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1年，白璧德提出“国际人文主义”的构想。在国际人文主义的视野下，白璧德认为西方古典人文主义思想需要融入中国儒学，中国儒学也需要融入西方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他相信这种双向轨道的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终会实现“促进中西方知识领袖的真正理解”的大同理想。然而问题在于，处于强势文化一方的白璧德何以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甚至要以儒家思想激活西方的古典文化传统?本文将围绕白璧德的家世、教育背景、工作环境所形成的文化活动空间，探讨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视野的生成，并在此过程试图勾勒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发生史。
【关键词】 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运动;儒学;古典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7-0049-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际人文主义”的双重跨文化实践：白璧德与学衡派的关系研究》(17YJC751017)的阶段性成果。
1921年，白璧德号召发起“国际人文主义” (a humanistic international)①运动。为了共建“国际人文主义”的伟大蓝图，在西方轨道上，白璧德认为西方古典人文主义思想需要融入中国儒学;在中方轨道上，中国儒学也需要融入西方古典人文主义思想。②“他相信这种双向轨道的人文主义运动终会实现‘促进中西方知识领袖的真正理解’。” ③然而，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处于强势文化一方的白璧德何以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甚至要以儒家思想激活西方的古典文化传统?其中固然有白璧德对西方文化弊端的思考，但是笔者想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同为人文主义者，亦是白璧德高徒的艾略特，面对西方文化的弊端，他却始终坚持回到基督教传统④，甚至为此不惜与导师白璧德分道扬镳。白璧德融贯中西文化的国际胸襟在美国思想界显得格外突出。白璧德对国际人文主义理想的持守除了其对西方文化思考以外，还与其自身文化倾向有关。因此，本文将围绕白璧德的家世、教育背景、工作环境所形成的文化活动空间，探讨白璧德如何逐步生成融入儒学的国际人文主义视野，并在此过程试图勾勒“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发生史。
一、“国际人文主义”的摇篮——现代文化与古典
文化交织的家庭背景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于1865年生于俄亥俄州(Ohio)的德顿市(Dayton)。他的家族禀受新英格兰严格的清教文化。他的祖父是耶鲁神学院的毕业生，他的曾祖父则是哈佛的毕业生。他们作为公理会的牧师，坚持饱学教士(a learned clergy)的传统，反对福音狂热(evangelical fervor)以及泛滥的反理智主义(rampant anti-intellectualism)。可见，对知识以及文化的尊重是白璧德家族的传统。然而白璧德的父亲埃德温·白璧德(Edwin Babbitt)却背离家族的文化传统，信奉唯灵论(spiritualism)，相信各种伪科学的力量，并著有一系列近似伪科学的书籍。除此之外，他还热衷社会公益活动。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社会公益者，却疏于对家庭的照顾。在妻子去世后，他便将子女送到俄亥俄州亲戚家，由亲戚代为照料。白璧德基本上是在父亲缺席的环境中长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埃德温是19世纪美国现代文化精神的代表，日后白璧德在时代潮流中逆流而上，强烈批判时代精神，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或许正源自他对父亲的反感。布伦南(Stephen C.Brennan)与 亚伯勒(Stephen R.Yarbrough)认为，“白璧德不断重复强调科学人道主义与情感人道主义的双胞胎恶魔是培根与卢梭那令人厌恶的产物。但是他对这些恶魔的反感更直接源自他与父亲痛苦的、尴尬的经历。”⑤说的正是此意。不过埃德温对白璧德的成长至少有一面积极的影响，那就是“广泛的好奇心以及寻找世界伟大宗教的共同本质真相的渴望”⑥。“埃德温希望成为‘一个哲学与宗教的自由人’，一个可以实践‘国际折中主义以及真切掌握所有启示、所有圣经、所有科学’的人。他相信黄金法则(Golden Rule)是宗教的本质”⑦。那么，白璧德日后对东方文化的兴趣或许正源自父亲的模范作用，其国际人文主义视野的形成似乎也受益于父亲开阔的文化心态。
