂五常，迁四民之常居，毁中国之衣冠，去祖宗而祀远裔汗漫不经心之教，行妖诞幻惑之说。” ⑤
其次，在《中国论》中，石介通过“夷夏之辨”从地域上抵制佛教，“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平，内外所以限也……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则乱。”继而又讲到“闻乃有亘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 ⑥由此，根据常见的“夷夏之辨”理论认为佛教起源于四夷，从地域角度将佛教排除在中国之外。
最后，针对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种种危害和其来源四夷、相易则乱的理论，石介提出解决这一现象的措施即对佛教应该采取的措施。“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是而已矣。则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 ⑦即佛教从中国退出，四夷与中国各不相乱。
(三)六一居士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官至参知政事，其排佛思想主要集中于《本论》的叙述，并提出了新的更深层次的排佛思想。
与上述孙复、石介不同，欧阳修认识到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危害现象，“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但他也认识到佛教为何屡次排斥打击仍旧继续存在的原因，“已当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 ⑧所以，欧阳修从更深层次出发，相较于孙复、石介等人继续推行的自韩愈排佛的“攘斥”的方法，欧阳修主张从儒家理论本身出发，根本对策在于“立本”。
一方面，欧阳修认为佛教是趁中国社会统治较弱、礼义衰微时入侵而来，“佛为夷狄，去中国最远，而有佛故已久炙。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阔，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朗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 ⑨
另外，欧阳修也继承前人说法，认为佛教抛弃父子伦理和夫妇关系，但民众受其“为善之说”的迷惑，所以对其信奉不疑，阐述佛教以“为善之说”掩盖其破坏伦理、抛弃礼义的实质。
另一方面，欧阳修认为消除佛教危害的根本对策在于“立本”，他以疾病治疗理论为例，说明“立本”的可行性。“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病之中人，乘乎气虚而入焉!则善医者不攻其疾，而务养其气，气实则病去，此自然之效也。” ⑩
通过疾病治疗中“养气”的重要性，由此推至对待佛教也应从立本出发，而欧阳修所讲的“本”指的是由尧舜禹时期所传下来的礼义，“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具体而言，则是指蒐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虽然欧阳修的“立本”被后世质疑并不能仅靠恢复礼义制度阻遏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但从思想层面来看，也是对排佛理论更深层次和独特视角的阐述。
三、宋初名儒排佛思想的影响
(一)从“口舌之辩”到儒学体系建设
宋初孙复、石介、欧阳修的排佛思想大致由先王之道、夷夏之辨发展到立本的过程，整体而言，并未超过传统的排佛理论框架，但正是因为宋初几大名儒的排佛思想并未达到理想的排佛效果，促使其后的儒者改变叙述的框架和角度，从对于佛教的外部攻击转为内部理论体系的否定和批判，随着宋明理学的逐步发展，尤其是到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则注重从理论层次上对佛教进行鞭挞与揭露，这种揭露，较之宋初儒者并未超出传统排佛角度的思想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朱熹所讲的“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以这一点为根本，对比佛、儒两者虚实不一的实质，又从宇宙论、心性论等方面对佛教进行了本质的揭露。从而由理论体系上严儒释之辨，推进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建设。
(二)成为佛教理论调整的压力和动力
对于宋初儒者排佛思想的不断发展，护教的宗教徒或佛教的支持者以“儒释之道一贯”理论相对抗，天台智圆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智圆自号中庸子，熟读儒家经典，在《中庸子传》中提出“释道儒宗，其旨本融”主张，在他看来，佛儒两家理论都是为了感化民众，使民众行善远恶，儒家注重外行为的修养而佛教注重内心的体悟，形异而理贯。
这一说法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反观之，正是由于源源不断的排佛理论，佛教理论在宋代更加促进自身的本土化，调和与儒家思想的矛盾，从而实现自身理论的不断发展。
(三)宋初名儒排佛思想的理论局限和历史局限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一样，宋初名儒排佛思想有其出现和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从几位名儒的排佛思想来看，理论局限也被暴露出来，首先，虽然他们从不同角度和深度论述，但思想仍旧在礼义、经济、社会、民族等外部因素的传统排佛理论的框架之内，新的排佛思想的出现在于二程和朱熹从理论体系上对佛教的打击，而宋初几位名儒的排佛思想仍旧稍显单薄，且他们对于佛教所提出的“儒释调和论”并未予以回答;其次，几位名儒多站在卫道角度批判佛教理论，而对于佛教理论并未深入了解，如在论佛教因果报应为不可能实现时，并未说明佛教在提出因果报应同时强调遵循“五戒”“十善”，实践人伦道德，要求人们努力行善止恶等，对佛教理论的了解不够深入，之后二程、朱熹了解佛教理论而对其进行“入室操戈”的办法就更为理性，作用更为显著。
注释:
①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进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孙复：《儒辱》，《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二九《孙明复小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③孙复：《无为指上》，《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二九《孙明复小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④⑤石介著、陈植锷点校：《祖徕石先生文集》卷5 《怪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⑥⑦石介著、陈植锷点校：《祖徕石先生文集》卷10，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⑧⑨⑩欧阳修：《本论》，《欧阳修全集》卷17，中华书局2001年版。
参考文献:
[1](元)脱脱.宋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奚刘琴.儒士排佛思想探微[D].南昌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