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官员的任职年龄，大抵有个杠杠，过了杠杠，就得退下来。有的领导职务，还有任期制，位居某个级别不能超过多少年，在某个领导位置上不能超过多少届，超过了，也得退下来。无论多大的官，只要自己识时务，不那么想不开，不对官位特别留恋，就可以什么官帽都摘掉，一次性退下来。官场建立了退休制度，也就基本上解决了职务终身制。
之所以称基本解决，是因为总有人想留个尾巴。应该退下来，却又讲出种种理由，硬要保留某个职务。溜须拍马的，也挽留再三，说得很动听。其实，那些动听的话，未必有真心。如今还有二线制度，即从一线退下来了，可以到二线呆一阵，缓和一下，冷清一下，从生活习惯到心理承受力，好有个过渡期。二线制度，似乎像一种安慰，很有官场的人情味。即便官方职务全没了，还有半官方的，半官方的也没了，又有多如牛毛的社团组织，诸如此类的头衔，有的人一挂一大串。不过，那已经不属于职务终身制。
职务终身制没有了，权力终身制却突现了。
所谓权力终身制，是指某些领导人完全退下来了，再没有任何领导职务，但依旧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在他领导过的地区、部门或单位，还能左右继任的主要领导人，能干涉新班子的工作，甚至发号施令，仍然说了算数。去年年底，某市领导班子换届，有人对我说，好些人在走某某的门子。我奇怪，他所说的某某，是该市的原市委书记，退下来5年了，走他的门子能有什么用?来人说：“现在的市委书记，是他5年前退下时推荐的。现在的组织部长，曾当过他的秘书。他出面说话，能不顶事吗?”我说，老书记未必说那个话。后来又有人告诉我，走他的门子，果真有灵验。说他居然公开讲，某某人要进，某某人不能退。没有领导职务，而又拥有权力，运用权力，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这不叫发挥余热。余热与权力无涉，只与个人的德才相关。退下之后，有才能的，本领大的，到大学去教书，去讲演，去做科研，著书立说。有品行的，有爱心的，去搞慈善事业，维护社会治安，下乡扶贫、种树、支教，做力所能及的事，惠及百姓。这些才叫发挥余热。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全退后，住到湖南乡下去了，有人说他在那里给农民搞良种选育。一位女性省委副书记退下后，去了巴山蜀水深处，在那里扶贫帮困。一位将军摘下军衔后，回到雁北老家的大荒漠，领着一群乡亲在那里种树……言可正身，行为风范，堪称高风亮节。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读书、画画、写字，打打太极拳，精神养得爽爽的，身体练得棒棒的，那也很好，祝福他高寿。唯有权力不可发挥余热。
新老班子交接，曾经有一种说法：“扶上马，送一程。”这一程该有多长呢，谁也说不清。祝英台送梁山伯，叫做“十八相送”，那也有“十八”做限制，不是没完没了地送。痴迷权力终身制的人，不是送一程，只要没进火葬场，就要一直送下去。似乎情深意长，超过了梁祝。但旁观者这么看吗?后继者这么看吗?终身相送的，就来个“十八相送”吧。“十八相送”的，就来个“八相送”吧。“八相送”的，那就别送了。交班就是下班，“裸退”就是全退，何苦迷恋着权力不放。送一程是工作方法问题，送得没完没了，那就是别的问题了。
无职有权现象，也是中国特色。按说，职与权相连，有职就有权，无职就无权，没了职务终身制，也就没了权力终身制。中国官场之所以特殊，就在于权力来路特殊。如果权力真是人民给的，在适当的会议上，由代表举手，解除了职务，也就收回了权力。实际是，权力是上司给的，是几个人给的，甚至是一个人给的，那情况就大不相同。前任是后任的培养人、领路人、提名人、拍板通过人，前任会认为后任的权力是他赋予的。后任是前任的老部下，身边人，一直紧跟前任，追随前任，也就有着特殊关系、特殊感情。职务交接了，关系还在，感情依旧。指定接班人，会形成人与人的特殊关系，甚至出现人身依附。所谓懂得报恩，报的是人民之恩，还是授权人之恩，那就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权力终身制，是权力过于集中留下的阴影。政治体制的弊病，决定前任退下之后，不可能失去对后任的影响。前任不自觉，无贤能，便会干涉后任，使权力得以延伸。解决权力终身制，希望在于改革政治体制。当政体大格局还未改变之时，也就只有寄希望于退下来的人自觉一些。自我修养，道德说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那就抓着末稍，解决一点算一点吧。