倘若说白璧德的父亲总体上代表了白璧德日后所憎恶的一切，那么白璧德的祖父路易斯·达林则是白璧德所尊敬的文化传统的代表。与父亲相反，祖父路易斯是一位严格要求自身、辛勤工作的典范。他是整个家族的家长，照顾离婚的女儿以及她的孩子们，还有白璧德一家的孩子们。他一直鼓励白璧德认真学习，在祖父的鼓励下，白璧德15岁之时就已经通过了在汉密尔顿县公立学校教书的资格考试。在高中的时候，白璧德还得到一位古典老师的帮助。这位老师帮助他熟练地掌握了希腊语、拉丁语，教导他贺拉斯的典雅与适度的美德。这些都为他以后进入哈佛大学打下了基础。1885年，在叔叔的资助下，他通过哈佛的入学考试，正式进入哈佛读书。总的而言，白璧德成长于现代文化与古典文化相交织的家庭。现代文化开阔的姿态与古典文化人文自律的传统共同塑造了白璧德的性情，为日后白璧德倡导国际人文主义运动埋下了伏笔。
二、“国际人文主义”的文化积累——寻找东方的
信仰
在白璧德进入哈佛大学读书之时，哈佛大学在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校长的带领下进行了教育改革，古典语言不再是必修课程。当大部分学生跟随时代风潮学习现代语言与现代文学之时，白璧德却沉醉于古典语言与古典文学的世界。在本科时候，他修习了法语、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以及拉丁语。据白璧德的好友吉斯(Giese)描述，“在College House的房间里(在嘈杂与喧闹的广场的一个可怕宿舍中)，白璧德会因为古典作品那‘奇怪和无形的魅力’而阅读它们，并且在想象中幻想塑造希腊人或者罗马人。”⑧哈佛大学对白璧德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将他引进了东方文化的殿堂。他学习了东方的语言，并对佛教文化越发感兴趣。⑨
大二结束后，白璧德已经修习了很多课程，根据哈佛大学的规定，他只需要再读一年便可以毕业。但是白璧德选择休学一年，和一位高中朋友巴特沃斯(A.P. Butterworth)开始了持续15个月的欧洲徒步旅行。在这场旅行中，白璧德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并在旅行当中吸取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德国的文化精神，还学习了一些新语言。布伦南与亚伯勒认为，“这场旅游给予了他整理思想的时间。他能够通过其他文化的视角来看待美国，以及他开始体悟到他过去所阅读的书籍。他所经历的最关键的转变就是他对东方以及古典希腊的兴趣。这些文化证明了，内在生命(inner life)不仅仅是精致的想象。”⑩在大二的时候，白璧德还只是停留在父亲的影响阶段。最初，他仅仅是被东方的空中飘浮、降神术之类的东西所吸引，但是经过这次旅行，他开始意识到佛祖“道德的伟大”(moral grandeur)?。可见，这场旅行对青年白璧德至关重要。当他重新回到哈佛之时，他的文化心态较之此前更为开阔了。
哈佛毕业之后，白璧德在鹿栈县(Deer Lodge)的蒙大拿大学(College of Montana)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工资虽然不高，但是白璧德可以在大学里教授他喜欢的希腊语以及拉丁语。这是白璧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教授他喜欢的古典语言。两年后(1891年)，白璧德远赴法国深造，在法国高等研究所师从东方学者李维(Sylvain Levi)学习梵文以及巴利文。根据内文(Nevin)的描述，“李维欢迎，同时也惊叹于白璧德对模糊以及难懂的巴利原文的热情以及从不知疲倦的活力，这种活力部分源自他对思想的热情。” ?正是由于对东方思想的热情，在巴黎的时候，他已经致信哈佛的东方学者兰曼(Charles R. Lanman)，表达了其在东方文化上继续深造的意愿。随后，他结束了在巴黎的学习，于1892年入哈佛大学攻读东方学硕士学位，并由此结识了终生挚友保罗·穆尔(Paul Elmer More)。然而二人的精神气质略有不同：白璧德热切关注现实，他将东方思想看作人文主义思想;相比之下，穆尔则更看重东方思想的宗教性。埃里奥特(G. R. Elliott)曾将白璧德与穆尔分别称为“哈佛战佛”(Warring Buddha of Harvard)以及“普林斯顿隐士”(Hermit of Princeton) ?，正可见二人性情之异。在研究生阶段，白璧德还师从另一位古典学者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研究但丁。二人自此成为最亲密的师友。诺顿不仅学问渊博，他的精神气质还深深影响了白璧德。据白璧德另一位好友马瑟(Mather)回忆，对白璧德而言，“诺顿是真正遵从艰苦的适度原则以及细腻的礼仪生活的人。正是因为诺顿的存在让过去的圣人——佛祖、亚里士多德、孔子、帕斯卡——再次鲜活地成为我们的典范和救世者。”?即使当白璧德成为哈佛的讲师之时，他还常常拜访诺顿，将自己的专著交给诺顿评阅。
总的而言，此阶段的白璧德围绕着他所感兴趣的东方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学习，这些研究学习为他日后倡导国际人文主义打下了夯实的文化基础。
三、“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前奏
(一)思想前奏—— “品格与智力贵族”的教育理念
1893年，白璧德取得哈佛硕士学位，并于第二年顺利进入哈佛大学教书。然而白璧德希望教授古典文学，但古典文学系却没有多余的职位。最后他不得不听从安排进入法语系，但是他对教授法语毫无兴趣，甚至厌恶之。他曾写信给穆尔抱怨道：“我愿意为希腊献身，但是我不打算变成一个让哈佛大二学生阅读堕落的法国原文小说的授课机器人。”?据吉斯回忆，他有一次居然对法语系系主任说，法语是拉丁语一种廉价的代替品?。除了对现代文学不抱好感外，白璧德对当时盛行于哈佛的语言文献学(philology)的研究方法也极为反感。
哈佛的古典文学教育传统本是培养绅士，但语言文献学的盛行极大冲击了古典教育传统。首先，教育目标由原来的以培养具备人文素养的绅士逐渐转变为培养专门研究人才的专家，如此一来，博士学位渐渐成为在大学任教的必要条件;其次，教育内容由原来的欣赏评价古典文学逐渐转变文献考据?。白璧德本人可谓亲身经历了古典文学的衰落。在他上本科的时候，语言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在美国正处于上升阶段，古典文学研究也深受影响，但是白璧德对这种研究范式相当抵触。他不仅拒绝按照语言学老师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的要求对文本进行语言结构分析，甚至与老师发生争论。最终，在白璧德本科全A的成绩单中，唯独这门语言学老师的课程得了C-。在研究生阶段，虽然白璧德获得了硕士学位，但是却拒绝读博士。赫费勒(J. David Hoeveler)认为，“这是白璧德对现行学术规范长期反抗的开端。”?白璧德对语言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厌恶由此可见一斑。
秉承哈佛的古典教育传统，白璧德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品格与智力贵族”(aristocracy of character and intelligence)。所谓“品格与智力贵族”即德才兼备的人才。在白璧德看来，语言文献学无疑偏离了教育的宗旨，忽略了对学生之德的培养。由此，不难发现白璧德与儒家教育理念之间的相似性：白璧德所致力于培养“品格与智力的贵族”无疑与儒家的“君子儒”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注意的是，白璧德不懂中文，此时他对儒学的理解主要依靠儒学译本。梅光迪曾言，“我不知道白璧德何时对我的祖国产生极大的兴趣。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已经非常了解孔子以及早期的道家思想，尽管他还没有在出版物讨论过这些思想。”?如此看来，白璧德“品格与智力贵族”的理念很可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并且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白璧德很早就彰显了其与传统儒学、甚至与西方古典教育理念与众不同之处：这种“品格与智力贵族”不仅是人文，也是国际的。他曾指出，人文主义者“相信今天的人们如果不像过去那样套上确定信条以及纪律的枷锁，那么他至少要在内心服从高于普通自我(ordinary self)的东西，不管他把这个东西叫‘上帝’，或者像远东的人们那样把它称为更高自我(his higher self)，或者简单地称为‘法’(the law)。”?可见，此时的白璧德已经将东方文化纳入人文主义理论体系。他在课程上亦以一种融贯中西文化的国际视野教育学生。据高徒谢尔曼(Sherman)回忆，在课上，“你从不觉得他是一位教育学生的老师。你会觉得他就是柯勒律治、卡莱尔、佛祖。他一直向你的头脑倾注丰富的世界智慧。你会觉得你不再是在基础课程上课，你是和一位通过文学寻找他的哲学生命例证的人在一起。”?由此可见，此时的白璧德培养“品格与智力贵族”国际人才的教育理念已经为后来倡导国际人文主义运动做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二)实践前奏—— “哈佛战佛”的人文主义战斗
当白璧德进入法语系后，始终秉持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品格与智力贵族”的教育宗旨，与主流学术体系做抗争，捍卫他心中的人文教育理想。1897年，他发表了The Rational Study of the Classics一文，对当时美国的文学研究状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现在流行趋势的主要危机是人们不能将语言的精神与语言的机制区分开，人们也不愿意承认文学研究在语言文献学之外的诉求。”?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如此严厉地批评主流的学术体系，白璧德与同事之间的矛盾显然由来已久。1896年，白璧德提出开设早期浪漫主义运动以及法国文学批评高级课程的建议被法语系否决了，直到1900年他才争取到在法语系教授高级课程的机会。
自1900年起，白璧德终于摆脱乏味的语法课程，获得在课程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此时的他也开始慢慢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并且慢慢有了一些追随者。谢尔曼(Stuart P.Sherman)便是白璧德早期的一位人文主义的皈依者。1902年，经过八年的抗争，白璧德终于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晋升，成为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并同时在学校新设的比较文学系(Comparative Literature Department)授课。此前他曾发表The Rational Study of the Classics一文批判主流的学术体系，而在他晋升助理教授的同年，他在Atlantic Monthly发表了“The Humanities”一文，对美国的教育体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矛头甚至直接指向了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的新教育改革。此后，白璧德的笔触逐渐延伸，思想亦逐步深入，开始追溯教育问题出现的文化根源。这正如谢尔曼所言，“他正在建构一条从希腊到我们时代的思想的通道。”?1908年，白璧德出版了第一本专著《文学与美国大学》(Literature and American College)。该书虽然旨在批判美国大学教育体制，但是其思想的广度绝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的教育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改革的各个方面，其思想的深度更是直抵问题的根源——古典人文主义文化的衰落，现代人道主义的泛滥。该书的出版不仅得罪了哈佛大学的语言学教师，更招致整个美国教育界的不满。甚至受邀撰写书评的古典学教授肖里(Paul Shorey)都指出白璧德对语言学家的批判并不公平?。
1909年，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校长在管理哈佛大学长达四十年后退任，洛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继任哈佛大学新一届校长。洛威尔校长对艾略特校长的新教育改革进行了修正，并重新肯定了古典文学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白璧德在洛威尔校长继任前就已经对其教育理念表示赞同，他在早期的The Rational Study of the Classics一文还引用了洛威尔在“哈佛大学校庆会”上的演讲，称其为“近年来对更开放的古典文学研究的诉求中最有力的声音”?。不过洛威尔校长继任后，白璧德很快就发现洛威尔校长的管理政策并不十分符合他的预期。1910年，白璧德出版了第二本专著《新拉奥孔》(The New Laokoon)。该书批判了现代诗人对文艺体裁的混淆，不过该书依然没有引起哈佛大学管理层的注意。洛威尔仍然只为白璧德提供短期的聘任合同，并且拒绝为白璧德提高工资。而此时的白璧德已经在哈佛大学任教十六年了，比他年轻的同事大多已经获得晋升。在与穆尔的通信中，白璧德曾愤怒地写道：“我想知道哈佛大学到底要将这种赋予我一等责任却给予我二等认可的政策贯彻多久。”?不过虽然白璧德迟迟得不到晋升，他的人文主义事业还是有了一定的进展。自白璧德独立教授高级课程以来，他的学生人数日渐增多，到了1910年，他的课堂学生人数已经达到80多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人文主义中坚力量的霍斯特(Norman Foerster)。1912年2月，校方投票决定同意白璧德晋升为正教授，并获得终身教职。对此，穆尔认为，正是白璧德所培养的优秀学生使他最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认可?。同年，白璧德出版了《法国现代批评大师》(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一书。该书是对法国现代批评家的批评。通过探讨圣伯夫以及其他19世纪主要法国批评家的批评，白璧德希望能接近“那个时代的知识中心”(the intellectual centre of the century)，并通过追溯这一时期主要的思想运动来建构“恰当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必要背景”(the necessary background for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s of our day) ?。
在与主流思想决裂的同时，他因自己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收获越来越多的人文主义学子。这些学生后来成为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到了1920年左右，他课堂上的人数已经发展到三百多人，其中包括两位人文主义运动的干将，一位是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的英文教授埃利奥特(George Roy Elliott)，另一位则是法语系的年轻同事梅西埃(Louis J.A. Mercier)。正是在这个阶段，梅光迪、吴宓等中国学生也纷纷加入了他的人文主义阵营。这些中国学生的加入不仅进一步扩充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阵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为白璧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他们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视域，促使白璧德提出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伟大构想。1919年，白璧德出版了第四本专著《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在该书中，白璧德对浪漫主义运动进行了全方位批判。与以往的专著相异，该书首次融入了儒家思想对人文主义思想进行阐述，其思想的格局比之前的专著更为开阔。而儒家人文资源的融入正预示着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构想的诞生。
总的而言，白璧德为捍卫人文教育理想而进行的抗争无疑为日后开展国际人文主义运动做了重要的准备与铺垫。此时的他已经具备了倡导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各种条件。从思想上而言，学衡派弟子的加入进一步扩大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视域，促使他将儒学融入人文主义体系，从而建构完备的国际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从外部条件上而言，白璧德在教育领域上始终捍卫人文主义的理想，培养了众多人文主义学生，从而为开展国际人文主义运动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因此，当1921年白璧德受邀参加留美中国学生年会，他随即明确提出融贯中西文化的“国际人文主义”的构想。
注释：
①Irving Babbitt,“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17(1921):91.
②③李欢：《“国际人文主义”的双重跨文化构想与实践——重估学衡派研究》，《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
④关于白璧德与艾略特的争论可参阅T.S.Eliot,Selected Essays(1917-1932),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32.
⑤⑥⑦⑧⑩??Stephen C.Brennan and Stephen R.Yarbrough,Irving Babbitt.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7:9,10,9-10,10,12,12,23-24.
⑨??J.David Hoeveler,The New Humanism-A Critique of Modern America1900-1940.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77:5-8,11,8.
???Thomas R.Nevin,Irving Babbitt-An Intellectual Study.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4:6,12,22.
??????Frederick Manchester and Odell Shepard eds.,Irving Babbitt,Man and The Teacher.New York: G. P.Putnam’s Sons,1941:45,4,119,89-90,89,330.
?王晴佳：《白璧德与学衡派——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37期，第57页。
?刘白：《白璧德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借镜》，《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Irving Babbitt,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1908:60,158,178.
?Irving Babbitt,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12:“Pre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